论民主运动持久战 丁 楚 邓力群也在研究持久战 六·四以来,我构思一篇阐述“持久战”的文章已经很久了。然而,最近听到一 则很有意思的消息:中共的理论家邓力群也在研究“持久战”,并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大谈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心得。这也许不是巧合,看来 我们的对手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所想到的东西他们也都想到了。这使民主运动 的发展变得更加艰巨,同时,也变得更具有挑战性。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曾经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然而,随着六四 大屠杀,这个大潮迅速地退落了。那个洪峰的画面如此壮丽,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 了强烈的虚光幻影,以至很多人在当时作出两三内年就可以凯旋回国的乐观估计。 是年岁末的东欧大雪崩,又为这些毫无根据的乐观情绪锦上添花。 可是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并不乐观,我在《中国之春》一系列的文章中警告:中 共完全有可能稳定住局面,大高潮之后将会出现更为可怕的大低潮,民运将处于长 时期的相持阶段,所以要作好长远打算,学会长期而韧性的斗争。这些观点在当时 的形势下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它遭过嘲笑,受过批判,甚至带过间谍帽子。于是促 成了我要写一篇“论持久战”来全面阐述这些观点的强烈动机。 目标和形势,应该与可能 一场战争也好,运动也好,其形式特征都基于两点:一是制定目标,二是估计形 势。 战略目标从主观上决定应该怎样做,而形势的发展从客观上限制可能怎样做。例 如美国总统布什把美伊战争的战略目标订在要侯赛因下台和伊拉克撤军,而不是将 伊拉克整个夷为平地,所以他决定不使用核武器,而只把军事行动限制在常规战争 的范围之内。同样,鉴于对国内形势的估价,美国人民不会忍耐一场像越战那样的 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在短期内美国不赢便是输,伊拉克不输便是赢,所以布什只能 速战速决。 在结束专制的大方向下,人们也许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设立不同的战略目标。例 如,有人把打倒共产党作为民主运动的战略目标。这种想法在罗马尼亚革命胜利后 的一段时间内曾风靡一时,很多人都在设想北京出现布加勒斯特的奇迹。在激昂情 绪的笼罩下,人们往往乐观地估计国内形势,觉得中国大陆已布满干柴:经济崩溃 、民怨鼎沸、诸侯离心、军阀割据,总之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革命。 姑且不论以上战略目标是否切实,形势分析是否中肯,但其必然产生希求速战速 决的倾向。“打倒”显然不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突变事件。以这个突 变为标准,共产党不败就是胜,社会民主力量不胜就是败。所以,共产党哪怕苟延 残喘,它只要拖着不垮,就是战略上的胜利,最终可以把民运的士气拖垮。难怪邓 力群要研究《论持久战》,正好用来对付民主运动中的速决论。 六·四之后,我曾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准备长期而韧性的 斗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作好二十年的打算,和共产党打一场持久战。” 我的“持久论”是建立在与上述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形势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象棋原则还是围棋原则 我在一些大学讲演,常常被问到:“你们的组织到底在为什么目标奋斗?”我的 回答简单得常常令提问者惊讶,只有两个字:“生存”,或者说得通俗一点:“活 着”。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结束专制的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浪漫和激动人心 ,它很可能平淡无奇,甚至让人感觉不到这个过程的存在。专制的实质就是垄断: 只准我说话,不准你说话;只准我执政,不准你问政;只准我存在,不准你生存。 试想一下:本来在这块地盘上只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反对 派,它虽然弱小,但最终在围剿中生存下来,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甚至还要问鼎政 治,这就意味着打破了政治一元化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政治多元化的格局。这个政 治结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专制的结束。 有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尽管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但脑袋里还是不自觉地用从共 产党那里学来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在他们眼里,消灭一个制度总是和暴力革命 、突变事件等这类字眼连在一起的。其实你只要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世界上还 没有一个专制制度是结束在革命者手里。革命从来就是从一个专制向另一个专制过 渡的跳板,打倒专制者并不意味着可以消灭专制制度,只要一元化的政治结构不变 ,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换一个专制者而已。这个逻辑太简单了:一个有能量打倒专 制者的力量无疑有足够的能量建立一个新的专制。 我喜欢下棋。也许会下象棋和围棋的人可以从中体会到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象 棋的原则是你死我活,红蓝双方不共戴天,胜者王侯败者贼;围棋的原则是你活我 也活,黑白双方在共一规则下共存角逐,所争只是活多还是活少。象棋是一元文化 ,信奉革命原则,而围棋则代表了一种多元文化。我比较倾向于围棋文化,所以, 宁愿把政治多元化作为战略目标。当然,上面所指的“生存”是指在大陆合法生存 ,而绝不是缩在海外苟延残喘。 反对派不输就是赢 以政治多元化作为战略目标,民主运动无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必然经历反 对派由弱变强,从“非法”到“合法”的演变,经历朝野双方的斗争从不择手段到 互守规则的进化。在这一战略目标下,争取多元化的反对派不输就是赢,而捍卫一 元化的专制者不胜就是败。 如果我们不冀望于北京发生罗马尼亚的奇迹,那么不妨设想一下中国从一元政治 结构向多元政治结构转化的几种最可能的模式: 一、国共两党经过和平统一的谈判,组成联合政府。其他反对派在两大党对峙的 缝隙中发展起来。 二、共产党本身分裂,其中一派或几派摘掉共产党的帽子,其他反对派在裂痕中 得到发展并取得合法地位。 三、共产党本身变质,政治控制随着经济的自由化而逐渐软化。反对派经过一段 长期的半非法的既成事实状态,最终取得合法地位。 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需要时间的催化,而在这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海峡 两岸、朝野双方任何一方的鲁莽举动都会使这一进化过程毁于一旦,使历史倒退到 起点。八九民运给我们留下的最大教训就在于此。 历史有时就像高速公路 多元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是一场持久战,而当前的客观形势 又决定了它只能是一场持久战。 在对形势的估计中,人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往往是人们不愿意相信的。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无论从哪个角 度讲,都不足以支持乐观的民主运动速成论。 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中国大陆有可能进入一个发展缓慢,但相对稳定的“勃 列日涅夫时代”。 一九八八年和八九年的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高通胀紧接着大萧条的危机,排除政 策失误和政治动荡的因素,这场危机背后潜在的真正原因在于头重脚轻的经济结构 ,基础工业设施,如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粮食、教育等环节的薄弱拖住了 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后腿。这一经济结构给改革留下的空间非常狭窄,就像 一条套在狂奔烈马腿上的绊索,无论骑手是赵还是李,也无论他们的骑术(政策)高 明还是拙劣,只要绊索的长度到了极限,一个大倒栽必然恭候在那里。这一经济结 构决定了大陆经济在今后十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拉长基础战线。基础设施的调整投资 额巨而回收期长,必须集中财力。由于大陆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生产要素市场来进 行这一大规模的资金转移,这种结构调整必然带来中央计划控制某种程度的复辟, 和集中权力压缩消费的倾向。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丧失了威信的执政党来说,这一 切只能在政治的严密控制下进行。 历史有时就象高速公路,在前一个出口之后和下一个出口之前,它几乎不给人们 留下什么选择。这种形势对共产党来说并无多少选择余地,无论李在台上还是赵在 台上都会这么办。同样,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资金向基础行业的 倾斜,若用计划手段执行,将是以强行勒紧裤带的公开形式,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 ,则是以通货膨胀使钱包缩水的隐蔽形式,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关他们非过不可。 总之,得民心党心,摘桃吃肉的好事情(如重转轻、军转非、农业承包、放权让利等 ),已经被邓小平、赵紫阳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做完了。现在留给李鹏和陈云的净是种 树啃骨头,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当前陈云的路子和李鹏的政策,尽管遭诸侯抵制 ,百姓反感,但最终还是会不死不活地贯彻下去,原因就在于除此谁也拿不出更高 明的办法,别无选择。 六·四后不久,我有一次在肯塔基大学讲演时向大家分析了以上形势。有一个同 学问我在这种形势下该怎么办,我开玩笑说:“反正这种事谁上台都要干,不如让 李鹏当 babysitter,先管着政权,把得罪人的事情都办完了,那时他的民愤更大了 ,再和他算总账。后面接管政权的人也好办事。”我想当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句话 的含义,不过时间会让人们理解的。我相信赵紫阳对此体会会最深。 经济上的调整将带来政治上的高压,尤其六四之后中共政权总结了教训,比原来 聪明多了。最近邓小平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在讲话中都一再强调:为了保证把经济搞 上去,政治上绝不能放松。从最近一段历史来看,国内民运高潮总是在宽松的政治 环境下爆发。所以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政治动乱和民运高潮的可能性 都不大。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勃烈日涅夫”阶段,中共唯一的鬼门关是邓小平或者 赵紫阳的死亡。 大潮后面的低潮尤其冷漠 二、在民主运动方面,一个相当长期的低潮不可避免。而且,大的高潮后面的低 潮尤其冷漠可怕。 就像一个人被开水烫过之后,对温水也会失去知觉。人们见过天安门广场那种上 百万人的壮观场面之后,对几十人几百人小打小闹的活动就会提不起精神,于是造 成普遍的冷漠情绪,而人们对这种冷漠情绪的不满又更使这种冷漠雪上加霜。高潮 的惯性使人们常常对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对自己的力量作出过高的估计,可 是一旦当他们发现事情并非朝自己所想象的方向发展,就容易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的 感觉。随着低潮的到来,在高潮中涌现的大量海外民运团体将因无所事事而趋于瓦 解或陷入自身矛盾,民运人士在人们眼中失去了叱吒风云的光环。这一切所产生的 后果将是普遍的失望。 在国内,人们的恐惧在被愤怒压倒之后,很快就会重新压倒愤怒。八九民运中的 先锋,是由王丹、吾尔开希这样一批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扮演的。他们没有经过历次 运动的折磨,没有领教过共产党的凶残,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他们看到的场面就 是平反昭雪,开追悼会,补发工资,落实政策。总之,他们只见过老虎哄人,没见 过老虎吃人。所以只有他们,敢于在四·二七大游行中冲破十几道军警的防线,揭 开了八九民运最悲壮的一幕。这样的壮举,那些久经共产党迫害的长辈们是只敢想 不敢做的。然而,六·四之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也成了被老虎咬过的一代,他们 未必还会有原来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了。所以邓小平扬言“杀二十万人可 以换二十年的安定团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二十年就是一代人的时间。如果我们 不能有效地排除这一代人因恐惧留下的心理障碍,恢复勇气和信心,民主运动的下 一次高潮就有可能要等下一代初生牛犊来开创局面了。 中共利用恐惧来凝聚全党 三、从国际局势来看,一方面波斯湾危机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吸引西方国家的注 意力,另一方面东欧苏联的民主化进程纷纷陷入经济的沼泽地带,这都有利于中共 摆脱六·四以来陷入的内外困境。 东欧的革命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就象一个双刃剑,有些人只看到它鼓舞人心的一 面,而没有注意到它所带来的负作用。东欧共产党垮台之后的凄凉惨状,给了中国 共产党人一个强烈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因恐惧而趋于团结。很难说是谁, 共产党还是民运阵营,更有效地利用了罗马尼亚革命的冲击波。正当相当一批受到 罗马尼亚革命鼓舞的海外民运人士掀起暴力革命大论战时,中共高层在把失去政权 的共产党员如何受到社会歧视和政治迫害的材料汇编成册,发给全党。以至一些曾 经同情民运的共产党员及干部子弟开始沉默,有些甚至倒向政府。世界上只有两样 东西可以有效地凝聚一个团体:一是信任,二是恐惧。中共正在巧妙地利用后者。 苏东波曾经强烈地震撼过中国共产党。然而随着东欧的经济困境和苏联的政治动 荡接踵而至,中共领导人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他们同样及时地利用了这一 形势,把民主和动乱这两个概念强行拧在一起,向中国的老百姓展示民主改革将要 面临的暗淡前景。过去曾经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进行的和平经济竞赛,现在转移 到了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残部和蜕化变色的苏联东欧集团之间,中国乃至世界下 一个民主改革大潮何时来临,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竞赛的胜负。 无论国内形势、国际形势、还是民主运动本身的形势,都预示着中国民主运动将 进入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会是一个创造 奇迹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较量的将是耐力和韧劲,不是看谁势 大,而是比谁气长,不是看谁的许诺多,而是看谁错误少。能够在将来多元化的政 治格局中占据一席者,既不会是今天最霸道的人,也不会是今天最耀眼的人,而很 有可能是有耐力熬到那天的人。我相信汤恩比会支持这一看法。 耐力来自信心而毁于失望 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持久战,那么最大的敌人就是“失望”。耐力和韧 劲来自信心,而毁于失望。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克服的障碍不是来自对手,而是来 自自己。 大多数人的失望情绪与其说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形势发展的 过高预期。海外有很多人对民主运动、民运组织和民运领袖的抱怨,无不是因为他 们脑子里有了一个理想的模式。一但他们发现现实和理想不符,失望就不可避免。 其实说是现实与理想不符,还不如说是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不符。解决的办法是修正 他们的理想,而不是对现实拔苗助长。把困难预期得多些,把时间预期得长些,就 可免于不战自溃。我在《中国之春》上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理想死了,底线在 哪?”,提出了设底线代替理想的消极战略,其用意正在于此。 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提到的战略目标的制定,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让对方死,而是让 自己活的话,那么你就会有不同的尺度去衡量胜负了。前者,你不胜就是负,很容 易造成失望;而后者,你不负就是胜,失望就不容易产生。 持久战是一场心理战 有些人也许会不以为然:什么?只要改变一下思维方法就能够转败为胜,这岂不 是阿Q的把戏?怎么能用这种儿戏态度来讨论民运战略这样严肃的主题? 其实,民主运动说到底就是一场心理战,决定胜负的不是人数上的优势,而恰恰 是心理上的优势。胡平说:“民主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绝非戏言。结束专制 说来难,其实也容易,只要全中国人民齐声说一声“不”,专制制度顷刻就会倒塌 。可是难就难在你怎样让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和胆量说出这个“不”字。专制者在人 数上总是占绝对的劣势,而人民群众总是占绝大多数,可是为什么前者总是可以统 治后者呢?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和实力对比的问题。我在“聚孤胆为群胆, 化整体为个体”一文中对此曾有过分析。专制者组织精良,处处以一个整体出现, 共同承担风险。而人民是一盘散沙,每一个人都是单独承担风险。所以,专制者虽 然整体上处于劣势,但在任何一个局部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承担风险的方式不 同,造成了专制者心理上的优势和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劣势。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要 将专制者的整体化为个体,让他们个人承担风险,做恶多端者我们不找“党”算帐 ,而把帐记在个人头上。这种战术并不能改变人数上的对比,但它却能摧毁统治者 心理上的优势,从而扭转整个民运的战局。 六四屠杀之后,应该说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从数量上是大大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但 是为什么人们反而不敢像六四之前那样上街示威了呢?说到底就是丧失了心理上的 气势。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天是四·二七大游行。在游行之前,当数 万军警封锁各要道路口的消息传来,很多人都为自己的生命捏着一把汗。可是当几 十道军警线被冲破之后,人们几十年形成的心理障碍一下子被冲破了。他们想,最 大的危险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可怕的。于是此后的示威,动辄百万人上街,学生市 民气势如虹,一发而不可收,恰如长江出了三峡,进入一马平川,横泻千里。可是 六四屠杀,使人们的这种气势遭到重挫,恐惧的心理屏障又重新积累起来。 现在,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冲破人们的心理障碍,重建人们对胜利的 信心。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民运持久战中最关键的环节。人们需要通过一系 列比较温和,同时安全系数比较大的活动来逐渐地消除恐惧感。每一次微小的胜利 都会积累人们的勇气,最后积小胜为大胜。《中国之春》曾刊登了一些大陆传单, 如“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六四白衣行动”“亚运会上:举起你的V形手”等, 就是这类活动,它们的现实意义看来不大,但是却极其深远。 从大处着眼,在小处着手 经过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人们的勇气有可能变得非常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培植 ,它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每一次重大的挫折,都会使长期积累起来的信心和勇 气前功尽弃,一切又都得从起点开始。因此,激进鲁莽的倾向在这个积累勇气信心 的过程中是非常危险的,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曾经提出“过尤不及”的原 则,意思是作任何事情宁右勿左,宁愿做得不够,也不要做过了头。做得不够,你 还有余地通过努力去补救,但一旦过了头,就很难补救了。 激进情绪的根源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海外民运中,这种倾向十分明显。有 些人动不动就摆出一付轰轰烈烈的架势,准备惊天动地地大干一场。实际上,民主 运动,尤其是持久战式的民主运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轰轰烈烈,壮丽多彩。 相反,它有可能是由千百件平淡无奇的小事和琐事组成。可能你要寄千百封信,而 其中只有一两封起到了作用;也许你只捐了十元二十元钱,只不过是为了给关在监 狱里的政治犯家属带来一丝温暖。可能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引起新闻媒介丝毫的兴 趣,也可能你曾出生入死,而不敢让社会知道你所做所为的任何细节。我曾经在休 斯顿民主统一研讨会的发言中提出两个口号:一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二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想,这两种境界,是每一个人在一场民主运 动持久战中必须修炼的。 时间总是站在新生力量一边 持久战是对双方耐心和韧力的巨大考验,而我相信时间总是站在新生的力量一边 的。顺潮流者不退则进,逆潮流者不进则退,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很累,可 是我相信专制者比我们更累,我们还可以躺下休息,可是他们却不能休息,必需不 停地修墙补洞,只要稍一停止修补,专制的大厦就会土崩瓦解。持久战永远是新生 弱小力量的战略,而首先失去耐力和韧劲的多是腐朽没落的一方,哪怕他们暂时还 很强大。哲学家培根曾说过:“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胜利从来就不是在论战中取得 的,它往往是因为相信旧思想的人死光了,而相信新思想的人数逐渐在社会中取得 了主导地位。”有时候时间能够解决人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想取得的是切实的胜利,而不仅仅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自尊心,好胜心,或 者哪怕是良心,你就必须学会有耐心,在耐心中捕捉战机。 持久战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什么特别的战略,它的意图只不过在于拉长人们对胜利 的预期,使人们的神经变得更加坚强,使他们变得更有耐心和韧力。其根本原则无 非是积小胜为大胜,而不是力求毕其功于一役。在这个战略中,最大的敌人正是我 们自己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四期(一九九一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