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领馆“政治事件” 程 玉 十二号早上，三元把我叫醒，说：“军涛和子明被判了十三年，我刚从收音机里 听到的。走，咱们到领事馆抗议去！”我问：“怎么去？”他说：“就咱俩儿自己 去”。这时候，我那刚刚学走路的二儿子摇摇晃晃地进了房间，我说：“把儿子也 带上吧！” 听到朋友被判刑的消息，我心中的感受真是很复杂，一方面，因为前一段的心情 在不断为各种有关判决的好、坏消息所翻卷，现在有了一个定数，心里多少有些释 然；另一方面，想到倘若当真要等十三年，相见时大家已是翁媪，不禁黯然，加上 这些年里他们会受到身心折磨，更是不堪设想。也许三元看出了我的心境，便在一 旁宽解道：“其实判五、六年和十几年没有什么两样的，你知道他们不会坐这么长 。况且哈维尔、曼德拉……。”是啊！天文学家在亿万光年中研究宇宙的演变；生 物学家在百万年中探索物种的进化；历史学家在千百年中搜寻文明兴衰的因果；社 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十几年、几十年间估评各种事件的意义……然而，这些我都不 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受过一些监禁之苦，我知道失去自由的时日是多么地漫 长、多么地难熬，而更使我不能接受和忍受的是“判决”这个不公正的事实！ 我们带着姨母、孩子，和一位芝大愿意与我们前往的同学来到领事馆。我们要求 见总领事，领馆的人说总领事很忙，不能见。于是我们被推给了教育组目前的负责 人陈先生。在教育组的接待室里我们见到了陈先生，来意说明之后，他旋即转身回 到里面的办公室，好一会儿才拿了一张纸出来，要记下我们的名字。名字记好之后 ，说道：他只管留学生个人的事务，对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他不负责接待。我们 就说：一则这是一件与我们个人相关的事件(指判决)；二则，如果他不负责接待， 我们要见能与我们对话的负责人。正在这个当口，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我那十四 个月好动的儿子把原来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面纸做的中国国旗，在瞬间撕做了两半 。自己的孩子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做母亲的自然十分歉意，特别是旗子是我拿来哄 他玩的，因为他先拿了一面旗杆尖尖的布制国旗，我怕他用尖头伤了别人或自己， 但要从他手里夺下旗来他便大叫，为了不影响谈话，我用另一面旗杆不尖的小旗把 那头儿尖的旗子换了下来。但旗子竟被撕坏，很不过意。 谁知陈先生见此情，恼火地站起身来，说：“你，你，你这是做什么？”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可以撕坏国旗。” “他是一个孩子。” “可你是大人。” 里面电话铃响了，他转身进去接电话，过一会儿他从里面出来，又经由接待室走 了出去。姨母把闯了祸的孩子带到了走廊里，我们又等了许久，最后，陈先生连同 一位姓夏的领事回到了接待室，两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 陈先生一进来便问：“那面撕坏的旗子呢？” 我忙拿给他，一面说：“真对不起！”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他是一个孩子。” 夏先生这时严正地插进来：“你应当道歉！” 我说：“刚才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道歉，你长着耳朵难道没听见吗？”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又说：“大人要对孩子的行为负责！” 最后陈先生说：“今天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我们很遗憾，对你们过去的所作 所为，你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你们好好去考虑。我们今天不与你们谈话，你们回 去吧！” 以后的经过就不多说了。晚上，我等两个儿子都睡了，才坐下来静想，觉得心里 一天都淤了一团东西，又重又涩，得想想清楚。 我先是想到了一则从前读到的小故事：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同胞，到邮局去 寄东西，邮件超重，要加贴邮票，邮政员给了他几张美国总统头像的邮票，这下可 为难了这位大陆同胞：信封上剩下的地方已不够正正地贴上总统的头像。邮政员不 解顾客在犹豫什么，痛快地把总统头像侧过来贴上了。我们的同胞先是吃了一惊， 即而又好笑：自己真是十年被蛇咬，终身怕井绳！ 这就是了。我来美国已经十年了，对这位同胞的困惑我已经不熟悉和不理解了， 我有的到是和美国邮递员一样的困惑，我都忘了，我也是从“瓷像”故事中的那个 国度里出来的。你们知道“瓷像”的故事吗？那是发表在七九年民间刊物《今天》 第二期上的一个小短篇，在当时的京城里也小小地轰动了一番。故事是讲一个右派 的孩子为了要够到桌上的玩具，不小心拉下了桌布，放在桌上的毛泽东瓷像掉到了 地上，摔碎了。这个右派反复思忖，不知如何处理瓷像的碎片。倒入厕所？深埋起 来？似乎都不妥，只好把碎片连同一篇深刻的检讨书一同交到了居委会。居委会对 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后，令他再买回一个毛泽东瓷像，正当他捧着瓷像回家的途中 ，突然看见他那闯祸的儿子正站在小板凳上“坐飞机”，被一群小朋友们批斗，他 心一惊，手上的瓷像又掉到了地上，碎了¨¨ 我看看儿子的睡脸，憨态十足。孩子，今天的事要是发生在“瓷像”故事的“国 度”，你会怎样呢？你的父母又会怎样呢？ “大人要对孩子的行为负责。”我想起了夏先生的语调和话。 “对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我又想起了陈先生的话。 这不是一句预审员的口头禅吗！难怪耳熟。于是一连串遥远的记忆就被陈先生，夏 先生那紧绷绷的脸和硬梆梆的话语一下子唤到了眼前，清晰得就好象发生在昨天。 七六年，我十九岁那年被传讯、拘留的种种，便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放映起来，直到 那年十月底的一天，我突然被提到了审讯室，被告知当天获释。在一个大院里，我 看到了前来接我的两位姐姐，当时令我异常惊讶的事儿有两件，一件是我的一位姐 姐肚子大得已经快生了，而我入狱时还不知她有孕；另一件是，我的两位姐姐都变 得很丑，他们把嘴咧得老大老大地，总也合不上。然后，我又不胜吃惊地看到我的 预审员也能同样地把嘴巴咧得老大。原来他们是在笑。 从此我知道了，我的预审员是会笑的。陈先生、夏先生自然也是会笑的。但，是 什么使得他们在有些时候要把脸绷得那么紧呢？是他们的地位吗？天哪！他们哪里 算得上官儿？在我看来，陈、夏二先生算不上即得利益者，更没有多少特权，他们 实在也是“老百姓”的一员。做为老百姓，我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里，他们对生 活(包括对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绷脸)的选择比我还少。而那些用枪射杀北京居民 的士兵呢？他们的选择不是更少，更少吗！于是，我比往日更清楚地意识到，诺大 的中国，其中并没有我的位置----我不愿像我的朋友们那样被追、被捕、被监禁； 我更不愿像我的预审员那样去追、去捕、去看守监牢；我也不愿像陈、夏二先生那 样在党纪、职任的责迫下把脸绷得紧紧；最后，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十年，我不再能 忍受让窝囊的事情淤在心中不吐不发！ 深夜里，家中的大人和孩子都睡熟了，可我却辗转难眠。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是 黑夜；闭上眼睛，我看到的是自己心底最大的伤口----中国。我想念你。可是，我 不能回去！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五期(一九九一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