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失误还是本体错误？ ----八九反思并与胡平先生商榷 华 生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的运动至今已近三年了。近三年来不仅国际环境已经发 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有了许多当时人们普遍没有预期到的新的发展 。当多数人开始从当时很难避免的情绪化的冲动中冷静下来之后，对八九运动的反 思和科学的总结开始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八九民运之后，中国大陆又再次失去了刚 刚浓郁起来的自由讨论环境，对八九运动的成败和得失教训的正确总结，更是海外 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先进思想界怎样总结 八九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这个跨世纪的转变中的基本走向。从这个角 度看，海外对八九运动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中国之春》发 表的胡平先生的长文“八九民运的反思”，尽管他的基本观点我是不赞成的，是近 年来难得的一篇试图以理性精神和说理的方式对八九运动进行总结的文章。这种理 性的态度提供了“民主”讨论不可或缺的某些基础。本文试图就胡平先生提出的八 九反思这个大题目，提出几个重要的问题，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起点。 谋求现代化的一次最严重挫折 在八九运动两年多以后，它的失败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困境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表现 出来。中国大陆从七九年改革以来持续十年而且以加速的步伐发展的经济自由化和 思想解放运动被打断了。党内保守派虽然已经无力扭转市场化改革的大潮流，但是 市场化改革的势头显然被遏止住了，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即所有制改革再次成了禁 区。当然，真正可以说是“全军覆没”的是八九运动谋求的政治改革领域。在改革 十年中辛苦积累起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基地(包括他们控制和影响的研究所和报刊 )损失贻尽。八十年代后期普遍的言论自由(所谓“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和广泛发展 的结社结会不复存在。意识形态领域左翼激进主义全面回潮。封闭、僵化的教育再 次统治学校和舆论宣传。这种隔绝、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对民族智力的浪费和损害 会在长期以后仍然不断地表现出来。在改革开放中到西方留学的中国学者学生是中 国最珍贵的一部分财富，八九的冲击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暂时地、更多的人永久性地 不会再回中国。八九之后，中国人作为整体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形象都明显下降， 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资金流向在长期中都不会改变。最为严重的是，八九事变使中国 社会的矛盾向两极化发展，社会冲突的前景大大增加。中国以和平和妥协的方式向 现代化社会转化的可能显著减小。不确定性，对抗性乃至灾难前景的可能性的上升 都标志着中国社会境况的恶化。 本来，八九运动的失败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一些明明白白的事实，它本身并不 是反思的内容。它成为反思的内容是因为胡平先生从反思开始，就不得不用很大的 气力去说服他的激进派的朋友，证明八九运动确实失败了，而不是“伟大胜利”， 而且既然失败了就不应象共产党电影里的反派人物一样，只会抱怨“不是我们无能 ，而是共匪太狡猾”。这样胡平先生才有对八九的反思，至少总结几条经验教训， 以利今后改正提高的必要。 不过，胡平先生这种煞费苦心的努力似乎并不很成功。因为八九后我们首先听到 的是“民运领袖”告诉我们，“天安门广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东欧的民主之花”， 即中国的八九运动非但不是什么失败，而且是国际范围的胜利。这种论断遭到众多 外国人的冷遇和驳斥之后慢慢消声匿迹。但是接着流行于海外民运的是抄袭共产党 的“失败也是胜利”的宣传，即所谓失败锻炼和教育了人民，暴露了反动派，从而 为最后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云云。时至今日，我们只看到对胡平先生总结 的几条策略小失误表示不以为然的文章，只看到各种会议、纪念、宣传中国民主运 动光荣史的各种溢美之词，并没有看到什么人出来承认自己也还犯有什么错误。仅 从此而论，八九民运被共产党打败就不是偶然的。因为历史上至少每次共产党被打 败，他们决不只怪敌人太凶残狡猾，而是反省自己对国情认识的偏差，战略或策略 的失误，所以共产党有四九年的胜利。仅从这一点看，胡平先生断言八九民运的失 败不是必然的，恐怕就是有问题的。 民主运动，还是民众主义运动？ 胡平先生认定八九运动是一场全民投入的真正的民主运动。他认为尽管运动中出 现了各种与民主、自由不相干甚至相冲突的口号和要求，但是由于“广大民众能够 以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把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统率于普遍的自由民主原则之下 。这恰恰表明它是一场相当自觉的民主运动”，而且“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是这场 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胡平先生并没有举出证据说明广大民众是怎样把他们 的各自要求统率于自由民主原则之下的，虽然肯定八九运动是民主运动的观点，是 至今为止流行的观点。 但是，流行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一个运动的性质是由其纲领和动员群众的主要 口号决定的。八九运动前期学生运动的主要要求集中表现为：一、为一九八七年反 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二、新闻自由；三、增加教育经费和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四 月二十六日以后又增加和转化为：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和承认学生自治组 织的合法性，以及由自治学生组织举行与政府领导人对话并现场直播。而从五月十 三日开始绝食，学生的要求则集中为平等对话和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见“绝食 宣言”)。显然，从这些纲领和要求来看，说学运是民主运动显然过于牵强，象西方 报道的那样是亲民主的运动则多少要贴切一点，因为学生并没有要求去实现，更没 有设计过如何在中国社会实行民主的计划。 当然如果八九运动仅仅是少数学生的活动，那么它就没有那种“巨大的规模”， 从而也就失去了胡平先生强调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因此，吸引广大城市居民阶 层卷入运动的原因就成为我们认识八九运动性质的主要依据。城市居民卷入八九运 动的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学生的“四·二七”大游行。从“四·二七”大游行开始， 城市居民对学运的态度从冷漠转为同情和支持。对“四·二七”群众心理的转变， 由严家其作序、吾尔开希题词的民运出版物《八九中国民运纪实》有如下记录，由 于它登的是原始性资料，又事关重要，我这里照录于下： “四月二十七日的学生游行规模是空前的，特别是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学 生们喊得最多的口号是‘共产党万岁’‘拥护社会主义’，除了表明学生的态度外 ，更重要的是澄清了有关学生要‘打倒共产党’的不实报导。许多市民说：‘新闻 的确要真实。学生是否要反党，听了今天的学生口号，看到学生的横幅后，我们全 明白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当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有个人喊打倒周恩来 ，事后查明是四人帮一伙的人有意在激怒群众，以扩大事态。现在也要警惕这种人 。’另一位职员在天安门广场说：‘过去我对国家的前途失望了，但看到今天学生 爱国的热情，我又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此次游行之所以在市民中引起共鸣，是因为学生有明确或击中时弊的口号。许 多横幅上写着：‘以法治国，反对特权’、‘人民不可蒙蔽’、‘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官倒不除，国无宁日’、‘稳定物价’、‘反对近亲繁殖 ’、‘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清除’、‘官倒不倒，人民不饶’。 “许多市民说：‘学生要民主，我们不太懂。但反对腐败，清除官倒，稳定物价 ，我们举双手赞成！ “游行学生口号比以前具体而明确，如‘官倒富，农民苦’、‘维护农民利益’ 这样的口号尚属首次出现。许多口号表达了学生迫切要求政府理解他们的心情，被 围观者认为最富感情的一条横幅是‘妈妈，我们没有错！’类似的口号还有‘游行 我们挨打，落后国家挨打’、‘与青年对话，无异与未来对话！’、‘读书不忘爱 国’、‘位卑未敢忘忧国’、‘忍痛罢课，平等对话’、‘罢课实属无奈’、‘为 民请命绝非动乱’、‘除了中华富强，我们别无所求’。”(《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六十二页) 因此很明显，城市居民在“四·二七”大游行、特别是学生绝食以后的卷入主要 是基于对表现出强烈爱国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而这种同情和 不满的基础是城市居民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通货膨胀、官倒腐败、分配不均和社会 秩序混乱的种种怨气。因此不奇怪，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看到了打着毛泽东、周 恩来画像的居民和打着“老大哥来了”标语的工人在声援“视民主为最高生存感情 ”的学生。因为大家在发泄不满，而在对搞了十年改革的以邓小平为首的政府不满 这一点上达到了统一。八九民运是一场典型的跟着感觉走，跟着多数人情绪走的运 动。它的兴起、发展和结局都完全反映了一般城市居民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的利益、观点和情绪。正如那些学生领袖在驳斥任何批评他们不懂策略的批评时 所表达的：在这场运动中是所有人跟着群众情绪走，跟不上这种情绪的领袖纷纷被 罢免，只能以悔改的或更激进的姿态重新加入队伍。这样一场跟着群众情绪走的运 动，当然不能称为民主运动。相反，它的全部表现，恰恰符合民众主义的精确定义 。 民众主义与民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不是讨论这个题目的学术论文，但如果从最 简明的角度去区分的话，民众主义是情绪化的，个人跟随和服从大众的运动，而民 主是理性化的基于个人价值的产物。民主是最少情绪化的制度，因为它以承认个人 的多样化和独立性为基点，要求在有多数的时候不能压迫少数，成为多数暴政，在 少数的时候即使确信自己正确，也要服从多数。因此民主的真精神是妥协和容忍。 民众主义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众运动，它受利益和情绪左右，本身不讲民主 ，对别人也不讲宽容。民主否定离开手段和程序的目的，而民众主义经常是在崇高 目的的旗帜下不择手段。因此民众主义只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会对民主起促进作用 ，而更经常地倒是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极端的思潮 结伴而行。 中国从本世纪开始的义和团运动以来，民众主义的运动此起彼伏，但从来没有导 致民主的结果。民众主义和民主这个长期被忽略的题目，显然是中国的思想界应该 研究的对象。 三、策略性失误，还是基本方针的错误？ 我赞成胡平先生所说，八九运动既然失败了，就应该从主观而不是客观方面找原 因，如说对手太强大之类(实际上，如果失败确实因为对手太强大，即说明当时错误 地估计了形势，犯了盲动或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给进步势力造成损失)。值得讨论 是谁犯了错误？这样总结经验教训才有的放矢，犯错误者或今后可能处在同样地位 的人才能有所得益，从而以后避免类似错误，这正是反思的目的所在。 现在一些知识界人士说学生太激进，没有见好就收，犯了若干错误。而学生领袖 们埋怨当时的运动根本不是谁能左右的，至少从“四·二七”开始，凡是主张多少 温和一点的学生领袖不是被淘汰就是被罢免。他们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 精通了政治理论和谋略，可以引导群众，恰恰相反，当时的群众心理才是决定性的 东西。这非理性的群体意识，不管你喜欢与否，都是不得不接受的既定的社会现实 ……它以自己的口味决定一项策略，并以其变化无常，毫不保留地决定一个学生领 袖的去留。” 对八九这样重大的事件负有那么重大责任的学生领袖，是否应该停留在这样一个 反思水平上，当然大可以讨论。但是他们反映的当时他们不能不跟着群众情绪走的 情况，应当是真实的。这种情况同时也反映在当时有许多有，包括知识界精英、民 运人士、民间企业界的代表作了许多艰苦努力试图影响运动，但都没有成功上面。 依此来看，说学生领袖激进，把事情搞坏了，显然不够公道，因为他们本身是运动 的产物，受运动的左右，是运动本身在不断淘汰温和派、筛选激进派。说整个学生 运动激进，最后把好事搞坏了，这个指控就严重得多了。因为整个八九运动是以学 运为轴心的，而且学运至少在开始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大受赞扬，是以和平、 理性的多变策略闻名的。如果后期的激进是前中期运动的自然和不可避免地发展， 那么前中期的学运也要打上大问号。如果是某种外力，使“好运动”后来变成了不 那么好的激进运动，那么就应该找出这个外力和转折点。 就我看到资料而言，胡平先生似乎是唯一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人，因为他没有停 留在对所谓激进的一般化批评，而是具体分析了事态的演变，总结出了“见好就收 ，见坏就上”的经验，指出八九民运失败的关键是没有见好就收，因而错过了本来 不是不可能的成功。他还具体指出了“四·二七”大游行是“见坏就上”成功的范 例，而五·一八对话前后，戒严之前是“见好未收”的典型例子。应当承认，胡平 先生对这一段学运的策略得失及共产党内格局的分析有很多深刻和过人之处。但是 在我看来，由于胡平先生对整个运动及其性质的判断含有严重的偏差，这就使得他 那些老道的政治分析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政治斗争策略固然是对的，但是，正如“价格 高了就卖，价格低了就买”是股票市场上赚钱的诀窍一样，知道了这个诀窍并不能 赚钱。因为全部困难就在于事先准确判断什么时候是低和坏，什么时候是高和好。 回过头去看股票市场的高低运动，如果低买高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但 从现在开始做、拿未来做赌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政治斗争也是一样。例如，四 ·二七大游行现在被认为是成功的转折点，但是若事先分析，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因为当时的态势是，事件的起因胡耀邦已经安葬，邓小平摆出坚决镇压的姿态，党 内没有不同意见的迹象(事实上当时赵紫阳在北朝鲜，而且现在知道他当时回电表示 同意政治局处理学运的方针)，同时当时学运没有得到社会上的任何强烈回应和支持 。在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下，政府如果真的按照四·二六社论的方针采取强硬镇压 措施，完全可以根本不必开枪，以很少的暴力和流血把学运扼杀掉(实际上这正是中 共强硬派自己总结教训的关键一条，后来强硬派把没有及早镇压赖到赵紫阳头上， 实际上至少在这个阶段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方针已定，党内也无人反对)。我想 ，当时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主席周勇军正是基于这种分析考虑，接受许多知识 界人士的劝告，为避免学生无谓牺牲和民主势力的挫败，于二十七日凌晨以个人名 义发出通告，取消当日的游行，结果群情难抑，学生还是自发地上街了，并取得一 时的成功，周勇军也因此立即被撤换。公正地说，四·二七的胜利，与其说是“见 坏就上”原则的成功，不如说是因为对手犯错误的偶然，而这在事先是很难估计到 的。 在政府宣布戒严乃至六·四开枪镇压时，应该说学生和北京民众表现了更大规模 的“见坏就上”，但由于政府采取的也是强硬方针，民运方面就没有再成功。就“ 见好就收”而言，胡平先生自己也指出，参加运动的绝大多数人是有成本和收益分 析的，在运动见好、参加进来的风险和成本很小，而潜在收益很大的时候，这时运 动的趋向就不可能是收，而是扩大规模的发展和升级。政府方面让步的顶点是五月 十七日凌晨赵紫阳代表全体政治局常委讲话，这个讲话全面肯定了学生运动，只差 没有公开承认四·二六社论即邓小平讲话错了。而这此后也是八九运动发展的最高 潮，甚至从来唯共产党是听的共青团、工会、中国社科院乃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纷纷争先恐后地表态支持学生，而激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升级到不是要邓小平 承认错误，而是要推翻中国这最后一个独裁皇帝的地步。不能想象运动在这个时候 会“收”而不是“上”。从历史角度说，学运借胡耀邦去世起事这是第一好，但这 时收了就没有四·二七以后的发展；五月四日复课是二好，这时收了就没有绝食以 后的高潮；五月十五日左右戈巴乔夫来访是三好，这时绝食的效应有了，但还没有 火药味化，又可借不影响国事访问体面告一段落，特别是政府本来如果以破坏国事 活动强行清理广场，可以在名声上占主动；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是四好，因为现在 知道这时已到了最佳和最后火侯。但从事前的角度看，谁也不能算出弦会在哪一个 环节上绷断，以及是否还会有更好的到来。 当然，指出问题的这些复杂性，决不是说八九运动只能如此，人们采取自然主义 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正如本文从开始就指出的，八九是中国谋求现代化努力的新一 轮重大挫折，如果不是中国人赶上了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在很短时期内相继倒 台(而这是谁在事先也不能预计的，因为历史的任何一个小的差异都可以以几十年乃 至更长时期计量的)，八九的挫折本来可能使中国的历史演变推迟好几十年。这种机 遇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很大的历史幸运。只是仅仅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使中国错过 了这一机会，而且我们不知道还会耽误多少年。特别严重的是，中国思想界，尤其 是能够进行自由探讨的海外中国思想界，至今没有、甚至拒绝对八九的重大挫折和 失误做任何象样的反思，这就不能不使人强烈地预感到：天安门广场已经付出的生 命和鲜血并没有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在付出昂贵代价后的宝贵一课，从而可能成为 更大规模、更长时期和更惨烈的流血的前奏。 实际上，正如胡平先生自己也承认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样的一般原则 只是抽象的，实际运用则在于经验和直觉，这里出现失误的判断也是正常的。因此 ，胡平先生进而指出，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众缺乏足够的共识。不过他所 说的共识是“见好就收”的共识，这显然是不能服人的。因为既然这种抽象原则是 要依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去体验，这就很难使大多数人体验到共同的一点上。 更为重要的是，“见好就收”本来只是在一定的方针、战略之下的策略原则，因 此它的“好”在不同的人那里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有完全不同的大方针 。例如，对于那些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论、从而给自己正名的学生来说(更不用说那 些主张推翻专制王朝的人)，中共当局一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好”？从 这个角度说，胡平先生激进派的朋友们不能接受他八九没有见好就收的批评，应当 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各人判断好坏依据的大的形势判断和方针是不同的。 公允而论，胡平先生强调没有人们不能影响的群众运动，这一点大体上是对的。 运动既然是人发动和组织的，当然人也可以影响它。在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下，它 确实靠的是共识，即运动的多数骨干分子的共识。八九运动的核心是学生运动，因 此左右八九运动的确是学生骨干即长期坚持在天安门广场的那部分学生的共识。这 种共识可以是明确的信念和纲领(如“绝食宣言”)，也可以是模糊的潜意识，后者 更多以情绪和心理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说八九运动的特点是“和平、理性、非暴 力”，这显然是溢美之词。因为无论从参加者的感受，还是运动的发展过程(从悼念 死人，到感情化的口号，到绝食等等)都表明了它是一场情绪化而不是理性化的运动 。和平即非暴力(这二者是同义的)确实是八九运动的一个共识。这如果也算为理性 范围的话，显然它只是比较低层次上的自然理性。因为如果我们只要还没有把自己 所处在的西方环境当成是中国的话，谁都可以看出，如果八九运动从开始就以非和 平方式出现，那么恐怕都不用政府派兵镇压，这个运动连几天都支持不了。尽管如 此，和平即非暴力的这个共识在八九运动中确实是始终起作用的，这说明胡平先生 的共识论本身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骨干在对中国国 情及相应的方针战略的认识上存在重大的偏差和错误，表现在他们在若干关键问题 上没有达成共识，而他们跟着走的潜意识或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性的。尽管知 识界的许多人在运动已经无法控制的后期提出了很多策略上的建议和批评，但是应 该指出，学生骨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和情绪，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激进思想界 总的认识水平和情绪。因此，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期间主 导潮流的中国激进思想界本身的盲目，躁动和误导。 中国思想界自本世纪初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盲目和偏激倾向怎样使中国人的现代化 努力一再遭受挫败，是一个需要专门论述的题目，下面我们仅指出那些直接导致八 九失败的要素。 首先，怎样认识中国的国情。主要由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组织并得到农民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受西方支持，带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这一历史表明 乌托邦在中国思想界的浓厚影响和均贫富的要求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深厚基础。文化 革命是本世纪末左翼激进主义走到顶峰而衰弱的转折点。这场毁灭文化的革命虽然 是由毛泽东为了自己的目的发动的，但恰恰是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作出了 最狂热的响应。改革是中国人从理想回到世俗，从主义回到问题的第一步，也是决 定性的一步。改革本质上是以渐进妥协的方式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和现代化运动。 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使中国从与现代化社会隔绝的极权主义制度向权威主义社会转变 ，使中国人的大多数即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进程而又不与既得的利益结构产生正面 的对抗和冲突。 改革在这两方面都是基本成功的，因而得到社会大多数首先是中国农民的支持。 但是，中国的先进思想界在从左的乌托邦空想中衰落下来之后，并没有摆脱理想主 义乌托邦追求的困扰，长期处在失落感很强的心态中。他们对于社会世俗化和商业 化的演变，责备多于理解，愤怒多于理性，往往把自己的需求当成是社会的需求， 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处在一种与国情很隔膜的状态中。正是在中国激进思想界这种很 不正常的“世纪末”情绪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才会在八十年代后期，完全忽视了改 革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的生活福利和人身权利两方面的巨大改善，把这段无论纵 比横比都是中国近代以来进步最快的时期看成是黑暗腐败的顶点，把中国空前地对 外开放和东西方交流，看成是“仁人志士流亡海外”(见“绝食宣言”)，因此他们 要象当年的“五四”激进青年一样，不仅要“启蒙”，而且要出来“救亡”，结果 走到了事与愿违的地步，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其次，怎样对待以邓小平为首的开明派和改革派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取得和执掌 政权是中国人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进行历史选择的一种结果。这种选择在 实践中暴露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但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并不能代替整个民族认 识的转变(国民党最早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当时激进的中国人听不 进去)，特别是这种转变意味着整个利益结构的痛苦调整和代沟的冲突。一般地说， 当共产主义还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即它的气数无论在国际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尽 败的时候，当第一代共产主义革命家还在世的时候(在中国的革命文化环境中，他们 往往被视为权威的象征，我们只要看看天安门的学生也要去寻求“老帅”的同情， 就知道这种文化的深厚影响)，任何与共产党政府公开对抗的做法，即使真理在握， 也是策略上愚蠢的。特殊地说，邓小平是党内开明派改革派联盟的代表，他的开明 和务实的路线，他所竭力推行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路线，是适合中国情况的 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他主张中国的民主和普选需要时间和过程的观点也包含了 合理性的成分。邓小平当然有他自己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包括基于利益和信息而产 生的偏见。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站在社会前头指导现代化潮流的人物。中国的进 步努力本来应该对邓小平政府采取支持，争取，帮助和批评的方针，即支持他推动 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他压抑党内保守势力的努力，争取他对进步势力和活动的支 持或中立。对他的守旧和偏见，进行充分说理的帮助和批评，而这种批评或斗争必 须以不破裂为原则。但是，中国的激进思想界在这个基本方针问题上并没有达到任 何的共识，而他们潜意识的反政府，反权威的倾向使他们一有机会，就往往首先把 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首的开明派和改革派政府。这种斗争的结果反而使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开明派一时放弃与改革派的结盟，转而与保守派结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 是导致八九失败的直接原因。 再次，怎样处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实现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和平转变是中国 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这种和平转变的关键是体制内外进步力量的默契和配合， 而且在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体制内的改革派一般是能影响这种转变 的主导力量。党内改革派的代表胡耀邦、赵紫阳直觉到任何对体制外进步势力的打 击都不利于他们致力推动的改革、开放潮流，因而他们一贯有意识地保护体制外的 力量，反对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压抑社会上的不同意见，直到他们本人都因此而 下台。但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一贯视改革派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是个人品格有问 题的妥协求荣者，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反政府斗争中并不怜惜改革派的命运，在他们 的盲动主义冒险碰壁的时候，反过来责备改革派的“软弱”和人民的“奴性”。因 此不奇怪，决心不被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利用的学生结果总是为统治集团中的最坏 派别所利用。 其四，怎样看待中国社会中的民众主义力量。本来，无组织的民众主义运动和专 制制度的相互补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在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 尤其在其早期阶段上，这种民众主义力量过高的社会和经济要求，是应该受到压抑 而不是无节制放任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走到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结 果导致极度低效率和共同贫困，正是这种民众主义膨胀的产物。特别是在改革以后 ，中国的民众主义运动并不代表大多数民众，而只是代表大锅饭体制中相对特权的 社会等级即城市居民。在经济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与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自由权 利威胁到他们的就业、福利和大锅饭特权时，他们往往是市场化改革中的保守力量 。中国的激进思想界受乌托邦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有与要求均贫富的民众主义力量 结盟的传统。相反，他们对市场化早期的秩序混乱、生态恶化、贫富不均、贪污腐 化乃至童工妓女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专制政体向现代权威政权转化中暴露出来的 老的弊病和新的贪婪，对新兴资产阶级发家致富所伴随的社会阴暗面充满了愤恨。 总之，他们越是用他们想象的“理想改革”所应当产生的民主清廉、物价稳定、分 配公平、秩序井然、风气高尚的乌托邦来对照，他们就越对现实的改革持批判态度 (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能理解，为什么民主派控制的《经济学周报》上，成篇累赎地 发表何新一类人攻击和丑化改革的文章)。因此，中国思想界不但没有积极评价向现 代社会演转变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分化，疏导和缓解民众主义的不满和躁 动，相反却提供偏激和幻想，迎合和鼓动民众主义的不满情绪，增加改革的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学生才有意识地利用反对市场化消极后果的民众主义来 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试图利用反市场化的力量来推动民主化，结果导致了市场化 和民主化的两败俱伤。 最后，怎样看待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步骤。民主实行的是多数的原则。在中国现 在的条件下实行民主原则的实质就是要由农民说了算，而这是中国现存的利益结构 所不能接受的。这是中国民主制的难点所在。从民主制度运作的历史来看，在社会 上的多数人还不是民主权利的积极需求者的时候，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需要 一定的社会支点，这就是自治团体即民间社会的发育。因为这些自治团体一方面为 竞争政治权力的精英们提供了学会遵守民主程序、学习妥协和共存这些民主文化的 环境，另一方面又是支撑民主制度运行的柱石。改革后期，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 和个人自由的扩大，民间社会开始有了相当的成长。但是中国的激进思想界传统地 轻视个人自由，强调社会责任；轻视程序和规则，偏好民众运动。因此他们在改革 提供了极大民主自由空间时，对基层和自己本身的职业团体的自治和选举不感兴趣 ，听凭他们成为形式上或官方的摆设，没有象经济改革为市场化所作的那样，为民 主做一点扎实的、不可逆转的基础工作和制度建设。所以当他们急急忙忙去为民主 决战的时候，自己还没有任何民主基地和民主训练，这就导致了当他们最需要策略 的时候，产生不出一致的声音，最需要决断的时候，谁也不听谁。这样中国就总是 只有运动而没有民主，因为在运动高潮时人们并不讲民主；所以才有胡平先生说的 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不失败就不告终；而当运动过后，又不能留下任何民主的 制度根基。民主在中国的悲剧在于那些讲民主的人并不真懂民主、也无意从自己可 以开始的范围内(家庭、单位、社区)学习和实践民主，因此民主总是和只是成为在 野派攻击当权者的工具。 四、能“从头再来”吗？ 无需赘言，和那些主张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因而拒绝反思的人相比，胡平先生的 反思是胜人一筹的。但是在我看来，由于胡平先生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看法或者是 不明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因此他的长篇反思既不能说服他的激进派的朋友，又没 有能帮助他自己跳出激进主义的思维逻辑。以胡平先生这样成熟的政治家，最后得 出的也只是“从头再来”的结论，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的。中国从近代以来落 伍到今天这步田地，当然不是如激进派宣称的因为少数坏人太坏或中国人的奴性所 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有了太多的革命，太多地推翻一切的从头再来，太多 均贫富的民众主义造反。这样一次次推翻、打倒的从头再来，象鸦片一样吮吸中国 人的鲜血和精力。传统倒是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没有累积的新建设，往往是刚刚开 始就又被否定推翻。中国人为现代化付出的努力和英勇牺牲举世罕见，结果每每还 是要从头再来。中国人为主义、激情和乌托邦付出的鲜血流成了河，激进派还振振 有词要“为中国人的奴性而悲哀”。到底谁该为谁而悲哀呢？ 胡平先生说，“没有对八九民运的必要反思，就不会有新的民运高潮”，因此“ 深刻地总结教训，是开展下一次民运的必要准备”。胡平先生的用心良苦，但是他 的担心据我看大可不必。因为民运高潮再次到来与反思与否并无关系：不反思，大 家还按原先的思维逻辑行事，民运高潮自然还会来，正如以前每次都到来一样--当 然每次都有新特点。如果反思，倒可能会有麻烦--如果反思出民众运动难以控制和 预测，弊多利少，则民运高潮下次也许就不来了。至于胡平先生反对暴力又坚持要 搞民众运动，这倒可能真有困难。因为更加合理的假定是：中国今后的暴力和流血 ，特别是出现大动乱的流血，一定会以民众运动为前导。就这一点而论，胡平先生 的激进派朋友们倒是对的，即大规模的民众运动本来难以控制，运动的结果则取决 于双方的实力，实力对抗如果导致暴力、流血和动乱，那是进步的代价和事业的需 要，他们在所不惜。为了自己相信的主义和事业而让中国人流血，这不是第一次， 看起来也不象会是最后一次。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分歧： 如果你认为人民大众与专制政权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你认为 你所相信的那种民主事业是中国人“生存的最高感情”或第一需要，而你又相信你 所追求的民主形式和采取的道路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只要能削弱和推翻这个政权 ，只要是往那个民主事业方向所作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由于这是你衡量中国进 步的唯一或主要标准，你就觉得有权利要求和代表中国人，包括那些尚未觉醒的多 数，不惜流血牺牲，艰难困苦去为事业奋斗。所有的失败都不是白费的。一切的努 力是为了那个美好的“最后胜利”。因此你总是真理在握，即使人民暂时没响应， 只不过是由于他们胆怯或奴性，因为你知道，最后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普通得和多数中国人一样，那么，虽然你对现状肯 定有许多怨言，不过你知道，现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你的前辈们努力包括自 相残杀的结果。你知道你有很多需求，安全、生存、温饱、小康，以及若干精神和 发展方面的需要。你也知道多数人和你大同小异，有些人如知识分子把言论自由、 政治参与的需求排得比你靠前一点，那是因为口味的差别或者与他们的职业饭碗有 关。你很羡慕西方的自由发达，因而觉得政府很不象话。你很希望变化。但是你是 个很实际的人，你只赞成那些能够增加你的利益的变化，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相信 乌托邦的年龄。 胡平先生站在前者的立场，同时尽可能地考虑了后者的现实。但是在我看来，胡 平先生的观点的偏差在于他终究没有摆脱民运人士这个特定利益集团的角度，而没 有站在多数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根据他们整体福利去总结得失。只有真正站在后者 的立场上，对八九的反思才可能真正从死胡同里走出来。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零六期(一九九二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