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八九上海学运


姚勇战


  八九学运过去三周年了。回顾三年前的那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正视现在或将来的
海外民运。
  八九上海学运，从四月十六日复旦大学“悼胡大会”起，到六月十日上海高自联
宣布停止一切活动并解散，中间经历的风风雨雨，是非曲折，现在看来尽管对中国
民运意义重大，但显然只是在一个极低的民运层次里打转转。和北京以及其他所有
的大陆城市一样，八九上海学运存在着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一、目标空泛。八九学运的口号“民主自由”如何落实成具体的学运短期目标，
学生们从来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悼胡”只不过是个导火线，学生们真正的目的显
然不是简单的“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发泄积压在心目中对现实的严重不满
。可惜的是，光是借“悼胡”和“民主自由”的口号，而行泄愤之实，是不可能达
到任何目的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一直到五月十九日深夜，学生们始终是有机会抓
住一个最轻易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全身而退的。比如说，对话。上海学生在五月十六
日获得了一次宝贵的对话机会，可以借电视媒介向广大人民表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可惜当时的上高联负责人张才在极端仓促的情形下发动了绝食，埋下了上海学运
将和北京一样不得善终的种子。同时，以沈军、曹建华为代表的激进派又以“对话
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指对话由官方的学生会指派代表参加，而非高自联)为
由决定杯葛对话，使得原来有机会出席对话的上高联骨干份子都没有出席对话。若
非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任寒青临场倒戈，向上海市委猛烈地开了火，这次对话对学
生真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方式单一。八九学运表现出来的一个“特色”是，几乎大多数人都觉得，似
乎除了游行、静坐以外，找不到其他可行的方式了。这实在是一个悲剧。这决定了
八九学运在民运的层次上不如西单民主墙时代。在上海，学生们只是到了五月下旬
以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才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到工厂去游说工人，及后来的
“空校回家”，企图一面保存实力，一面到家乡从事宣传工作。但显然，早在四月
中旬，当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上海学运的两个策源地时，张才、沈军和黄
松等人的目光却可怜地死死停留在“下一次游行”上，根本不敢奢想广开门路，到
社会上去寻找支持的力量，更谈不上想办法与国际社会取得呼应了。
  三、人员素质低下。这个素质低下当然是相对的。总的说来，上海高自联领导层
的个人品质不算太差，但一般普通的学生，实在太缺乏一种理想主义的，把道德和
秩序的价值放在个人的价值之上的精神。最近在北美发生的卢刚杀人事件和另一中
国人想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不成便扬言要杀死学校从事民运的中国学生学者的事件，
可以看出这一代人共同的特性：极端利己主义，容不得半分别人的成就，典型的“
我完蛋你也别想活”的“东方式嫉妒”。参加学运的学子们同样是这种人。由这种
人作为中坚力量的整个中国民运，导致的只能是一幕幕的悲剧。
  这些显示出，八九学运没有吸取除八六学潮以外的任何一次中国民运的经验。中
共的新闻封锁和旨在摧毁性的教育，使得八九民运除了能显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
的“理智”的优良一面外，几乎找不出其他可以值得崇敬的东西。这也难怪不少北
京“学生领袖”们来到海外后被人们发现原来是一群败类，这和共产党的教育是有
关的，只有脱离了共产式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摆脱“共产模式”。目前
海外民运首先要做的，应当是促进国内民主教育。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零九期(一九九二年六月号)，文中张才即姚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