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良心的安宁 吕京花 六四这个日子又来临了。每当这种时节，我总是格外思念我那年迈的父母，还有 刚满一岁就被迫与我这个母亲分离的女儿粤粤。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同时出现的， 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北京市民，就象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正是他们，当年汇成 了八九民运的洪流，今天又支撑着我们这些海外“异议分子”为祖国的命运而尽力 。 我的“广场瘾” 一闭上眼睛，就是那水泄不通的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上来来往往的救护车。那几 天，家里人说我好象得了“广场瘾”，每天一早就往广场跑。我已经记不起什么时 候上的这种瘾，只是忘不了一件件小事：在一个捧着募捐箱的学生面前，一位刚刚 出差回来的市民掏出一千一百八十五元三角人民币说，我自己留下五元三角，我一 点也不想显示自己，也不是怜悯学生，只觉得大学生替我们老百姓说话。我心里也 是这样想的。于是，我就天天往广场跑了。 那天早上我从“六必居”买了一点小酱萝卜，去慰问学生。等我跑到广场，发现 广场变了样，小帐篷搭了起来，旁边堆着各方捐送的棉被和大衣，还有五花八门的 饮料。相形之下，我的酱萝卜档次太低了，不好意思拿出来。我推着自行车沿着长 安街往前，只看见那些拉警戒线的学生和市民跟昨天的人一样，没换过。这样连轴 转，怎么吃得消？我心里想着。一位老太太推着一辆七歪八扭的小竹车唠叨着：“ 就是机器也得有休息的时候，何况人哪！”说着就从车上的铝锅里捞粥，一碗碗地 递给学生。我一想，酱萝卜就粥也不错呀，就把酱萝卜拿了出来，把学生的传单带 回店里。 “工自联”广播台 戒严令发布后，北京兵临城下。“就是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仗的时候，为了保护北 京古都，国民党还举了白旗，如今用得着拿坦克来对付学生吗？”一位老大姐在广 场上说。正是在一种强烈的责任心的感召下，“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我当时 参加“工自联”的动机，只是想帮助大家做点事。我参加了广播台的工作。 那时“工自联”的物质条件非常差。广播台刚成立时，只有一台发电机，一部扩 音机，两个大喇叭。那个发电机还要人用一根绳子绕在机器轴上猛拉几下才能发动 。我们没有固定的广播员，当我广播第一篇稿子时，紧张得全身都发抖。我记得第 一篇稿子是一位八十几岁的河北老农托孙子带来广场的，里面说到了他们那里农民 卖了棉花拿不到钱，又没地方说理。他还说希望广场上的学生要保重身体。虽然那 时在工自联的后勤部里常常领不到面包，我们经常饿肚子，但是大家都有一股劲。 鲜红的《中国泪》 石碑胡同附近的街口，一位老军人对一群市民大声喊着：“看这来头就不对劲， 头带钢盔，脚踩大头鞋，装甲车跟在后头，对付学生不用这个，就象军队哗变！” 老头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里的一本书。我伸头一看，书名《中国泪》醒目地跃入眼 睛。那个“泪”字用红色印得很大，就象泪水在流淌。翻开书，里面尽是“权大于 法”和“官倒”、腐败的真实记录。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篇是写了江苏省一个省级干 部的儿子，贪污十万元人民币，被判了三年徒刑，监外执行；另外一个农民的儿子 ，是个会计，为了筹备结婚，挪用了五百元，却被判了五年徒刑。当记者问法官这 是什么原因时，法官无奈地说，有些事我们也很难讲清楚。我把书里的故事在广播 里念给大家听，效果很好。 老人热情地带我到附近的一个私人小书店，《中国泪》果真是一本畅销书。为什 么不拿到广场去卖呢？我打听好书价是三元五角一本，批发价是三元一本，一捆一 百二十本，如果全部卖了，可以赚六十元钱，这六十元可以买上三十个盒饭，或者 六十个煎饼呐！想来想去，下决心买了一捆一百二十本。拿到广场，对着人群我大 声喊着，书价三元五角，欢迎募捐，钱没带够的，也可以拿。人们一涌而上，不到 一刻钟，书全部卖掉，一数钱，比预料的还多出八十元，我跟几个小伙子都乐了。 韩东方的力量 独裁者最怕工人群众的觉悟，他们千方百计想把工人市民与学生、知识分子分割 开来。在八九民运中，中共当局对市民和工人采取了特别强硬的手段。早在五月三 十日公安局就抓走三名“工自联”的核心人员。韩东方与法律顾问李进进带领“工 自联”的队伍去公安局交涉，大批市民跟在后头高呼“放人”、“放人”的口号。 从公安局里冲出来三十多名警察把市民和工人代表分割开来，相隔十来米，用摄像 机反复录了几遍。市民群众不但没有被吓走，反而原地坐定，等待交涉的结果。工 人代表都很冷静。 六四以后，中共当局尤其强调事件中有“暴徒”参与，似乎除了学生以外，参加 运动的市民和工人都是“社会渣滓”、“不法份子”，这是最卑劣的手法。其实， “工自联”的成员都是最普通的工人，兴许可以说，他们一般只是由于亲身经历而 对中共政权有了清楚的认识，是比较觉悟的工人。他们的政治立场比较实际，也很 温和。“工自联”负责人韩东方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记得六四凌晨，韩东方从“工自联”指挥部来到广场中心，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学 生和市民，大声疾呼。他说，人民的最高意愿就是宪法，而现在的宪法对罢工并没 有禁止。我建议这次运动的法则第一是合理，合乎真理；第二是合法，合乎现有的 宪法；第三是和平、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这就是这场运动的形式。我们并不是要 “敢死队员”与士兵们去动武，否则就是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们就犯了不可 饶恕的罪过。我们的“敢死队员”在与士兵们对持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感化再感 化……。韩东方的讲话，表达了工人们的心声，他想劝阻那些“誓死保卫广场”的 学生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下，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面对着极 其愤怒的学生，该需要什么样的明智和勇气？说得难听一点，依据当时的场面，谁 要是说得稍有差错，有可能被众人打下来。此时的韩东方，发出这样负责的呼吁， 真是圣人之举！ 永远不能忘记 度过了几年监狱生活，韩东方被释放后又开始了新的斗争。他依照现行法律申请 游行，为建立自由工会而呐喊。还是合理、合法、非暴力的抗争。在他身上，我们 可以看到现代中国工人的力量所在。在海外的这些日子里，我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内 的朋友，那些普通的市民和工人。他们横遭迫害又无处声辩；他们忍受着屈辱和折 磨，却没有任何“光辉的业迹”留在外国记者的笔下和电视镜头里。作为幸存者的 我，怎能忘记他们？ 我是一个在北京大杂院里长大的普通人，也是当年天安门广场百万市民中的一分 子。今天，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忘不了故国大片不自由的土地。在海外，要挣 个几万美元并不困难，然而，许许多多朋友却在为民运而尽力奔波。虽然中共政权 看上去还很强大，但是骨子里还是虚得很。别的不说，就说六四时他们开口“镇压 ”闭口“平暴”的，可是一年不到，这些词提都不敢提了。我想我们不会永远是在 海外的“异议分子”，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祖国，和市民百姓重聚。在这六四三 周年时，我为中国的工人和市民说几句话，为了历史的公正，也是为了我良心的安 宁。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一零期(一九九二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