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对话团 王超华 这里提供的是我在八九年十月写下的有关“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回忆。 之所以选这一段,是因为它相对独立,相对集中,比较容易从其他部分中抽出来。 以后有机会,我当然愿意与读者分享我回忆中的其他部分。 形势与策略的研究 八九年五月四日以后,我的态度要比梁二的更激进些。在对话团的一次预备会上 我曾谈到,高联是这次学运的重要产物,学运结束后也应保留高联。那时曾听人传 言,邓小平说了,我们成立高联这样的非法组织就是想在中国打开一个波兰团结工 会那样的口子,因而决不能让我们得逞,不能让高联存在下去。与其说这种说法使 我们看到斗争的严峻和长期性,毋宁说它刺激了我们的好胜心。加之政府态度克制 、和缓,我觉得(很多同学也这样看)我们应当把已取得的成功转化为某种可见的 东西,不说要乘胜追击吧,至少要乘胜巩固。 那次在对话团谈到的对话内容还包括对“动乱”的评价和四月二十日北京、四月 二十二西安事件的调查,还谈到“最大失误”的教育问题。在这几个问题的谈论上 都可看出当时学生自认已有夺取进一步胜利基础的骄纵轻“敌”思想。对“动乱” 的评价,大家注意到赵紫阳讲话,也注意到讲话的规格,认为把学运打成动乱时大 张旗鼓,严厉郑重地发人民日报社论,现在想平息了,却只在接见外宾时旁敲侧击 ,不肯正式评价,这是难以接受的;但考虑到中央转弯子困难,又听说袁立本五月 四日后恶相毕露地在会议上公然大叫:“赵紫阳把我们给卖啦!”加上大家早就对北 京市愚民式的统治手段厌恶反感,所以不妨把北京市推给中央当替罪羊,叫做“北 京市委谎报军情”。我记得这种提法和我有关,当时还不由得想起文革初期炮打北 京市委的事情。这一提法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从四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消息中也可 看出,对四月二十七日游行,北京市发言人的态度比国务院的要强硬得多。 关于四月二十日、四月二十二日,大家提到应让王芳向学生道歉,又有人质疑说 ,也许不是他下的命令,还是追究直接责任者更好,不论他们抛出谁来都可以。至 于教育失误,谈得比较活跃。四月二十九日对话后,学生中都说袁立本是北航的叛 徒,何东昌是清华的败类,袁木则给新闻界丢尽了脸。还曾说到某高层干部是北大 的叛徒,我已记不清是谁了。此时说到追究责任,又说起大兴安岭火灾林业部要承 担责任,八八年交通事故丁关根要辞职(后来他反倒上得更高了是另一回事,至少 当时做过表面文章),这次不追过去的教委主任李鹏和现主任李铁映,至少要把何 东昌撤下来出出气。这些似乎都作为对话团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为参加者所接受,我 也都表示了赞同。 对话团与高自联脱离 要评价对话团在学运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应该谈谈我与对话团关系中的另一方面 。在对话团存在期间,我总感到自己与对话团之间有一种我希望能消除的隔阂感。 还在对话团成立前,我大约就和沈彤说过,我也很想到对话团去。我确实觉得和其 他(高联)常委相比我更适于参加对话。同时在我看来,这些积极分子更能发挥作 用的岗位是校园里的群众运动。沈彤针对我这种顾虑说过:“你放心,准备对话的 过程中那些水平高的自然就成为主要人物了。”他指的是各重点院校包括我们研究 生院的一些博士生,这是对话团的骨干力量。这些人的水平、口才都没得说,但他 们忽视考察学运的实际情况,相对孤立地看重他们将承担的对话任务。 在列席他们的会时,我曾提到对话的基础是学运(民运)的存在。当时我们提过 把运动看成双方对峙,只有双方实力对比的结果才能导致对话。而我们的实力只有 学生,因此必须抓住学运不放,对话团的活动才是有意义的。谈到这一点时,大家 好象还议论过由于学生的流动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运不可能有团结工 会领导的工运那样深厚长远的实力。为此我曾要求对话团召集人参加高联常委会。 沈彤和项小吉都同意了,也来过,但因两边会议时间冲突,也因为当时高联工作比 较混乱,他们常常是来汇报了对话团的大致情况后就没时间也没耐心再听我们的会 。 这一点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总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想明白,我让他 们来开会是希望他们能掌握学运的实际进展情况,了解高联对学运的认识和想法, 把这些和准备对话结合起来,不是光让他们汇报。他们却似乎觉得所有这些工作有 我们高联做就够了,他们只管专心准备对话就行了。后来在广场,我曾几次提过应 使对话团成为高联的“智囊团”,希望当我们被具体事务缠绕得晕头转向时,他们 仍能保持冷静地帮我们务虚。我是认为他们有这种能力和水平,而且知道他们(那 时)仍坚持在政法大学教学楼活动才这么提的,可这个建议从没得到落实。 很多人一直抱怨高联把自己搞得神秘兮兮的,对话团其实更神秘,大部份学生一 直不知道他们有过什么活动做过什么工作。大约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到自己学校时也 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并不认为自己应负起沟通联系的作用,使群众了解学运 领导层的状况。其实,他们能不了解五月四日后各校学生组织涣散的状况吗?在联 络部因找不到原有的各校联络员而导致发通知困难时,我拿着一份学校名单去对话 团,请那里的一些同学代发通知(比如以匿名张贴的方式),因为我已经发现有些 学校联络员找不到了,可他们的对话代表每天来的却不只一人。我现在想到他们的 神秘恐怕还由于他们过于欣赏自己将扮演的最后出场定乾坤的角色。我曾几次建议 他们向群众公布对话要求,建议他们搞出一个对话的最高限和最低限要求来,希望 他们同意高联用这些去宣传鼓动学生群众,他们都不以为然,认为绝不能在对话正 式开始之前让对方摸到己方的底。 我对对话团成员相当尊重,在五月下旬以前从未与他们发生过争执,而且总觉得 自己应当遵守起初定下的协办的原则,因此每次去都只说是作为高联常委来听听, 了解情况,提提建议,从未象在高联常委会上那样有过据理力争的情况。有两位高 联常委也参加了对话团活动,此外是否还有其他常委参加过我就不清楚了。问题是 只有我一人始终是以高联常委的身份去参与的,但我没能力使这两方面相互重视起 来,双方总处于分家状态。没能抓住五月四日后相对平缓时期广泛宣传对话团的工 作及其具体的对话要求是我们工作中的又一重大失误。 应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把对话团当一个整体来评述,其实对话代表间也有很多不 同。包括那些骨干分子博士生在内,政治态度也有很大差别。 确定三方面的要求 我在五月五日到五月十二日之间大约去过三四次对话团,但没一次是完整地参加 他们的会的,因此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也不细。据我所知,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与政 府联系请求对话和准备对话两项。在他们五月六日递交请愿书后,中办信访局曾于 五月八日约见过他们一次。约见似乎是通过电话通知项小吉和我院一位博士生的, 去了四个学生。政府的答复仍是打官腔的泛泛而谈,这些学生当然不满意,遂据理 力争。于是信访局答应再研究,请继续等候答复。大约就是这个答复引起了我们关 于实力的议论。 事有凑巧,这次答复后,九、十日先后两次学生举行了骑车游行。游行主要是由 新闻工作者请愿引起的,但政府恐怕是把高联和对话团的关系看得过于密切了,觉 得游行和请愿对话有关,于十一日再次约见那几位对话团代表。答复基本上没变, 可还是没把话说死,似乎大意是中央已反复表示要和各阶层对话,你们实在没必要 再纠缠了,不过也还可以再研究,请等下一步通知答复。十日游行队伍出发后我就 到了对话团,我也没想起提醒对话团游行和请愿的关系,可知我自己也不大明确应 怎样落实二者的联系。五月十二日决定绝食后,我们没及时通知对话团,对话团于 十三日凌晨被政府约见后也没及时通知我们,大家都凭着自己的机智相机行事,根 本没能做好战略配合。 在对话准备方面,对话团汇集整理了四月份以来各校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版本的 请愿书,将各种要求分成三个主要方面。他们在自报基础上分成三个大组,每天分 头准备并集中汇报。各组的召集人好象是经项小吉等人提名无人反对而确定的,都 是两天的会上显露才能的人,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沈彤作为本科生能一直担任对话 团领导工作,也说明他确有能力。这三大项内容大体上分为:一、正确评价此次学 运;二、维护宪法赋予的各项公民权利;三、揭露纠正各种社会弊端。 我没听过他们的详细讨论,印象中似乎各项涵盖的内容都挺繁复,使我多少有些 失望。我认为应当突出简明扼要的特点。但我又认为根据对话团组建原则,我作为 高联常委不便干涉,也就没再提异议。不容否认,他们的准备是认真且有成效的, 颇有点要参加辩论比赛的劲头。他们的成绩在五月十四日中对话中有充分的展现, 曾把李铁映、阎明复搞得非常窘迫,因此,虽然当时外界压力非常大,政府方面还 是不情愿将那次的录像公之于众。可惜的是广大同学特别是参加绝食的同学不了解 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导致对话中断。但使对话中 断的具体执行人却是我,这使对话团的一部分人对我,并进而对高联相当不满。 造成对话团和同学间隔阂这一失误的责任主要应由谁来承担是很难说的,因为谁 (包括对话团成员)都以为高联是个完善的组织,凡事高联自应且自会通盘考虑, 而当时高联工作却正陷于瘫痪状态。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一零期(一九九二年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