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平演变”与李泽厚商榷 周义澄 知识分子不能不谈“主义” 也许是因为我正在编写《海外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一书的缘故，李泽厚先生发表 在《中国时报周刊》第十九、二十期上的长文“和平进化，复兴中华----谈‘要改 良不要革命’”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李先生此文是他来到 海外以后全面地发表政见的第一篇文章。李先生的文章对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及其改 良之道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论说和发人深省的意见，值得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细细读 来。但是在论证及语言、逻辑方面，李文也有着可容商榷的地方。我觉得，自己所 主张的和所实施的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冲突，这是中国知识界的通病，看来，学富 五车如李先生者也不能免。比如，李先生说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但是通读李文全篇，发觉他从辛亥革命说到五四运动，从唯物史观说到进化改良 ，几乎都离不开“主义”。直至文末，还言犹未尽地在谈“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 二律背反”。我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专攻思想史或哲学美学一类者，谈论“主 义”是天经地义的事。问题固然要研究，主义也不能不提。如果说现代物理学普遍 接受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先于观察”之命题的话，那么，在人文科学研究中，“ 主义”先于“问题”也是很自然的。没有一定的“主义”作为理论背景，也许连一 个象样的问题也提不出来。鉴于“改良”与“革命”一样，首先具有“主义”层面 的意义，同时又有“问题”层面的许多内容，所以，我在与李先生讨论诸多问题时 ，也不得不涉及一些“主义”，此事敬请不喜欢“主义”的读者原谅。 “反革命”已成海外华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 “一味地提倡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 李先生在文章中为他历经四十年学术研究后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而自觉惊 讶，而就海外华人思想、舆论界的全貌来看，主张用和平、进化、渐进、演变的改 良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却已经是人们一个比较普遍的，绝对不会使人惊讶的共识了 。从许多来到海外的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对“六四”事件的回忆和反思中可以看到， 在八九民运期间，尽管在学生、知识分子、市民中都有激进的部分，但是，相当多 的参与者还是主张采用而实际上也采用了和平、请愿、对话、妥协的形式。这几年 ，“和平、理性、非暴力”几乎成了海外民运的共同口号。主要的民运组织“中国 民联”和“民阵”的纲领，完全不是破坏性的革命纲领，更不用说“学自联”一类 以游说为主要工作方式的温文而雅的群众团体了。即使拿相对激进一点的“中国自 民党”来说，虽然它主张在独裁者使用武力镇压人民的情况下，“人民拥有抗暴自 卫的权利”(见“中国自由民主党党章”总纲第六条)，但它也从未主张“无法无天 ”的暴力革命，只是想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上表示得更明白、尖锐些罢了 。 李先生把“打倒”、“推翻”之类列入“革命”的范围内。在海外也确实有人主 张“打倒”或“推翻”共产党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革命党人呢？“六四”以后 ，海外华文报刊上曾经有不少人士撰文论述“打倒共产党”，有人曾对争议颇多的 “打倒共产党”这一句子作过比较细致的分析。认为“打倒X”可以理解为：一、理 论上不允许X存在；二、理论上不允许X执政；三、结束现在正在执政的X的统治。大 多数人提出“打倒共产党”者往往是使用后一个意义，而从共产党违反宪法的角度 来看，可以使用第一个意义(见《世界日报》一九九零年一月五日)。为了表明自己 并非如同外界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暴力革命的团体”，有的民运组织还专门发表 声明，指明自己“是一个致力于用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演变的民 主政党，”“向来主张用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不主动寻求以非和 平的手段来达到建立民主政体的目标”。(“中国自由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九一年六月)可见，在一些民运团体与个人眼里，“打倒共产党”就是结束共产 党的不合法理的一党专政的意思而已。这样说来，似乎也没有理由认定凡赞成打倒 共产党者必主张暴力革命。也许，李先生在说明他所反对的“革命”这一概念的时 候，其内涵、外延还需要细致地辨析一番。更何况，还有不少民运人士至今不赞成 “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李先生主要是从对思想史的研究中(当然也有对八九民运的实 际观察)得出了“要改良不要革命”的结论，而海外许多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则 主要从对现实运动的反思中(当然也伴随着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认真研究)得出了原则 上相同的结论。殊途同归，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仔细想想，也不为怪，本来， 为人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其本质就是以改良为特征的。现在，在理论上“一味地 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的，在中国大陆，恐怕只剩下共产党了。在共产 党的党纲里，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言论和文字里。暴力革命一直是传世之宝。所以 我认为，李文的主要批评对象应该是共产党的当权者。 李文在分析当前中国形势时认为酷似辛亥之前，他指出，革命的情绪、愿望、意 欲、主张、理论在年轻的知识群中“大量地、深深地潜伏着、存在着、发展着。” 不能说李先生的担心一点没有道理，但是，更值得人们担心的倒是，革命的知性和 情意更大量、集中地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当权集团内，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和各个梯队的“革命接班人”积聚在那里，这是现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之源 ，这一点是万万不能忽视的。 也值得一提的是，从总体上看，今天在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不 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如同毛泽东在《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歌颂的“痞子”，他们是具有较高学历和学识的学者、学生 。是一群文质彬彬的绅士、淑女。是以改良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拥护者。 历史的虚拟式没有意义：也说“未必” 在否定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时，李先生提出了两个“未必”：“辛亥革命未 必必然”，“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李先生的意思说简单点，就是辛亥革命“不必 然”、“不必要”。在这里，我无力也无意与李先生争论，只是想指出，如果我们 能从传统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那么就会发现，没 有一件历史事实是“必然”的，至少无法在逻辑上证明其必然性。至于“必要”， 更是一种主观意愿的表达，就如毛泽东说文化革命“完全必要”，而更多的人则认 为“完全不必要”一样。谁也无法从逻辑上证明“六四”民运或“六四”镇压是“ 必要”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是“必要”的。讨论已有的历史事件之 “必要”、“必然”性或未必“必要”、未必“必然”性没有意义。 这种无意义性往往表现在日常生活或学术论文中出现的对已成历史事件的虚拟式 的表达上。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新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一文中提出的：“如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中国不搞文革，不搞 备战，……，那么后来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恐怕不会落到四小龙手里， 甚至与日本比较谁短谁长，也还要另作商量。”(《人民日报》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 二日)再如，一些人在对八九民运的反思中提出的，如果学生不上街，那么，邓小平 的改革道路就不会被打断。这里的“如果”、“假如”，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假设， 而是虚拟一种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发生的历史事件。这种虚拟式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某 种无可奈何的愿望时是常见的，但在严肃的科学论文中不具有地位。 在李先生的文章里，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虚拟式：“我想从辛亥起，如果本世纪没 有那么多的革命，社会各个方面由无人管理、无序混乱、传统毁弃、动荡不安而带 来的各种破坏损失一定要小的多。”一定吗？根据何在？从形式逻辑上讲，不能必 然地推出这一结论；从事实上讲，也不可能提出验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学家或社 会学家，都无力设计另一个不曾发生辛亥革命的中国作为“对照组”实验。倘若我 们承认李先生采用的虚拟式有理论价值，那么，顺着同一思路，还可以提出诸如“ 如果秦以后没有陈胜、吴广至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那么，至少三百里阿房宫可以 保留到今天。”只要有时间，这种“假如”可以没完没了地提下去。 我想，与其去说明年代久远的辛亥革命如何不应有，还不如去说服历次最近的中 国革命的主要挑起者----中国共产党放弃任何革命的理念和实践，例如放弃“四项 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暴力革命的特征是极其明显的，它把阶级的专政 ，把某一个政党和主义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必然最终使用暴力对付任何反 对者。对这一点，人们无须很高的理论水平都能理解。 民主、自由与秩序：八九民运不是革命运动 李先生谈了不少关于民主、自由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他主要是从“秩序”的 角度来谈的。他说：“民主不是为所欲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这话非常耳熟。 在中共官方每次批判“自由化”的文章中，常常有这种句子。可是，无论在国内或 在海外，我都没有见到过哪一个民主自由的主张者说过民主、自由是“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这类话。这几年在海外，不少民运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对民主、自 由的研究还是认真的，而且还注意联系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来讨论。他们并不只凭“ 激情的冲动”或“狂热的宣言”来解释中国问题。 李文认为民主“通过法律才能实现”，此言得之。可是，法律哪儿来呢？李文又 说，要“民主地立法、司法、守法”----民主又成了法制的前提。鸡生蛋，蛋生鸡 ，转来转去，不知出路何在。其实说来也简单，只要现执政者把“党”和“领袖” 放在法制和民主之下就可以了。或者说，放弃一党专政，事情就好办。因为在大陆 官方的意识形态里，党、领袖、政府都是至上的，现在把法制和民主置于至上者之 上，其应有的地位自然就可以得到保证。现实的问题在于，这里的党、领袖、政府 不愿意在法制、民主之下，这样，与法制、民主相连接的秩序也就不可能出现。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讨论李先生的“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的论断了。熟知 中国近代史的李先生肯定知道，在这段历史上，坏政府很多，没有政府即无政府的 时期几乎没有。而且，社会的混乱包括革命造反大多是坏政府所造成的。李文花了 很多笔墨描绘了坏政府被推翻后的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无政府景象。我想，如果用此 劝导具有革命激情的青年接受改良，其意不可谓不善。但是，必须同时指出坏政府 常常使用暴力造成的可怕景象----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军队直接介入(三支两军)的 ，并伴随有大规模武斗的无政府景象的十年“文化革命”，恰恰是由毛泽东的“坏 政府”发动的；还要指出在坏政府被推翻以后它所拥有的残余暴力也可能造成的可 怕景象(这笔账不能算在推翻坏政府的民众头上)，这样才显得公平。况且，最拥有 而且最有可能使用革命暴力的坏政府被剥夺了暴力和革命的权力后，社会的暴力发 生的几率不一定会更大。现代中国的动乱之源在于独裁的一党专政制度(坏政府或其 一部分)而不在于广大的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百姓。这一点还是要说清楚的。 以当代中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使用暴力----三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为例，其责任者 毫无疑问是拥有革命军队的中国当局。群众行为都在非暴力范围之内，包括绝食斗 争。我不赞成绝食这种方式，因为它摧残青年的身体。但是，我不同意李先生把绝 食归入“逼迫对方非接受条件的”“革命”一类。学生绝食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 无可奈何的哀怨之举，与暴力革命一点也搭不上界。李文提到了他反对刘晓波搞“ 七十二小时绝食”的打强心针，然而恰恰正是这位刘晓波，与侯德建等人造成了广 场最后的和平撤离。当时机智的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提议以数千学生市民的喊声表 决坚持还是撤离，结果大家在枪炮下含泪悲壮退出，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妥协、让 步。“狂人”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在关键时刻如此冷静、理性、“软弱”、“背叛 ”，也实在是一副改良的面目，一点也不革命，这一点，李文只字不提，似乎是不 应有的疏漏。有趣的是，八九民运中被抓被判者，当局所给予的共同的罪名恰恰就 是“反革命”！ 对一党制的评价：专制政体才是中国内乱之源 这里涉及到对一党制的评价问题。现在海外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大都认为， 现时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坏政府”，主要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 所以人们主张要“结束”(“民阵”纲领用语)、“废除”(“民联”纲领用语)、“ 铲除”(“自民党”纲领用语)这个一党专制制度，争取一种多党的民主制度。但从 李文看，作者并不主张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他认为：“如果目前一下子全部开 放，便很可能出现一万个政党。党派林立，互相攻讦……人心动荡，无所适从…… ”。他认为，假如取消了中共党和现政府，那就是“凶多吉少，无序混沌，天下大 乱。”李先生描绘的结束中国一党制独裁制度以后的骇人图景，只是一种猜测和假 定。这种假定尚待验证。但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即使象李先生说的，在开放党禁 以后，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万个政党，造成“大量的争论吵闹”。那对社会造成的正 面影响(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没有反革命罪)自然要胜过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下升平 时期的万马齐喑；它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用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心动 荡，无所适从”用共产党常用的话来说，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精神污染 ”，“资产阶级自由化”)，也绝对低于拥有几百万军队暴力的一党专政导致的大量 冤狱和流血事件。这一万个政党最多只能舞文弄墨，游行集会，演说示威而已。绝 对不会成为靠枪杆子起家的革命党。 这一点看看台湾经验大致可以知道。台湾在开放党禁以后，陆续出现了大小五六 十个政党。有时候反对党的街头抗争，议会场上的肢体冲突，打斗场面，看上去确 实是“无序混沌，天下大乱”的样子。但到头来，天下还是没有大乱。台湾社会的 经济政治发展的总方向还是健康的。经济的突飞猛进不用说，政治上也渐上轨道， 以往出现的某些乱象也在弱化。以台湾两千多万人口，拥有五六十个政党之比例计 ，在中国大陆十一亿人口中，出现三四千个政党也不算多，而且在自由竞争的政党 政治中，会有一种自然的淘汰机制。真正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最后也 不会太多。去年年底台湾大选，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国民党、民进党、社民党和非党 盟几家，其余十三个小党更无法得到影响选局的票数。李先生担心在中国大陆出现 万党争斗的景象，也许是多虑了。社会系统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它会从某种程度的 混乱无序中达到一个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象最简单的自然界中的“贝纳德流” 一样，它通过能量、质料的耗散，由乱而序。也许可以这样说，社会系统如同自然 界一样，没有个别事件的随机变动，就没有系统的进化。进化与改良并不排斥一定 范围、一定时期的无序或混乱。当然，任何系统由乱到序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若要避免李先生所说的“真枪实弹的内战危险”，就不能保留一党专政，反对开 放党禁。相反，只有多党政治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分割开来，彻底改变现 有的“党军”制度。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是与多党政治连结在一起的，在多政 党政治中，即使共产党具有合法存在的地位，它也没有理由独霸本应属于国家的军 队。如果作为主要暴力载体的军队脱离了共产党，离开了政治斗争，那么李先生所 担心的内战危险也就不会出现了。如果继续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至少“六四” 镇压事件还可能重现。遗憾的是，李先生还认为共产党作为某种社会力量“几乎无 处不在”(包括军队和政府)还是一件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好事。真不知从何说起。 苏联的解体和“和平演变”：不要轻易拒绝苏联道路 需要顺便说一下苏联、东欧问题。李先生说：“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和有必要走 东欧苏联的道路。那条路充满危险，对中国非常不利。”这句话的本身是非常笼统 的，至少在这几年间，苏联的道路，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的道路是有很大不同的。除了罗马尼亚夹有血雨腥风，南斯拉夫因为民族问题而战 火纷飞外，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一种和平过渡。拿苏联来说，从共产党七十多年的一 党专政制度转变到一种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的社会形态。没有开枪打炮，没有流血， 没有国内战争，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和平演变”。如果说，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西 方政治家口中所谓的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还只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那 么由于东欧诸国的转型，尤其是苏联的解体，这一概念获得了丰富生动的具体内容 。套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用语，“和平演变”由抽象上升为具体。苏联前领导 人戈尔巴乔夫全程推动了这一过程，他是和平演变的实现者。 依据对苏联的观察，我认为和平演变就其内容来说，是根本性的变革，或者可以 说它是一种革命，而不是改良；但就这种根本性质的变革的进行方式而言，它与一 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以及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截然不同，不通过战争，不使用 军队，不诉诸暴力。因而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早在一九八八年的名著《改革与新 思维》中，戈尔巴乔夫就明确指出改革就是革命。他说改革是一个具有广泛涵义、 内容丰富的词，如果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选择一个关键的最能表达其本质的词，那 就是“革命”。他反复说明改革是“触及整个社会的”、“根本性的”“革命变革 ”。与叶利欣相比，戈氏曾被认为更保守(或者说是更倾向于改良)些。但是，他所 采取的取消共产党特权地位，放弃一党专政，主张土地、企业、商业和住房私有化 ，还是带有根本性变动的措施。后来他对苏联解体所持的不失潇洒的态度，也与此 有关。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无论是邓小平式的还是胡耀邦、赵紫阳 式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都还没有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所以，要说他们也是 在进行和平演变，实在有点牵强。 李先生说，东欧苏联对共产党是“突然解散、禁止、取缔”他们的。这话也不符 合事实。远的不说，在苏联，苏联宪法中原有的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 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及内政外交的决定者 ”这一内容，是戈尔巴乔夫等人遵循法律程序提议，在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苏联最 高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于前年二月正式表决废止的。苏联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消除还 是属于一种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注意和平演变内容的根本变革性，那么这种“ 和平演变”或改良就变成了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邓小平式的改革。不管叫 和平演变也好，叫和平进化也好。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党专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僵硬的计划体制，都是必须改变的。这是中国和平演变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在生 物进化史中，就有许多根本性的变革事实。近代进化论中的“中心突变”描述的也 是“革命性”的变化。如果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的结果并未改变一党政治和虚假 的公有经济，这种改革很难被称作是“进化”。 当一些朋友就苏联的变动发表意见时，我总是请他们再多观察一段时间，切莫急 于下什么结论。在这里，我想向李先生提出同样的建议。至目前为止，大致可以说 苏联的道路是一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曾经跟着俄国人走过武装革命道路的中国人， 似乎没有理由断然拒绝现在的这一条新路。 改良主义与学术自由：取消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者的优先地位 李文认为，“近年东欧苏联的变局，以及欧洲共同体的日益形成等等”，“恰好 证实着”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李先生对他十多年前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 来邓小平提出的某些路线(诸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平行相一致”感到“非 常有意思”。实际上，被大陆官方称为邓小平的重大的理论新贡献的“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的命题，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看，也是缺少根据的。这个问题留 待日后有机会再与李先生讨论。我想提醒李先生的是，如果完整而系统地考察马克 思的唯物史观，还是很容易得出社会革命而不是改良的结论的。 李文批评了与革命的政治相联系的文化学术表现。作者主张“多元”、“宽容” 、“理性”，这一点我非常赞成。和平演变、改良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与学术自由 伴生的。民主政治的主张者，必然会同时主张知识界学术界不依仗官方政治背景或 革命运动的声势而进行纯学术的讨论、争论、批评、批判。李文批评“那种不讲逻 辑，没有论证，好象绝对真理在手，不容他人分说的学风和文风”，对专制的意识 形态来说，可谓一言中的。在我看来，这真是大陆官方理论权威----例如胡乔木、 邓力群面目的生动写照。不过，李文指名道姓批评的却是高尔泰、刘晓波、吴亮等 人，还有《河殇》。这使我大为不解。 非常抱歉，《河殇》及刘晓波的文章我没有读过，无法发表具体的评论。高尔泰 的哲学美学论文倒读过一点。似乎还记得他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论美》一书。想 来想去，实在没有李文所说的“不讲逻辑，没有论证，好象绝对真理在手，不容他 人分说”的印象。不管怎样，在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界，论及“美”、“美感”和美 的创造，高尔泰之说总算一家。记得在大学美学课上，凡介绍到各个理论学派，总 会说到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王朝闻、宗白华、施昌东、高尔泰等。比 较起来，自以为正宗唯物主义的蔡仪之面目不太可爱，因为他常常会乘政治运动之 长风来打击理论对手(八九民运以后他对李泽厚的批判又是如此)。相比之下，高尔 泰则完全不一样。在官方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此人总是挨整的对象。“清污” 、“反自由化”，均不能免。我想，在这一点上，李先生予高氏应有“惺惺惜惺惺 ”之态。不知道为什么，李文不去揭露胡乔木、邓力群这类官方学阀，也不批评“ 高举革命大旗”的蔡仪们，反而对本应同病相怜的高氏狠加讨伐，实在有背自己主 张的宽容原则。即便高尔泰等以往说话作文用词尖刻，立论偏颇，但他们毕竟没有 (也不可能)借助官方的政治声势来陷害对手或落井下石呀。 再化点笔墨说说何新与刘晓波，因为这两个人都与李先生有点关系。多年前在大 学里与学生闲谈如何成名，我戏称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刘晓波法，一种叫何新法。 前者是抓住一个名人开战，后者是拉一个名人作依靠。说也真巧，这个名人就是李 泽厚先生。当年刘晓波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确实是在对李泽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后才为学术界知晓的。我和我的同伴们知道何新的名字，则是在读了李泽厚为何新 的第一本书《诸神的起源》写的序言之后。此序发表在印数超过百万的《文汇报》 上，何新的著作我一本也没读过，但李泽厚的序使我记住了何新的名字。我的上述 说法带有开玩笑性质，但问题本身却是严肃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 。 刘晓波、何新是走两条不同道路的典型。刘晓波继续在反权威的道路上走下去， 从反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反对专制政府这个更强大且可怕的权威。在八九民运中 ，他毅然从美国返回北京，最后为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和平撤离，减少伤亡人数作出 了连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贡献。何新也在依靠权威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从借助李 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全面靠向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权威。我以为，何新或刘晓波都 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发表自己学术见解的自由。但是，以知识、学问为自己的 工作对象的知识分子，他所赖以生存的只能是个人独立的人格和知识、才能的力量 ，他不能仰仗学术以外的力量(包括官方当权者的政治力量甚至军事力量)来解决学 术问题，对付理论对手。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权贵面前总有几分清高和 傲骨。就此而言，刘晓波的道路似乎离开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更近一些。我想， 在中国的和平演变或“和平进化”(李泽厚语)的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崇尚自由、不 仰仗权威(无论新旧)，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反 对新权威的李先生也会同意吧。 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执政期间，本是一种理论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成了官方意识形 态，它被赋予先天绝对的优先权，而那些研究或信奉这一理论学派的知识分子，也 自觉不自觉地分享了这一优先权。这是不合理的。在中国和平演变的进程中，消除 学术界里的这种不合理现象，也是知识分子要作的努力。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一二期(一九九二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