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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土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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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人人想走上坡路
如果再听不见土地上传来的哭声与喊声, 我们的耳朵是不真实的。马克思说“我不能将脊背留给苦难”。这一期,《民间》有所担当。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维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共事件, 而用土地解决公共财政开支则是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法宝, 大批农民失地后陷入困境, 土地问题成了上访与群体事件的首位原因。土地上流了血, 土地让人困惑。
《龙泉土地斗争全记录》、《周至有个“非常党小组”》展示了土地问题的困境, 两个故事站在矛盾最前沿。土地已让人们无路可退。
采访回来的记者耳边充满着人们的哭诉与不满, 然而偏偏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农民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这个时代,人人都想走向上的路, 为什么让我们走下坡路?”
这句话提醒我们, 也许土地中有苦重的声音, 有激奋的心, 有伤害, 也有苦难。
但土地问题决不是苦难的问题, 苦难, 往往让人们失去冷静, 苦难, 让人们想到仇恨。土地题并非一个无解的问题,土地也不是一个一方就只能剥夺另一方的问题。答案是人人都可以走上坡路。长期的和平, 劳动的结果, 带来城市化与发展, 这种发展是可以共享的。土地因开发而增值的部分, 全部归于农民, 显然不对, 全部归于政府, 也不对。这里面有一个合适的分配比例, 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 叫“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而我们没有, 只有征地的简单方案。正如民政部救灾司王振耀司长称:“中国的许多问题根源是技术的贫乏, 而为了掩盖这种技术的贫乏, 常常将问题上升到政治与伦理的高度。”
的确如此, 土地问题完全可以用制度来解决, 因为我们公共智慧的缺失, 政府容易犯的毛病是政治化, 动不动就将失地农民指为暴力抗法, 而农民容易犯的问题是伦理化, 指责官员昧良心, 没有好人。这都是不客观与不理智的。同样, 虽然“民间报告”的两个土地问题都是在中央政府干预下得以解决, 也许会引导出在土地问题上, 是不是应当走向中央加强权力?
《泽国实验: 拆迁, 让人民决定》也许可以让我们增进些智慧。
—千年来, 这块土地流的血够多了, 我们必须走出苦难的怪圈, 完成社会创新。《民间》请四位专家来会诊土地问题。
一个《民间》的平台, 应能让学者、政府、民间组织、公众和平对话, 用创新打通社会的督二脉。
《民间》愿担当,《民间》更愿将土地问题真实地还原为一个公共生活的问题, 既是生活, 就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般,免不了吵吵闹闹, 有时会挥挥拳头, 但是再没有敌我, 再不是你死我活。
民间的热闹与活力不在于此吗?
杨勇, 一个探险家, 记者却称他海盗船长。《杨勇, 不可能的旅程》带给你南水北调西线“巨无霸”工程的“可行性”独立调查记录, 更带来一个野性的自由人风采。
我们在街上常见可怜的小商贩的遭遇,《不屈的小商贩》则是别样的风采, 一群个体户为了取消不合理待遇的维权。
一批国际志愿者跑到中国为穷人盖房子。泰国的安全套餐厅。——世界真奇妙。
《东南亚贫民窟见闻》则带我们走进那些贫困而自尊的人们。
有这样一个默默的人, 却是中国NGO 的实干者与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一期“成长”, 我们讲述邱建生的故事。
新增栏目“民间记忆” 发表《我是怎么打人的》, 一段不应忘记的故事。
读者说《民间》是社会的第三只眼睛, 这更让编辑部反思《民间》是什么, 想来想去却想出《民间》几个不是什么。
《民间》不是西方的调查新闻杂志。在美国, 调查记者被罗斯福总统称为扒粪记者, 因为他们忠实深入地揭开社会的黑暗与不足, 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这一期《民间》在“边缘与底层”中发表的《死于不明肺癌》也许可以称为一篇出色的扒粪报道, 记者通过调查指出, 我们的职业病制度有严重漏洞, 漏在何处, 请看原文。但《民间》无志于成为新闻扒粪刊物,他的志向更高远。它着眼于启迪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
《民间》 不是同仁刊物, 他不愿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 他有天下的怀抱, 他是独立的, 信奉
《民间》不是战士。战士勇敢无畏,《民间》则畏惧每个人潜在的良知, 因此更愿意放低嗓门与每一个人轻轻商议。战士被仇恨推动,《民间》的源头则是爱。他的编辑记者都有自己清贫然而幸福的生活, 更愿天下分享此种幸福。《民间》愿以平易与坦诚, 促成政府与民众过上同样幸福之公共生活。
因为这个时代, 人人都想走上坡路。
野花烂漫
◆ 香蕉皮 擦皮鞋
这可不是学雷锋活动,而是世界环境日里的一次特别环保行动,年轻人先请居民吃香蕉,然后把吃剩的香蕉皮拿来给他们擦皮鞋,又能去污还可上光,只要用布把残留在鞋上的黏性物质擦掉,皮鞋就会光亮如新。居民们觉得很新奇,年轻人就趁机说,用香蕉皮代替鞋油,既节约又环保。而且,我们平时用的很多清洁剂,都是以石油化工产品为原料,还加了各种添加剂,这种东西用多了会让皮肤粗糙,会过敏,更加会污染环境。年轻人还设了环保宣传板,介绍生活中的环保小常识,比如不用电器的时候要关电源等等。在中 学教生物的
想出这个点子的是在环保企业的工作的何小玲,其他 年轻人是上海大学生绿色营的志愿者。他们说,这样做不 是为了刻意让大家只用香蕉皮擦皮鞋,但如果能在吃香蕉的同时,顺手擦一下皮鞋,少用鞋油,不是很好吗 ?
年轻人的举动吸引了好多居民,这边排着队吃香蕉,那边排队等擦鞋,把几个在家事先操练过的年轻人累坏了。
但也有人光等着吃香蕉,吃完就走。30 多斤一会儿就
吃完了,不得不再去买。
（文 / 卓玛）
◆ 《民间》关注潘大海冤狱
农民潘大海已坐了二年半的牢。他是河北怀来县大黄庄镇大黄庄村农民。2004 年12 月乡里委托村委们向农民收百分之七的农业税,按道理应当是粮食产量( 斤) 乘价格再乘以百分之七, 村委们糊弄老百姓, 直接把产量斤数变成元数乘以百分之七, 当年粮食是五毛一斤, 结果农民多交了一倍的农业税。潘大海曾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员, 他带领大伙论理, 行政复议到了镇财政所, 人家说:“搁着吧,我们爱怎么收就怎么收!”20 多个农民于是找镇长论理, 吵了起来。之后农民们与村广播员商量, 征得同意后在村里播读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20 分钟。他们没想到, 被公安抓起来后，县法院判为占领广播站, 煽动抗税费, 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刑三年。大海想不通: 为什么大伙找乡长说道理, 没动手, 没打架, 只是吵了几句,念了文件就遭此大狱? 大海妻子几次上北京喊冤,2005 年6 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县法院判决违反程序, 适用法律不当, 未将“聚众闹事给政府施加压力”与“核对税率不合理行为人对政府工作人员不满, 采取过激行为”区别开来, 因此撤销县法院判决, 发回重审。同时当年镇政府找来的十七名证人纷纷证明自己被逼做了伪证。但县法院迟迟不开庭重审，致使潘大海等5 名维权农民已坐了二年半冤狱。
《民间》关注基层维权者命运, 此冤案事实已非常清晰, 吁请各
界人士帮助维权农民。
（文、图/ 翟明磊）
◆ 厦门的大散步
尽管在今年两会上105 名政协委员、6 名院士合力提案上书，厦门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上高污染的PX 项目(PX 就是对二甲苯, 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 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
更多的人“散步”在市区主干道上, 沿途群众纷纷加入, 也有人上班途中从公交车或出租车上冲下来加入, 很多人派发打印好的标语和系在腕上的黄丝带。上午10 点左右, 人数已高达一万。不少是公司全体出来参加, 算出勤。沿途汽车长鸣呼应,市民鼓掌加油, 还不断有市民送水进来。
几天前, 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相同的短信:“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 厦门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 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 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
据悉, 厦门PX 项目中心地区距离厦门市中心和鼓浪屿均只有
目击者说, 这次上街民众表现得非常理智, 不仅没有过激行为, 走过的地方也没有留下垃圾, 经过医院还自动保持安静, 表现出非常高的民主素养。
( 文/ 小边)
◆ 抗议有效 雅培低头
随着抗病毒治疗技术的日益成熟, 艾滋病已不再是绝症,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都能保持健康。
但是个别医药公司把抗病毒药物的价格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导致上千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由于无法获得治疗而面临死亡的威胁。美国雅培(Abbott) 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 此公司生产的克力芝(Kaletra)抗病毒药物,已在118个国家与地区注册,是当前注册最广泛的重要抗艾滋药物, 是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鸡尾酒疗法) 中一种药物。在中国每人每月售价为人民币2076 元,这对于需要终身服药的中国感染者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我国政府为了挽救生命, 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但是因为雅培公司高昂的价格, 导致克力芝在中国迟迟无法普及。
最新消息, 经过全球人士的抗议, 雅培公司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同意以一种均衡的方法向发展中国家的更多患者提供克力芝药物, 将为非政府组织和四十多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提供每名患者每年一千美元的药物以进一步扩大受益面。
( 文/ 风子)
◆ 意神父与智障者组成家庭
今年七十九岁的神父万籁寂是意大利人, 一九六二年就来到香港, 能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2004 年底, 万神父来到广州民间组织慧灵, 当他看到众多行动不便、甚至不能自理的智障人士时,他被深深震撼了。万神父称,“他们尽管身体有种种缺陷, 但没有怨天尤人, 从不愤怒, 忍耐又天真, 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令我感动。”
于是, 万神父自动在慧灵住下来, 一住就是两年多。如今,他和六名智障人士及一个“妈妈”( 护理员) 组成一个“家”,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一起休息。大家以兄弟姐妹、爸妈爷孙相称。去年, 家中一名姐妹因病逝世, 万籁寂伤心了好一阵子。前几天, 万籁寂病了, 家中各人大为紧张, 言语不清的吃力地对他说“好好休息”, 行动不便的也亲自到床前嘘寒问暖, 还有人亲手做了一张慰问卡, 手工虽拙劣, 但令他感动万分, 马上将它贴在墙上, 至今没有取下来。万籁寂一直和小区内二百多名智障人士生活在一起, 为帮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 平日, 万神父会和智障人士参与车缝、手工艺品、包装等劳动技能培训, 闲时就会同他们一起散步、谈心。他表示, 只要健康条件允许, 他将会一直在小区服务下去。
万神父还深受当地民众的敬佩。他走到街上, 都有很多街坊热情问候。
( 文/ 胡淑梅)
◆公平贸易在中国萌芽
每个人生活中都离不开消费, 当我们买一件衣服、喝一杯茶、吃一根香蕉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想到为我们背天面土种茶采茶的茶农、香蕉农、还有在制衣厂里一天干活十多个小时的工人们, 他们的收入微乎其微, 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应付, 生病时不敢花钱看医生, 房子破陋没法修补, 吃的喝的只能挑选没有安全保障的最廉价的东西……我们天天看新闻都会听到农民工人面对着贫困艰苦的生活,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是否无能为力, 只能旁观、偶尔心酸一下呢? 其实, 我们可以试试这十几年在欧美推动得特别火
的“公平贸易”。
“公平贸易”有一套标准让生产方与销售方共同执行,最基本的要求是给与生产方公平的收购价和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 保障生产者的稳定收入。其他的标准还有保护妇女儿童权利、保护环境、提高生产者进入市场的能力等等。得到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可以说是与公议画上等号, 等于弱势生产者得到公平而稳定的收入, 但这种现象背后功臣真正就是消费者提出需求而引起的力量。
香港“公平点”和广东学而优书店6 月16、17 日在深圳举办了民间首次的公平贸易推广活动, 希望鼓励消费者改善弱势生产者的待遇。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前来表演, 并与大家分享打工者的故事, 强调了打工者的辛劳是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从打工青年的口中讲出和唱出打工者的故事,显得特别有感染力, 观众们也了解了自己的消费与劳工生存的关系。
两天的活动当中, 深圳学生义工和香港义工合力协助,他们非常努力地向消费者介绍公平贸易。无奈, 知晓者不多,派发资料册的义工屡遭打击, 但大家屡败屡战, 在摄氏30 多度的高温下, 站在大街上向路人推广公平贸易。真是一场严酷的公平贸易“登陆战!”实在要向可爱的义工们致敬。
（文、图/ 秋红）
◆那个难忘的地方
那片菜地, 那群孩子, 那朴实憨厚的笑, 那粗糙有力的手......
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叫张万坟的村落, 有一群租种别人土地为生的外来农民工, 他们用一片片三合板, 塑料板,搭起了自己的窝, 在平地上造起了新村落......
数一数, 我们与那些乡亲们、那些孩子们已一起走过了四个年头。四年, 大家的生活如流水般平静照旧: 种菜、收菜、卖菜...... 但每次走进那菜地, 又感觉是那么不同:以前拖着鼻涕的孩子们展现给我们的是洁净的小脸与双手,以前跟在父母后又哭又闹的孩子知道给爸妈搬个凳子、倒杯水了......
张占军, 种菜的一把好手, 一展眉头亲切地告诉我们说张万坟村委又同意租地给大伙了, 你们的调解起了作用,我们也不用为搬家发愁了......
亮亮妈, 这片菜地里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一位大龄晚育的家庭妇女, 嘻嘻地笑着告诉我们说她不再担心亮亮,亮亮现在懂事多了......
马大姐, 这片菜地里菜头的老婆, 摔着满是水的双手拉着我们说她的外甥女也来这里住了, 每次都参加我们志愿者的支教活动, 孩子学了不少东西呢......
菜地里, 大家在拿到民间组织协作者转赠的冬衣后开心地笑着, 把那呼啸的北风都笑得发暖, 好像提前进入了春天．．．．．．
（文／李真 图／协作者）
◆算一算,
你一年排了多少碳
点击这个网页:http://www.bp.com/extendedsectiongenericarticle.do?categoryId=9011331&contentId=702316
你就可以用二氧化碳计算器, 根据你的住房结构、个人能源消耗量、环保习惯以及你的个人交通习惯, 算出自己一年在空气中排放了多少碳, 为地球温度升高作了多少“贡献”。计算结果如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少乘些飞机, 多用些循环材料, 给家里装上好的隔热和通风系统, 随手关灯, 或者用种树的办法来抵消你
排出的碳……
这个计算器是世界大型能源公司BP 公司根据来自英国及美国、关于家庭能源消耗的研究数据而制定的。
由于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碳燃料,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迅速增加，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 到今天的370ppm。如果目前使用矿物燃料的趋势继续下去, 到本世纪末二氧化碳浓度可能超过700ppm。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的研究表明, 这可能导致全球气候上升1.4
至
（文／王玥）
◆东林寺僧侣救助艾滋病患
妙觉眼前, 堆着新垒的坟墓, 一个接一个趴在麦地里。1990 年代, 这个村庄的上千村民在卖血热潮中,先后感染上艾滋病。村干部新办公房建在村口公路旁,远离村民住地。村民们时常责怪村干部不能帮患者解决问题, 干群冲突不断。村干部因此很少进入村民家,平日主要靠线人收集村民动态。
“一些病人感觉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 国道边的某艾滋病村, 一些艾滋病患者结伴设局, 曾创下一次敲诈4 万多元的记录。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多, 患者心里还是感到空荡荡的:“别人越到过年越欢喜, 我们越到过年越心烦。”
上蔡之行震撼着妙觉。这位比丘尼视德蕾莎修女为榜样, 数十年护佑着无数垂死的穷人。妙觉和居士方冰有着相同的理念: 艾滋病患者既需要物质的救助,更需要心灵的抚慰, 以消除其内心深处的怨恨和恐惧。而这正是佛教组织之所长。不少患者声称要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她总是反复劝告对方要理性面对。
2006 年妙觉来到江西省庐山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林寺寻求合作。东林寺网站刊登河南艾滋病患者图文后, 很快得到13 万元捐款。该寺监院觉海法师带领17 名僧人, 从东林寺出发, 走访河南省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4 个艾滋病重灾区。每到一个村庄,“都会
有数百艾滋病患者在村口排队守候”。觉海法师劝告他们, 不要心生怨恨和恐惧, 怨恨和恐惧本身就产生毒素, 对缓解疾病不利, 而应积极面对生活, 善良向上。河北柏林寺明海法师称, 东林寺此行不单是财施和法施, 更多是无畏施——通过传递无畏, 帮助艾滋病患群体获得安慰和安全感。
( 文/ 守火客)
◆学生起诉学校 抵抗不公平对待
2006 年9 月新学期开学之际, 新疆乌鲁木齐市四所中学的19 名初一学生、乙肝病毒携带者被强制退学, 而帮助他们维权的民间组织“雪莲花艾滋病教研项目”
计旷课已达57 学时”。
常坤败诉。
近日, 常坤将提起上诉!
( 文/ 郜璐莉)
◆英国政府支持学校让孩子四岁起知道同性爱
英国部分学校近日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儿童教育项目, 向年龄为4-11 岁的儿童介绍有关同性之间爱情和家庭形式的适龄书籍, 让儿童从小就知道同性之间的感情、家庭形式与异性之间的同样存在, 以培养儿童从小懂得尊重不同的人。
据英国《观察家报》3 月11 日报道, 这个主要由英国“No OutSiders”组织发起的教育项目, 已于近日在包括伦敦等地在内的14 所小学中试行, 如果效果良好, 该项目将被推广到全英国的学校。这一教育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以及“英国教师联盟”等官方以及民间教育机构的支持或赞助, 该项目还获得了60 万英镑的政府资助。
这一教育项目推荐的书籍中包括各种儿童图画书, 其中有讲述两个王子相爱的《国王与国王》、讲述两只雄性企鹅抚养一只小企鹅的《三口之家里的Tango》、讲述两个妈妈和一个女儿的家庭故事的《阿莎的两个妈妈》等。
这是自从2003 年英国“禁止宣传同性恋”的“第28 条款”被废除之后, 首次有这样大规模和正式的学校儿童教育计划的实施。
( aibai.cn)
读者论坛
前面有沙尘暴, 停下来
最近, 一辆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火车在吐鲁番境内遭遇大风, 导致11 节车厢脱轨。3 名旅客死亡,2 名旅客重伤,32 名旅客轻伤, 南疆线被迫中断行车。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 吐鲁番地区当时并未观测到沙尘暴天气, 火车脱轨应是瞬时特大风力( 达到13 级) 所致。火车在经过新疆多处铁路时常常会碰到“百里风区”。
这使我想起作为志愿者援疆支教路上的见闻。
火车在行驶着。
我坐火车去新疆支教。火车行驶出敦煌以后, 在戈壁滩上停了下来。“怎么回事?”乘客们问。乘务员解释说, 前面有沙尘暴,刚接到通知, 为了安全火车停下来。
谁知这一停就是八小时。
乘客很是着急, 有的说, 我还要赶到乌鲁木齐签订一个合同哪! 这下糟了, 全耽误了。有的说, 我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要迟到了。
但在沙尘暴面前, 火车没有启动。
我这次是带伤去乌鲁木齐的, 使我受伤的原因是司机该停车时没有停下来。在一个十字路口处, 红灯亮了, 司机却没有把车停下来, 他可能想侥幸闯过去, 可是正在这时侧面驶来一辆货车。两车相撞了。
司机也受伤了, 他很后悔, 在红灯面前本应该是停下来的, 怎么会鬼使神差的继续前行呢?
伤没有完全好, 我就去新疆了, 在路上偏偏又碰到沙尘暴。
沙尘暴, 为我们亮起了环保的红灯, 我们是该把有些人类的行动停下来了, 否则,世界将会发生人类车祸。
校园里有一片小杨树林, 由于干旱枯死了很多。学校为了建操场, 需要把这片小树林清除掉。在树木一棵棵伐倒的时候, 执法部门来了, 喝令停止行动。原来, 周围的居民看到学校在砍树, 纷纷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举报。
可见, 当地老百姓是多么的爱护树木。他们知道, 树木对他们生活环境的重要。
暖冬现象, 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人类对自然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当自然做出对我们警
告时, 我们应该停止我们的一些行为。
是我们破坏了我们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
该停下来了。
金明春
《民间》: 社会的“第三只眼”
《民间》是本十分有趣的刊物。她没有哗众取宠的媚态, 也没有象当今许多刊物一样,以插科打诨取悦读者。《民间》是份十分严肃的刊物, 她以民间众多的“志愿者”的目光,关注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注视着生活中的经济、文化。可以说,她起点不凡、志趣高尚。
在人们的意念中,“民间”相对于“官方”。在历史上, 民间与官方, 常常是对立的。以《民间》命名刊物, 以民间、民众、民生、民意作为立刊之本。阅读《民间》, 此种立意跃然于字里行间。然掩卷细思, 当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设和谐社会,《民间》又与“官方”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 与建设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因为《民间》所披露的大量信息及其带给人们的启示, 给了人们再度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第三只眼”。这, 之于民众、之于官方、之于和谐社会建设, 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目光、新的眼界。眼界决定境界,境界决定行动,“行动改变生存”。依此而言,《民间》并非只是为民间的民众、NGO 的志愿者而阅读的刊物, 她完全可以成为官方及其决策者们的又一《参考》读物, 成为观察社会的“第三只眼”。
2007 年春季号上所刊载的民间报告《被调整的眼光——恢复民族本土文化的环保实验》, 是两位记者不远五万里之遥, 历尽千辛万苦, 历时三个月打磨, 为读者奉献的带着泥土与草根芳香的六个故事式的报道和两个严谨而深刻的专家访谈。让人们形象地了解了许多人类学、文化学、人类文化学的知识,让人们知道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它们所带给读的不仅仅是一种好奇与惊讶, 而更是一种深深的震撼和醍醐灌顶般的反思。
愿《民间》用社会的“第三只眼”唤起民众,唤醒行动, 让行动改变生存。
周 英
为心灵寻找自由飞翔
我是偶然接触到《民间》的, 她让我感到了一股清新的风。我是一名西部农村的教师, 我常常在关注我身边的许多弱者,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弱者。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和他们共同站起来。很多时候, 政府行为, 往往导致他们更大的困难, 而不是富裕。很多事情, 也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我也想加入到你们中间, 更好地为我们这一方的弱者服务而行动。我不清楚NGO 的汉语意思, 很惭愧,我都马上取得自学考试本科文凭了。
我热爱写作, 但总是写不出什么, 看了贵杂志的文章之后, 我觉得我为自己的写作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因为这如我的愿望我所想, 也可以为心灵寻找到自由飞翔的境界。
让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尽快行动吧!
请您告诉我怎么做?
请朋友们指导和帮助我!
陈双汉
《民间》在采访中, 往往会因为缘份, 遇上象您一样, 扎扎实实做着手中的事,
又独立思考的人们, 实在说, 他们都会有些寂莫, 去哪儿寻找同道, 去哪儿寻找心灵飞翔的感觉呢,可能有各种机会, 最重要的自己去创造，《民间》登过一位村夫想建自己的图书馆,
也写过广西因为想健康地吃而有一份承担的爱农会。就在甘肃, 一位农民出身的摄影师王搏正行走在山野拍摄失学孩子, 他做得很累, 需要志愿者助手...... 其实《民间》杂志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力感与孤单而发愿成立的。我们能做到,
你也一定能做到。
如果你有了这份心,《民间》一方面为您提供资讯, 也同时刊登您的信,
让更多的朋友与您联系。NGO 的汉语意思是“非政府组织”。您可以在我们“公民课堂”的专栏中( 由公民教员
民间编辑部
我为什么要回乡下种田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只是在选择一种本该属于我的平静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应该交由各级政府来解决。作为一个公民, 我已经尽责了, 而且尽到了极限。我一直努力做一个有良知和血性的中国人, 对于“三年不买房行动”, 我用自己最坚定、付出一切代价的方式来坚持我的原则, 表明我的决心: 无论怎样, 不管我有没有钱, 我都不会买那高价的、疯狂的, 离普通老百姓越来越远的商品房, 我宁愿做农民——即使自己在乡下建房住也不会由他们来剥削我的血汗。
对我个人来说, 没有“失败”, 更没有“逃离”。“三年不买房行动”这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民意呼声, 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 已经永远深烙在千千万万渴望“安居乐业”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心中——除非占这个社会80% 的中低收入者能住上“政策性保障住房”而非本来只应该由20% 的高收入者购买的房地产商开发的高价商品房, 到那一天,“不买房行动”自然会烟消云散。否则, 全国人民心中的“不买房行动”将永远自发地在继续着……
金钱、名利、身份、地位都是过眼云烟。在抛却喧嚣的夜晚, 当你面对自己的良心,你会发现, 内心深处的充实与快乐才是人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无所有光光地来到这个世界, 最终也将毫不例外地一无所有地离开这个世界, 只会剩下骨灰一堆。
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再回到深圳去,事实上, 我回不回深圳已经不再重要。一个
国家, 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企业, 缺少谁都能转得很好。当然, 作为一个资深的社会公益志愿者, 当一名国际慈善公益大使是我这一生的理想, 如果有慈善组织需要我, 我会回来。
因为, 没有什么能比帮助有需要的人让我的内心觉得充实和快乐!
因为,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谢谢那些欲送行的朋友, 我悄悄地走,正如我11 年前悄悄地来!
谢谢大家, 心如止水, 感激无言!
邹涛
给朋友的一封信
病起先生:
你说“以为学术乃思想之根柢。”, 这不是所有“学人”能意识到的。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就是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其实一个国家的学者人格和学术精神, 就是这个国家, 民族的灵魂。灵魂失,则其政体即成一具腐烂的死尸, 其病毒将蔓延到危及它的全体人民乃至世界人类。我们历史上有一段时讲求思想统一, 举国只许有毛泽东的思想, 不许有其他人的正常思想,换句话说, 学者独立人格及学术精神, 也就是道统。势( 权力) 压道, 势高于道, 道统消失殆尽, 这个民族就必然会毫无生气。试想:把全国知识分子都改造成慈禧太后的小李子, 这个世道还会好吗? 一个国家科学院的院长竟写道: 在
程巢父
好人, 好山, 好东东
人生象火锅
在第一站的海螺沟, 我们就碰到了这对“四川好人”。他们夫妇俩热情地招呼每个住在他们鑫飞背包族客栈的客人在自家吃饭,不要钱。“鸡蛋在盆子里, 菜油在台下, 猪油在台上, 挂面在橱柜里。”刘哥夫妇40 多岁,腿部都有残疾, 刘哥还安装了假肢。7 岁时,刘哥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儿。开始流浪的刘哥尝遍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一次他走得实在没力气, 问一个老太太要水喝, 老太太说道“热水要烧, 冷水要挑”, 硬是不给他喝。刘哥说,
那一刻他绝望得想死。
后来流浪的刘哥也遇到了一些好人, 他装上了假肢, 并且学会了缝纫、修表等五种手艺, 再后来开办了这个鑫飞背包族客栈。“别人都问我, 人家开背包族客栈的都是年轻人, 你连英文都不懂, 开什么背包客栈?”刘哥乐呵呵地说,“但我告诉他们, 我从十几岁开始, 就是背包族了, 你们是背着包旅游, 我是背着包谋生, 流浪了几个省啊!”
很多出来旅游的人都会向刘哥抱怨生活的不如意, 刘哥总会这样告诉他们: 人生就像吃一盆火锅, 哪知你这筷子夹到什么, 也许是肉,但也许是辣椒。不过,还是要下筷子。
神山爷爷脾气大
我们在梅里的日子, 天气一直阴郁, 无法见到神山的真面目。梅里雪山被奉为藏传佛教第一神山, 藏民强烈反对登顶。据说第一次中日联合登山队登山时, 在距离登顶还有
只可惜, 神山不给面子。听到梅里雪山
《民间》是个好东东
到了昆明的大脚氏青年旅馆后, 无意邂逅了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主办的《民间》,这是一本非政府组织办的非赢利性的杂志。在这里, 看到了一些专家在为保持原生态而与当地农民共同作出的努力, 看到了支教的西部贫困教师在雪地里给孩子上课的照片。我知道,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 总有人在默默地耕耘着精神的净土。现在有, 将来也一直会有。他们是灵魂的守护者。
小歪
我们也喜欢《民间》如此与你邂逅的感觉。
民间编辑部
鳕鱼虽好吃, 下箸费思量
今年三月, 一种在香港超级市场和餐馆有售的“鳕鱼”, 导致不少市民吃后腹泻排油,引起恐慌。事后经过化验, 发现该款声称为“鳕鱼”的鱼类, 实为由印度尼西亚入口的“油鱼”。
专家告诉我们:“鳕鱼属于鳕形目, 油鱼属于鲈形目......”
毫无疑问, 我们吃鱼类、海产的方式,是出了大问题。
刚于3 月份举行, 由香港大学生态学及生物多样性学系主办的工作坊, 邀请了多国专家探讨全球鱼类问题, 会后报告特别关注渔业滥捕,1950 年, 全球捕鱼量为2000 万立方吨, 到了2004 年, 已急升到1 亿立方吨。加上过度食用珊瑚鱼, 令全球162 个鲈科鱼类中,20 个已面临绝种。
烧银鳕鱼是日本料理店的一道甚受欢迎的菜式, 在全球各地的日本料理店都吃得到。这种原属于大西洋北部的鱼类, 千里迢迢消耗大量能源空运到全球不同地区的餐馆, 虽然定价不廉, 但依然大幅消耗。
在1956 年, 全球鳕鱼的捕捉量高达134万吨, 因长年的过度捕捞, 生长亦赶不及消耗, 捕捉量持续下滑, 到了1990 年, 已降至新低点的21 万吨。据2005 年的统计, 全球捕鱼地区中,52% 属于滥捕,24% 更是过度滥捕。到了2006 年, 海洋中45% 鱼类陷入濒危或绝种, 诸如吞拿鱼、鳕鱼等商业价值高的鱼类, 过去一世纪的数量已下降了九成。
经过多年来的过度捕捉海产, 全球各地的海洋愈见死寂, 捕鱼地区的鱼量急降,属于深海品种、被不少地区定为不宜食用的油鱼, 亦被捞来作为食用鱼, 连深海鱼种亦被滥捕, 要复元海底的生态环境, 需时更久。
李志苗
启 示
为了彰显草根行动者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民间》和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共同合作, 在2007 年4 月-2008 年3 月间举办名为“天下讲坛‘民间行动’系列”的专题讲座, 邀请民间行动人士主讲, 每月一期, 敬请”民间之友”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需要相关信息者请将电子信箱发给讲座负责人刘欣琰(liuxinyan@brooks.ngo.cn,office@brooks.ngo.cn)。
民间报告
龙泉土地斗争全记录
文/ 翟明磊
这是1949 年后第一例农民通过行政复议上诉至国务院胜诉的土地案。龙泉农民从流血护地开始,在紧急关头, 走上法律斗争之路。最后打赢省政府, 在国务院支持下夺回土地。 在采访中, 记者仿佛看到了一个古老故事的现代版,因为古戏中大部分戏剧成分, 在这个故事中都有了, 官逼民反, 钦差大臣, 微服私访, 龙颜大怒……但这又的的确确是一个现代故事, 充满着当代农民的智勇, 如同日本著名的成田机场土地斗争。 “他们为什么会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进龙泉农民。感谢他们用最坦诚的胸怀告知:“我们走通的这条法制抗争之路, 别的农民也能走。”
“你们不能把农民当猪一样”
如果你是燕子。
在空中, 你可以在幽蓝群山环抱中找到龙泉市,七万人口的城市, 东西长
宏伟的市政府与体育馆建在水田中央, 东部的二千亩农田是龙泉市所在龙渊镇所剩不多的土地。雄心勃勃大搞城市化的市委书记要建四路三桥, 像所有的市长一样, 发展总是硬道理。东进东进! 直到在一个村庄前他停了下来。那就是龙渊一村。
在空中, 你可以看到龙泉市, 却看不到农民的面孔。你可以听到打桩机的声音, 却听不到农民的心声。
让我们飞得更低一些, 飞进那些破瓦遮檐的房子。
2004 年在龙渊一村村民管子文家中, 传来与征地组的对话。
“我们这次征地是为龙泉市的建设, 丽龙公路建设, 贤良路延伸段建设, 当地拆迁居民回迁安置, 是为了公共利益。”
“不对,你们是为了商品小区城东花园的建设,占用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七村二千多亩地, 其中只有二百亩是用在安置征地农民, 其它都是建商品房。
“为什么龙泉市地价平均在3300
一平米, 征我们的地只给65元一平米? 连砂子
“我告诉你, 别人可以卖, 你也可以卖, 我们龙泉太远了,中央也管不到这么多事, 政府不会大义灭亲的, 市政府是儿子,地区是爸爸, 省政府是爷爷。枪打出头鸟。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心拿你开刀。”
“我们祖祖辈辈的田你们拿走了, 我们再从哪开田啊, 这儿的田连山上的都在农业学大寨时全开完了, 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做什么? 没有土地, 我们会死的。”
“放心,别人饿不死你也饿不死,别人死,你也可以死啊。”街道干部说。
“我们本身是小康, 人人都往上走, 为什么要我们走下坡路? 你们公务员是人, 我们农民也是人, 你们不能把我们当猪一样!”
让一村农民更气愤的是这儿从东晋开始就是龙泉最好的良田,“龙死水不旱”之地。古称龙渊镇, 至唐朝避唐太祖李渊的讳改为龙泉镇, 这片良田曾养育出北宋一位丞相管师仁,现在则供应着龙泉市百分之六十的蔬菜, 征地时, 市政府却以荒地上报。有趣的是这块土地性质在政府公示中已变化了四次, 一会儿是集体所有耕地(2003 年前), 一会儿是国有土地(2004 年3 月), 一会儿又是集体所有的荒地(2005 年5 月)。“就像孩子的脸, 四月的天, 说变就变!”一村村民张丽锋说。“有一次我问干部, 我们2000 年发的三十年承包证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集体所有的基本农田, 为什么说是国家的。他们说集体也是国家的, 我又问国家又是谁的, 他们说是农民的!”“龙泉的地价是多少? 就在我们村边上的地块, 拍卖价已经到了7500 元一平米, 征地只有65 元一平米, 这还是1991年的征地价格, 一平米良田比不上一方砂石的价格, 这到底是帮农民奔小康, 还是在残酷剥削农民, 政府转手在市场上卖掉一亩地可以赚二三百万, 开发商再转手又是一倍的利润。凭什么? 凭什么?”
对于农民的追问, 市政府官员在听证会上也讲述了自己的道理:“我个人认为为了公共利益奉献是一种美德,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合法的, 因为省政府规定各市政府可以按当地情况制定征地补偿标准, 龙泉农田是133 元
“你们在敲诈政府”
一开始, 一村村民什么法律都不懂, 只想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补偿,2002 年, 他们怯生生开出的条件, 是每平米给一百五十元, 这明明不是荒地嘛! 宅基地审批费就免掉吧。甚至他们说:“只要每人每月给我们二百元补贴, 村里死一个人, 免一个, 生一个给一个, 田我们白送给你们政府。”
龙泉政府说:“你们是在敲诈政府。”
其中不合理的审批费是逼农民走绝路的关键, 一村每人平均三分地, 每家一亩田只能分得四万元, 而龙泉的土政策创全国记录——宅基地审批费要8 万元( 严格地说, 审批费由二部分组成, 一是审批费四万元, 另一部分是重新购买宅基地的费用四万元, 同样的地农民以65 元一平米被征收, 却要以350元一平米买回来)。这样农民要重新住上房子不仅把四万元征地费全贴进去还不够, 还要拿出四万元, 对贫穷一点的农民,这意味着田没有了, 为了片瓦生存, 还要向政府献上四万元存款。
农民说“好比我们卖猪, 猪不仅仅白白送给他们, 还要抢光我们身上的卖猪钱”。
“我们农民是最好说话的, 又是最难讲话的。我们农民是最怕死的, 也是最不怕死的。”管子文大声说,“只要让农民维持小康, 农民是好商量的, 你要压农民, 骗农民, 逼我们走绝路......”
谁能为农民说话? 村长吗? 村长只会写自己的名字,2002年通过贿选上任, 他的选票价50 元到500 元不等, 可以讨价还价, 上任后就做起房地产生意, 引起580 个村民签名要求罢免。15 年未开村民大会, 村长在村委委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地卖给政府, 并做了荒地证明。2005 年5 月20 日任期结束后, 他拒绝选举, 村委会陷入瘫痪。
只有一村三个组83 户农民决定抗争。
他们的三十亩显得孤零零的, 周边的农田全部被征完了。只有他们每天仍然种菜卖菜。
“冲啊!”
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结论也不一样, 一种角度: 穷山恶水出刁民, 另外一种:山清水秀人聪明。龙泉生产最锋利与最脆弱的两样东西: 宝剑与青瓷。这儿是两省山区, 民风剽悍, 龙泉人说话的嗓门要比别的农民亮上一倍, 初听起来, 让人耳膜嗡嗡作响, 讲话也如同吵架。
龙泉农民的领头人张丽锋, 三十五岁, 就是政府眼中的头号刁民。头戴藤盔的张丽锋全身油黑, 自从2002 年进入维权后, 他停掉了自己所有小生意, 一心一意种田卖菜。说话比别人急, 也比别人大, 如同连珠炮式的发问与“这个王八蛋”的口头禅是他特点。
天不怕地不怕? 胆子也是被吓大的。
一开始, 一村一组农民是遍地撒网, 捞到一个算一个,所有想到的求助方法, 都试了, 光各种求助信的邮寄费就花了三万多元, 甚至有一次花了五千元，一百封特快专递寄给中央电视台，几乎能查到名字的记者编导每人一份。所有的信如泥牛入海。
第一次走进浙江省政府信访办的大门, 无权无势的农民去了五个人。信访办主任看见五个啥都不懂的泥腿子, 就说:“信访条例说集体信访不超过5 人, 你们来了5 个人就超
过了, 我随时随地可以把你们抓起来, 念你们初犯, 算了, 龙泉市政府和我通过电话了, 是国有土地, 你们回去吧。”
丽水信访办头一天很重视, 第二天就变了脸:“这是集体的事情, 你们几个农民无权代表, 不受理。”
普天下都是征地的事, 谁能睬他们呢。
但是农民的倔脾气上来后, 就要争个理。
30 个农民2002 年悄悄签了一个秘密敢死协议, 如果在抗争中受伤或死亡, 大伙集资补偿。其中有老人, 有妇女。10个农民组成决策小组, 而核心人员为5 人。
56 户人家四年共集资十七万元。其中10 人小组占了一半,每次维权集资, 大伙交了, 不够的, 核心小组成员就填上。光张丽锋就出了三万元。
每次在小学开会, 上百农民参加。人就是要争一口气。
有人在村里放风, 大声说:“不卖地小组完蛋了, 他们神气不起来了, 今天有几个人要被抓去坐牢了, 你们快去看。”没想到, 这给村民们报了警。一百多村民纷纷跑到自己的农田。
巨型推土机冒着白烟, 发出突突的巨响,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村的老人与妇女, 他们用手死死抵住铲斗, 几个农民跳上铲斗车, 张门头等两名七十岁的老人躺在巨轮底下。驾驶员被这种不要命的行为镇住了。
你有大砍刀, 人海。我也有秘密武器。三个神秘盾牌被村民树了起来, 那是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三幅巨像。一个大横幅亮了出来:“国家不能没有农民, 土地是农民的命。”这是别村送来的武器。
抗争现场的标牌与标语。农民的维权武器非同一般。
另两个大横幅:“中国共产党万岁”、“龙泉政府强制征地”挡在了铲车后路。铲车前后不能动了。
绝不能砸机器。一百多村民事先已约定了底线。另一部分村民则直奔公安做说服工作：“乡里乡亲的, 你们公安掺和啥呀。”公安们说:“政府说你们赖面皮, 拿了征地费, 不肯搬,我们才来的。”女人们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公安明白后说:“啊呀, 土地局城建局怎么这个样子呢。”从此公安只旁观不参与了。稳住了公安的同时, 张丽锋一刻不停地打救助电话, 从前天晚上到当天下午, 张丽锋已打了三十个电话了, 打到省信访办, 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你们可以向当地法院告嘛。”张丽锋急了:“怎么告, 强迁队里就有法院的人。”打通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手机, 刚说了几句, 对方就挂了, 再打是关机。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绝望的村民心想只有拼了。
这时领队的龙泉市副市长喊出了:“冲啊, 给我冲!”
打手们用头盔砸伤了四个老人, 连头盔也砸破了。村里商量好了“老人妇女先出面, 要动手, 中年人就要上”。村里第二批队伍出马了, 他们大多是中年人。
一村的村民赤手空拳与征地队拧成一团。当工商局侯定光局长的儿子领着强迁队开始拔田里的葱时, 一位老奶奶跪在地上死死抱住侯队长的腿, 一个小时没有松手, 挣脱不掉的侯公子只好赔了二百元钱。
幸运的事出现了, 在现场出现了新华社记者, 他拨通了总社电话, 总社紧急拨通中央的电话。
四点钟, 强迁队中公安队伍首先悄悄撤退。
一个小时后, 强迁队长喊话:“这次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啊, 逃罗! 逃罗!”在村民的哄笑声中, 强迁队退走了。乘胜追击的村民认出了副市长, 一群妇女立即包围了他讨说法, 推搡起来...... 混战中一名妇女胸口被撞伤。村民不敢放心, 仍成群坐在自己田中, 迟迟不肯散去。
“他们是吃了铁蛋的”
阵地战结束了,零星的遭遇战才刚刚开始。政府改变策略,采取各个击破。
张秀元, 护地组核心成员之一, 乡村医生。市卫生局局长要这个老实人卖地, 否则要撤销他的卫生所, 他不干, 之后张秀元主持了第二生产小组协议: 村小队组长不能代表村民签卖地协议, 要签也要等村民全部签名后。第二天, 公安局找了他数次, 严告:“这是与政府对着干, 立即写悔过书, 否则过年也要在牢里过。”他们在村口搜查协议书, 在与村民抢夺中, 协议撕得粉碎。之后政府又说张在七十年代盖的房子未经政府批准是非法的, 要拆掉。张秀元上告, 行政复议没戏, 法院也判张秀元输。法官说:“我没办法, 政府让做的,我如果不这么判,明天我就和你们一样种田了。你往上告吧。”丽水法院又判他输。眼看强迁了, 张秀元大喝一声:“谁拆我的房子, 我用刀把他从头劈到大腿根!”
有效! 政府没声音了。一个村民开了个店卖电动车, 城建、工商、税务、交通、质量、缉侦六个部门上门逼他签字卖地。
一位70 岁老党员在民间集资, 被说成非法集资。
一个农民有儿子坐牢, 工作组说了:“你卖地, 把你儿子早点弄出来, 要不然在里面更受罪。”
半年时间, 村民顶住各种压力, 没有一个人签字卖地。工作组只好唉叹:“这些人是吃了铁蛋的, 找了没有用。”
从此“吃铁蛋的人”的叫法就传开了。
在这期间, 张丽锋并没有像其它地方农民一样上法院讨说法, 他看穿了,“当地法院和政府是一伙的, 没有用, 多花冤枉钱。”
他天天研究法律文书, 心里渐渐有了一条妙计, 和大伙一说,“铁蛋队员”们拍着腿都说不错。
这计, 只有五个核心铁蛋知晓。
以后拆迁工作队上门, 大伙也不和他们吵了。而是口径一致地说:
“你们走法律道路, 按法律, 征用基本农田一亩以上要报国务院, 就算不是基本农田,525 亩以下的一般耕地也要报省政府批准。你们拿到省政府的批文再来跟我们说话。”
几次接触, 工作组想, 铁蛋们卖的什么药?
“能找皇帝, 不要去找太监。”
还有我们办不到的事？2005 年5 月13 日征地工作组的口气又硬起来了, 因为——省政府省土字A2005 第10001 号批文下来了, 同意龙泉市政府征地。而且写着龙渊一村的土地是未利用地, 也就是荒地。
那一边,“铁蛋们”也很高兴。
“太好了, 他们中计了, 把省政府拖下了水, 我们就是要逼他们拿省政府批文, 然后告省政府, 这样就脱离了地方行政的泥潭子。”
省政府要维持, 我们就上国务院告省政府, 要求国务院行政复议。“能找皇帝, 不要找太监。”在龙泉农民心中, 国务院大致于金銮宝殿, 代表国家, 代表民族, 总可以代表公正吧。
出乎张丽锋预料,农民原以为省政府会以农田审批,却没有想到以“未利用地”批下来。“这些官员胆子真大, 以为农民好欺负。没想到在之后, 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未利用地成了他们的败笔。”张丽锋笑了。
“告到国务院, 要搞就搞高一点, 死也死得痛快一点。”张丽锋的大嗓门震得我嗡嗡耳响。
张丽锋要求省政府行政复议, 打电话给省法制办: 你们快来调查, 看看我们是农田还是荒地。省法制办回答:“不用了, 法律上规定, 看材料就行了。”
同时铁蛋们又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有了省政府批文, 龙泉市政府胆子又大了, 万一在行政复议之前就动手强迁, 事就坏了。
果然, 市政府在6 月23 日又发一个强制令, 说要在6 月28 日清场。
双方又打开了心理战。
政府开始在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抽人, 大的抽五十人, 小的抽二十人, 自来水厂等企业开始发鞋发厂帽, 还故意到快餐店订6 月28日大批客饭, 一副招兵买马的架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边村民也不示弱,5 月13 日, 上百村民在小学开会。会上群情激昂,“第二次要强迁,我们跟他们拼命了。公务员一个月几千元,一年好几万, 我们农民杀一个值, 杀两个赚了。”
管子文说,“为了农民利益, 我豁出去了,只要不枪毙我, 最多判五年, 十年, 十年后我再回来。”
农民们用啤酒瓶灌上汽油, 做成燃烧瓶,在村里公开试验。又把鞭炮与炸鱼的雷管火药都挖了出来, 公开爆破。男人们将一瓶瓶汽油埋入地下。
妇女们纷纷拿出纳布鞋底的锥子, 在锥尖涂上甲胺磷类杀虫剂。
甚至, 他们把第二次战斗的战斗服都准备好了, 那是一百件黄色的T 恤,前面写着“温家宝总理救农民”, 后面写着“胡锦涛总书记救农民”。
“用鲜血保卫土地”是做好的大横幅。
村民们急红了眼睛。这些消息也通过会场上的线人, 传到政府耳中。
政府举棋不定, 强迁吗? 也许是第二个定州血案。
“拖住就是胜利”
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张丽锋想到了媒体, 一年来, 他常常给《南风窗》记者郭宇宽打电话, 一有什么情况就告诉小郭。这段时间, 几乎天天打电话——“不好意思, 对媒体要死磨硬缠”——张丽锋也有农民的媒体策略喔。郭宇宽告知:“没办法, 中国土地案件太多了, 没办法报道。”“不管怎样, 你先过来再说。”郭过来采访村民与市政府。之后发表了《龙泉土地纠纷案调查——骑虎难下的龙泉政府》。
之后《商界》王福生记者等也过来采访。
三轮记者一次次访问同时也给市政府造成压力, 延缓了他们强迁的举动。
“实话实说, 没有媒体的界入, 我们不会有那么幸运。”
“我们要尽量拖时间, 也许在这期间, 国家政策会慢慢变好。”张丽锋与铁蛋们商议。
与此同时, 村民的情绪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一天, 狂乱的村民们在情急之下已高高抬起街道办的一辆轿车, 准备掀翻, 张丽锋当机立断:“我们在申请行政复议, 忍一忍, 大家放下。”
许多农民急红了眼:“告什么告, 没用的, 和他们拼命算了!”
这时张丽锋外界的知识分子朋友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告诉村民:“先走法律途径, 走不通, 再拼命也不迟。”
8 月份省政府受理了行政复议仲裁。
几乎同时, 也许地方政府意识到中了张丽锋的计, 所有打击报复, 突然奇怪地全部中止了。
如同风暴眼中的平静。
“两天时间, 我急白了头发”
9 月份, 省政府的行政复议传来消息。“基本上维持, 你们可以私下协商, 价格高一点。”
“我们不协商, 你先把我土地性质搞清楚再说, 是男人,还是女人, 搞清楚。”村民口气一点都不软。
与此同时, 郭宇宽将龙泉土地案材料交给张思之大律师,转交给了国土资源部, 下转给浙江省, 龙泉方面又吃了一惊:“这些农民好像很有背景啊。”
15 天, 只有15 天, 张丽锋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
这十五天, 张丽锋如同经历了惊险片。因为靠当地的律师力量, 已经不够了, 张丽锋必须要找到一个好律师。时间一天天流逝, 找了8 个律师, 只有两个敢接, 开口要天价十五万,最少五万, 农民没有钱。直到11 月25 日前, 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 张丽锋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律师。
两天时间, 张丽锋日夜不安, 头发急得一片片白了。
尽管张丽锋与张星水从未见过面,“但从文章中看出他的为人。”从心中涌起的信任使张丽锋立即将一万五千元律师费打给张律师, 全权委托张律师在北京操办。终于在2005 年11月30 日, 十五天期限的最后一天, 将材料递进国务院。12 月6 日国务院决定受理。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啊。”
张丽锋没有想到的是, 张星水律师为了替农民们省钱,
张律师通过实地调查, 证实龙泉政府征地除了修一条普通的马路外基本上与公共利益无关, 几项列出的公共工程,距离征地田地很远, 最近的也相距
2006 年张丽锋接通了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方军副司长的电话。
面对国务院的官员, 张丽锋的嗓门照样震天响:“形势严峻, 农民要杀人啦。你们快过来调查。”张丽锋对记者说:“国务院的官员又怎么啦, 该说的狠话, 还是要说。”在给国务院要求下来调查的申请书上, 张毫不客气地说:“恳求你们来看一看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高压下农民已几近窒息的生存权及发展权, 看一看最被边缘化, 被剥夺感最强烈的弱势群体农民。”
“也许他从未碰到过我这样的农民, 不会说一句好话, 软话, 想说啥就说啥。”他与方司长往往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方副司长说,想交张丽锋这样的农民朋友。在案件结束后,方副司长还专门绕道到龙泉看望张丽锋。
在田头, 方副司长看着一亩亩良田, 喃喃地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啊, 我也种过田, 这是什么田, 我知道......”
那一刻, 张丽锋真正定了心，“我已经觉得我们能赢了,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么冤的案子能赢, 我们也能赢。一村的土地在阳光下,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种满蔬菜, 怎么会变荒地。”
“方大人”每次来龙泉, 从不在龙泉留宿, 调查完立即就离开。“这才是钦差大臣嘛。”农民们说。
龙泉地方政府将农田当荒地上报,
是走了错误的一着, 因为农田与荒地差别太大, 是人都明白, 国家土地法规定“水交通方便, 在路边的田地, 连续三年种植蔬菜的田地, 粮棉油生产基地”都属基本农田。难怪, 中央电视台记者董倩站在一村的良田前说了一句“他们真笨啊”。
是啊,他们小看了农民,也不明白农民有大地赋与的智慧。当有人问道张丽锋为什么不走法院, 而走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 张丽锋回答:
1. 国务院是务实亲和的公正廉洁的温家宝总理直接领导；2. 国务院宏观调控, 出台政策法规不与经济利益挂钩；3. 国务院代表国家形象, 要取信于民；4. 官大一级压死人, 现在有些官员不怕法律, 更不把老百姓放在眼中, 只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5. 大政府小司法, 现在法制不健全法院制度不独立, 避免不了政府干扰法院;6. 不用向复议机构交费;7. 专家、记者都主张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终将聚水成潮”
新华社记者近日报道, 国务院的行政复议之路有望成为部分替代上访的农民追求公义之路。其实张丽锋向国务院提起行政复议那一年, 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接受的行政复议的案子只有18 起, 许多农民不知道这样的一条路。
泥腿子农民从村一级通过行政复议以土地问题将省政府告上国务院更是第一起。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这是国务院受理的第一例告赢省政府的行政复议案。
方司长在调查中曾握着张丽锋的手说:“做得好, 你们推动了国家法制进步, 国务院受理就是为了给农民一个说话的地方, 为此国务院支持你, 保护你, 退一步说, 即使告错了农民也没有任何责任, 国务院将做出公平裁决。”
张丽锋笑了: 也许我有遗传, 我查了族谱, 我有一个祖先在清朝也以农民身份, 把地方政府告到省政府。
张丽锋说:“中国有宪法更需要宪政, 有法律更需要法制。全国政协委员夏家骏对总理说:‘信仰日弱, 假话日多,权色日重, 吏事日怠, 上下日远。’”农民的权益需要从上到下的恩赐, 更需要从下至上的争取, 希望我们的案件能为全国被逼卖地农民带来一点启示和参考。我们现在的社会平衡是一种不信任的平衡, 只有通过农民理性维权, 政府公正行政, 最终达到一种官民之间的双赢结局, 改善政府与百姓紧张关系, 避免定州事件再次发生。行政复议是每一个失地农民都可以走的路。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的依靠, 一把泥土给农民吃的、穿的, 这是最好的农田, 我们祖祖辈辈吃下去。”龙泉83 个农民以十七万元的代价捍卫了四个村庄2000 亩1600 年历史的土地。
张星水律师则较为平静:“国务院做出裁决, 我也较吃惊, 实事求是地说, 龙泉案的胜利有许多偶然性, 固然可以成为农民们保护土地的示范, 但不一定都有相同结果。”
聪明的张丽锋兴致很好, 他一口气做了五面锦旗, 一场大战胜利了, 也要论功行赏嘛——
一面给作家张耀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鲁迅在世, 追求真理”。张丽锋本来只想通过他找到为农民工讨工资的政协委员夏家骏, 不料张知晓后,主动在网上为龙泉农民鼓与呼。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为张丽锋奔走的公共知识分子郭宇宽、张思之、张耀杰等全部是义务劳动, 不取农民一分钱。
一面给记者郭宇宽:“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宇宽泽民恩”。
一面给张星水:“只向真理低头, 更为农民弯腰。幸有一星如月, 终将聚水成潮”。
一面给国务院法制办与行政复议司:“秉公执法, 执政为民, 实地核查, 亲民坦诚”。
另一面给国务院:“忠心感谢国务院,赤心为民,恩重如山”。
那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官员们特意留送锦旗的张星水谈了四十五分钟, 处长笑了:“我们要把锦旗交给国务院最高领导。”
张丽锋则亮着大嗓门告诉记者: 他要给温家宝总理写一封信, 要求修改农民觉得不合理的许多规定。
可是, 又有哪个燕子能把信衔进老百姓眼中的深深“宰相”府? 
附: 为被非法征地的农民兄弟支招。
附:
为被非法征地的农民兄弟支招。 张丽锋口述实录 农民兄弟: 1. 别签字, 说啥也别签字。 2. 要省政府或国务院批文。基本农田一亩都要国务院批文的。一般耕地超过 525 亩,35
公顷的要国务院批文。525 亩以下要省政府批文。荒地一千亩以上要国务 院批文。 在我们浙江省, 对省政府批文不服的,
可以协商, 三个月不做出答复,
可以申请裁决, 注意有两个月的期限。第二次下来,
有十五天, 这十五天之间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国务院行政复议司2003
年才成立,许多农民还不知道。行政复议,每一个失地农民都可以走这条路, 但都没走, 像定州事件、汕尾,
完全可以走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也有缺点, 证据难拿, 只许查阅,
不给复印, 那几千字材料农民怎么抄,
因此我要向温家宝总理呼吁: 一、放宽十五天期限; 二、允许农民复印相关证据文件;
三、允许在网上公开, 公开监督。 3. 找媒体, 找律师, 要找好的,
不重钱, 重义气的,
不一定要关系, 自己在网上找。像《南风窗》的好记者郭宇宽,
我根本不认识, 我就是打电话到《南风窗》,接线员给我找的。全国有一批好的维权律师、知识分子。注意,
农民自己, 好律师,媒体, 国务院,
缺一不可。新华社可以写内参, 有用。要钱的记者不要理, 我们这个事关键的是新华社记者一直在关注, 中央有了批示, 给了我们安全保护。 4. 自己要学法,
不要靠别人。买一本法律全书, 再买水利法、土地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物权法等单行本,
要举一反三, 法律是相通的。要动脑子。自己不坚定,
没人能帮你。行政复议法一定要细细研究, 特别是有些时限。 5. 一定要团结,
要人人出钱, 要敢于拼命形成压力,
但要理性维权。形成十人核心, 只要有最重要的3 到4
人就行。这个核心人选怎么选? 要在平时观察, 关键时候,
谁敢说话, 谁说话有道理,
谁能负责, 是做事做出来的。有些主意,
只能由四个人知道。上访成功, 要一流的口才, 无赖的脸皮,
运动员的体格, 雄厚的资金后盾。 6. 我要向国家呼吁,
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新农村是第一位的, 城市支持农民的时候到了,
城市化应当退到第二位。“多与, 少取, 放活”,
把农民的集体所有土地规划报批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让农民自行开发, 而不是把农民土地低价圈走。上海九星村就是顶住压力不卖地,
农民自主开发, 个个富裕。征地时,
应由地方与农民直接谈判, 政府角色要淡化, 否则就是看不起农民。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搞的是把农民土地圈光、钱榨光、生存之路断光的新“三光政策”。每次低价征地造成成千上万农民一贫如洗,
民称“征地致贫”。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 7. 我们农民虽然人微言轻, 也希望国家走向法制与民主, 现在人大代表大多是官员与权贵,希望人大代表多一些农民,多一些维权律师代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周至有个“非常党小组”
文/ 郜璐莉
就好像当初的地下工作者, 两个农民、一个被革职的总经理,自己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常常调查暗访, 定期打印红头文件,随时向中央各部门“通报”情况。后来, 上千亩被非法占用的土地得以复耕。
有人说这是非法组织,他们理直气壮:我们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们的义务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违什么法?
有人说你们不该用红头文件, 他们更不服气:党章和宪法也没这规定, 你用它欺压百姓就可以, 我们拿它为民请命便不行?
“5·31 暴力袭警”
事情还得回溯到2003 年。
这一天, 在水河堡的土地上, 近两千人互相对峙着, 一边是一千多名穿便衣的公安、县镇干部和他们雇用的打手, 开着一百多辆大小汽车, 包括摘除警牌的警车、出租车、面包车和大型工程用铲车, 浩浩荡荡前来拆除房屋, 毁掉麦田, 铲平猕猴桃园。另一边, 则是水河堡七百多名男女老少, 老汉、老太们守在人群最前面, 跪地恳求, 青壮年紧随其后, 手拉着手形成一道人墙, 守护在田头, 挡住铲车。
但是人墙挡不住铲车, 对峙很快变成了冲突。
72 岁的张号贤老汉只问了一句“你们有没有手续”, 立刻有四五个人上来, 抓住他的双脚倒拖着在地上转圈子, 衣服成了一缕缕布条, 背部的皮也被磨掉一块块。
40 多岁的李存安被打断锁骨, 打掉五颗牙, 无钱医治,至今已生命垂危。
那位抗日老革命、70 多岁的张志功也被殴打, 然后又被塞进警车......34 位村民被打伤。
围观的上万周边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吼声四起,捡起砖头、土块, 砸向铲车、警车, 一时, 水河堡仿佛成了“战场”, 打声,车声, 喊叫声响成一片......
在上万群众呐喊声的威慑下, 那些民警和干部带着人马匆忙撤离。
经过奋力抗争, 除10 亩猕猴桃园被毁外, 村民的房子和耕地都保住了。
冲突中, 三名便衣警察受了伤, 一辆警车受损, 县里把这次事件定性为“暴力袭警事件”。
“夜袭水河堡”
一个月后。
咣! 景文斌朦胧中好像突然听到一个沉重的响声, 还没等睁开眼睛, 突然间身体就离开了床, 有几个人抓着他的手脚把他扔到地上, 一顿暴打之后, 被铐上手铐抓走。夏天, 他的身上只穿着短裤。
3 名妇女和2 名女中学生, 同样只穿着短裤, 上身全裸,被打得鼻青脸肿。
65 岁的张俊仁老汉高喊“救命”, 嘴里立刻被泥巴麦草塞住, 打昏后扔上警车。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因为上前阻拦抓儿子的人, 被打掉两颗牙, 儿媳也被打倒在地。
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被从奶奶怀里夺下来扔进排水沟, 头脸受伤。
...... 
村里人回忆, 那个晚上县里出动了300 多名警力, 其中有防暴队, 带着盾牌, 荷枪实弹。四个警察一组, 选定目标, 一起出脚揣开屋门, 冲进去后把人拎起来就打。屋外两边邻居的门口也都站着警察, 谁出来打谁。
17 个人被抓,11 个人被打伤,40 多个房门被揣坏, 鸡飞狗跳, 哭声震天。当地人称 “夜袭水河堡”。
有人说, 我现在看到警察和警车就会害怕。
被抓走的人当晚关在看守所里, 依然没穿衣服, 被用马达上的三角带打。天亮后,看守所里在押的犯人都同情他们,拿来衣服给几个妇女遮身。
第二天晚上, 天开始下雨。
水河堡惊魂未定。
趁着夜色, 周至县派驻的工作组雇人强行砍掉了70 多亩猕猴桃, 拆除了37 家房子( 全村共140 户)。种桃几乎是村民唯一的经济收入, 一百多户良田受害, 有好几家地全部被毁净。150 多人无家可归。
这雨一下就是好几天。
十天后, 受尽折磨的张志功、张生枝老人和其他村民被放了回来。剩下景文斌、张团兵等五个人, 公安局说啥也不放。
水河堡人是怎么得罪县上了, 一次一次遭此厄运?
不是, 只是村子的位置有点碍事。
当时, 周至县正在规划杨凌农业高新区哑柏园区, 根据县政府2003年3 月的文件, 这个哑柏园区占地13 平方公里, 首期工程三纵八横,有三条百米宽的大道, 水河堡就位于即将建设的神龙大道的位置上。
村里人愤怒, 哪有人建
村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县里发的文件上, 对这些靠地吃饭的农民, 有三个“暂不”: 征地费每亩3000 元暂不兑付, 房屋评估价不公开、暂不兑付, 房屋拆除后暂不安置, 投亲靠友, 自行解决......
“金周至, 银户县”, 那里是八百里秦川最好的耕地, 全部是基本农田。光种猕猴桃每年每亩的收入就是5000 多元, 补偿3000 却要永远失去这片土地, 农民当然不答应。土地法规定, 征用基本农田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 但5 月31 日县里到水河堡强行占地时, 不仅没有任何土地征用手续, 也没有给农民一分钱补偿。
不仅是水河堡, 为了这个神龙大道, 周围五联村、裕盛村共76户房屋被拆, 近百亩猕猴桃园被毁,500 多亩耕地被强占。只是在其它地方, 工作组没有遇到水河堡这么刚烈的抵抗。从政府发文开始,水河堡就有100 多人到县里抗议, 选出农民代表一路举报到北京。
举报也曾经起过作用。当年5 月, 陕西省国土资源局知道消息曾立即派人赴周至调查, 对周至县政府滥占耕地处以170 万元罚款。但县政府交了罚款以后, 似乎觉得合法了, 胆子也更大了, 以至于调用警力强行占地拆房。
“夜袭水河堡”以后, 侥幸没被抓走的农民代表张麦长等人被公安局悬赏通辑。
从此, 水河堡人夫逃子散, 一直笼罩着不安的氛围。张麦长也四处躲藏, 过着逃亡生活。
那年冬天, 失去了房子的人们有的借住亲戚家, 有的只能在鸡棚、菜棚、桃园看守棚里度过。
张志功老人和另外三户村民借住的鸡棚, 各自用竹席和编织袋围出五六平方米的地方, 很久很久还有一股鸡粪的味道。
“杀鸡儆猴”
因为此时, 县里还在进行着另外两个项目的征地工作, 一个是圈地300 亩的“工业路”, 另一个是与开发商西安高新地产签订协议, 出让6000 亩土地建设的周至生态园。
生态园项目计划先建高尔夫球场, 再建高档休闲住宅。县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平原区每亩9000 元, 山坡地每亩3000 元, 而他们和开发商的协议里却是每亩地出让金1.85 万元。
黑河两岸上好的水浇地, 如此低的补偿金, 农民当然不肯。有干部向楼观镇团标村村民宣传建高尔夫球场的好处: 将来孩子放学后可以去捡球挣钱, 老人可以去看球场大门挣钱。村民说,“难道几百人都去球场捡球、看门, 这不是骗傻子吗?”
团标村上黄池组选出三十多个村民代表, 经常讨论如何阻止占地, 与征地工作组辩论, 向乡亲们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村民代表段志强说,我们不是过去那些农民, 我们看电视看报纸, 懂法律知识。但他们的活动, 警察都步步跟踪录相,
那次游街之后,团标村的15 个生产组长到西安一个山庄,在修高尔夫球场的征地协议上签了字。有个组长偷偷跑回家,第二天警车就上了门, 他也无奈签字。带头反对征地的村民代表朱群阳9 月12 日被逮捕, 羁押5 个月。人们让段志强赶快逃走, 否则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他。此后半年, 他一直逃亡在外。
一时间, 周至县生态园、工业路、神龙大道三个项目所涉及的地方, 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秘密调查员“老李”
这时, 水河堡突然来了个自称李为民的人, 戴着墨镜, 穿着农民的汗衫, 却模样斯文, 说是县级机关干部, 想向大家私下了解一下非法占地的事情, 然后向北京汇报, 希望中央能够阻止这种行为。他说: 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跟我谈, 不相信就算了。
乡亲们正是水深火热、一筹莫展的时候, 家人被抓, 房子被拆, 粮食被毁, 地被占, 正不知向谁诉说, 向谁讨公道, 希望这个“老李”能帮上忙。于是, 许多个夜晚,“老李”开着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 带着照相机、录音笔, 悄悄摸进水河堡,倾听、记录乡亲们的哭诉, 大家都关着门, 说话也不敢大声, 怕把县上的人招来,但一说到激愤处就顾不上了。一来二去,“老李”和一些敢说敢干的村民熟了, 就不再一家家跑, 找个大点儿的房子, 把大伙儿召来开会, 常常开到半夜一两点。也记不清来了多少回, 只要有没弄清楚的,“老李”就跑来问, 要把每一个细节都问清楚。白天, 他也会偷偷拿个相机去拍被毁的良田。
这个“老李”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来村里调查?
后来, 大家才知道,“老李”姓朱, 名叫朱俊彪, 是县里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 不过刚刚被革职, 革职的原因也和那条神龙大道有关。大道第一个要占的, 就是物资总公司下属的哑柏镇煤炭站的地, 县政府的文件写着 “被拆迁单位必须服从道路建设的需要, 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除完毕...... 费用自理,不予补偿”。职工们非常不满, 向朱俊彪反映, 朱俊彪就向县里打报告, 要求合理补偿, 被政府领导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评估值达900 多万的煤炭站最终被夷为平地,20 多位在编职工流离失所。此后, 县政府突然发文, 以年龄太大为由, 免去朱俊彪的总经理职务, 当时朱50 岁。
朱俊彪被免职或者调职,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太不“听话”,总是惹麻烦, 嘴巴也藏不住话, 一定要把事情弄到中央才行。1986 年, 他任县政府秘书兼党支部纪检委员时, 就揭露县经贸公司倒卖外汇, 哪知牵扯了县长, 朱被调离县政府。但他是个倔强的人, 吃了苦头不 “收敛”而是上告, 而且直接就去北京。《人民日报》采访后, 登了一篇《一份耐人寻味的调令》,朱俊彪工作又恢复了。
1988 年朱俊彪被调到粮食局当副局长, 查出 140 吨粮食和3 万多麻袋被“吞”了，是粮食局主任搞的鬼。国内媒体报道后, 一时轰动, 结果他又被免了职, 说是不团结。朱说他就是这脾气,“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 我就针锋相对, 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嘛, 做人民的官得为人民做事。”
免职后朱又去北京上访, 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一听这事太荒唐, 就在政协会议上递议案, 结果他又复了职。
1992 年, 朱俊彪被调到周至县物资局任副局长, 按他的话说, 当时正是国有企业走下坡路的时候, 那个局根本没人去。1994 年物资局被撤销, 朱被改任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从1994 年到2003 年, 朱俊彪觉得那是他最平静而顺利的
十年, 他放开手来干, 埋头搞生意, 还投资开了大酒店、歌舞
厅, 做得很红火。
谁知到2003 年6 月, 居然第三次被革了职。
他的脾气上来了, 又想把这事往上捅。可是, 光煤炭站的事情还不足以引起重视, 毕竟只有这点地, 二十几个职工。隐约听说政府为了“神龙大道”与农民发生冲突的事情, 他决定深入调查一下, 把这些事情捆在一起向上汇报。
万言书打动国务院
在水河堡调查的过程中, 朱俊彪才知道规划中的周至生态园和工业路也都涉及到非法征地, 从2003 年9 月到11 月, 大约一个半月时间, 朱俊彪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包括受害群众和被占耕地的照片。
与此同时, 受害群众也在不断地写材料、上访。2003 年11 月17 日, 一则不足千字的新华社电讯给了他们希望: 国土资源部即日起将公开调查全国五起土地违法案件,其中包括周至县政府涉及非法批占土地。
三天后, 国土资源部调查组来到周至。
然而, 调查组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调查, 哑柏镇水河堡和楼观镇团标村的受害农民无一人能见到调查组成员。
这次调查结束, 除了在舆论的压力下, 张团兵、景文斌等五位农民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放回家以外, 土地问题没有任何进展。五位农民被关了138 天后回到水河堡, 看到的却是荒芜的田地和变成瓦砾的家, 妻儿相见, 抱头痛哭。
为了让中央了解周至县非法圈占土地真相,12 月1 日, 朱俊彪把自己调查的事实和数字, 尤其是县政府在水河堡的暴力征地行为和农民被打、被抓的过程, 写成一封万言长信, 名为《周至农民在流泪》, 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用特快专递寄到北京, 直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收”。朱俊彪长了个心眼: 不如多寄几份！他一口气寄了五十多封信,中央领导每人一份, 还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寄了, 花掉一千多块。
寄完信, 老朱就坐在家里等,“五十几个人碰着一个就能解决问题, 碰着人更多更能解决问题。”
半个月后, 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问:“你叫朱俊彪吗?你对你写的报告中事实有多大把握?”他说“我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 请中央派人调查, 如果与事实不符, 我愿以党籍和公职担保”。电话来自国务院办公厅, 因为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在收到朱俊彪的信后作了重要批示。
接完电话老朱很激动, 觉得这事有戏。
没多久,《人民日报》记者来了, 老朱带着他在周至的各
个村子跑,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内参, 呈送中央, 温总
理看完又一次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记者点评:“你举报的材料, 关键是写得有血有肉, 通过调查筛选, 不是一般的信访材料, 特别典型。”
据国土资源部通报, 这起政府非法占地案, 共拆迁村民76 户, 清理土地5112 亩, 其中耕地3092 亩。
周至县政府2003 年3 月的一纸文件, 致使全县两个乡镇5 个行政村、13 个村民小组的564 户村民流离失所。
成立“临时党小组”
3 月底, 中央“两部”调查组经过二十天的调查, 离开了周至。从此, 周至六千受害农民盼啊盼, 可是结果却迟迟没有出来。
原来中央调查组离开后, 涉及土地违法案的有关负责人就四处活动, 用种种借口掩盖事实, 农民的损失不赔偿, 强占的耕地不复耕, 已经丢了两茬庄稼的土地依然像流血的伤口般展露着。朱俊彪说, 县政府还在想方设法过这一关, 还希望把那些土地占住。
这些情况, 得向上汇报, 否则前面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跑到, 而且自从那封《周至农民在流泪》的信寄出去后, 县政府派了人到处找他, 朱俊彪就离开了周至, 一直隐姓埋名躲在西安便宜的旅社里, 除了家人, 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于是他想到联络农民骨干, 成立一个临时党小组, 对中央“两部”调查组对周至县土地案的查处结论落实情况, 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
“党章上说三个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党小组, 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有以党小组的名义, 恐怕更能引起上面的重视, 尽管群众对党有看法, 但总还有党员没腐败。”
临时党小组除了这几个党员外, 还吸收了段志强、张团兵、张麦长这些失地农民代表, 定期开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据朱俊彪介绍, 这种会大约一个礼拜或半个月开一次, 他打电话把大家偷偷约到水河堡, 情况汇总以后, 自己再写报告往中央寄,密集到一个月一次甚至两次报告。
这个临时党小组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悄悄地开会, 暗暗地调查, 老赵每次去团标村, 都会注意自己的打扮,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 一会儿戴帽子一会儿不戴,“到现在团标村的书记村长都不认识我。”他说,“一定要机敏, 我从电视上学的。”
党小组发出去的报告都是“红头文件”, 写着: 中共周至县失地农民访监党小组文件, 还有编号: 周访监字[2004] 第*号, 下面都署上朱俊彪、赵志贤的真名实姓和电话。每份报告都是不同阶段农民的要求和非法占地事件处理的进展, 这样的报告一直写到2006 年底。
报告上的标题很醒目——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只有尽快复耕才能吻合失地农民心灵上的伤口”。
“是神龙大道还是毒龙大道, 复耕为何难产”。
......
这些报告寄出去以后, 虽然每一次都有批复, 但每一次又都返回到县里。
虽然北京也通过临时党小组的这些报告，对事态有了了解，但是农民仍没有盼来处理意见。
这天晚上, 朱俊彪正在北京一家旅社看《新闻联播》, 突然看到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消息,《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严肃查处陕西省周至县土地违法问题》, 他猛地一下站起来, 大脑一片空白。等清醒一点儿, 他立刻跑去商店买了瓶啤酒, 对酒精过敏的他一口气喝下一瓶。弟弟打来电话, 激动地告诉他: 整个县城都惊动啦!
放下电话, 老朱热泪盈眶, 一个人在北京火车站漫步, 一个又一个电话从家乡打来......
是履行责任还是非法活动
宣布复耕以后, 非法占地遗留的大量问题其实还都在扯皮中。
临时党小组仍然不断跟踪暗访, 不断写报告, 促使这些问题一点一点解决。
“2300 万元征地款哪里去了”。
“周至农民依旧在流泪”。
“谁来拯救维权获罪的农民”。
“关于周至县三大违法圈地案被酿成一锅‘夹生饭’有关
问题的举报”。
......
这些报告把县里给惹火了。曾经有一次召开纪检监察会议, 县委领导公开说朱俊彪搞非法活动:“有人把我们告到北京, 秘密党小组已非法活动几个月了, 我们的干部竟然无一人向县委报告, 教训深刻啊!”他们找到一个老干部，原县纪检委副书记李涣东家, 把藏在他家的报告底稿都收走了。
对于“非法活动”、“非法组织”之类的指责, 朱俊彪毫不在意,“我们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义务, 向党组织反映当地的一些情况, 违什么法。党章里面没说党小组是一级组织, 怎能说是违法组织?”
监察部曾经把老朱叫去谈话, 说以你个人名义反映吧, 不要用党小组, 老朱说我们三个人反映不行吗, 我们是向党讲真话的小组, 现在谁敢讲真话? 谈话人又说最好不用红头, 老朱说为什么不能用, 醒目一点嘛, 我是为了引起重视, 党章、宪法也没有规定不许用。“党小组如果整天欺骗人干不好的事是违法的, 我们是如实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 县政府不如实向党反映情况欺压百姓, 他们的红头文件就是合法的啊?”
这个秘密的“党小组”, 后来周至县上上下下都知道, 许多失地农民都希望党小组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它在北京也差不多挂上了号, 各部门都知道周至有个党小组。
临时党小组的正常活动一直持续到去年年底, 写了几十份报告, 都直接报给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写完了给打字员打、向中央寄都要用钱, 基本上我的积蓄和我的工资全花完了, 农民哪来钱。”
时至今日, 周至县违法占地事件善后工作, 成了一锅“夹生饭”。在团标村, 征地耽误了两季庄稼, 一亩玉米本可卖700元, 但只赔300, 一亩小麦可卖600 元, 只赔200; 段志强说本来好多人种了玉米养猪, 现在养殖业一直没有缓过劲来, 不习惯打工的乡亲们不得不出门去打工。
在水河堡, 一亩猕猴桃可以卖五六千, 但只赔4800 元,桃园被毁以后,再要建起一个桃园得五年时间,一亩地光买苗、搭水泥杆就得花掉3000 块。被拆掉房子的村民更苦, 张团兵指着一块空地告诉我, 原来这一片都是房子, 被拆的37 家到现在还有11 家没盖起新房。张振其老人的家原来有十间大房,前院五间, 后院五间, 都被拆掉, 只赔了17500 元, 现在这点钱连搭个小房子都不够。
当初被抓去的景文斌、张团兵这五位农民的赔偿问题, 在党小组的不断争取下, 也只赔了每人10955 块钱, 另外还有些被拘留的, 一分钱都没拿到。
打过长江去
朱俊彪还在新浪网开了个博客, 名字就是“周至农民在流泪”, 托人把周至事件的相关材料都放在网上。我们找他的唯一方式, 就是在他的博客上留言, 希望他能跟我们联系, 为了安全, 他行踪不定, 手机号也经常更换, 连他的儿子女儿都经常找不到他。这次刚采访完, 过几天再打, 那个号码又停机了。
我们找到他时, 他刚从浙江温州、温岭、黄岩等地跑了三个月回来, 调查那里的土地违法事件, 是当地农民看到博客跟他联系的。他说周至的问题也就是这样了, 自己也不能整天闲着, 就去外地跑跑吧, 自己的经验不用也可惜。好在生活还过得去, 虽然自己被撤了行政职务, 党内职务还保留着, 县里还把每个月的工资打在他的卡上。
据老朱说, 浙江的非法占地情况更严重, 手段更恶劣, 因为那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都想拿土地来赚钱, 他要好好把这些情况整理一下, 写成一个有份量的报告。“我去了以后谁都发现不了我, 我就把第一手材料搞到手了。那边穿什么衣服我也穿什么。我有经验, 知道问题怎么反映, 他们自己写得不好的, 我也给他们指导。”他说浙江现在也在学周至, 成立了党小组。
从2003 年底开始, 朱俊彪已经在外面过了三年半了, 问他下一步怎么办, 他还是慢条斯理的样子。
“这些事情我现在还放不下, 浙江省搞完我还准备到其它地方去, 最近还有几个地区给我写信。我觉得人一生还得干一两件轰轰烈烈的事情才好。我还有党内职务, 所以他们给我发着工资, 我在外面搞考察, 也不吃亏嘛, 哈哈哈。”
(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朱俊彪提供)
附: 一个公民对信访制度的进言
附: 一个公民对信访制度的进言 记 者: 您在上访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朱俊彪: 一, 取证难, 阻力重重；二, 查处难,
层层说情姑息。上级领导日理万机, 不可能封封过目群众来信, 绝大多数信件要经过信访部门去处理, 信访部门收到成千上万封来信后按规定筛选几封“送阅件”呈领导阅示。这就要求信访人反映材料要写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证据充分, 事实准确, 以理服人, 还要言简意赅, 才可能被录取为送阅件。 记 者: 你在反映群众问题时为什么要直书中央？ 朱俊彪: 不是一开始直书中央的, 先向省市领导和媒体反映,
省委书记与省长都有批示, 但无济与事。我以个人署名反映, 县领导以红头文件的“报告”与情况说明满天飞。我去北京见了不少各地上访群众, 交谈中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来北京上访,
基层能解决问题何必费尽周折千里跋涉？问题在于信访和调处脱节, 调处结果不同信访人见面, 反映人得不到答复，必然导致越级上访, 多部门投诉。新《信访条例》规定了信访交办的时限,
并要求“书面告知信访人”, 这样从根本上减少了盲目信访与多头信访, 信访人知道他们反映的问题某部门受理了, 也有陈述的机会, 就没有必要越级上访了。同时还可以减少和杜绝下级“糊弄”上级的弊端。 记 者: 你对现行的信访机制都有哪些意见与建议? 朱俊彪: 猫不逮老鼠, 为什么不启用猫头鹰? 建议国家信访局,监察部合并为“国家监察委员会”,
省、市、县三级信访局、监察局合并为“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应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机构,业务上不受同级党政的领导, 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应由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考核任命,
对同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 特别是一、二把手在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的情况, 实施面对面监督, 监察委员会主任应与同级党政领导平级, 给实权,
压实责, 扛死肩, 办实案。同级监察委员会有权纠正同级党政所作出的错误决定, 把大量的冤假 朱俊彪:坚持信访监察为民。据了解,信访渠道控诉、举报的案件，90% 以上属于民告官,
群众告政府, 对上级以至国家监察委员会转办的信访件, 应在一个月内结案并答复信访者, 疑难案件不得超过两个月。从而减少积案, 杜绝重复信访和多头上访,
对署实名的信访要在规定时限内务必书面答复本人, 真正做到亲民爱民, 执政为民。 记 者: 你建议设监察委员会, 有什么新意? 朱俊彪: 改善目前信访监察部门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确保监察委员会的办公经费, 办案经费实报实销, 同级财政无条件付给。坚决改变目前这种接访只转办, 有案无钱办, 大案无权办, 政令不通等弊端。 我以为一党执政已50 多年的国家, 国家监察机制与地方政府社会发展机制只有实行“双轨制运行”, 才能遏制住那种打着改革旗号、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党内既得利益者搞乱市场经济,
才能防止权贵资本主义, 实行真正的法制市场经济, 才能使各级官员自觉规范言行,时时警钟常鸣, 人人遵纪守法, 依法施政, 民主执政, 执政为民, 公正廉洁,
勇于奉献, 从而确保政令畅通, 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摘自陕西《美报》第112 期 记者 守望
鲁剑
泽国实验: 拆迁, 让人民决定
文、图/ 翟明磊
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从2005 年开始悄悄做了一项政治实验,每年从12 万镇民中随机选出270 多人, 让他们讨论, 决定本年度镇5000 多万公共投资建设项目。这样随机的抽样, 抽到的大多是工人农民, 甚至11% 是文盲,30% 小学文化, 有些人甚至从未在公众面前说过话。他们能行吗? 能讨论出个ABC 吗? 泽国运用了世界最先进的协商民主的科学方法, 解决了二百人如何有效讨论的问题。
在这基础上, 泽国政府今年在旧城改造中, 不仅运用协商民主, 而且决定政府在拆迁中不出一分钱, 也不赔偿一分钱,拆迁方案完全由旧城区居民做出, 拆迁产生的利益由居民分享,政府不拿走一分钱, 而拆迁成本由居民集资, 拆迁必须让所有居民100% 同意。
让乒乓球决定人选
“快去看, 政府在村口摇奖啦!”“这世道!”
2005 年3 月, 在泽国镇所有的村庄与居民小区传来老百姓的议论声。每个村口摆出了四只玻璃箱, 每个箱内有十一只乒乓球。
“啥, 不是摇奖, 是选出居民代表到镇上开会。”玻璃箱边的宣传干事们用土话一遍遍地说道, 老百姓才慢慢明白, 所有的泽国镇,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个号码, 然后通过摇奖, 每一个二千人以上的村与小区选出二户人家代表, 一千人以下的选出一户人家代表。
一阵乒乒乓乓后, 选出了275 人。这275 人,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43.5%, 其中文盲占了11.2%, 农民占了63.3%。基本上和全镇总人口的数字比例一致。
“你们要参加民主恳谈会, 选出镇政府公共投资的十二个项目!”
政府让权与民
泽国镇的头是党委书记蒋招华, 他很苦恼。这位吉林大学毕业的书记, 面临着一个难题: 今年公共建设项目有30 个,共需1 亿3 千万元, 而镇里预期资金只有4000 万元。该上哪个项目呢? 班子开了几次会, 意见都不统一 ——要知道泽国镇在全国二万个小城市中排在第145 位,12 万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倒有15 万, 工业产值155 个亿, 其中私营企业占了90%,财政收入80% 来自于他们。在泽国他们最牛, 上哪个项目对民营企业家们都是切身利益, 哪条路先上, 哪个桥先盖, 带来的是什么? 银子。
班子意见不统一, 背后其实是企业主们的利益不统一哉。
有人说, 讨论啥, 头儿决定算了。
“一把手说了算? 当然可以这样, 但是决策权集中, 虽然好办事, 对自己的压力却很大。万一选得不对, 拍板错了, 造成社会损失。我是想推责任。”现为温岭副市长的蒋招华对记者老实交待。
“那就开民主恳谈会!”浙江省温岭松门镇首创民主恳谈会, 就是为了解决居民与政府关系紧张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所谓民主恳谈会就是让老百姓说话, 官员与百姓对话。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成为政治风尚, 大大小小的恳谈会使政府与温岭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了直接沟通的可能。
“但是, 民主恳谈会有三个问题, 居民代表怎么选? 政府安排的当然会说政府想听的话。老百姓选的会不会变成村长安排的?
第二,老百姓也会随口说说,如何让他们对情况都知道呢?上项目可不是什么修个村里的厕所。
第三, 怎么能让他们都说话？一般的恳谈会来二百人, 发言的只有20 人, 上午下午就没了,180 人没说上话。”蒋招华相信政府改革就是自我革命, 让权与民, 可是真到了想让权与民了, 又没办法了。靠人大? 人大选出的大多是官员与企业主, 泽国有的人大代表为了当选, 花了六十万请客,这已是普遍情况。
“‘三个代表’说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关键是怎么代表呢?
“有没有一个科学、中立、理性, 能让政府放心又从群众角度的方法听取民意?”蒋毕竟仍是政府官员, 他想的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兼听则明”。传统的“兼听则明”就是官员深入民间与老百姓交谈, 能不能兼听, 听啥, 全在“清官”身上,不能量化。
蒋曾是大学老师, 也有一批学界朋友。他的身上有官气,也有学者式的思考。蒋向浙江大学法学院书记余逊达请教。余沉思片刻, 想起了一个人,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客座教授何包钢, 他长期研究浙江地方民主, 也是国际上少有的研究民意测量方法的中国专家——“也就是兼听如何科学化嘛!”
找到
一把手说了算。
让老百姓说话天塌不下来
国际最先进的民意测验方法能不能在泽国扎下根,
老百姓更没底, 不少人说:“是不是政府又在做秀, 骗骗我们的,走过场,说了也白说。”有趣的是这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但也照去。“毕竟有一天50 元的误工费嘛。”浙江人的实际可见一斑。
当地人开始感觉有一些不一样——
“老实说, 我一开始是当作政府任务来的。”泽国二小的语
“你们要公正, 中立, 说话切勿使用镇领导说、某位专家说等引导用语。
“让老百姓学会不要随意插话, 让每个人都有均等的发言机会, 但也可以让确实有话说的人多一些时间。
“避免使用过激与粗鲁的用语。
“鼓励人们从个人利益、个性化角度说话——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讨论是空对空, 这是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问题,
大家都在谈为了公共利益, 其实最假与无效。
“讨论时, 主持人还要促进他们从他人的利益再思考, 鼓励为公共利益展开争论。”
何包钢还进行了模拟的辩论会, 让主持人一个个找感觉。
为了让协商民主的参与者知道32 项候选工程的情况, 泽国政府提前十天, 把32 项工程简短的专家说明材料一一发到275
名与会居民手中。有一些不识字的人, 政府还指定专人为他们诵读。
卓南香,56 岁的上孚李村村民, 一见记者拿出照相机, 吓得拔腿就跑, 她从小不识字, 也从没出过远门,
在儿子读的材料中, 她才开始知道一点泽国镇的事。
“有人说这是老百姓素质低, 其实即使是美国, 也有不少人不知道前苏联是不是北约成员, 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常识。当你是十二万之一时,
往往很少关注镇的公共问题, 这叫“理性的无知”。何向官员们解释:“关键是我们如何主动把信息透明公开地传递给他们, 这样才有讨论的基础。”
在2006 年的公共事务决策中, 泽国镇又做了改进, 不仅发放书面资料, 还让270 多居民代表实地考察各个工程。
275 名选出的居民代表实到了259 人, 他们填写了第一张问卷, 标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工程排名。随后随机分成十六个小组,
进行讨论。这样259 人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
长时间没有公共生活, 这些百姓最大的问题竟然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说话。
主持人王晶鑫讲起了他主持的第一次协商民主小组会的难堪一幕。当时在扁屿村, 十三个村民, 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你推我,
我推你, 推了一圈, 最后推到村干部那儿,“唉, 你说就行了, 你代表大家嘛。”王晶鑫想了想, 让村干部离开,村民才敢说第一句话。
小组成员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开口往往就是“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长时间的小心翼翼使人们不敢放声说话。主持人连忙说:“我们恳谈会不存在对和错,
我们尊重你的真实想法, 这样政府才好决策。”在主持人的鼓励下, 人们的声音终于开始大起来了。讨论热烈起来。
“就是说了白说, 我也是要说。”有人这么说。
连不识字的卓南香也说了村边许多企业焚烧电子垃圾, 烧
得电线味道很难闻等问题。
一旦开口说话, 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有人说话总是非常情绪化, 有人滔滔不绝不让别人说话, 有的开始听到不同意见就拍桌子，“我就是对的!
你们都要支持我。”主持人就打断他“请慢慢说, 坐下来说”或转到另一个话题。
还有的人几乎所有的话题都会转到情绪发泄上, 最典型的如, 一位老太太好不容易说了一句话:“我们还是相信村干部能把路修好。”这位总是在抱怨的居民又一次说:“这怎么能行,我们都不相信村干部,
他们尽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他们能做得好吗?”
有的说着说着, 就带上脏字,“外地猪, 侬先讲......”( 当地人骂外来人口为外地猪。主持人马上打断:“外地人不能叫外地猪,
而叫新民。”——发言人脸马上红了。此后他再也不说脏话了, 甚至主动说:“让新民先说。”
有意思的是即使每个小组给了每个人充分的时间, 还是有一二人( 大多是五六十岁年纪) 打死也不说话,
一轮到, 总是神秘地摆摆手。
老百姓总是讲理的
协商民主最大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人总是讲理的基础上。
每个人观点与立场都会不同, 如果只是重复自己的立场,事情永远不会有沟通与协商。而背后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理由是商议中的基石,
而除了辩论外, 没有任何强迫是协商民主的关键。”因此主持人最重要的是启发大家讲道理。
主持人王晶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扁屿村协商民主讨论中, 有一个平时让人面红耳赤的问题, 村里的房子租给企业,十年租价没变过,
年租费只相当于现在市场两个月租金, 老百姓一提到情绪就控制不住, 协商民主就讨论这个话题。
一开始, 有坚持十年租期的, 有坚持一年的, 说着说着又吵起来, 主持人启发大家,“请坚持十年的说说你的理由。”“企业都想做长的啦,
一年一年与人家签, 谁干? 吸引不了企业。”请坚持一年的说说理由,“每年房租都在涨, 我们一年年签不吃亏。”讲着讲着, 村民都思考起谁说得有道理的问题, 也渐渐听出持十年立场的人与企业有点沾亲带故,
而一年的人又比较自我一些。于是村民渐渐在道理上统一了, 决定:“二年或三年一签, 协议规定好每年有一个涨幅, 既能吸引企业, 我们也不吃亏。”这样在村里引起公愤的事短短几个小时民主协商会就解决了。
在2005 年公共项目的讨论中, 一开始,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把有利于自己村与小区的项目放在首位,
但在小组讨论中,人们开始思考:“唉, 别人说得也有道理啊, 我再想一想。”“我这么选是不是有点自私啊。”上午, 第一次小组讨论结束后, 召开全体会议, 民意代表们带着小组意见与最关注的问题发言,
让专家回答居民代表提问, 之后再次随机分成16 个小组, 继续深入讨论。然后是第二次全体大会, 在两次全体大会期间, 政府全体成员列席会议旁听, 而两次小组讨论,
没有政府官员参加, 完全由老百姓自己主持。
所有上述程序结束后, 再让259 名代表填写第二次问卷,重新选出十二个工程并进行排名。将所有的第二次问卷汇总算出前十二位的工程。
特别是蒋招华, 心里非常不安, 万一老百姓选出些没有道理、奇怪的方案怎么办, 万一政府非常想上马的工程老百姓一个都没选怎么办?
晚上两点,
“结果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民意出乎意外
结果的确大大出乎官员们的意外。
“我们对民意的估计与真实的民意相差如此大, 本来以为群众会把道路、桥梁、旧城改造三类项目放在前面,
没想到这三类项目只有一个进入前十名。相反我们估计老百姓不感兴趣的环保、绿化、规划项目反而有八个进入前十名。” 蒋谈了他第一个感受,
“老实说, 我本来想, 你老百姓自己乱丢垃圾, 我们政府已经和你们不讲卫生等恶习展开了几次整治,
交手好几回了。就老百姓这种卫生水准, 还不把什么环保项目放到最后。可没有想到,污水处理工程排在第一位,两个环卫中转站排到第四、第五位。”
让书记与镇长们更没有想到的是, 规划排在第二位。他们设想的是规划嘛肯定在二十位之后。
“以前的直接决策并不能代表当地大多数人的希望与利益,决策层平时听到的民意并非真实广泛的民声,
平时我耳朵里听到最多的是“老街区扩建, 商城路第一期, 西城路第一期, 泽国大道二期, 没想到这五个项目都在十二名之后”。百姓排得有没有道理呢, 蒋招华思考后不得不承认是有道理的。
记者随机采访的民意代表的观点证实了这一点：
例如为什么规划排在前面, 他们说:“泽国来过五个镇长,每个镇长上台都搞自己的一套, 修路建桥最能显政绩,
但是路修了不少, 有的路修了一半, 换镇长就停了, 所以我们觉得首先给我们把规划给做好了再说。”
“泽国大道、商城路什么的, 都是面子好看, 商人们高兴,可是我们最需要的是泽国到牧屿的路, 我们老百姓有不少在牧屿小企业上班,
每次上班都有堵车, 先修这条路吧......”因此牧屿道路成为12 项工程中唯一的道路项目。
蒋招华书记向记者感叹:
“虽说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 但我们不能否认, 干群关系紧张是事实,政府有政府的利益,利益集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百姓也有百姓的利益,
不承认这些, 只能说些空话。”
老百姓的利益不比商人或那些能说话的人的利益可以被官员们听到。
“我有一个观点, 政府的公共决策不应当选择最好的方案而应当是老百姓能接受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有可能是达不成协议的方案, 有时政府决策出来的可能是最好最合理的, 但可能是老百姓不接受的方案。但政府如果硬做,
就会引起干群关系紧张。所以必须用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理性的协商做出公共建设的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方案提交人大讨论通过时,91 名人大代表中, 有7 名代表反对, 一名弃权。“这更能反映我们的方案代表民意,
因为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反对的8 个人大代表多是企业主, 反对的理由是和他们利益相关的工程项目没有入选。”蒋招华认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工程, 他们肯定不服,
现在我们说这是老百姓协商出来的, 他们虽然不高兴,也没办法了。政府也可以少得罪人。”
最后泽国镇政府决定尊重协商民主会的决定, 按老百姓选出的12 项工程进行建设, 目前9 项已完成或在建设中,
另外3项也在准备中。
几乎考察过东西方各种协商民主形式的
学界则认为不应高估泽国实验的意义: 一、在目前的体系下, 政府有可能操控整个程序, 可以真做,
也可以假做; 二、没有监督体系, 如何监督政府落实民意, 只能寄希望于开明官员; 三、也有可能在官员调任后, 实验就中止了，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政绩工程？
一位泽国副镇长认为: 与学界不同, 我们最关心的是协商民主能不能成为解决目前各种矛盾的方法,
如果有用, 我们会用下去。
主持人王晶鑫似乎不再那么悲观了:“民主恳谈会让我闻到了民主的香味,
拆迁, 让人们决定
泽国镇是一个典型的爆炸式生长的浙江小城市, 产值每年以14.64% 增长, 外来的人口已达15
万, 超过本地人口3 万,已成为台州地区最大的一个镇。台州南部城市群好比密密麻麻的星河, 他是最亮的一颗, 吸聚了人口的泽国已成为温岭北部的中心城市。
无数的高楼与道路在平原上铺陈开来, 可是拥有1000 户人家的老城区却像停止生长的老人, 一走进老城区,
你仿佛走进了迷宫, 这里有朽木危房的清末建筑, 也有孤零零冲向天空每层只有一间房的怪楼, 人称朝天楼, 是当代农民在仅有的地皮上取得最多空间的水泥杰作; 有和和气气的老人,
也有花枝招展的女人, 有着靠手艺吃饭的外来汉子, 也有来路不明、钻巷子的男人。
“我们这儿有一百个‘鸡窝’。”看到记者, 老干部林明仕毫不客气地说开了,“老城区房子便宜, 一个房间一个月三百元,集中了不少‘鸡’,
卫生条件, 你也看到了, 黑水横流, 这些嫖客到处大小便, 我家的沙灰墙就是被他们的小便冲塌的。”
“偷窃成风, 许多嫖客被偷光了, 最高的一次被偷了9 万元, 有人是既当婊子又当小偷。”叶夏初,
建筑公司的老工人补充。
“于是就打架, 前几个月, 一个男人大腿被捅了一刀躺在前面的墙角下。”
更可怕的, 由于外来人口常使用廉价的电器, 而为了在有限的房间住更多的人, 他们自己用三合板隔房间,
电器走火,火灾此起彼伏, 记者在小区看到火烧二十户人家留下的大片残骸。
老区只剩下一些不愿离开的老人与穷困居民, 他们觉得住不惯高楼, 这儿小平房进进出出方便。“老人觉得进进出出方便,我们可不行,像我们小弟,住这样的房子,怎么娶媳妇啊。”叶家媳妇嗓门大。
拆迁? 别提拆迁, 一提, 这儿的老百姓伤透了心, 旧城改造说了十多年, 镇长换了四任, 周边的大马路都盖起来了,
这儿没有任何下文。
的确, 政府也有为难的时候, 这儿拆迁房子老, 居民向政府要价也高,周围的新商铺每间100 万左右,这边给多少补偿?与其动老城区这个烫山芋不如建新区,
又风光又好看。
这届镇政府上台后,老百姓又燃起了希望,以王小宇镇长、蒋招华书记为班子的政府的确有一些不一样。一天,
老区路堵住了, 副镇长现场办公, 路不通人不回, 在路上过了一晚上。
2007 年泽国镇政府成功地用协商民主方式解决了两年的公共投资, 在扁屿村解决了村务问题, 也想在拆迁中尝试协商民主。
他们召集一千户列入拆迁范围的人家来开协商民主会议,每户出一人，来了二百四十人。
没想到大伙是讨论得不可开交, 但拆迁可不比什么公共投资, 是关系到自己利益的问题。协商会议上大家倒是吵开了,没有共同的结论。特别是泽国镇政府宣布,
政府在旧区改造中将不出一分钱, 只公布几个原则: 一、旧房拆掉建商品房;二、自主拆迁, 集资建房; 三、成熟一块, 落实一块。“政府不亏一分钱, 也不从旧区改造中拿一分钱,
所有的利润都是你们的。”只要在原则与规划之内, 拆迁如何建房, 拆迁方案如何分配, 全部由当地居民决定。啥时候商量好, 啥时动手。而且要居民100% 同意, 也就是没有强迁。
旧居改造副总指挥应剑飞是个务实又机灵的官员, 他的一条建议曾减少了协商民主大量的成本: 第一年,97
个村庄与小区每个都用乒乓抽号码, 抽了97 次。第二年他建议拿出全镇的合法选民册, 每个村庄小区都编上号, 然后集中在镇里, 分成四个片区, 每个区抽二次, 选出的数字全区各村、小组都通用,
如选出0123 号, 那么全片区十多村庄都让这个号码的居民当代表。这样只用抽八次签, 大大节省了成本。
泽国政府出台这个让人民自主拆迁的拆迁方案, 有几个原因: 一、政府再也拿不出多余的地做置换了,
只能原地拆, 原地回; 二、政府也没有钱来承担旧区改造, 而且这儿的朝天楼反而比商品房价高, 所以建商品房, 利润也不高; 三、让居民自行拆迁, 可避免因为与政府讨价还价而引起的众多问题。
应剑飞没想到的是在镇里协商民主会议时, 竟然有居民死活不同意这个方案, 也许做惯了拆迁的被动者,
让人民做拆迁主人, 还不适应。最大的指责是“政府想甩包袱! 从来没听说过, 政府不参与不动手, 拆迁能成功的。不靠强迁怎么行? 什么100% 同意, 我看100%
不行”。
更让应感到委屈的是老百姓还骂他:“你姓应, 又是副指挥, 是应付指挥, 专门来应付我们的。”更多的人抱着观望的态度:
你们倒拆一片给我看看。三号区块愿先行第一次问卷调查,10 个区块竟只有20% 居民同意自主拆迁, 应剑飞有点急——为什么让利给民的拆迁方案, 又被居民称为政府在想馊点子呢?
为什么老百姓对政府这么不信任呢?应剑飞明白对老百姓急不了, 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他注意到十个地块中三号地块的支持率是最高的:29%。于是他没日没夜地跑三号地块,
跑了20 多户人家, 心里有了底, 他召集66 户人家分成三组, 开了三次座谈会。
在会上, 他给老百姓算了一笔帐, 把大家算醒了。
“自主拆迁意味着政府不从中赚一分钱, 那么利润归谁,是归老百姓啊。你们拆迁比高, 是拆一建三,
拆你一平米, 你可以建三平米。你可以拿1.5 平米, 剩下的商品房1.5 平米,你可以出售, 出租, 以每平米市场价2300 算, 抛掉建筑成本,你可以赚每平米1600
元。平均下来, 每户通过拆迁可以增加15 万的利益。你们旧区对面的商铺原来是一百万元一间的,去年12 月听到拆迁消息涨到了130 万, 人家不笨啊, 你们想一想,
旧区改成漂亮的商品房, 你们的店铺怎么不增值呢?
“只要符合政府大原则与规划, 你们拆迁方案自己定, 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不过, 和政府来拆迁不一样,
你们的方案, 利益分配是你们的, 每一户都不要想赚别人家的便宜,
你想占五万元便宜就是从别人口袋里拿五万元, 你自己不想把口袋里的钱拿给别人, 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啊。”
“好处是你们的, 所以投资也是你们来, 政府不可能投资的, 凭什么政府把公共利益给你们。”
我们又不傻
浙江老百姓个个都不傻, 前街三号区块又是旧房最多、最破、危房成片的地区, 所以66 户人家一致决定同意自主拆迁。
没多久, 居民选出9 人拆迁工作委员会, 每人负责7 户人家的动员说服工作。这9 个人大多是在三号区块中德高望重的老人,
由他们来制订拆迁草案, 再征求居民意见。
9 君子长年住在这个小区, 小区居民的感受他们都有。他们明白, 三号小区的拆迁方案可不好拿。“66
户中有四对利益矛盾的关系, 一个是外面有房子、不住这儿的, 他们并不急于拆迁, 因为他们不用受旧区卫生治安的种种苦恼, 现在旧房子出租出去还有每月一千多元。一个是住平房的,
他们与住朝天楼的意见不一, 住楼房的认为应当按面积补, 住平房的觉得这样吃亏, 认为地皮值钱, 不能按楼层补。第三种是占了大量飞地（无人空地）的人家, 觉得地皮价格便宜了。另外街面房的居民觉得拆迁后要还他街面商铺,
而没有街面房的居民则觉得不应该这样。”所以实地住这儿与不住这儿的居民, 平房与楼房居民, 有空地与无空地居民, 临街与不临街的居民, 他们的利益是四对矛盾。
有老人向他们说: 脚不利索了, 一定要给他们底楼的, 没有钱的人说他们可买不起一套房子, 如果不行,
宁愿不拆啦。9 君子走家串户, 把一个个困难记在心里。
在74 岁的阮有杏老人家中, 阮奶奶一边倒水一边说:“唉,年纪大的人搬不搬都无所谓啊, 只要年轻人能过好日子,
只是我这临街的, 是不是也要给我分一个临街的房子。”
“我们初步的方案是上次协商民主会议后, 各方一起讲道理商定的, 如楼房补偿还是按面积, 但比平房便宜一些,而且楼层越高折扣越大,
临街的房东, 我们也会适当考虑补偿...... 穷人与没钱的老人, 我们会以成本价补足他们的面积, 实在不行, 只要居民们同意我们也会照顾他们的。街坊邻居的好说话。”
委员之一, 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张明春听着老人们的抱怨,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我相信老百姓是讲道理的。”
拆迁委员会还会进一步召开协商民主会议来确定草案的细节。
随拆迁工作委员会上门工作, 记者发现老百姓对他们都很客气, 尽管有抱怨, 有诉苦, 但可不像对政府工作组一样讨价还价,9
君子也是老百姓, 一说到苦处, 感同身受。抱怨“鸡窝”的林明仕是最起劲的委员之一。他受够了“鸡窝”的苦, 工作起来干劲十足。
但在采访中, 记者也发现不少居民向我抱怨, 历数各届镇政府欠下的种种百姓债,有的居民就一口断言:自主拆迁没戏!100%
同意, 政府的工作可不好做, 应剑飞光拆迁细则就开了大大小小十多次协商民主会, 座谈会, 根据问卷的统计前后修改了八稿。即将出台。“最公平的方案是没有的, 我们只能制定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应是个现实的人。
马上应剑飞就要在三号区块召开全体居民的协商民主大会, 促使大家拿出第一个居民自己制定的拆迁方案。
事情仍在进行中, 我们也将继续观察。
附：协商民主的技巧
协商民主的技巧 小知识: 代议制民主又称选举民主, 公民通过选举代议人,
让他们来决定公共事务。选举民主的终点正是协商民主的起点, 上世纪90 年代协商民主成为民主理论研究的新潮流。民主不应被看成仅仅为赢取人民选票而展开的竞争,
还应包括公众通过审慎思考达成明智意见, 直接参与公共决策, 这是这一学科的主要观点。强调公民集体决策和参与协商的能力、权利和机会, 而非让精英代替他们来选择。如何让普通人通过协商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与想法,
一起来做决定是协商民主的核心。科恩、哈贝马斯、艾尔斯特、德雷泽克、古丁、本哈比、乌尔是其中的学科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什金, 美国斯坦福大学大众传媒与政治科学系教授,
是协商民意测验的创始人。 参与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量的规则。足够的信息量, 帮助他们做出判断。 二、质的规则。不讲那些缺乏根据的话。 三、相关性。所讲的话要与主题相关。 商议四要素: 一、理由。理由是商议中的基石,每人利益与立场不一样,但观点背后的理由是可以讨论的。除了更好的辩论,没有任何强迫。 二、平等。每个成员都是一样的, 信息自由,
公开交流。 三、身份。每一参与的人匿名是较理想的,
但有时也不一定, 也许公开身份可以促进互相理解。对话时需要有相关专业人士参加。 四、仲裁者即主持人必须不加入自己的观点, 适当促使讨论者往深处思考
香港利东街的故事
H15 街坊精神: 不牺牲任何一个人, 落实民间参与规划——郁我屋企,问过我先!
——湾仔H15 重建区
(http://www.leetungvideo.blogspot.com/)
文/ 夏循祥
这一天, 街坊们又要来装扮他们的利东街了。他们要在城规会审议市建局新方案之前, 举行“我们要民主的城市规划”集会,
告诉市民他们对利东街的爱, 对香港的爱。租来的大吊车, 可以轻易上到已经封锁的楼顶,将十几米长的黄色标语一条条从高处悬下。
昔日的利东街, 各种婚嫁行业、请帖以及利是封等喜庆文具成行成市, 红彤彤的喜帖布满街头巷尾的每个角落,
喜气洋洋, 因此俗称喜帖街,吸引香港各区甚至海外人士慕名来到利东街, 在一条街上挑选合意的产品, 使商户既有竞争又互相依存。
利东街6 层高的唐楼, 曾经是湾仔区内最高地标。一梯两伙的建筑特色有助居民建立社区网络, 方便街坊街里互相照应。前铺后厂的经营模式,
同附近的“楼梯铺”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部分唐楼的楼梯和墙壁采用意大利抹灰,现在已经十分罕见。唐楼天台相通, 形成一条放风筝的长廊。
超哥10 岁搬进利东街, 就和小伙伴们把相连的天台作为免费的游乐场。“走到天台, 太平山、狮子山都可以看见,
真是有高高在上、大地在我脚下的感觉。四周没有遮挡, 风势强劲时, 只需要轻轻放起纸鸢, 就可以拉到十尺八尺高, 根本不需要助跑。”
几十年来, 超哥看到的就是周围的房子不停地拆, 不停地起高楼。送别一个个老朋友, 未曾想到这一天终于来到自己头上。超哥想要的只是原区安置,
不希望搬到别的区, 离开熟悉的人与物, 改变几十年来的生活方式。“离开了湾仔, 我连路都不认识。”但是, 这么简单的要求都难以满足。推土机式的重建, 不仅拆掉了旧建筑,
亦拆掉了街道和那些故事, 抹去了居民的记忆。
平日, 除了偶尔经过的车辆, 整条街道冷冷清清。两旁店铺空无一人, 深锁的重门上挂着的是一块块“此乃市区重建局物业”的告示牌。曾经最吸引游客的利是封做成的门面,
纵横交错的广告牌, 依然诉说着昔日的繁华。
红色的街纸, 黄色的布幡, 还有高音喇叭里街坊们悲愤却执着的声音。这一天, 利东街又恢复了生机,
满眼都是黄幡飞舞, 像是在为昔日的喜帖街招魂:“看, 我们的利东街!”
红色, 是喜庆的颜色, 充满活力, 代表着昔日的喜帖街川流不息的人潮, 还有这个行业蒸蒸日上的势头。黄色,
象征着吉祥、温暖。黄色布幡串起每一家店铺, 意味着社区网络给人的安全感。
没有街坊, 没有喜帖, 这条载满香港传统特色、办喜事必到的街道, 就只是一条死巷。
市区重建与收回土地条例
当“全国最牛钉子户”的消息传来时,H15 街坊笑称自己是“全港最牛钉子街”。这笑声里, 有着多少的无奈:
在有“收回土地条例”可以强行收回任何产权的香港, 没人能够当钉子户!
收回土地条例, 被街坊们称为“市建局的尚方宝剑”, 这个当初据说是为了防止恶意不搬行为的法令,
如今成了重建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随时可能落下来。恒生印刷老板陈生更形容重建好像一个原子弹, 丢下来, 什么都没有了:“惨淡经营廿五载, 守得云开见日头。忽来一纸逼迁令,
多年心血付东流。”
一位居民说:“以前私人发展商收楼, 几次三番上门和你谈, 态度又好, 价格也合理。哪像市建局,
打个电话就说要重建,一等几十天不露面不跟你谈;就算谈,价格也相当不合理,还不能跟街坊商量, 否则要扣钱; 迟答复也要扣钱; 无端端就来封律师信说告人, 用霸占官地来威胁人。”反正就是不卖也得卖,
不搬也得搬, 要不然就会被强行抬走( 最近一次抬人发生在去年12 月筲箕湾两兄弟)。
市建局只给你搬走的选择, 不告知你还有不搬的权利, 还采取秘密谈判和分化居民策略, 连愿意接受赔偿搬走的居民搬去哪里都不能告诉街坊。结果有几十岁的老人家,
不得不一个人搬家。一位老街坊被吓得神经衰弱, 听到打电话、敲门声都会害怕。给他送汤都只能放到门口就走。
最初只有三成九的业主肯签署收购通知书, 市建局不得不动用尚方宝剑威逼利诱, 宣布在2005 年11
月5 日收回利东街所有业权。但到2006 年9 月, 还是有两家一直坚持不走, 甘太就是其中的一户。甘太认为市建局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即使是面对“霸占官地”的诉讼,
也坚决不聘律师, 而以公民身份上庭自辩。2006 年底, 她也因生活压力及诉讼失败, 不得已迁出。甘太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店铺, 只能租个仓库放置一应物品, 生意基本上停了。重建开展以来,
她瘦了足足
市建局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实际市值, 连规定的同区7 年楼价都很难达到, 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徐老居于利东街40
多年, 做生意30 多年，若不是赔偿金租不起店铺,70 多岁的徐老还会经营下去, 但现在只能被逼退休。他说:“在利东街街口做生意这么多年,一时间要退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有成为‘维园阿伯’,
无所事事。”陈生三兄妹就住楼上楼下,平时喝汤都会互相舀一碗，要不是因为年迈的妈妈担惊受怕,他们也不会忍痛低价搬走, 转眼零落四散。
市建局还会制造重重关卡为难居民。巧华租了一间铺几十年, 街坊邻里和业主都愿作证, 但市建局却一定要巧华出示几十年来的租单才肯承认。老板无奈,
在店里爬来爬去, 想找那些租单, 不幸就此跌倒, 搞到骨折!
重建, 应该是能够让本来在这社区中生活的人, 可以继续有选择地生活得更好。但是市建局拿着政府注入的100
亿, 并免补地价, 用行政手段收楼, 然后扮演着推土机角色, 清场卖给发展商, 使楼价和租金飙升。
以人为本, 就这样成了以“银”为本。重建, 就这样变成了强抢民产。曾经盛极一时的喜帖户, 失去了成行成市的优势和资讯,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关注组 哑铃方案
1997 年, 利东街居民得知开发计划后, 自发组织了“关注重建核心小组”。成员均是本地居民,
共有20 多人, 并得到社工和区议员的积极参与, 为居民或店主争取权益。2003 年10月,H15 关注组正式成立, 前后举行数百次会议, 包括居民大会、家访、规划工作坊以及公众咨询大会等等,
加深居民对重建的认识; 同时以游行示威、挂横额、街头发布会等手段, 表达对市建推土机手法的不满。关注组建立了主页来进行活动召集、信息资料发布等, 使那些已经不得不离开喜帖街的街坊,也使那些支持民主规划的朋友,
能够在虚拟社区中团结起来,继续战斗。
H15 成员的年岁及教育程度不同, 即使偶有分歧, 彼此都能够求同存异, 合作无间, 分工也能发挥所长。如甘太是生意人,
一向小心谨慎, 因此负责保存所有文件, 而且因为打官司而熟悉各种法条, 能够注意到很多细节问题; 徐老是退休人士, 有时间代表H15 参与各种重建运动, 出席各种场合;May姐勇敢泼辣,
写得一手好字, 经常身体力行, 充当行动的急先锋; 超哥出口成章, 是街坊中的第一笔杆子, 常代表H15 主持记者招待会，发言, 并拟定标语口号; 陈生思维缜密,
擅与市建局理论; 伍万则负责找上海、北京、英国、新加坡的重建例子......
在专业人士的指引下, 他们才知道居民也可以就重建提出方案和诉求。但此项提交费用高达十数万元,
而方案所需要的建筑图则、环境影响和交通影响评估报告等专业的资料、数据支持, 按市值则要数百万元才可以完成。一旦失败, 就会付诸东流。试问普通居民又怎可应付这庞大的开支?
但H15 创造了奇迹。关注组自筹经费, 在一群专业人士及学者的半义务协助之下, 合力绘制出全港首个由居民参与的规划方案(http://wanchai.no-ip.org/proposal),
建议分4 期重建更新, 将利东街中段的特色唐楼群保留复修, 并以11 倍地积比率在街头街尾兴建5 座商住大厦。这个方案一是可以防止原方案中大型商场所引起的屏风效应;
二是可以保留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段唐楼, 并找出空间给新建的楼宇及其他社区设施; 三是让愿意留在利东街的居民可以选择复修楼宇或补回楼龄差价购买新楼, 从而保持喜帖街的社区网络、产业特色和行业规模;
四是保留和清拆方式混合使用, 解决了市建局资金问题, 商业利润也不至于受损。因为规划中的街道建筑形似哑铃两头高中间低, 所以俗称“哑铃方案”。街坊的方案亦得到规划师学会2005
年度银奖 ——该学会从未颁过金奖。
但这个破天荒由下而上的重建方案, 几次提交均被城规会否决。2005年3月第一次提交时,被以技术理由拒绝通过。5月,卷土重来,
加入了环境影响评估及交通评估报告并提出复核。7 月再被城规会以技术理由否决覆检。9 月,H15 关注组决定做最后的争取, 再次修改方案, 并以19 位街坊的名义向城规会上诉委员会申请上诉,求诸最终上诉机制。今年4
月 12 日,方案被再次驳回, 这一次不再是技术原因。上诉委员会自言也认同方案意向及目标, 但最大的“困难”是街坊们的业权已全被收回:“各上诉人如不能取得市建局的合作及同意,
根本不可能进行拟议发展!”
不问方案优劣, 不问街坊参与的权利, 却只是因着业权就驳回上诉, 那岂不是说只要市建局不愿意合作,
以后所有重建区的街坊, 就没有权利参与规划吗?
“鼓励居民参与规划”, 原来只是一句空话。
假咨询 真咨询
市建局提交了新的规划申请, 称“加入了哑铃方案的合理元素”, 中央部分重建一列矮小楼房, 其高度及大小将按照现时唐楼仿造,并回应了一些技术要求。但是不能保存现有唐楼、不能保存现有社区网络的方案,
只能是假的哑铃方案。
规划申请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公众咨询。但市建局用实际行为表明了根本不想公众咨询:60 多页的规划方案文件,
除首页“行政摘要”是中文外, 其余全是英文——很多公众及街坊根本无法阅读, 更惶论提出意见; 整份咨询文件全港只有两份,分别存放北角和沙田的规划署供办公时间内查阅;
整个过程只有三个星期( 其实只有15 个工作日)。在时间、地点、语言方面都严重阻碍市民提交意见。
H15 一方面向包括立法会、区议会在内的各政府机构提出抗议,一方面自己翻译该份规划方案,并摆放上网方便查询。街坊们还分工合作,
组织了独具创意的社会行动以反对“假咨询”。首先, 徐老等老人家到规划署查阅咨询文件, 向职员要中文版本, 并问长问短以留难他们, 又特意拖延时间影印文件。再安排数批利东街老人先后到规划署查阅文件,形成人龙,并刻意鼓噪不安以制造混乱。最后,
更安排一些大学生排队影印资料做报告, 到办公时间完结也未能影印, 然后向职员们投诉规划署管理不当云云。
反对不仅仅要靠街坊的智慧, 还需要专业的意见。关注组分头求助专家、学者提出非常专业的反对意见,
并在街口举行解说会, 现场协助市民填写申述书反对该方案, 以扩大民主规划声势。在各方努力下,H15 关注组在如此短时间内还是收集到196 份申诉意见, 在香港城市规划历史上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咨询期间, 市建局在湾仔搞了一个“静静鸡咨询会”: 湾仔区议会没收到邀请, 关注组也没收到通知。但是几位街坊很快就想出对策,决定要将假咨询变成真咨询。他们通过网络、电话广邀支持者出席当晚的咨询大会,
表达意见, 并将自己的解说会移师到会场楼下, 和市建局唱对台戏。他们在市建局之前就挂起横幅:“楼上做‘流’会, 楼下真咨询”; 并摆起展台, 抢在市建局前面为与会人士发放资料,
抢尽了风头。各区街坊以及几位运动人士, 则将会场里弄得全部都是反对声音。市建局几位高级职员根本无法回答, 不得不草草收场。
千万别指望城规会
但是, 市建局是立于不败之地, 才会容许街坊们小小的胜利。无论有多少反对意见,你的反对如何有创意,如何专业,最终胜利的还是地产主导的政府机构。
为“哑铃方案”出过大力的规划师杜立基指出, 政府与市民之间存在着四大鸿沟: 资讯鸿沟, 城规会、规划署决定了所有规划事务,
市民却无从获得资讯; 语言鸿沟, 大多只有英文咨询文件, 即使是中文, 当中的专业术语和规划图, 大众也不会看得懂; 资源鸿沟, 政府及地产发展商有全职人员和很多钱来聘请顾问公司,
普罗大众却没有。有些国外城市的政府会拨出大笔公帑和鼓励私人的基金会协助市民参与规划; 最最重要的是理念鸿沟, 当权者一心想把香港打造成有很多IFC、西九天幕的世界级城市,
但本土经济和小市民生活跟中环集团的主流想法间存在着巨大的理念鸿沟。
除了这些鸿沟,城规会本身的立场和工作态度也令人质疑。城规会主席就同时身兼房屋规划及地政局常任秘书长,与市建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一位律师数度就任上诉委员团成员,
但直到今年3 月才被发现他一直任政府律师! 而城规条例清楚订明: 公职人员不得获委任为上诉委员团成员。
消息传来,H15 关注组不由苦笑: 为着这个哑铃方案, 他们已经花了太多的精力和财力, 谁来为政府失误买单?
他们实在无话可说。最后的判决书上这样写道:“上诉人代表
H15 在路上
H15 是香港市区重建的一个起点, 历经多年抗争, 现在仍然每周举行例会,安排各种活动。离任一年多的前任社工亚洗,依然自费前来,
承担着大量工作。十来个没有了业权的街坊,数十个流水般来去的局外人, 为什么会坚守到现在? 连说“我们已经失败”都会遭到批评——他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
他们也不承认会有一个终点。现在为他们服务的社工震音将于六月离职, 依然担心H15 将来的走向。圣雅各福群会的主管在和甘太谈话的时候,
提出这个项目不是已经完了吗? 甘太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叫完? 说不定到2010、2012 都没完呢?”
是的,H15 不会完。在利东街燃起的民主规划之火, 已经在全港的重建地区星星点点燃烧起来。一系列文物保育和市区重建活动中都能见到H15
的足迹。他们会商讨怎样在波鞋街举办“重建警讯”, 提醒街坊们市建局一向使用分化手段, 住户与租客只有团结起来, 才不会中市建局的圈套; 又为中环卑利街争取保留街市及杰志街重建遇到行车的问题提供意见;
之前更替庙街街坊向民政局投诉，为何不通知他们在油麻地中九龙干线落成后得迁离。“重建监察”组织成立后, 甘太、徐生、May 姐更是成为了其他重建区街坊的“老大哥”,
分享他们斗争的经验, 也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带进其他重建区, 推动认知解放。
徐老被逼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居民活动。
由于感同身受, 徐老和May 姐从蓝屋一开始被宣布为重建区的时候, 就常常跑去同街坊开会、行动。他们会很仔细,将自身经历过、了解到的那些细节一一交给街坊考虑。那日,我亲眼见过May
姐在前往文物古迹咨询会的途中,在火车上,一再通过自己扮演政府官员、模拟对话激活近70 岁的蓝屋居民四妹如何回答如何行动。当听到四妹用朴素的语言与感情做出的回答,
她会挑大拇指赞四妹“靓女”。
有他们的引导, 蓝屋那些年龄偏大的街坊才能够以自己的语言来消化那些生硬的词汇和毫无感情的宣传,
才会知道重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连蓝屋保育运动中的社工和义工, 都在同他们的交道中,学习着如何让居民参与,如何扩大支持基础。
利东街精神正在香港的每一个角落, 播下他们自己的种子。台湾乐生院紧急时刻,H15 也及时表达了对他们的支持。
不仅是在这些战场, 包括大学讲坛、教堂分享会、社会发展论坛上, 都有H15 街坊的身影。5 月在浸会大学举行的“变迁中的亚洲城市”论坛上,May
姐很有激情却不失风度地向数十名中外人士介绍了利东街的故事, 连一向不喜欢讲话的徐老也幽了一默:“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城规会的主席,是刚刚电影中那个肥头大耳的局长的常任秘书长。”利东街高水准的纪录片《黄幡翻飞处》更是以图文并茂(
中英文字幕)、真实感人而引来全场热烈的掌声和会后热情的讨论。
最新消息
城规会在流会之后, 匆匆决定于22 日再次商议并通过了市建局规划方案。城规会新闻发言人在宣布这个消息后,
在一片 “可耻”的群情汹涌声中, 仓皇而逃。
城规会通过, 意味着市建局可以开始清拆唐楼。对于H15来说, 这是不能接受的。失望、激愤之余,
他们并没有失去理智, 还在积极想着各种方法, 尽一切可能来保护、挽救利东街。
即使终究会输掉这条街, 但他们相信, 总有一天, 会赢回整个香港。
H15 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四专家会诊土地问题
龙泉土地问题虽然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但一个问题始终困扰在记者心头:
“农民认为, 土地拍卖到四千元一平米, 可政府征自己的地只给一百元一平米, 不公平。而政府认为,
土地不会自己增值, 是政府的公共投入、建路建桥才使土地增值, 增值部分归政府。两方说法谁对谁错呢?”于是《民间》找到对土地问题有心得的四位专家, 请他们来会诊中国土地问题。会诊就从上述的问题谈起,我们要求:一、一针见血;
二、有建设性意见; 三、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话。
“西医”徐键
土地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
徐键: 你提到的问题, 在美国是很明确的, 土地因为政府公共投资而得到升值, 升值部分不会全部归农民,
也不会全部归政府, 而是有适当的比例, 学术上称“土地开发利益的公共还原”。这个比例如何确定呢? 一般是由第三方来认定。这个升值中因公共投入而增值的部分, 他们叫“特别受益费”。例如上海莘庄地区因修了地铁土地增值,
房地产商受益, 那么其它地区的人就会说, 地铁是公共投资, 凭什么这个地块的人受益呢。于是要确定特别受益费, 即因为地铁投资而引起的土地增值的部分。怎么测定?
美国的做法是这样的, 他们有非常详细的公共数据库, 可以把莘庄的地块土地价与没有修地铁的江桥地块同时段比较, 在修地铁前, 两地地价是差不多的,1993 年修了地铁后莘庄地皮涨了,房价涨了二倍,江桥则涨幅很小,两地之间的差价就等于特别受益费。一般特别受益费通过税收征收,
有的地方高达70%, 通过税收土地开发利益可以还原给公众。以前是专项资金, 现在则变成公共财政的一部分。
这种特别受益费, 美国法院也是相当支持的, 因此特别受益费成了美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例如1980 年税制改革后,加利福尼亚州财产税的比例在降低, 特别受益费在提高。这是一个趋势。
龙泉市农民要求的补偿标准因此不难计算, 应当是市场价格刨去因政府投资而增值的那部分特别受益费。应当远高于一平米百元, 但也不会高达四千元一平米。
记者: 第三方会不会做手脚?
徐键: 可能性很小, 因为第三方也是根据公共数据库做出的结论, 而公共数据库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查。我们国内还缺少原始差价的房地产交易数据库系统。
记者: 在世界上特别受益费普遍吗?
徐键: 比如在德国, 捐税制度依据在法律上的结构由税(Steuer)、规费(Gebuehren)
和受益费(Beitraege) 构成。其中受益费指为设置或经营公共设施, 而由该设施的( 可能) 受益者缴纳的捐税。又如在日本, 旧“都市计划法”第6 条第2
款规定有受益者负担制度, 主要适用于道路、河流、下水道设施等领域。此外,在台湾省, 规定对公共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 征收工程受益费; 其无直接受益之土地者,
就使用该项工程设施之车辆、船舶征收之。”
记者: 这种征收特别受益费有没有争议, 如何解决?
徐键: 争议是有的, 比如美国一条高速公路向地区征收特别受益费, 居民不同
意, 说高速公路在我们这儿没有出口,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增值, 而且留下污染, 噪音,
反而有损失。这时就交法院裁定, 现在的台湾与韩国也有特别受益费, 但他们更喜欢街头政治, 往往是群体抗议, 所以征收难度大。例如一条高速公路边居民抗议, 导致高雄议会暂停征收特别受益费。其实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1912
年在大陆就有特别受益费征收。
记者: 特别受益费对维护社会公正
有何意义?
徐键: 现在土地开发利益的大头被开发商、地方政府拿去, 全民没有享受,地方政府获利后, 利益不公开, 不透明,进入预算外资金, 支出也较混乱, 社会也无法监控。
“中医”李昌平
赞同私有, 不赞同私有化
李昌平: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看, 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一、不少农民愿意土地征收。现在一亩地一年只能赚五百元, 如果征地费是一亩五万元, 放在银行, 利息也不止五百元啊; 二、地方政府想城市化, 但没钱,只有打土地主意。因此在某种条件下, 征地并不是双方都反对的事,
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问题是增值的收益从哪里来, 是农民带来的吗? 显然不是, 是当官的带来的? 显然也不是, 因此全归政府、农民、商人也不对。所以我们反过来要看土地承担哪些责任:
有农业功能, 保障农民的功能, 发展商业的功能。你要消灭国家的农业功能, 又需要何种补偿? 现在我们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框架来解决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土地是上苍赐予给所有人的,
城市扩张, 土地收益的权利不仅属于承包这个地块的农民, 而是土地增值的那部分,所有人都应当共享。现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资本家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关系都是乱套的。比如北京因为开奥运会土地增值如何分配?
我这届政府的土地利益又与下一届如何协调? 所以我们的法规法律冲突,先要在理上搞清楚,否则是头痛医头,打个补丁, 与事无补, 我们需要在土地法律上有一个整体重建。
我赞同私有, 不赞同私有化
李昌平: 我们现在的集体所有土地怎么来的呢? 一户人家在古代开了荒地,土地归这户人家所有, 这户人家儿子生了孙子, 就成了一个自然村, 土地归自然村所有。如果集体发了土地产权证,
人家就抢不走, 内部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的事。集体所有土地, 其实有三块:1、集体共有,水塘, 风水林, 祖业共有, 血缘共有, 不能分割到人;2、按份所有, 一人一份,
基本农田承包田就这么分的;3、按户所有,自留地, 宅基地。所以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分配清晰的,在社会变迁时,城市扩张时,唯一有分歧的可能是宅基地, 因为有的人家人多,有的人家人少,按户平均有争议。因此集体所有制其实是民有而不是公有,包含私有。现在政府中一种意见认为土地私人所有,
才是产权清晰, 其实是与私营利益合谋的一种方式。
我赞同私有, 不赞同私有化。为什么赞同私有呢? 一、相对国有, 集体所有制也是一种私有方式; 二、如果集体决定,把田分到私人, 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私有化,
一“化”起来可不得了。硬性规定私有化, 一刀切, 其实是忽视了中国土地的多元性, 地方的差异性。比如内蒙, 一承包草原就不行。中国这么大, 农村这么广阔, 应该让他们内部讨论找到适合他们的方法。我们的承包制与宪法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矛盾的,
既然是集体所有, 国家有何权利规定土地承包权限呢? 这不是应当集体内部确定的吗, 为什么不把使用权决定权给集体呢? 可以永久分, 也可以不分嘛。
而且集体所有是抗衡土地兼并的最好方式。为什么广东、浙江农民土地保护意识强, 因为有公地( 有的地方占了30%), 宗族势力。如果一分散到个人, 土地被兼并就很容易。
1977 年到1988
年, 中国农村为什么最好? 明确土地集体所有。一亩一千斤粮交五斤公粮, 基本农田外的农地搞工业,增值收入农民所有, 农民分享土地收益。1988 年有了征地制度,
承包法, 其实是否定了土地集体所有。我的思路是重回1988年, 强化与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
现在的承包法, 其实让征地有了窍门。我做乡党委书记时, 也懂这一套, 想搞到农民土地吗? 找村长, 让村长给被征地的承包农民说:“征的是集体土地, 钱要大家分的,
但我现在把补偿给你一家,因为你是承包人。”农民当然愿意干了,集体的地利益我个人得, 恩威并施一下,地就拿来了。如果明确集体所有权, 征地就不容易了。官员害怕集体,
不怕个人。
借鉴台湾土地制度。
李昌平: 征地制度应当取消, 台湾的
土地制度可以借鉴——
由三个部分组成:1、农地农用制度。基本农田可以买卖, 但只能是农民之间买卖, 只能做农业用途, 城里人买( 也只能做农业用途) 税收翻几倍, 这也是一种城乡两元,
不过是保护农业、农民的两元。
2、农转非制度。农业用地按严格的规划经政府批准转成非农用地,50%
面积归政府所有,50% 面积归农民所有。这样政府也有储备地, 农民因为有了可出卖的非农用地, 也不吃亏。因为非农用地的价格是农用地价格10 倍以上。
3、非农用地交易制度。非农用地允许买卖,
但买卖后不允许闲置, 开发商高价买卖要交50% 以上的增值税, 税收归国民所有。
台湾这套制度解决城市发展开发与农民利益问题相当成功。GDP 增长快了,通过税收, 土地收益全民所有。联合国的土地学校就设在台湾。
“土医”孙大午
农村期待另一次大解放
孙大午: 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 凭什么我永久的土地, 你给我三十年的补偿就拿走了, 三十年以后, 谁来补偿? 为什么不补偿我三百年?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农民要求的是永久性的补偿而不是三十年补偿。因此是合理的要求。
政府的要求是合法的。农转非的增值, 只有政府有这个权利。同时政府给出的补偿也是合法的。政府如果要多给超过三十年的补偿倒是非法的。有的地方政府还说了: 你们种的粮食, 我给你们菜地补偿,
已经不错了。定州政府当年也是这么做的。那么农民合理, 政府合法, 矛盾在何处?在我们的立法。法必须以理为基础,合理才有最大的和谐。但我们的法规不合理。
记者: 你认为该怎么解决?
孙大午: 承包权为什么是三十年, 不是一百年? 为什么不在土地国有基础上,实行和英国一样的永佃权?
即地面的使用权永远给农民, 允许使用权的买卖。
我们现在的承包制度是居者有其田,而不是耕者有其田。只要居住在农村的就有田, 就是说农民在农村只有种田, 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不能做其它的。农村不能企业化, 不能产业化,
农村就永远没有出路。居者有其田是我们的传统思维, 大部分农民不需要土地, 他们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是职业, 不是身份, 你怎么可能限制农民流动呢, 其它的职业都不是固定的,
凭什么农民只能一辈子当农民?
这就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悲哀, 当年改革中承包责任制是为了摆脱贫困, 摆脱束缚, 于是包产到户, 小岗村走出第一步, 现在不能与时俱进, 本来就是过渡形式的承包制反而成了束缚,
成了农村大发展的束缚, 农村土地不能搞多种经营, 这就把农村经济限死了。比如我要搞养鸡场, 不行, 因为不能搞永久性建筑。我要合并土地,
不行。各种部门, 各种税费, 在农村做企业真难。
呼唤农村创业法
孙大午: 说是建设新农村, 但不让农民发展企业, 是空谈。 乡镇企业为什么不行了?
因为八个大盖帽管一个大草帽。规定了种种法规不让农民办企业, 什么生猪屠宰,烟草,化肥,设立种种专营门槛,又不让农村有自主金融, 农民怎么发展?农民借不到钱。连我借钱盖学校,
都说我非法集资。
记者:1993 以后, 大搞开发区, 招商
引资, 引的是外资, 反而农民创业艰难。
孙大午: 为什么许多为农民着想的政策, 结局都是坏的呢? 因为没有给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国家希望农民永远种田,农民想的是增收。农村企业化发展是当务之急,
只有以企业的组织形式, 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村才有希望。中国改革每次都是从土地开始, 农民土地其实还有一次生产力大解放的可能。我建议国家制定农村创业法, 降低农村创业门槛;
鼓励农民多种经营, 创办各种私营企业; 鼓励农民把农村建设用地用起来, 不是光盖住宅, 也盖企业。
我现在是想以中心村企业化带动农村的发展, 比如我们现在合并了一千亩土地, 给农民是一亩山田每年一千斤粮食的补偿, 一年年补下去是永久性的。农民自愿把地流转给我, 我用这些田只用一部人搞良种培养,
办学校, 而解放的农民每户有一人进我工厂就业。
“儒医”王卫国
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开发权
王卫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 教授。中国《物权法》等法案制定过程中咨询了
王卫国: 我认为是政府错了, 农民没错。因为集体所有权的土地,
在法律上可以招商引资。土地为何增值? 一片荒地,投资进入开发别墅才增值, 资本投入加上市场前景带来的附加值。当然还有土地供求关系, 如果土地供不应求, 没有人投资,
土地也会增值。这都是土地增值的原因。那么谁来投? 政府民间企业都可以来投资, 为什么非得政府来投? 政府应当是公共管理机构, 不是开发商, 是市场秩序的管理者,
守夜人, 是裁判员, 不是运动员。中国的法律制度一定会改,也必须改。农民将有自己的开发、发展权。在开发时,农民集体入股, 同时具体包地的农民也可以个人以承包权入股,
现在也承认发包权也是权益了。
《物权法》将成为农民新武器
王卫国:目前地方政府垄断, 滥用土地征用权。就我知道,
在国务院层面对这
种行为是不认可的。这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物权法》的制定正是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今年3 月通过、10 月1 号生效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征地三条件:1、必须是直接为了公共利益, 而不是间接的, 只能是教育、国防、卫生等大多数人利益全民受益的项目,
不能大拐弯说是招商引资, 带动经济制造繁荣;2、有严格的权限与程序;3、公平的补偿。补偿款严禁任何人挪用。《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还规定, 集体所有权土地实行集体决策制度,
重大决定由村民集体决策, 村长与村支书做的决定, 法律上无效。这就解决了集体土地谁说了算的问题。
记者: 地方政府认为分税制后, 地方财政只能向土地要财源, 这是他们的思路。
王卫国: 你是穷人, 就可以抢别人的东西吗?
穷不是理由。政府缺钱就可以抢农民土地吗?我给他们指一点路,抢贪官,把贪官的钱充财政收入, 很可观的收入,人们拍手称快。相反农民只有那么点生存资源,现在有6000万失地农民,三无农民:种田无地,
就业无岗, 低保无份。这么大的人群增长下去如何得了。加上地方法院不敢出头, 造成中央—地方政府对立。
土地所有权往何处去
记者: 有不少经济学家主张土地私
有化, 你如何看?
王卫国: 中国土地不能私有。历朝历代, 土地兼并是王朝的大问题。弱小的农民很可能在受灾与生病或利益诱惑时出卖土地,
造成地方豪强集中大量土地与中央对立。私有化不是为农民谋福利, 是单纯从经济学效率出发的思考。
记者: 你的建议?
王卫国: 维持现状的同时找到一条出路。我的建议是, 取消城乡二元对立,
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即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样的社保与医保的前提下, 将土地收归国有, 同时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土地永佃权, 即永久使用土地的权利, 当然也可以是长时间的发包权。
记者: 我们致力于专家与农民的对话, 土地国有化与永佃问题, 有农民说,现在土地不是国有的,
还对我们这么厉害, 万一国有了, 他们不是抢得更凶, 更有道理?
王卫国: 我的前提是给了农民与城里人一样的保障。土地收归国有的好处是全国农民享有同样的保障,
并不因为你在西部或东部, 包下的地好或地坏, 显示国民的平等性。
记者: 为什么不赞同明确集体所有权?
王卫国: 集体所有权法律上不明晰,目前集体所有土地90% 村民小组所有,9%行政村所有,1%
乡里所有。村民小组不是独立法人, 所有权主体有问题。集体所有权也是改革过程的一个阶段。当然明确集体所有权也是现在的一个思路。
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通
王卫国:《物权法》出来, 可能会有一个新问题,
征地门槛高了, 地方政府没有油水, 地方经济如何发展, 土地供应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增量土地供应,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通。广东与浙江已出了条例,目前需要全国性规范。2005年8
月人大征求专家对土地法意见时, 我是当时唯一提出此观点的专家。这是我们大量农村调查的结果。同时让农村土地有担保功能, 这样农民才可以用土地向银行贷款发展生产,
乡镇企业有土地, 却不能用土地贷款担保, 怎么能提高经济竞争力呢。没有这些, 建设新农村就是空话。最后人大听取我们的意见, 在《物权法》上写下: 土地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由《土地管理办法》规定。因此《物权法》制定后,下一步就是修改土地管理办法,
允许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记者: 你说出农民心坎里的话了。
陈达,台湾民间流浪艺人,从小孤单一人,没有父母, 无妻无子, 不识字, 但能即兴作词,
歌声沙哑, 如诉如泣。当台北音
文/ 陈健民
有报导说中国每六分钟便有一起维权事件发生。早前重庆“钉子户”事件所以轰动全国, 是因为杨武在“孤岛”上挥舞着五星红旗,
乃代表着千万百姓对抗强权征地,亦在质问政府是否有(物权)法不依?
近年维权事件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农村和老城区征地纠纷、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过重、河流和空气污染、剥削民工、商品房烂尾或管理混乱、歧视病人等。侵权事件不断出现,
有其制度成因。首先是开放政策引至的权力下放,由原来的中央计划和从上而下的控制, 转变为赋予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高的自主权( 包括人事任命和财政运用), 但权力下放并没有进一步下放至人民手里。结果,
地方和企业干部即使滥权亦无适当制衡。譬如说, 地方政府有更高的税收运用权, 此举可激励他们各出其谋,引资搞活经济,但亦同时引发一些地方干部强征土地以进行开发,
和纵容污染工业违规运作的事件。
这种“分灶吃饭”的政策, 慢慢衍生出一种“官商共生体制”,即使不涉违规犯法, 整个体制亦向大企业利益倾斜,
令劳动阶层和消费者利益受损。譬如商品房的物业管理公司, 往往是地产商的附属机构,即使物业的质量与出售书有所出入,管理公司亦不会代表业主与地产商交涉。即使管理公司服务差劣、收费高昂、工程外判时出现腐败现象,
业主亦无可奈何,因为现存法规为成立业主委员会定下太高门坎,要撤换管理公司就更是难上加难。由于管理公司背后是地产商,而地产商和政府又有千丝万缕关系, 这种“共生体制”就令利益冲突变得政治化,
增添协商的难度。
权力下放却制衡不足,官商共生造成制度倾斜, 社会冲突不断涌现。部分干部和企业老板在这种形势下,
反而采取投机策略: 地方干部要抓政绩,集中硬件建设,不惜重复投资, 只求在问题浮现前爬上另一官阶; 企业(甚至农民)不惜耗尽资源(如大量伐木、采矿)、污染环境、侵权造假,损害人民健康,为的是挣快钱,
在末世情怀中活得痛快。如果和谐社会是建基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现时的体制却在制造大量社会冲突。重庆钉子户事件能够和平解决,实在是难能可贵,不少同类纠纷最后是演变成群众事件,
甚至是流血冲突。
为什么敦厚善良的老百姓突然间变成“暴徒”, 斗胆捣乱工厂、冲激党政机关?一方面是民间怨气积累太多太久,另一方面是“聚众”从来就容易“闹事”。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说:“人在独处时可以蛮有修养,在人群中就变得野蛮。”“集体行为学说”认为人群令理性控制崩溃,
令抑压的情绪得以破堤而出。马克思和麦克亚当则详细分析人群的互动过程如何产生这种效应。譬如说人数愈多时, 人们便愈觉得自己的诉求合理。人群亦有“责任分散”的效应,觉得即使有过激行为,
对方亦难对这么多人秋后算帐。人群造成的“身份隐蔽”就像吃了“隐形神丹”,令人躲在人群中放胆行事。
社会学家认为, 要将非理性的“集体行为”转化为理性的“集体行动”, 主要靠组织和领袖发挥协调作用。如果公民社会发展得比较成熟,民间组织得到法律充分保障,
反而可以用集体谈判方式解决纠纷。即使出现示威游行罢工事件, 一般都会井然有序①,因为民众不用担心秋后算帐, 就无需孤注一掷, 采取过激行动。但目前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仍是忧心忡忡,恐怕民众组织起来会有政治影响。可是政府已放弃过往透过生产单位对个人的垂直型控制,老百姓人身自由大大增加,“聚众”就难以避免。
凭着这些抗争精英的道德感召和策略思维, 一些抗争行动会表现得有节有理,进退有据。但由于缺乏合法的民间组织的保护,动员过程往往走向“地下化”,民众在缺乏详细讨论和策划的情况下采取抗争行动,
就更容易出现集体行为的现象, 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引至流血冲突。“地下化”的另一恶果是令黑社会在一些地区, 成为组织民工或农民的重要力量,长远威胁社会的治安。
国家已经不能走回头路把每个国民紧紧盯着,又不愿意发展公民社会让人民组织起来。社会正处于一种失序状态,
在地方干部权力缺乏制衡、利益向企业倾斜的体制下,民众在松散的网络和抗争精英的引领下不断出现群众事件。从无序走向有序,国家应该走回头路或是迈向公民社会?这是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的时候。
陈健民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中山大学客座博导, 耶
① 近年因为全球化问题,
一些农民和工人组织亦走向激进化。要引导集体行动走向和平理性, 政府亦需要建立吸纳民意的机制和对民间的诉求作出适切的响应。
文/ 安金磊
翻开2005
年7 月的日记, 看到了这个题目, 记录的是去省城的事情,由于外出比较少, 使得偶尔一次外出感想颇多且碎。
土地:自然中的土地,包括森林、池塘、山脉,无一不是自然状态的,生机无限。人类由最初的采集自然食物到定居下来耕种土地,
一直是沿着多粪肥田的路走过来,这土地也应是健康的、持续的。所以我们的土地到今天仍然是衣食之源、营养之源。我们农人有幸亲近土地, 对土地怀着无限的感激, 善待它,
耕种它,无论在种植的哪一个过程都应是这种心态,才能使得土地生生不息,无论是北方的五谷还是南方的菜蔬, 都因为有着给你营养的丰饶的土地、可信的土地才有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土地不需要大型机械的耕作、镇压,那样除了表面提高的效率无一益处, 可想这些机械轰轰作响吸的是母亲的胆汁,怎能允许如此加速自然母亲的灭亡？2006 年香港关注可持续生计组织的负责人来这里探讨农业的出路,
来指导, 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 石油资源开发殆尽了,农业大国中国以及世界农业应该怎样走? 他看到了这种危机并身体力行着可持续的生活,包括很少坐汽车。我就告诉他,农业要走畜力代替机械,
种植、养殖结合的循环农业的安金磊 农夫，有机耕作尝试者路, 也惟有此路一条......
人:
我自己是农人, 想做到自己生活的自给自足,同样我又作为消费者, 不但消费食物也消耗资源。我有幸在土地上劳作,看到自然化育食物众生,幸之又幸,所以要用自然心去劳作,
必须明白你的每个行动对自然、对土地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反自然的吗? 要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和你守侯的土地有关,包括植物、稼禾、一草一木,田野里肉眼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昆虫鸟类,
他们是否因你的存在而过得依然平静,也应想到生活在城里的同胞, 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长期亲近土地, 我代为托管是否让大家满意, 是否让大家放心,能否守护好共同的田园。我相信土地会带给城里的朋友田园的心态,相信他们这些犹如漂泊的游子最终会回到自然母亲的身边。我们所为就是要做顺其自然的人、顺其自然的事,包括你的农耕方式,劳作方式。
食物:
食物在历史上是生死温饱的代名词,因为食物在战争年代是维系人生死的生命线。可到今天,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食物多了却不健康,无营养了,因其依赖的是化肥、农药、激素和反季节栽培,想起孔子有一句话“不时者不食”,
我们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杀生害命的场所。
我在想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食物不应该是赚钱的工具, 任何时候食物就是食物, 是众生命的营养,包括田间鸟类,所有的动物以及以植物为媒相互依存的生命。我所在的田园里有多种植物, 也吸引来多种虫,
我们简单地认为庄稼里有虫就打化学农药,就等于无知地扼杀了更多的生命,等于否认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存在,也因此一叶障目地否认了自己的存在,最后都过不下去了,这既缺乏生态观也没有道德观。
我理解人如果吃全了五谷杂粮,身体是不需要外来药物就能保证健康的, 所以自己深知农人掌握着众生的生杀大权, 责任是很重的。所以农事的每一个环节不是只考虑你自己,农业需要不需要那么多的化学品的投入,
要看农业里整个有生命的系统。尽管这个时代充斥着大量的化学制品,我们要用人工除草而不用除草剂,用自己沤制的土家肥让土壤里的微生物更活跃,大量的化肥、化学农药了不得,
这些不是真正的农业技术, 真正的技术是要经得起成百上千年的检验。有时觉得这个世界是你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农人有时缺的不是所谓的技术,而是对待这些所谓的技术的分辨力以及对自然的认知。
健康:
健康对于人来讲, 都追求, 都需要, 农人生产出果实来供人享用, 饱腹后身体得到的应该是健康, 我们能给人类带来健康多荣幸, 这种健康来源于事物更来源于农人的心态。我看到那么多人因为食用有药物残留的食物而致病、中毒,
看到那么多的植物过多地加入了化学药剂生长不良好, 人吃了爆发疾病, 要看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家人, 比如说, 我们的亲戚有一天因食物中毒发病进了医院,尽管不是直接吃了你的食物,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放大点看, 我们农人要用不贪利的心去做食物,所有城里人不都健康了吗? 怎么会引得城里人生病, 那样我们农人、城里人不都心安了吗?
我们要有为众同胞带来健康的愿望,能使人通过做食物做到三个层次：一是保证食物的安全, 这是最基本的; 二是总结食物的疗法, 让人们通过“食”这个环节达到营养的平衡, 尽量达到食物的完整状态,
让人因完整食物而健康, 使人不至于因营养不具全而看医生; 三是世界、世人健康本来自农业, 只有这样众生命才有健康,自然才更和谐, 被我们破损的自然才会慢慢地修复起来,
这样来看我们的农人做起来也很有意义。
想到这些, 不知是不是人的想法,无所谓, 最起码是一个自然里面生命的所感所想,无所谓对错,随它吧。
安金磊 农夫，有机耕作尝试者
文/ 张治儒
第二天早上我依约来到北大深圳医院血液科,见到了生病女孩刘玉红, 今年刚满20 岁,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2003
年6 月进入宝安区沙井日资企业深圳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厂方) 工作。年前开始感觉身体不适, 劳动节后身体不适加重, 去沙井人民医院检查, 被初诊为白血病,
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一时筹不到钱。两天后病情再度加重,5 月10日厂方才将其送往深圳北大医院, 确诊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据刘玉红反映, 在工厂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天那水、开油水之类的化学用品,厂方不发放防护用品, 工人直接用手接触。其主治医生也说,
经常接触这类化学品,又不做好防护工作, 对此病的发生会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医院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跟工作环境有关, 建议做职业病鉴定; 并告知此病发病急, 如不及时治疗,
会很快死亡。要治疗此病, 最好做骨髓移植,治疗费用最少需要20 万元, 移植后存活时间大概在3 年左右。因此,医院要求家属交纳住院费用,以便开药治疗。刘玉红家在农村,其父母在家务农,家庭经济条件很差,16岁就出来打工,
一个弟弟小他两岁, 现也在福建打工, 这几天在深圳的老乡朋友中东凑西借才交了5000 元住院押金。
为此,第二天早上8 点多, 我与刘玉红家属一起四人早早赶往厂方, 希望找厂方协商能够先垫付住院费用。接待我们的行政部
与厂方协商无果,我们来到当地劳动站反映情况, 希望劳动部门能够出面做工作。劳动站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们,
像这种情况厂方已经为员工办理了社保, 他们也不好让厂方再拿钱。因此, 我只好跟刘玉红家属说先筹款让医院下药治疗, 再协助他们去职业病防治院了解一下情况, 看能否申请职业病鉴定。但由于刘玉红父母考虑巨额医疗费用和厂方、劳动部门的态度及职业病鉴定的难度,失去了信心。因此,第二天刘玉红家人告诉我实在筹不到钱,准备找厂方给点赔偿金回湖南老家再想办法。我得知此事后表示不妥,
但他们第二天与厂方很快达成协议, 厂方支付了3 万元赔偿金,医疗费等开支由刘玉红自行负担。签订协议后刘玉红跟厂方的劳动合同终止,以后一切事情与厂方无任何关系。刘玉红跟家人随即返回湖南。
以家里的医疗条件, 刘玉红病情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经过打听, 得知刘玉红在家并没有住院治疗,
而是吃中药维持。放下电话, 心里非常沉重。作为一个专为劳务工服务的民间机构, 给刘玉红这样的工友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经机构讨论分析后,决定深入调查该厂使用化学品的情况。通过工作人员三天的调查和走访刘玉红的工友,
基本上掌握了厂方的化学品使用情况,并拿到了厂方使用的天那水、开油水样品。后通过广东省妇联的朋友联系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很快防治院的工作人员到厂方进行调查,随后给工厂下发了刘玉红的医学观察通知书。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检测，2007
年6 月15日，已初步确定为疑似职业病，刘玉红可享受工伤待遇，工厂已派人办理住院手续。
据我们所知, 在深圳市像刘玉红这样的劳务工病人还很多, 按照深圳市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条例的规定,
非深圳户籍的劳务工都是参加这种合作医疗保险。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是在2006 年开始推广实施的,刚实施时被深圳媒体宣称为是一个针对外来劳务工量身订做的缴费水平低、高覆盖、高效率的医疗保险制度,
创造了一个新的“深圳模式”。而实际情况是, 在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未实施前,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深圳的企业应该给劳务工办理的是社会医疗保险, 生病住院符合规定的医疗费大部分由医院计帐,然后由个人承担的部分才由劳务工直接支付,
劳务工并可在深圳市任一由社保指定的医疗机构享受医保待遇。社保支付最高额可达20 万元,这对重病劳务工能够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而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实施后,缴的费比原来的最低缴费额降低了一倍还多,
最高支付额也由20 万元降到6 万多一点。并将定点医院指定在很小一个范围内, 且全市不能够通用。如果转出指定医疗机构治疗,钱不能从社保帐号中直接划拨,费用要劳务工自行垫付后再行报销。像刘玉红这种情况,在实在无钱垫付的情况下,
她们只能选择放弃。
由于劳务工是一个特殊群体, 如何建立健全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更多的思考。不要像刘玉红那样,虽然纳入了社会保障范围,
但真正出现急需解决的重大生计保障问题时却落到无钱医治而差点只有等死的地步。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设计时应使参保人得到应有的保障, 如果真正需要的时候却不能够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种制度不得不使人们产生怀疑。因此, 劳务工的社会保障如何健全和完善, 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张治儒 工人, 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
社负责人
文/ 臧艺兵
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 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你所看到的各种新奇现象, 你被所接触到的一切所吸引,并忙于记录、拍照、倾听、交流......总之,
你很容易被“素材意识”所牵引, 你的文化感受是一种情感性的, 不断变幻的画面使得你没有时间去细细地品味现象背后的东西。田野之后, 你又忙于将你耳闻目睹的东西用你的方式告诉别人。事实上,
你真正发现某种文化的气质也许是在你忙乎之后的许久。我对湖北武当山吕家河村的民间歌师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在2001－ 2004 年间。博士论文写完之后, 我也度过了一段对论文的“抵触期”。在这之后,
偶尔开始回忆那一些“田野的生活”, 这同写论文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我最近一次见到我论文的主人公姚启华是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邀请他去课堂上唱民歌,然后晚上与同学们联欢。我受镇政府的要求随行,自己也特别想见他一面,
也想趁此机会观察他在北大这个著名学府的表现。这次见他同以前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过去他很健谈,但这次, 他几乎是只唱歌很少讲话。我看着他在北大中文系门口的照片,
倒很像北大的
北大同学演唱了一些他们学唱的吕家河民歌,还同吕家河来的女歌手对唱各种内容的民歌, 甚至包括了像《姐儿生在十六七》这样的一些性俗民歌,
看得出北大在学术方面的宽容程度。但我知道姚是从来不在晚辈年轻人面前唱这些民歌的。学生们唱这种歌的时候, 我看到姚的表情常常过于端庄, 甚至严肃, 没有他在村里给我们唱这种歌的时候那种开怀大笑的样子,
我知道这是他的尺度。吕家河人不卑不亢的气质赋予了他们所唱的汉族民歌中庸大度的风格。我在吕家河的日子里, 从没体验到村民的不礼貌和冷淡, 但也没有遇到通常我们在乡村所遇到的那种,
在我们看来是极度夸张的热情。村民普遍得体的人际交往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就像他们村子里的米酒、黄酒和白酒三种不同浓度的酒供客人自由选用, 既不失对客人的盛情, 也从不执意强求客人。
他们的民歌就是孕育在这样的文化自信中的。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在吕家河拍薅草锣鼓, 导演说姚启华打锣的时候屁股对着镜头了, 要求他们几个打击乐不要面对面打,以便电视可以拍倒他们的面部,但是姚却坚持不肯,
认为这样打的话, 改变了姿势和位置就不是他们的薅草锣鼓了。并同导演争执起来,最后他和导演吵僵了,导演说不拍了, 直到镇干部出来调停才算罢休,他就是这样。去年,
姚启华被我请到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唱歌, 期间碰巧遇到也在我院讲学交流的美国纽约歌剧院签约歌剧主演李秀英, 我同姚一同观看了李秀英得独唱音乐会,当时我问姚启华,李秀英唱得好吗?
姚回答说,唱得好听,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这么使劲地鼓掌? 我品味这句话,实际上他并没有真实地表达他自己对歌剧的一种态度, 而只是表示, 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好听,
他才认为好的。他接下来说的才是他心里的话。他说, 要我上去唱,兴许也有不少人给我鼓掌。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当时同意他上场唱一首, 他一定会毫无惧色的冲上去演唱,
在这位民间歌手的意识中,唱歌的场合应该是在场的人谁想唱都可以上去唱的,不用太拘束。而且他对自己的唱歌非常有信心。下来后, 他还同李秀英进行了非常亲切的交谈, 他没有丝毫心态上的自卑,
一种“最土”和一种“最洋”的音乐家之间做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一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西方的舞台上,唱地道的西方歌剧,
要经过艰难的专业学习和训练, 从语言到表演, 得到西方人的高度认同, 这种文化的自信自不待言;而另一种是从泥土地里走出来的民间歌手,
不识一个字,完全依靠口传心授, 从生活中提炼自己的民歌, 依然有自己的艺术底气, 他同样是唱歌的人, 各自心理感受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面对市场经济的无情嘲弄,民间歌手有时候也会很伤心, 甚至是抗议。几年前,一次他们在丹江口本地的大型演出,
请来了国内的某些大牌明星,吕家河民歌手的几个人也被邀请去演出, 演唱的现场效果,民歌手的受欢迎程度不在大牌明星之下, 歌手们异常高兴。但在付报酬的时候, 歌手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听说歌星是十几万,而歌手每人是15元。他们拒绝领取这个“报酬”,
后来举办方妥协, 每人送了一付床单,价值四十多元,才算打发了民歌手。村里的歌手告诉我, 这件事情对他们内心造成很大的冲击, 特别是年轻歌手。村里的旅游开发, 他们走出去,
游客走进来, 也使他们原来质朴自然的唱歌状态逐渐丧失,内心的那种纯净感减弱了很多。在我看来,虽然自己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也经历了许多文化冲撞, 但比起姚启华以往沧桑的人生经历,也许只有像老姚这样的歌手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本土文化固有的气质。而老姚的儿子和侄子,
也是村里最好的几位青年歌手,因为经济收入的原因,就到河南的煤矿去挖媒了, 不愿意在村里唱歌。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否还唱歌,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村里唱歌的时候,
是那样的快乐和自在。北大中
我自己的路费是我自己出的, 我联系了央视的音乐频道“民歌世界”栏目拍摄了他们的这次活动, 希望帮助镇政府宣传一下,
对他们民歌村的旅游发展有所帮助。
网络上报道的标题是:民间歌手走进北大堂。就在这个活动结束的第二天,我打电话到老姚家, 他老伴告诉我说,
你大伯到地里插红薯秧去了。
臧艺兵 华中师范大学音
文/ 汪庆华
苏斯特·基洛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栋能看得见海上风景的房子。1997 年她购买了位于新伦敦市Fort
Trumbull 地区的房子并进行了装修。房子的位置让她非常满意, 视野开阔, 从窗户能够眺望到大海。
房子所在的新伦敦市位于康涅狄格州西南角的泰晤士河与长岛角之交界处, 十几年来经济一直不景气。1990
年, 州政府就把该市划入“萧条地区”, 直到去年,情形都没有大的改观。去年春天的时候,为了进行实地考察, 朋友和我从耶鲁驱车近两小时拜访了这个小镇。镇上的大部分房子都很斑驳破旧,
街面沉寂。我们在小镇上转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一家咖啡店,其经济萧条可见一斑。1998 年, 该市的失业率是州失业率的两倍,全市只有二万四千人,处于1920 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些因素刺激州和地方政府去寻求经济发展的办法,
而基洛的美梦正是因此而打破了。
1998 年1月, 州政府特地发行债券,请了一家非赢利机构“新伦敦开发公司”来规划该市的经济发展,又发行1
千万美元的债券来建设Fort Trumbull公园。同年2月,著名的辉瑞制药公司宣布,它将在这座城市投资3 亿美元建立一个研发中心,当地规划官员非常欢迎, 认为这样能够把其他企业也吸引过来,
从而推动该地区的经济振兴。在得到市议会的批准之后, 新伦敦开发公司就开始其规划活动,并召开了系列的邻里会议,让公众熟悉有关程序。最终,开发公司确定了一个
被规划的地段, 一共涉及到115 份私“......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人拥有的财产。新伦敦市议会2000
年1月批准了该规划,并且指定新伦敦开发公司为发展商, 授权它以该市的名义通过征收来购买或者取得相关财产。之后, 新伦敦开发公司通过谈判取得了规划所需的绝大部分土地,但是和苏斯特·基洛的谈判失败。2000
年感恩节的前一天, 基洛收到了其土地将被征收的通告, 基洛对此不服, 在民权组织的帮助下, 对新伦敦市的征收行为提起了诉讼。
这一案件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复兴经济为目的而进行的征收是否属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公共使用”,而尤其引起争议的是,
新伦敦市利用征收权, 其结果将基洛的土地转手给了另一私人, 辉瑞制药公司, 这是否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按照最高法院以往确定的先例,正当法律程序在征收领域里的要求就是,
不能借助国家的权力剥夺私人甲的土地而让与私人乙。原告一方据此认为, 这违反了第五修正案关于公共使用的规定。
案件最后由最高法院接手审理。在最高法院,多数法官肯定了新伦敦市的征收合乎宪法第五修正案“公共使用”的要求。斯蒂文斯大法官在其意见书中指出,新伦敦市政府没有权力仅仅为了把某一私人利益授予另一私人而征收原告的土地,
但在本案中,虽然政府计划征收的土地并非为所有的公众使用, 但是征收却是建立在一个详尽考虑的发展计划的基础上, 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让某个特定的个人受益,因此这仍然属于公共使用的范围。
作为被告, 地方政府在答辩中强调,征地所在地区经济衰败,需要一个重整计划来复兴当地经济, 这种决定理应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
城市所提出的发展规划相当详细,而且政府指出,这一计划将会给当地社区带来相当多的利益,包括( 但不限于) 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的增加。和许多其他的城市规划与发展项目一样,
政府是在协调商业、民用和娱乐用地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规划来保证其总体效应要大于各个部分之和。事实上,正是由于规划的完备性,促使多数法官接受了政府的答辩。最后的判决书详尽罗列了整体规划的细节,以证明规划的审慎、论证的周密和民众参与的广泛,原因也正在于此。
最近拆迁案在国内也成为热点, 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报道引发很多争论, 基洛案因此被一些朋友引用,以证明经济发展也是公共利益的要求。这里却忽略了前文提到的,美国征收案件所必然包含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不能借助国家的权力剥夺某一私人的土地而让于另一私人。此外,由于本案中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多数派的意见能否成为美国宪法比较稳固的原理, 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所以,用基洛案作为强化我们拆迁私人房屋,
让开发商进行商业开发的理由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编者按:
美国法律经济学和房地产交易法律研究
的权威人士罗宾·保罗·
1. 土地征用必须服务于“公共目的”,
政府必须在征用之前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并且保证公开公正原则的贯彻。
2. 政府的决策必须是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作出,
决策必须是合法并且通过了多数业主的同意。
3. 利益必须有广泛性。也就是说,
私有的财产被征用之后绝对不能允许出现由少数人获利的情况出现。最终的利益必须由广泛的公众所享有。
4. 政府必须遵循公开的程序。尤其是召开听证会,
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必须有专家的报告证明其发展计划是服务于“公共目的”的。
5. 政府必须提供合理补偿。
6. 政府官员必须回答公众的提问和质疑。
7. 私有财产所有者和其他公众都有权对政府提出质疑或者反对他们的决定并诉诸法院。
8. 如果以上所有这些规则和程序都被正确地遵守并执行,
那么法院应该尊重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作出的决定。
其法律程序是:
1. 预先通告。
2. 政府方对征收财产进行评估。
3. 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价金的初次要约;
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counter-offer)。
4. 召开公开的听证会(Public
hearing) 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 可以提出司法挑战, 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
5. 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数额上无法达成协议,
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
6. 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
7. 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价金的平等协商,
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
8.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
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公平补偿”的数额。
9. 判决生效后,
政府在30 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
(以上内容,摘自《从“凯洛诉新伦敦市案”解读美国政府如何解决征地争议》,《中国房地产》2005.07.18)
◆《2006 年:
中国环境的转型与博弈——2007 环境绿皮书》
自然之友 编 杨东平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本报告用深刻的思考、科学的数据、鲜活的语言分析2006 年的中国环境事件。环境绿皮书汇集学者、记者、环保组织成员等组成的编写队伍, 多视角、多思维观察。划分环境与社会、生态、水、森林四大主题板块,
涵盖不同的环境领域。致力于环境教育和自然保育事业十几年的“自然之友”也希望通过环境绿皮书的发布, 进一步推动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关注和参与。
◆《丧家狗: 我读〈论语〉》
李零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作者是北大著名学者, 在这里, 他没有把孔子看作一个圣人, 而是用平视的眼光, 把他看作“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传递古代文化, 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
却无权无势, 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 梦想恢复周公之治, 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戚惶, 也很无奈,
唇焦口燥, 颠沛流离, 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本书得到钱理群、吴思等多位名家的推崇。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林耀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作者是老一辈的著名人类学家, 本书是用文学体裁写成的学术专著, 述说了两个家庭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背景下, 面对新的商业社会的经济方式, 如何调整适应以求新的发展或因不能适应而日渐衰落,
再现了20 世纪30 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及经济变迁的剖断面。文字浅显流利朴素平白, 内容丰富生动。
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自身、了解中国乡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非常好的著作。
◆《第一圈》( 上下)
( 俄) 索尔仁尼琴 著 景黎明 译
群众出版社
2000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本书, 描写了前苏联的一所特殊的监狱里发生的故事,一些被以非常荒谬的罪名关押起来的科学家、工程师, 因为他们的专业特长,
得以告别条件恶劣的劳改营, 而进入这所监狱, 继续效力国家。作者是位叙述故事的天才, 通过他的笔, 我们看到了这群犯人星星一般闪耀的天才，当出卖灵魂就可获得减刑或赦免时所表现的道德品质,
当然, 还有他们、他们的亲属、他们那个时代的苦难, 无一不震撼着我们。
文/ 张华林
乡村医生吐真言
回想和全国乡村医生一起战斗的岁月,往日画面仍然历历在目, 遥想当年的你我他是多么的纯真朴实,它们就是一幅历史变迁的画卷,诉说着时代的变迁,也包含着龙泉市140
多名执业乡村医生、114 个村卫生室
付出的辛劳。
乡村医生在最基层直接服务农民群众,被称为农民的 “家庭医生”,是农村“永久牌”的责任医生, 在20
世纪60 年代,乡赤脚医生在村级合作医疗中没有报酬地向儿童发放Ⅰ、II、III 型糖丸,带着开水把防疾病药送到田头,在村级负责预防保健工作,实行分流化管理, 预防接种,
填卡证、接种率统计、上报传染病调查, 改水改厕, 妇幼保健知识宣传,抗洪救灾......白天一身水,晚上一身泥, 在防止霍乱、勾端螺旋体和其他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上,无不倾注了乡医们的心血和汗水。
20 世纪80 年代, 赤脚医生们经培训考试成为乡村医生,农民们称呼为:家庭医生,为村民真正服务了30-40
个春秋的老乡医,现已年迈花甲，白花苍苍, 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2003 年“非典”肆虐, 丽水、龙泉虽是万幸, 但人们恐惧得不知所措, 外地民工纷纷返乡,
领导下达紧急动员令: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你们应该冲锋陷阵! 我们没有防护措施,自己掏钱买口罩、体温表, 那时的乡医都是赤膊上阵,与国内各地返乡的疑似病例全是零距离接触。
让我们如何生存
20 世纪90 年代的民工潮,基层卫生工作状况有着很大改变, 许多村人员外流打工,医疗服务对象减少,
服务着老龄化对象,乡村医生为他们垫付药费是经常,随着平价药店遍地开花,我们业务受到冲击,在以药养医的环境下,我们依靠药品让利维持生存。新型合作医疗是一项农民的健康工程,
但是2005-2006 年出台参保农民10 元钱门诊报销政策( 到乡镇卫生院、分院、分店买20 元的药品、保健品返还10 元), 农民到乡医处看病得不到相应补偿,
这又使村卫生室业务受到巨大冲击,乡村医生的经济收入陷入困境; 此外还承受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如各种培训费(例如
乡村医生应得的钱去了哪儿
然而国家出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规定村村须有驻村责任医生。并按村人口给与责任医生补贴,乡村医生也因此规定可以得到相应每村每人口2.50
元的补贴, 这是救乡村医生于倒悬啊。然而在实行时,因为将经费交给乡卫生院支付,结果乡卫生院纷纷将自己的医生列为责任医生, 真正为村民服务的乡村医生反而置之一旁,
那些不称职的责任医生,难得到村里来, 却白白享受村民的人口卫生补贴。目前我们这儿只有少数偏远农村, 责任医生由乡村医生担任。
结果兰巨乡东山村在2004 年12 月22日一次食物中毒特发事件中, 上百人食物中毒时,本应负责的责任医生在乡里全不知晓,
反而是乡村医生奔走相告,乡村医生协会连夜送药, 使村民得救。屏南镇干上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陈大炎担任了本村的责
救人者先应得救
看到年轻人建设新农村, 听到孩子们校园里朗朗读书声, 我们由衷高兴,因为这两代人的健康倾注了乡村医生的心血与汗水。遗憾的是,
建国以来, 教育卫生是一对孪生兄弟, 耕读教师与赤脚医生一同工作, 而且待遇多年相同, 但耕读教师在1985-1990 年全转为国家教师, 现在退休继续享受公务员待遇和住房公积金发放补助政策。兽医也转正发国家工资,而赤脚医生转成乡村医生后现在仍承担预防保健工作,从1990
年至今, 不仅没有享受国家下拨的卫生资源或补贴, 各种杂费却多如牛毛。甚至国家规定的由政府财政支出的乡村医生年培训费, 也向乡村医生索要。生存艰难, 很多人被迫含泪离开岗位。
救救乡村医生吧, 就是救了偏远农民
群众的卫生健康事业。要求政府的投入应该以完成任务为依据,给乡村医生一定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 解决乡村医生经济困难,
安心扎根农村卫生服务事业。乡村医生深信——我们的倾诉是理性的,乡村医生要求享有公平的合法权利,
把乡村医生纳入政府管理农村卫生社区编制,有执业资格的乡村医生, 应当享有相同的国家农村卫生院医生平等权利, 使我们能够成为农村的责任医生, 得到职业劳动公共
卫生及劳动保障, 更好地为农民兄弟提供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
张华林 浙江龙泉乡村医生协会会员
声 音
邮局提供免费信封,民间团体提供免费导游服务,
慈善机构为忍饥挨饿者提供免费午餐, 文化机构放映免费电影等等,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不用担心会跳进“免费的午餐”陷阱。
——在纽约, 许多公共服务的确存在“免费的午餐”,
如国外孩子转来上学, 手续简便,就近入学, 不收学费, 更无需赞助费; 各个图书馆无需办证, 随便出入, 如要借阅, 持水电单或社会安全卡、出示有效证件就行,
无需押金; 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每周有一个时间段可以免费参观, 有的博物馆如大都会博物馆, 门票由观众看着给。
《国际先驱导报》2007 年5 月28 日
《纽约真有“免费的午餐”》
比尔·盖茨是美国西雅图的民企老总, 我们能想象西雅图政府为比尔·盖茨的体检埋单吗?
——日前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发一个文件,称包括马云、李书福等在内的150 名杭州民营企业家, 每年将接受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项体检和疗养休假。这一举动存在这样的逻辑: 民企老总的身体好了,
就有更多精力抓好民企经营,经营上去了, 那么政府的税收就上来了。但政府拿出的每一笔钱都来自纳税人, 政府为那些有能力埋单的富有一族免费体检, 对社会公平是一种怎样的讽刺?
《中国青年报》2007 年5 月24 日
《西雅图会不会为盖茨体检埋单》
大学里财源滚滚的好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
——随着1999 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合并,各高校大兴土木,
但短短五六年时光, 高校从银行眼中的贷款“黄金客户”, 变成了有可能“绑架”银行的“高风险行业”。当初高校、银行、地方政府的“三方谋利”, 就这样滚成了数千亿银行债务的烫手山芋。这些债务的偿还会不会又落到政府头上?
在西方, 大学无论公办还是私办, 其主要经济来源都是社会捐助资金。但在中国, 如果高校不摆脱目前的高度行政化,这条路可行吗?
《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4 月9日
《高校的中国式负债》
1998 年4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由杭州民生制药厂厂长出身的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担任首任局长。
——郑筱萸的“落马”促使人们质疑国家级监管机构公信力和合法性。在1998 年的那次改革中, 药监人员大多来源于地方的医药总公司。这一改革模式, 一定程度上就把原来的被监督者变成了监督者。
《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3 月12 日
《谁来保证我们的药品安全》
因为《邮政法》是邮政部门主导制定的, 所以, 其中规定邮政局丢了平信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民航法》由民航总局主导修订, 所以偏低的空难理赔标准数年未得到修正。因为《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是铁道部制定的,所以旅客在列车上因为铁路方面责任死亡,只可获得4
万元赔偿。
——人们经常批评的部门立法, 其实就是指行政部门立法。中国法治与民主的框架尚处于建设与完善过程中,
巨大的行政立法权导致了某些法律显著地有失公正。
《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4 月2 日
《多管齐下矫正行政立法弊端》
“作为中国人, 我们不应该容许这个电影对时代有侮辱性描写。”
——佟大为、范冰冰主演的电影《苹果》
剧情为: 一对民工夫妻, 女的被老板强奸了,男的借机向老板索要2 万元,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
发现女的怀孕了, 于是价码涨到12 万。这部电影日前遭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炮轰”, 指责电影是“想利用少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拿奖”。那么, 评价电影好
坏的标准是什么,电影可不可以反映现实问题?要不要在“艺术的标准”之外, 再加上一个“主旋律的标准”?
《中国社会导刊》2007 年4 月上期
《长在“花剌子模”的〈苹果〉》
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 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
交通虽慢却不堵塞, 街道虽滑却不积水, 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 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 小孩在十字路口用窝子捞鱼, 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 要分辨一个国家是否发达,
一场雨足矣。细节是最真实的, 而不在乎城市有多少歌剧院、美术馆。可惜人们常犯的错误是, 只相信数字——GDP、GNP...... 从大处着眼而忽略了细节。
《今晚报》2007 年4 月11日
《龙应台眼中的一场雨》
“6 个月我能挣到80 万元,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已经是暴利了, 但是比这个暴利更大的是发展商啊。”
——一个从事了十多年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向记者公布, 他承包的番禺一个商品房建筑,现在的销售价格是每平方米平均4200 元, 但按合同上的交货价来算, 每平方米的建筑均价仅为697 元,
而这个包工头的实际建筑成本更低,每平米572 元。从这些数字应该可以想到开发商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广州日报》2007 年4 月10 日
《一个包工头的明细账每平方米商品房建筑成本697
元》
看到南京有学校规定男女生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这
《城市画报》2007 年6 月8 日第185 期
《防淫44 厘米》
杨勇不可能的旅程
文/翟明磊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确定的重大水利工程, 为解决黄河地区缺水问题从长江流域引水济黄。中线与东线已开工,
但西线工程引起争议。西线工程40 年总投资3040 亿元, 将修一条
印象
杨勇, 别人称他为长漂勇士, 体制外职业探险家, 中国探险第一人, 我却更喜欢称他为海盗船长。
因为他是一个在规矩中无法生存的人, 他是一个不愿在已知航程中的人, 他是一个有着怪癖的奇人, 他的海盗船千疮百孔, 他的水手千奇百怪, 更重要的是和所有海盗船长一样——他疯狂。
在城市中他是个低能儿, 不高的个头, 木讷如农夫, 只有冷冷的眼光暴露着他的身份。探险回来的头两个星期, 因为在成都市内开车超速与错道, 他收到了千元罚单。面对电脑,很烦躁,
一有些问题, 骂个不停。城市只能是
他发呆与思考的地方。
到了野外, 他按捺不住的是孩子般的狂喜,他可以数天不进食, 两眼却放光, 越野车被当作玩具般在冰河上一次次陷落又快速拖出, 带着满轮的泥水奔向下一个陷落。他的头发与胡子没有几天就结缕了,
披着肮脏的军大衣, 他喜欢混在藏民中。“不可理喻”, 他的队员实在忍受不了, 在背后骂开了, 只是船长命令出
发时, 他们迅速地蹿起，升帆, 划桨, 开动没有财富的海盗船, 仅仅是一句“我从不走回头路......”让海盗船陷入了一次次漩涡。
有一次“皇家海军军官”坐上这条“古怪之船”, 十多天后他们离开, 临走才大声抛下一句话: 我们想明白了, 你这是自杀式考察。
满脸沧桑的海盗船长, 带着全身的刀疤,狐疑的眼光, 轻蔑的嘴角, 难以接近与捉摸,在内心, 有着孩子似的天真与想象。
可是唯有这样一个人, 在不可能的旅程中能归来。
走!
杨勇,48 岁了, 胡子与头发已有白道道。20 年前, 他参加长漂时, 儿子才一岁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的血沸个不停,他抛下妻儿投江自流,
在1986 年这次漂流中, 他14 个伙伴死去8 个。
他的“海盗船”已经五年没有开动了, 五年中他只做了些零星的商业探险与咨询, 赚点生活的钱, 他的水手们在各个城市流浪。
这次南水北调西线探险, 他的儿子杨帆已经20 岁了, 瘦弱而文静, 他让儿子第一次当水手, 让儿子前往攀枝花家中向母亲请求与父同往探险,
知道妻子又会睡不着了。儿子出门,“站住!”杨勇扔给儿子一些钱,“如果妈妈不允许你走, 你用这些钱买车票, 偷偷跑回来。”
海盗船出航的礼炮是哑的。出发前准备好的新闻发布会,因为接到指示, 没有一个记者过来。
“去你妈的。”7 月5 日杨勇大喝,“走!”
在长漂第一勇士尧茂书的衣冠墓前, 他一遍遍沿着刻字痕刷着红漆, 墓前供奉野花, 烧酒, 扎起的风马旗猎猎作响。将香烟点燃,
杨勇放在墓前, 沉思中他想着走掉的兄弟......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迎着险恶的阴云走去。
那时, 民族国家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能让血烧起来的抽象概念, 为了不让外国人抢先漂长江,
年轻人有着莫明其妙的勇气。
之后,7 名长漂主力队员只有杨勇与杨欣还在探险。
只是祖国在杨勇心里不再是一个名词, 而有许许多多人、许许多多利益的集合。他学会更冷静地看一切。长漂让长江与杨勇的血混在了一起。
杨勇从来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 带着土腔的四川话夹杂着脏话。
他们没带帐篷
在没有探过险的人心中, 探险是豪迈的, 浪漫的。可是真正探险的人知道, 探险和过日子一样, 每天最多的是重复的工作,
还有不值一提的争论。
还不是土匪。
这样的故事, 你爱听吗?
最艰难的时候, 可可西里, 拉车绳每拉
这就是平凡的探险。
所以杨勇不提细节。
当然他更不愿提下面的不光彩的事与一次争吵。
车队出发时没带帐篷, 杨勇理由: 多带点米, 帐篷又重又占地方, 到了藏区有一种牧民用的帐篷,
很便宜哎。到了地方,哎呀, 没买到, 只买了二顶草原上耍子玩时的80 元的白帐篷,连木头也没买, 用的时候发现没木头撑, 那就用木桨支撑, 不够长哎, 将就吧,
漏雨哎，再也忍不住了，“不带帐篷是不对的。”税晓洁与杨勇争了起来, 杨勇却不屑一顾, 淋点雨不是很正常吗, 用塑料纸把东西包起来不就行了吗? 这种小事情值得提吗?
税晓洁则揭发：有一回探险，杨勇去成都荷花荡买些农民伯伯穿的衣服，结果没走多远旅游鞋的底整个掉了。
不久队员们就发现, 杨勇的散漫是有哲学基础的,“探险嘛, 就是要在未知的困难、不可预测中解决问题,
就是乐趣。”喏, 如果帐篷也没有, 杨勇就可能把漂流船翻过来, 用桨支起围上编织布过夜。
计划要有, 太细的计划没有, 探险就是要临时应变。
杨勇从来对各种野外探险设备不屑一顾, 什么冲锋衣、登山靴, 探险家不需要这些, 冬天, 杨勇就用军大衣一裹,“藏民怎么生存,
我们就可以生存下去。”到青藏高原, 杨勇不觉得是什么征服大自然, 只是觉得像走亲戚, 所以穿得和城里没什么两样。杨勇的所有青藏野外经验都是从藏民中学来的。
“帐篷”风波没多久, 水手们对海盗船长的抱怨突然中止了。
因为, 水手们坚持放弃老式的液化炉, 带上最先进的汽化炉。 可是没多久, 就发现, 这个世界最先进的炉具管不一会就进了青藏高原的风沙,
于是成了被伺候的“老爷”, 每个人要轮流对着管子吹掉泥沙, 在缺氧的高原, 吹得上气不接下气,才能燃点火, 没多久就报废了。
眼看断炊时, 大伙有点慌神, 杨勇却在一边不慌不忙地抽烟。
怎么办? 杨勇指指地上,“捡牛粪去,”漫山遍野捡来野牦牛粪烧得又热又好。
这时队员们才信服杨勇的一句话:“我看, 操他妈的什么野外炉, 在野外, 家用的液化气单头灶最实用。”
令人吃惊的是, 杨勇向记者交底, 他根本没有准备求助的预备方案:“我没有准备, 也根本不准备向外界求助,
因为一有麻烦求助, 外界对民间考察的各种各样批评就来了, 说什么本来就是瞎胡闹, 这不出问题了吗?”因此杨勇准备了在无人区受困一个月的粮食。连卫星电话, 杨勇都不肯用,
是别人硬塞给他, 在整个探险中, 杨勇只用了一次就扔到边上去了。
杨勇还有个“怪癖”——从不走回头路。
这次可把大伙害苦了。
在离沱沱河源不远的地方是葫芦湖。过了湖就能越过沱沱河大拐弯的地方看到重要分水岭, 但湖口刚发过洪水,
全部是泥淖。回头是安全的路, 杨勇不, 一定要开过去, 当地向导拒绝带路, 跑了, 同伴们无奈地陷入了这个恶梦般的泥淖。
谁也没想到,10 个月后, 冬季考察时, 杨勇又一次绕到上回停止的点,“我不死心!”一定要把上回放弃的路走完,
结果为了过沱沱河, 车子又一次陷入泥淖——这次杨勇得逞了。
“超级执着的人。”有人轻声嘀咕。
他, 从未慌过
在路上, 一天只有晚上吃一顿饭, 如果有剩的, 第二天早上再吃点。没有就饿肚子吧。每天每人只能喝二两白开水。实在干, 就在嘴唇抹水。由于夏季考察准备不足，也只能这样了。
难怪人家要说杨勇在找罪受。这么遭罪还有人跟着杨勇啊?
杨勇有许多毛病, 但有一条优点, 别人都没有——那就是从不害怕。
“如果有,那在脑中也是一闪而过。”杨勇细想了一下,补充。杨勇喜欢在完全的空白区行驶, 即找不到任何地面资料、无人经过的荒原区域, 这才是探险。有许多次当地向导拒绝带路,
半路走掉, 觉得遇上疯子, 想去人没去过的地方。在这次探险中, 有一天仿佛刻在队员脑子中。
那天,可可西里楚玛尔河源无人区,一辆越野车陷入泥潭,而另一越野车在拉动中, 离合器烧坏了, 死一样的宁静罩着荒原。这里离青藏公路还有
“扎营! 先吃饭!”杨勇说。
那天晚上,谁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早上,营地一片沉默,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事, 谁都没开腔。
同车的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副局长罗延海、索南达杰站站长赵新录两人忍不住颤颤地问杨勇:“怎么办?”
杨勇的回答让所有人呆住了:“把车放这儿, 我们徒步去楚玛尔河源继续考察。”
队员们明白, 河源离这儿
杨勇冷冷地看着那两个人:“你们去吗?”“不去, 不去,我们守在这儿。”他们面色发白。
杨勇徒步考察完后, 和队员们花了数天把陷车用人力拖出来, 队员们高兴得又蹦又跳, 拥抱在一起, 杨勇却拒绝拥抱,他冷酷地知道头上那死亡的阴影没有离开, 出了泥潭的车又拖上坏车向前出发——因为杨勇从不走回头路。
果然第六天中午, 车没油了, 终于在翻过分水岭后缓缓停了下来, 死亡又一次追上了他们。在一片寂静中, 恰恰就在那方圆
太神奇了, 全部的行程中, 只有那个点, 那个点, 那个10平米的点有信号!更奇特的是冬季考察时,考察队回到这个“救命点”——手机信号却消失了。
让杨勇更相信是苍天安排的是: 来救援送汽油的柴油车遥遥长途到达时, 正好用完了最后一滴柴油, 正巧杨勇的坏车是柴油车, 将坏车的柴油吸出来后, 两辆车又可以走了。
“在野外,最重要的是心态。慌张是最没用的方法。”杨勇说。
有人不这么看, 那两位见证者离开时说:“我们想明白了,你们完全是自杀式考察。”
既救不了黄河又害了长江
楚玛尔河的自杀式考察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由于水量过小, 已不排除楚玛尔河脱离长江水系、成为内陆河的可能。而一旦南水北调, 可能就变成了现实。
杨勇也惊喜地发现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有成效, 已经出现了十年未有的景象, 天天可以看到藏羚羊出没, 数百只候鸟在天上齐飞，万类霜天竞自由。也让杨勇担心, 一旦南水北调,这些成果又会成为回忆。
雅垄河上游, 通天河出现数百平方公里沙漠 ( 沙锥, 沙丘链)。
长江源的姜古迪如冰川与尕恰迪如冰川已形成黑石滩, 冰积物退前，20 年来冰雪消融加剧。而杨勇发现这两大冰川群的所有六条大冰川( 每条超过30 平方公里) 都处于退缩状态。20 年前杨勇在长江源头立的纪念碑,
这次去发现已经离源头
杨勇发现楚马尔河、沱沱河、通天河已出现季节性断流。
同时,
没有比杨勇对黄河为何缺水看得更清楚的了, 与可可西里同纬度的黄河源区4000 多个湖泊仅剩1000 个, 昆仑山脉冰川在东段的布尔汗布山已经完全消失了, 已恩泽不到黄河。
长江源头和黄河一样同时在枯萎, 水土保持能力日益下降, 随着第四纪冰期结束, 可预见青藏高原的自然演化将是干旱, 荒漠化, 冰川消融, 地表水断流, 荒漠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
南水北调夺走这儿70% 流量会打破这一地区本已脆弱的平衡, 加速演化, 横断山系大部分不受湿润季风影响的地区已失去森林植被, 如果失去湿地、水体调节, 西北干风长趋直下,山体风化,
风沙横行, 流沙满地, 结果可能是既救不了黄河,又害了长江。
你不能嘲笑
到了野外,在特别情况下杨勇可以几天不睡,几天不吃饭,边开车, 边思考, 人仿佛进入持续的亢奋期。
有时,
他也会想起以往的一次次探险。
尽管有许多漂流, 让杨勇最难受的却是雅漂。那次漂流出现两支队伍,一支是政府的考察队,一支是杨勇的民间雅漂队。
有时,
一个男人的尊严是那么脆弱。
“我不愿意回忆, 过去让它过去, 只是我太天真, 以为茫茫野外, 两支队伍像红军两支部队会师, 应该像兄弟一样, 可是人家不这么想......”
杨勇沉默了,可是记者总是有多余的好奇心,我多方打听,弄清了这个故事。
1998 年, 那一年西藏体委找了个商人赞助雅鲁藏布江考察,
杨勇牵头,20 个好汉云集拉萨, 赞助商却两次玩失踪。探险者有自己的尊严, 不允许被商业利益耍弄, 杨勇决定在没有赞助的情况下, 带领20 人自费漂流, 在最简单的设备下,二十武士为尊严而战。这样得罪了体委,
更抢了他们的商业机会, 于是百般阻挠, 宣布杨勇是不合法的漂流队。10 月份, 杨勇们默默地漂到大峡谷。遇上了中科院的考察队, 这个官方考察队架势很大, 每一个科学家配8
个背夫, 浩浩荡荡, 有CCTV 跟着。杨勇整个队伍只有两个背夫, 已经弹尽粮绝, 衣衫褴褛形如乞丐。渴望探险同行见面有所救济, 更重要的是荒山中两支人的队伍本能的欢喜相遇。杨勇想,
都是中国人, 都不容易啊, 兄弟般地拥抱吧。不料这个国家队领队竟宣布“队员不准和杨勇他们说话, 否则开除”。连杨勇借发动机充一下电都不给。只有一个队员实在看不下去,
偷偷塞了8 百元给杨勇。“也许是觉得杨勇抢了国家队风头吧。”知情人说。国家队把经过的村子清空了,杨勇在村里找不到百姓,也找不到粮食。断粮后, 杨勇不得已含泪把雅漂队分成两队,
只留下一半的队员继续漂流, 另一半后援。与杨勇生死多年的税晓洁当时被分到后援, 他立即火了,“他妈的杨勇, 我恨不得揍你一顿, 太不够哥们了。老子自己漂。”税晓洁找了一个当地背夫,
成立了两个人的雅漂队, 漂流去也。
最寒心的是国家队一位北大博士遇险, 杨勇的队员不计前嫌救人。这名队员是个军人, 事后他请北大博士开一张救人证明向部队解释。领队不让开。税晓洁的二人队伍没有地图了, 用几个胶卷悄悄让国家队
背夫偷了一张普通地图出来。国家队领队大怒,逼税晓洁交出,说是“国家秘密”。这次考察让雅漂队员感到羞辱。也让杨勇看清了自己未来
孤独的命运。
采访到这, 我给杨勇讲了朋友最爱说的故事:“屎克螂爱推粪球, 一天屎兄在沙漠中看到两匹骆驼过来, 他赶紧藏好粪球, 望骆驼而慨叹:“操, 这么大的个儿,
得吃多少屎啊。”
1992 年, 杨勇就辞掉了地质局副处长的公职,
从此他成为人们说的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自由的人。“体制内当然有好处有雄厚的资源, 但要花三分之二时间处理人与人的鬼关系, 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做事。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
不会经营。”
“而在体制外虽然可以自由做事, 但我很清楚因为条件,不可能有什么学术成就, 我并不刻意追求这些, 也并不要求社会的公正回报, 自然一点、纯正一点要好一点, 我相信社会会更成熟,
我不会抢体制内自封为科学家的人风头, 我就在夹缝中做我的事, 我听其自然。”
因为民间的身份, 杨勇向各级部门递上去的报告从没有得到过直接回应, 而用于交流的学术论文与报告, 不知何时变成了别人发表的论文与领导讲话稿。杨勇不在乎:“只要科学考察结论对社会有用,
我就心满意足。”
这就是民间探险的困境与现实。
体制内的科学家视他们为草寇游击队。
的确,
他的水手中, 没有一个是职业的。
刘砚,
十八岁成都工程学院大学生, 是杨勇的忘年交。他在小学三年级读到杨勇雅漂的故事, 小家伙竟收集了雅漂的大部分资料, 弄明白了两支漂流队的那点事。初中时他找到了杨勇,
之后他与杨勇一起工作, 探险。粉丝变战友的故事。
税晓洁是记者, 也没有职业经验。他与杨西虎、徐晓光是杨的老漂友。
摄影师耿栋, 同学李国平。
只有杨勇是职业的。在当年长漂中, 也只有杨勇一个有职业探险经验, 当时他是地质工程师。偏偏这个职业探险家最不像职业的。
体制内科学家认为他们是瞎胡闹。
杨勇却不这么看。他最早听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是在1991 年徒步考察时, 在二滩水电站得知。他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可能”, 国家在这儿搞二十二级水电站, 怎么可能又在这儿抽水北调,
让水电站失去开发价值呢? 国家花钱怎么可能这么荒唐呢。但他没想到高于科学的还有利益。
2005 年3 月,
四川省老年科学家协会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退休的前副院长、老专家林凌又一次向杨勇提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并称要组织民间的专家对谈英武总工程师的方案提出质疑, 并结集出书,
希望用杨勇的一篇文章与图片。两人明确西线工程的确有一些问题与常识不符, 但究竟如何只有实地观测才能说得更清楚。杨勇决心做一次实地调查。他筹借了十六万就匆匆在六月份订计划,
一个月后成行。其实夏季的7、8、9 月是青藏考察的灾难季节, 沿途的泥泽众多, 但杨勇已等不及来年了。这才有了一百天的夏季考察。9 月份四川老年科学家协会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
其中地质现场彩图几乎全部由杨勇拍摄。
杨勇的背后有更多民间与退休的科学家的支持, 而在体制内的年轻科学家却是奇特的沉默。在成都的民间科学家拿不到现场数据, 对杨勇寄予厚望。
请不要嘲笑这支队伍, 尽管有些散漫, 有些我行我素, 但他们是民间立场的现场唯一声音啊。
夏季考察已是人仰马翻, 到了体能的极限, 杨勇却说:“要做一个冬季考察!”
同行们大吃一惊。
疯子们突破禁区
每到十月, 青藏高原开始冰封, 这时所有的科考队必须撤出, 因此冬季是三江源的考察禁时。此时考察, 等同于“不要命”, 暴风雪机率极高, 一旦出问题,
冰滑雪封, 不可能救援,唯一的例外是 1990 年代末, 阿里发生大暴风雪灾, 政府出动大部队, 只能用直升机空投, 大车队也只能救济部分灾民。连杨勇也没有在冬季跑过三江源,
这次却要穿越。
因此西线工程没有三江源多年冬季水文资料。三江源, 冬季到底调水可能性多大, 谁也不知道。杨勇决定突破科考禁区, 也突破自己的禁区, 在严寒冬季再次进行西线三江源考察。
出发前陆风越野车公司打来电话阻止,“我们的车从来没
经过这样的严寒气候与长时间低温条件验证, 电路与发动机都可能出现问题, 请你们放弃, 如果出了交通事故......”
“疯子。”
一些同行, 这么说。
2007 年1 月,
杨勇一行却已经在冰原上了。
“我们跳的是冰上芭蕾舞”, 杨勇形容。无数次, 急刹时,两辆越野车就在如镜的冰河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觉得很美。
一次刘砚在拍摄, 前面杨勇的车在冰盖上越开越倾, 在山顶上一个斜坡时, 杨勇的车渐渐越开越侧, 突然四轮朝天, 翻了下去。“喔嗬——( 成都话糟了的意思)”小刘大叫,
只听几声巨响, 赶紧冲过去看, 没想到杨勇的车平稳地开着, 原来万幸的是四轮朝天后, 是又一上升的斜冰坡, 使越野车在空中滑翻了360 度, 在冰崖上啃出一个个巨大咬槽后,
居然又四轮着地了。
杨勇停下来,坐地上抽起了烟,招呼惊魂未定的大家过来。
就在这一秒的天旋地转中, 杨勇竟然一手按着摄影包保护自己, 一手抓起相机就拍。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冬季考察取得重大突破。
即使在这个世界范围的暖冬, 杜柯河还是零下二十度, 水电站无水冰冻, 县城已断电两个月了。杜柯河冰层
摸黑逆冰河到年龙乡, 杨勇们四肢已冷得失去知觉。敲开乡长的门, 火炉才让杨勇们恢复知觉。翻过海拔
在最需要水的5 个月的冬季,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基本无水可调! 大量的水库将成为死库, 而这么简单的道理, 西线工程竟没有考虑?! 是仅仅因为没有三江源冬季水文资料吗?
杨勇更不解的是漫长的冬季, 这些水电站根本无法发电, 为什么在这区域水电站却越来越多?
杨勇亲自看到的三江源冰封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西线工程将加剧黄河的凌汛, 导致凌洪泛滥可能加剧。由于水库的建设, 河水流速变慢, 改变了自然水文, 加剧冰封, 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没有经过大型水利设施的冬季凌汛检测。
一个大工程竟如此草率。
在大则乡, 色达县然充乡, 杨勇遇上副乡长夏成军, 得知近年来一种比高原鼠疫还可怕的包虫病在流行, 被称为“高原癌症”, 还未找到医治办法。而这些病与鼠疫一样。在水库建成后,
因为大库容水库要保持高水位, 下泄量极小, 只占径流30%, 将因河流自净能力大大降低而引起水质恶化, 加上鼠群因为水位上升而集中上移, 会不会导致病源扩散?
冬季考察, 杨勇行程二万余公里, 涉及区域20 万平方公里, 在中国探险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敬畏自然
这个从不害怕的人其实是有恐惧的, 他与许多探险家不同, 杨勇敬畏自然,“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征服自然,
我不敢狂妄, 我敬畏自然, 也敬畏每一个生命, 我认为自己在无数次探险中能活下来是大自然的护佑。我从不为探险而探险, 探险只是我科学工作的手段。”
20 年间, 杨勇行程20 万公里, 漂流3 万公里, 也是对自然近乎虔诚的膜拜。“一生托付山河”是一位朋友对他的形容。
甚至, 他每说一句话都不得亵渎自然, 他会骂人, 但从不敢骂天, 骂地。每次野考的垃圾, 他都会焚烧或带回。
正是敬畏生命, 他才只探险而不冒险,“探险者要有一颗平常心, 才能冷静处理。人是渺小的, 只有向自然妥协,
才能找到生存之道。一些探险家故意把自己化妆得发长胡长的, 当一个人有征服自然的心, 他便是危险的。”
探险家余纯顺, 正是明知罗布泊夏天是不能进去的, 在传媒激发下, 一时冲动, 才走上不归路。
但同样是突破冬季禁区, 杨勇做法却不一样。
“实话说, 夏天我就问好当地老百姓了, 他们说冬天车能开。河上结冰, 好走。我又详问了冰层厚度,
危险地块。我才来的, 你以为我真的拍拍脑袋就来探险啊。”
我突然想起,“陆风车公司担心零下四十度车无法使用,怎么解决?”
“很简单, 晚上把所有军大衣给车铺上, 压上石头, 早上发动时, 用柴在车盘底下点把火, 把车发动机烧热,
再不行用喷枪喷火。”“这么野蛮, 跟谁学的?”“当地大卡车司机都这么干的。”
看上去大大咧咧的杨勇其实心细如发。他最重视的是当地的土知识, 当他裹着军大衣和藏民们混迹一起,
重要的工作是向百姓了解当地情况与探险的可行性。民间考察无法有良好设备与资金, 老百姓的经验往往所费不多, 自然是首选, 长期的习惯成了自然。
无数次立即行动, 只是因为他对青藏高原太熟了, 自然而然的决定。
在同伙们看来杨勇不是圣人, 他的忘年小友刘砚就批评杨勇: 很有主见, 也很顽固, 有时两个优秀的人反而不能在一起合作,
好几回和别人的合作就这样崩了。
不可能的工程
有人问, 西线工程光规划考察就花了4 个亿, 数千人, 杨勇8 个人60 万元的民间调查就可能推翻人家官方的调查吗?
“没错, 这是我的软肋——因为没有资金支持, 也无法拿到官方的数据库, 我们民间没有办法利用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做数据调查。”杨勇说,“但民间考察提出的几个问题,
却是官方绕不过去也必须回答的。”
例如调水量的问题, 黄委会的结论是西线可调水170 亿立方米, 但一个76 岁的并非水利方面的科学家鲁家果(
四川社科院离休研究员)2004 年上书温总理时, 初算了一下, 认为不可能超过100 亿方, 结果官方的报告被民间外行一冲击, 改成了80 亿立方米。正是这一点引发人们对官方报告的质疑,
你说你花了4 亿的调查费, 为什么别人一批评, 你的核心数字就降了一半呢, 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奇特的是在西线规划中对移民与淹没损失准确金额只字未提, 所有的只是工程成本。补偿标准是多少、如何补偿都缺乏亿只有水库与隧道的成本,
连道路与设备费用都未算进去, 总投资其实高达5800 亿, 种种破绽让人们难以置信这是花了4亿做的规划。
杨勇实地发现西线工程的雅砻江阿达水库、鲜水河达曲阿安、泥曲仁达、两河水水电站地址全部在著名的鲜水河地震带上,1970 年代曾发生七级地震, 是地质上说的青藏高原高应力变形区, 其中阿安水库还建在地质不稳定的板岩上。一位中科院地理专家告诉杨勇:“已监测到五级以上地震25
次, 是一个强震地带。地球是张娃娃脸, 哪天不高兴, 就要闹一阵, 有时还得顺着它。”
西线工程创造了单体引水隧道世界纪录, 总长则为
还有如前文提及, 冬季河流全面冰封, 调水又从何谈起?凌汛加剧又当如何处置?
沿途众多名胜与宗教保护地将淹没, 如雅砻河谷的阿须草原, 是藏民族英雄与先祖格萨尔王的故乡,
一旦西线建成, 格萨尔王出生纪念堂与岔岔寺将被淹没, 重要的康巴文化区域受重灾。
这些草原, 河流是浅铺在平野上, 要做成水库, 大面积的草原要被淹没, 而原住民因处高海拔地区，后靠移民的可能性
几乎没有, 他们的生计难以解决。西线工程将调走这些河流70% 的基础流量, 那么在这个地区兴建的大量大中小型水电站怎么办?
这些水电站建设并不合理, 但已建成, 是否要停站或放弃？电老虎与水老虎两虎相争, 全是国家的损失。
长江的冰川同样在退化, 引长济黄又能补充多少呢? 同时政府称“黄河上游如果能实行水资源优化,
合理使用可节水120 亿立方米”, 这已超过了南北水调西线的总水量, 并不需要再调水。杨勇认为还是要在节水上下功夫, 而不应当以破三江源环境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
在众多民间科学家的联合努力下, 温总理批示暂缓西线工程建设, 做好论证工作。
杨勇在网上公开独立调查结果, 有网友评价:“任何语言掩盖不了事实, 杨勇的独立调查让一个投资3500
亿的超级不谨慎工程打回了原形, 杨勇, 祖国感谢你!”
两个电话
这次考察花费60 万, 只集得资金40 万, 杨勇负债20 万。杨勇又不是真的海盗船长, 可以抢,
这钱还得杨勇一点点还。
这次两辆越野车, 一辆是租的, 一辆陆风车是杨勇私人买的。“对了, 打个电话。”杨勇操起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喂,X经理吗？我是杨勇。我们这次考察的陆风车性能不错,
我们拍了点陆风在这次考察野外恶劣环境中行驶状况, 已经寄给你们, 你们可以在推广中使用, 有可能希望下次进一步合作......”
拉赞助, 可是千古海盗船长从未碰到过的问题, 我在边上偷着乐。
杨勇马上又要出发,这次是考察广西石漠化,所谓石漠化,是各地在建水电站截流后, 引起水位下降,
泥土与植被全部从山上脱落后出现大面积石头山体, 触目惊心, 农民只得把泥土运上山填在石缝中耕作。这种现象在广西、湖北等地大面积出现。这次杨勇找到了一个1990
年代初的水电站引起石漠化的例子, 因为时间足够长, 可以观察。临出发了, 不懂媒体与新闻的杨勇想起没找记者, 他打通税晓洁电话:“...... 我可找不到人,
你他妈的赶紧找几个记者。”
杨勇啊, 杨勇, 刚才对经理还文质彬彬的, 怎么和同伙就粗野起来了。
我摇摇头, 到底是个海盗船长。
( 本文图片由杨勇提供)
整理 郭玉闪
中国改革起步时,“个体工商户”的出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乃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20 年过去了, 个体户这一私营经济的先驱，却在以“暂行”了20
年的条例为主的一系列文件、通知的管制下, 享受不到更多的改革成果, 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目前,国有公司不需要交纳“工商管理费”, 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都不需要交纳“工商管理费”, 工商局单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向个体户征收工商管理费,
这已经构成了对个体户的歧视, 给个体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而且从1983 年到现在,巨额费用使用去向从未公开。
个体户们还被强制交纳个体户协会会费。各种各样名目的收费与杂税压得个体户抬不起头来。
终于,一些不屈服的小商贩迈出了维权的第一步。
就像一位政协委员所说, 一个和谐的社会总应当能容得下一个小人物一个小摊点。民间发表这些维权个体户的经历是想唤起更多为自己生存权奋斗的底层劳动者。
上篇: 我们的斗争
眼镜店小老板状告工商局
眼镜店老板程元福在认真研究了法律之后, 认为工商局向其征收管理费为非法行为,因此拒绝交纳。在受到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后起诉工商局, 两审败诉。程元福称: 败诉是意料中的, 但他希望提出对政府部门违法行为的质疑,
唤醒更多人对此问题的了解和重视。
个体户交工商管理费由来已久, 从前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合法, 很合理。2005 年5 月份起, 我才开始产生怀疑。当时鹰潭市工商联组织部分个体工商户代表召开了一个会议,
主要是学习国务院《关于引导、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在这个文件上我注意到, 国务院提出个体户在市场竞争当中的主体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我的眼镜店位于一个专门的眼镜市场里,
将近100 户的眼镜店都在一起。我是鹰潭市眼镜行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 还是眼镜市场业主委员会的秘书长, 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对个体工商管理费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质疑,
大致四条。
其一,只收个体户管理费,不收其他市场主体的,不公平;其二, 收了管理费却从来没有为个体户、为会员服务,
那么收的这些钱用在哪里了? 其三, 我们从来没有写过申请要参加个协, 个协强迫我们参加; 其四, 我们提出把眼镜市场作为一个试点, 不交纳管理费, 自己管自己。
有关部门不理我们几个代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知道和谐是重要的, 稳定是重要的, 因此决定用法律的手段一个人去搞。后来我就不交工商管理费了。工商局给我发了催交通知书,让我交纳两倍的罚款,
其间, 工商局找我做了三次工作, 提出可以免我的管理费, 让我写一个生活有困难的免交申请。我说这不行, 这不符合我的条件, 也不符合我的性格。我说我交不起这么一点点钱人家听了笑话。最后他又做我一次工作,
说我写好你签字行吗? 不行,签字不行。最后他还找了我一个师兄,到我家做我的工作。我师兄说我太傻了。最后我跟我师兄讲,他们欺负我, 打我, 我呐喊, 通过这个呐喊能够唤醒我们个体户,
唤醒我们公民依法保护自我的意识。当时我的主导思想在这里, 我就一直坚持。
软的不行, 他开始到你家里检查各方面是不是不符合某些规定, 在你家里拍照、录像。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强硬,
他们八点半上班, 我七点半就到那, 我说坐在这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包括当处长的, 不是我的对手, 为什么? 凭年纪我快六十岁, 这些都是三四十岁, 我敢从八层楼我们两个一起跳,
你敢不敢, 凭这个年纪我够了, 我六十你四十, 这一条你不是我的对手。第二个问题经济不是我的对手。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通过半辈子的努力, 我的积蓄已经够我后面生活,
你现在拿这份工资, 我把你饭碗打掉你惨了,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认同我了。
官司二审都输了, 我比较放得开的, 赢也好, 输也好, 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 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法制国家。这就是我的初衷。
珠宝店老板檀国平: 工商局, 你们的心思错了!
河北省翡翠商店的个体老板檀国平同样因为起诉工商局违法收费而败诉。
他认为,国家对个体工商户的歧视性政策,已经引起了这一群体的巨大不满, 造成了社会冲突。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个体工商管理费的缺陷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这样一个满身补丁的个体工商管理费在大多数省份长期收取。而相关管理机关对此疏于管理, 它是底层几千万商户对政府不信任的诱因。试想一下, 那些全家老小全靠一个小店来维持生机的人们, 他们一家人吃住在店里, 经常受到工商人员的骚扰,
交纳所谓的协会会费以及这样或者那样的费用, 他们如何应付? 我希望关心此事的人要热爱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己的权利, 与不合理收费进行抗争。
我想向工商人员说两句话, 我劝你们收费要依法进行, 提高个人的业务素质, 多向这些商户宣传诚信经营的法律知识,不要看到他们销售假冒产品就以此来要挟他们交那些不着边际的杂费。我们知道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
我们也知道媒体充斥着虚假广告, 而工商人员却唯独把心思放在了收三百两百的个体工商户的费用, 我劝你们把心思收回来, 让我们大家吃到放心的蔬菜, 用上放心的化妆品,
穿上放心的衣服。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和谐, 鲜花会更加鲜艳, 会有更多的人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个体户孟凡春: 联合起来抗费拒杂税
辽宁省西峰农贸市场个体工商户孟凡春没有打官司, 他直接拒交各种非法杂费。在他的坚持和带动下,当地工商局在非法收取工商管理费的时候遇到了众多个体户的拒绝。
但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要取消不合理收费, 为什么当地政府有权规定“未经地方政府部门的批转就不予执行”?
从拒交验照费开始
2007 年1 月工商局在验照期间向我要125 块钱验照费, 当时我就提出来, 我说收125
块钱验照费有没有什么说法? 我进屋找所长。我说所长请问收我125 块钱验照费是什么名? 就光验照费一个名? 后来所长说什么验照费, 他说收52 块钱得了。我说52
块钱是什么费, 有什么名? 他说52 块钱是会费, 一个人收25 元, 两个人的50, 再收两块钱的验照费。我说协会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 你强制收取会费没有法律依据,
是非法的, 我不参加这个组织, 就不交这个费用了。他听我这么说,问今后不参加这个社团组织了吗? 我说不管今后, 我永远都不参加了。他说那行了, 就交2 块钱验照费得了。125
块钱降到两块钱。实际上我查法律验照费就1 元, 但是从125 讲到两块钱的时候, 我一块钱面子就给他了, 我不争一块钱了。
呐喊抗费
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习惯, 每个月5 号之前必须把这个月的管理费交完。我在2007 年2 月5号的时候就没交工商管理费。6
号就找我了, 说我看你昨天没交管理费。我说我经过调查你没有权力收管理费了。他说有什么文件咋的? 我说有,1983 年6 月25 号的收费办法在1998 年已经废止了,
你按哪条法律收的费你拿出来我就交。他说你把法律资料拿出来, 我把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级联谊会议文件拿出来了。其中有一条是那么说的, 向非公有制企业收取行政事业性的收费必须凭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一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否则企业应拒绝交费。你既然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为什么不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我就根据这条拒绝交费。他说你把这个文件给我留一份行吗?我说那不行,我没那个义务。你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该比我知道得早,
怎么还上我这来要。
后来就给我下缴费通知书, 限我2 月28 日之前把管理费交上, 否则逾期不缴纳按一至两倍罚款。我说你连收费的权力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权力让我签字? 你没有法律依据我不能给你签这个。后来他说那行, 咱回去写拒签, 我说该怎么写怎么写你们回去吧。我回去一气之下就在农贸大厅喊起来, 我把取消工商管理费这个给大家念了一下,
大伙很感兴趣, 我就给他们复印300 多份发下去了。当时工商管理局局长也说了:“就你能把管理费整黄?”我说“实验实验”, 他说“我正常走”,我说:“你是想正常走,
我不想正常给你了。”到3 月5 号必须交管理费的最后一天了, 他用喇叭喊。原来我们交费习惯都得上楼,到4 号5 号之前都得上去。局长这一看根本没有人交啊,他就自己下来收,
我在大厅这头喊的, 那头信息不太灵通。他上摊位去收的管理费, 把一部分摊位管理费收上去了。收上去还有一些靠面子。
“工商局长像痞子似的”
6 号工商局副局长就下来, 给我感觉好像社会痞子似的,进屋就说:“干什么玩意呢, 挣钱挣多了咋的。”走到那边告诉所长:“这个面给我研究研究,
这个在哪儿上的。”用这种方式威胁个体户们, 工商局还带着卫星摄像机, 给挨家挨户发的缴费通知单上有一至两倍罚款。
我一看, 大伙心里怕了, 心里没有底啊。我第二天就把文件复印了,第一条是验照费收取1 元,收取2
元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条是社会团体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 强制收取会费是法的, 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条注册登记费和办证费一次性20块钱, 我说个体户办一个证都是花七十多、一百多不等,
咱们问问他为什么收的; 第四条1999 年10 月20 号国家纪委有一个文件说在现有收费标准基础上下调20%, 他从来没下调, 一个劲的上调。这几条我就复印出来,
我每个人又发了一次。我发下去说:“大伙别害怕,咱有这些理由呢,最起码讨一个公道,非法收费虽然1 元不多, 但是是非法的。我们那儿抢劫案抢五块钱枪毙两个, 我说非法就犯罪。”到3
月8 号是规定的交工商管理费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派出所来了四个人。
他先把认识的个体户叫来问问怎么回事。“老孟给你发这个传单威没威胁你不让你交费。”大伙说:“那没威胁,
人家就给我们让我们看看。”我明白, 一旦有人说威胁, 公安就会以我威胁、煽动的名义拘留我了。最后派出所的四个人说, 听说你在大厅喊口号, 我说我喊了, 这叫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分喊什么,
我说打比方小偷抢钱了, 我大喊一声抓住, 这犯法吗, 不喊不跑了吗? 给派出所整得挺尴尬的。他们在我们介绍下也知道收费是非法的了, 但公安说:“北京免工商管理费了,那你就上北京做买卖去吧。”我说:“地方跟地方不一样,
但法律没有地域差, 北京市杀人枪毙, 不能因为到这来不枪毙。”
舌战局长
这样派出所一点没占优势。最后局长进来了, 他们介绍是卢局长。我说卢局长可以提问题吗, 我说收两块钱验照费有依据吗?
他说你落伍了, 是验照印花费, 贴一张是一块钱, 贴两张是两块钱, 我说贴五六十张那不五六十块钱了。后来他说我不了解情况, 我说你干啥的, 你光知道收费, 你是一局局长,最起码的收费标准都说不上来。他说我不了解情况我可以改,我说行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不交会费就不给验照有法律依据吗? 他说有规定, 我说有拿给警察看, 警察火眼金睛一看就能看出来了。他拿不出来。最后和工商局吵起来了, 后来派出所几个人要挟我说你再别喊,
喊不好。我说我不喊——总得给公安点面子,“我想起来了, 喊话属于扰民了, 通过跟你谈话我长点知识, 我不走弯路, 我说复印出来挨个发可以吗,”他说“那可以。”我说:“那行了,
我以后发法律知识, 老百姓不懂的法律知识。工商局只会滥收费滥罚款, 普法应该是工商局办的事, 工商局不办我替它办, 让法律宣传到个人, 让人人都懂得法律, 不再上当受骗。”
三个局长来找我
第三天工商局来了三个局长, 说一把手没在家。挺重视这事, 一共五个局长来了三个。问问经过, 工商所所长把我提出这几条念了一遍,
问还有新的没有。我说还有,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在西丰落实过没有? 我是残疾人。他说落实了, 我说从哪方面能体现出来? 他说我们所长介绍说少收你了,
我说两个屋收160 块钱, 那个好人( 健全人) 收150,怎么解释? 他说残疾人保障法是有, 但没说该怎么着, 我就给他念减半收取各种费,那是指办证费。我说办证费也没照顾我,哪方面也没体现到,
没落实政策就是没落实。我说辽宁省葫芦岛市落实政策我这有, 大连市也有。他说那你说大连、葫芦岛干什么, 你怎么不说阜新, 怎么不说锦州。我说这些我都能找来, 一局之长这个素质我不跟你谈了,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就走了。
与一把手对决
隔了几天我怀疑收费许可证不合理, 我弄数码相机照收费许可证。这是2006 年1 月份办的, 是经西丰县物价局颁发的,有效期三年。我照相组长不让,
他说干什么的, 我说个体工商户。他说有什么权利照相? 我说量证收费, 照个相怕什么。那个所长说你没有权利照相, 我说没有权利你起诉我, 咱们法院见, 我要起诉你。我揣着照相机就下去,
隔三个小时他给我打电话, 说一把手局长要接见你。我就去了, 一把手局长确实不愧是一把手, 确实比那些局长有素质。首先把水倒上了, 烟点上了, 我不会抽烟也抽上吧。因为我一直说等一把手回来,
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我们没什么冤仇, 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他让我说, 我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这个局长就说我们工作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不管怎么还承认错误我心里有平衡感了。完了我给他拿出2002
年国家发改委一个文件, 集贸市场收取市场管理费、租赁费的, 工商管理费减半收取那个文件。他说“这个文件我们没收到, 没接到通知。关于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级联谊会议这个没执行,
不仅我收整个辽宁省都收,甚至东北三省都收, 这个事我是解决不了的。”
说到减半, 可不是时间短了, 一年两年, 我说1991 年就有这个文件,2002 又下了, 可以说是三令五申了。他说这个我没接到通知。最后他说我听说你残疾人,
孩子有病, 写一个申请残疾人保障可以落实, 别的我做不了主。
这个局长说没接到通知, 我又找原因。我们辽宁省收费管理有这个办法, 国家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必须经省政物价部门转发后执行。也就是说国务院什么文件省里头不转发,
这个文件就等于没发一样。集贸市场减半这个事1991 年到现在也没转发, 快二十年了。所以像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级联谊会议这事, 省里头不转发文件, 咱们永远也不知道,
网上信息灵通咱在网上搜到了, 永远也不执行, 根本执行不了。
最后我说一个笑话, 你们就知道我们个体户被乱收费到什么程度: 我们县今年个体户门市房, 一个户涨50
块钱。原来150,今年就200。税收也涨,我们大厅里头个体户一户涨20的,涨30 的, 涨50 的不等, 随便涨。更为可笑的是我们县委书记剃一个头用了一个高级的护发用品,
剃头的知道是县委书记,就一百块钱。书记说我剃一个头一百块钱, 个体户挣多少钱,管理费得加,税费得加。就因为这一百块钱全县个体户倒霉了。这个理发的收他一百块钱,
把全县个体户几十万拿去了。
下篇: 专家为个体户鼓与呼
个体户要组织起来
学者沙健嵩说,一个个体户平均会提供2.4人的就业机会,每年减少上百万个体工商户, 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上百万的就业机会。个体户为什么在近年有下降的趋势呢?
税费负担是他们的大山。取消个体工商管理收费绝不仅仅关系到现在2756 万户个体户, 它实际上关系我们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大量立法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因此进行一次大规模法律编纂,
废除落后的以及违反宪法的法律非常必要; 由于中国民间组织不发达, 个体维权力量薄弱,所以要发展民间商会集体维权, 越是力量分散和弱小的个体户, 越应该组织起来,
利用自己的行业协会, 利用自己的组织寻找代言人, 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才能够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下, 应当重视对有代表性的个案的宣传和研究, 推动社会改革。
和谐社会应该容得下一个小人物
河南省政协委员秦保常组织了专家对个体工商管理费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并提出了《取消个体工商管理费
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建议。他认为, 工商管理费的收取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是非法收费, 应该予以撤销; 同时, 应该去除个体协会的政府色彩, 使其成为真正的民间组织。
现在好多工商户是下岗失业人员, 有的是城镇的贫困户,城市贫困户占贫困人口的一半。不要国家一分钱,我租个门面,不要国家一分钱,
我自筹资金, 找点生路, 做点小本生意, 为了谋求生存。所以他们挣的都是血汗钱。
还有不少个体户是失地农民转化来的, 他不像市民一样享受低保这方面的待遇, 他们啥也没有, 说是农民又不是农民,享受不到低保,
养老保险。工商收费是与民夺利。他们又想挣钱, 又挣不到钱, 就可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过去有一个叫逼良为娼, 他们没办法。
秦保常认为, 和谐社会应当容得下一个小人物, 一个小摊点, 应该让他们感到幸福, 沐浴和谐的阳光,
与大家共同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 工商部门也应该改善服务, 提供一些援助渠道。
个体户登记制度应当取消
学者艾茜剖析了个体工商登记制度的实质和其在中国的历史, 指出个体工商户登记制度是不必要的, 完全可以取消。即便不取消,
公民也可以自己经营, 自己定合同, 自己开商店而不需要工商部门的许可, 压根不需要告诉工商部门。个体工商户登记制度与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相抵触, 现有法律完全允许公民不经过登记就可以从事交易。不必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也就不必交纳不合理费用。
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制度始于1966 年。1962 年的文件都明确表明个体工商户是可以选择登记也可以选择不登记。如果不登记不仅仅要收工商统一税,
还要收集市交易税。为什么要登记呢? 因为登记好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要消灭。比如都是修自行车的, 那好, 所有自行车个体户集中在这里, 你们办一个修自行车集体制的企业,
一股脑全部由个体变成集体的了。这是工商登记制度设计的初衷。文革时期, 左倾的错误比较厉害, 到1968 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还有中央文革联合发的文件是这样写的:《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
在这里面要求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工商户。农村公社, 生产大队, 生产的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 把登记制度保留下来了。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个体经济也开始重新发展。
这一套做法在1986 年颁布民法通则的时候出现非常尴尬的局面: 民法原则是只要公民都可以交易,
不需要许可。于是立法时出现了一个叫做两户一伙制度。两户是个体工商户和农民承包户, 一伙是合伙。我们1981 年制定的一部经济合同法(1993 年修改了), 当时是法人和法人进行经济合同,
自然人是不能进行经济合同的, 自然人进行的经济合同是无效的。只有经过工商局同意, 成为两户一伙才能签合同, 才能做买卖。1999 年统一《合同法》,《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1999
年《合同法》已经全面废除以前的登记制度。这个理念是非常自由的理念。
西方国家也管理, 但是问题是怎么去管。西方国家有登记制度, 大致有那么几种理念,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的一个观点。美国认为从事盈利性商业活动是每一个公民天赋的权利,不需要国家批准的。美国登记制度只是做一个备案,
公民个人如果参与经营你可以到州登记部门做登记, 把自己的信息披露出来。这个披露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交易相对人跟你做买卖的时候可以事先查这个人, 看这个人有没有信用,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打交道。使别人更信任, 你的生意可能做得越大, 这是当事人自己选择, 你愿意披露就披露。
另外一个值得借鉴的还有像日本、德国的一些做法。他们同样也有关于商人登记这一块, 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登记。在日本大商人你开公司、开酒楼、做大老板你一定要登记的,
国家对商事要进行管理。如果对大交易不管理的话, 引发出来社会问题, 如果因为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什么引发大面积的问题, 国家是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那么对于一些小商人,
他认为是一些自由商人, 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都给他们一定自由权利, 他们可以登记。尤其德国商法第五条写得非常清楚, 依法登记以外, 对于一些小商人登不登记你随便,
你自己决定登不登记。对一些摊点的人和小规模的人员都是可以不登记的。
让大家都盖得起房子
文/ 郜璐莉
美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吉米·卡特从
1984 年起,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为当地穷人盖房子,这时会有几千名志愿者跟随。“吉米·卡特工作计划”是“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 国际计划解决穷人住房问题计划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仁人家园”已在50 多个国家, 为100 多万人新建了超过20 万间住房。
2002 年,它来到中国。
一场大雨下倒屋墙
2006 年, 农历
四五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 就跟从天上直接倒下来似的, 下得人好几天都不敢出门。
旁边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 妻子说有耗子吧, 杨就找东西要去打。还没等过去, 就听得一阵轰轰哗哗的声音,
好响。
跑过去一看, 呆住: 墙倒了!
倒掉的是正屋的北山墙, 这一倒房子还不得塌了! 一家人吓得不知该怎么办,11 岁的儿子和6 岁的女儿也吓坏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 这二十多年的老土房, 怕是要支撑不住了。
还好, 第二天雨渐渐停下, 两口子赶紧弄点土先把墙夯起来。
等天晴, 两口子愁了, 墙只是暂时支一下, 不定哪天又倒了。这个房子不能再住了, 可是哪有钱盖新的呢?
杨又华家在昆明市北边的嵩明县达达村, 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村里从古到今都是盖的夯土房, 虽然冬暖夏凉,
但时间久了, 许多房子屋顶漏雨, 墙壁开裂甚至穿孔。许多人家早就想盖新房子了, 但钱是一个问题。村里有一户人家, 老母亲曾得过麻风病, 因为没钱, 十年前打的地基一直盖不起房子来。
达达村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400 元, 主要靠种烤烟、蔬菜、水果或者养些鸡猪牛羊等家禽家畜, 出菌子的季节,
也去摘点菌子卖。
为了多些经济作物,杨家已经不种粮食,只种烟叶和蔬菜、水果, 吃的米面都要去外面买。种烟草很辛苦,
人工成本高,一年毛收入万把元钱。但付了两个孩子学费, 加上小女儿杨燕去年因为从一个四五米高的坝上摔下来, 大腿骨折, 手术前后花去五六千块, 家里的积蓄实在不多了。
房子太危险, 村里特批他们可以马上盖房子。杨又华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了一万块钱, 又找亲戚东挪西借凑了一万,
这两年材料费涨得快, 这两万多块钱根本不够, 但只能先一点一点盖起来再说。11 月份, 趁着农闲的时候, 杨又华两口子开始打地基。
真有这样的好事?
因为两个人自己弄, 空闲时间又少, 房子盖得并不快, 转眼春节过了, 也只是打好了地基。这时村干部过来跟他们说,有人能够给你们提供贷款,
不要利息, 盖房子的时候还有人帮你, 你要不要借。
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杨的妻子赵玉芳对村干部说:“你不要吹牛, 不要骗人了, 哪有白给钱, 还要帮助你劳动的,
不可能。”他们自己在农信社贷的那一万块钱, 一年的利息就得八百, 而且一年还清, 还不了连本带利滚到下一年。
但没过多久, 真的来了一个人, 四十多岁, 叫王佩丹, 村干部喊他王师。大家以为他是政府派来扶贫的,
但又不太像,他也不要吃好的, 睡觉就拿个睡袋住在村委会里, 白天跟村里人下地干活, 晚上走东串西地聊天。
他跟大家说, 没错,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我来自仁人家园,这是一个国际机构,专门帮穷人盖房子,如果你们想盖房,又缺钱,
我们会借给你们一部分, 但这个钱不是送的, 你们要在五年内还清, 然后这些钱又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 你们愿意接受吗?
大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还是有点不相信。但别人可以观望, 杨又华家等不了, 还有一万多的缺口,
农信社的利息又那么高, 不借不行了。正好村里有个老人是王师的亲戚, 他们就去向他打听。老人说,这是真的,王师他们已经做了几年了。
那就试试吧。
这样, 杨又华和另外两户人都准备贷这笔款。手续比农信社简单多了, 只要填个表签个字, 然后,
一万块钱现金就直接放进你手里了。
一个富豪的人生故事
几乎每进入一个村庄, 工作人员都要向大家讲述仁人家园的创始故事。
仁人家园国际组织的英文名是Habitat for Humanity,1976年在美国成立。说起创始人米勒·富勒夫妇,
还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故事。
米勒年轻的时候一心赚钱,30 岁时就拥有了豪华的住宅、游艇和不少地产, 可是因为长期在外不顾家,
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很少见到他。有一天,妻子琳达突然毫无征兆地提出离婚,并跑到纽约。米勒一下子难以接受, 也觉得很不解, 妻子要的他都满足了, 为什么要离婚? 米勒为此心脏病突然发作，在病中还不停地想这个问题。七天以后,
米勒终于想通了, 原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人生中比钱重要的东西太多了。他立刻去纽约找到妻子, 与她敞开心怀交谈, 他们感觉到“上帝在召唤我们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事件改变了米勒的人生, 他和妻子卖掉了公司、房子、游艇等一切东西, 把所得捐给了教堂、院校和慈善机构,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后来, 富勒夫妇和一位叫克拉伦斯· 乔丹的神学家相遇。克拉伦斯带领米勒夫妇参观了那个小镇周围乡村肮脏的道路两旁失修的棚屋,
这些常常漏雨, 而且没有取暖设施的棚屋, 就是成千上万的贫民家庭居住的地方。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这种景象无以计数。因为世界上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居住着这样的房子,
有的甚至无家可归。于是三人开始在Koinonia 农场开展“合作建房”, 就是需要住房的贫困群体与志愿者们并肩修建简洁、经济、体面的住房。
修建房屋的资金来源于无利息、无赢利的借款, 借款由仁人家园当地循环资金池提供。循环资金池的资金来源于新户主的还款、外界捐款、支持者们提供的无利息借款及仁人家园自行筹措的资金。资金池中的所有款项均用来建造房屋。
1976 年9 月, 米勒和琳达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成立“仁人家园国际组织”, 在世界各地开展针对穷人的合作建房活动。
1984 年, 在纽约, 美国前总统吉米· 卡特和他的妻子开始了他们在仁人家园的第一次志愿建房活动。卡特夫妇的加入鼓舞了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投身到仁人家园建房活动中,
极大地推动了仁人家园项目的开展, 多个新的分支机构也在美国全国成立了。
2002 年, 仁人家园进入中国, 正在云南、广东和广西实践着这样的行动。在这里, 它的名字叫中华仁人家园。
村里来了好多外国人
5 月, 正是农忙的季节, 家家户户忙着收麦子, 种烟叶,种水稻...... 杨又华家已经搭起了两间红砖房,
但农活太忙,还有很多后续工作没做完。
12 号, 村里突然来了许多外国人, 在仁人家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要帮杨又华盖房子——村干部说得没错,
果然是又借钱又出力,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人了。
客人们来自美国Queens University( 昆士大学),15 个学生在3 个老师的带领下,
从北卡罗莱那飞到云南。学校每年都有到其它国家的实习课程, 这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都是自己报的名。
娃娃脸的Chris 说, 来之前对中国只有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人口啊, 文化啊, 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
他以为要帮助的这一家可能连电视也没有呢。
有着“怪物史莱克”般大脑袋的Brian, 因为块头大, 脸上又总是红红的, 以前来中国时有个导游送了他“大红”的绰号。这一次,
父母对他说, 如果你自己赚点钱, 我们就资助你一部分。于是“大红”在建筑工地背了十几天的水泥, 一个小时15 美元, 总共挣到300 美元, 父母守诺又给了他200。临行前,
父亲还在生病。
中华仁人家园云南项目协调员Windy（谢燕云）告诉我,有志愿者团队帮助参加项目的村民盖房子,
是仁人家园一大特色, 几乎每个月都有团队到项目点。仁人家园在国际上的影响大, 在中国却少有人知晓, 所以参加团队的多数都是外国人。在云南项目办的中国职员中,Windy
英文最好, 每次团队来她都要忙前忙后。虽然累得颈椎都出了问题, 但过去在银行工作的Windy 觉得, 这里才是她想要呆的地方。
在达达村, 第一天的工作是和水泥, 抹水泥。
和水泥不难, 大家很快分了工, 拎泥灰的排成人龙, 拎水的到处找桶,杨又华一时还不能适应这么多人干活,工具不够,连锄头都用来和水泥了。
王师是专业搞建筑的, 在旁边指导: 要在泥灰中间掏一个坑, 把水加进去, 等水慢慢渗透后, 使劲搅和。队员们精力充沛,
特别卖力, 女孩子没有丝毫的骄气。
这边和好了水泥,那边就该抹墙了。王师又跑过去做示范。看着挺简单的, 自己做起来, 不是不平就是掉水泥,
但人多力量大, 很快两面墙就都抹上了。王师拿了根木棍给抹得乱七八糟的墙面找平。在旁边看着, 这种农村的土办法还真是有效。
第二天的活不再是抹水泥了, 毕竟大家都没经验, 昨天离开后, 主人杨又华还得花时间修整大家的活儿,
干到很晚, 因为水泥干了就没法再弄了。得, 就帮着干农活吧。今年杨家开始种一种长得像红薯的雪莲果, 种好了能卖好几块钱一斤呢。先把苗一点点掰开, 要小心别伤着芽头,
那边几个队员挖坑,又有人把芽放进坑里, 再盖上粪肥。地在山坡上, 把粪运上坡是个费力活, 来回两三趟就吃不消了。这回又显示出人多的好处来: 几个队员又排起人龙,
接力棒似的往坡上运。让我感动的是, 这些学生, 不管男生女生, 都不怕脏, 装粪肥的簸箕靠在身上也毫不在意。
主人像多数中国农民般腼腆又含蓄, 虽然表面看不出来,但私下说,大家干一天的活顶他们干十天的了。在有的项目点,团队两天时间可以帮屋主挖出老深的地基,
顶他们自己挖好几天的。
美国学校里, 学生的志愿经历是可以加学分的, 但和他们呆在一起你会觉得, 他们的开心跟学分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从心里发出的。他们的感恩之心让人感动, 对司机, 对帮大家做饭的姑娘, 对主人家, 对仁人家园, 对为他们服务的人, 常常一起大声说: 谢谢!
也许很多人都有像我这样的疑问: 大老远从美国跑到中国来盖房子, 是不是太浪费了? 这些钱都可以盖好些房子了。可Windy
说, 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钱, 而在于双方的交流。
团队在的日子, 好多村里的小孩都跑来玩, 刚开始总是怯怯地, 但这些可爱有趣的哥哥姐姐很快就让他们不再认生。杨家6
岁的小女儿杨燕腿上钢筋刚刚拿掉, 但好了伤疤忘了疼,玩疯了, 哈哈哈哈地笑着, 格外快乐。仁人家园的伙伴说, 团队经常去的地方, 村里的孩子都变得很大方, 会很主动地与外人交流。
这些美国学生也很喜欢达达村, 说这是他们难忘的经历,都想住在村里不回去了。
仁人家园的工作, 村民们看在眼里, 也消除了疑虑, 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家登记要参加建房。
这“小米渣”能做什么
“我一张娃娃脸, 他们都叫我小米渣, 背后说那种小米渣能做什么事啊。”
坐车去武定县干海子的路上,25 岁的陈坤克对我说起最初进入社区的状况。
2004 年从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就进入仁人家园的他,现在做起社区工作来可是有自己的一套,“要抓住比较重要的几个人,
比如村长和会计, 这两个人至关重要,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和做事风格几乎影响到全村人, 全村人都看着, 我们首先要抓住他们。”
怎么抓住他们呢?“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住, 一起抽烟喝酒, 要处得就像自家人一样......”说起这些事情来,
他有时显得轻描淡写, 有时又很郑重地说:“其实说起来就是: 尊重和理解。”
昆明至元谋的班车, 约四个小时后到石腊它下来, 再翻过一座山, 就到了名为干海子的海拔
坤克首先把我带到村长龙成新家。村长从老屋出来, 土屋墙壁上有好几道深深的裂缝, 那是地震震的。旁边,
红砖砌的两层小楼已经有了坯子, 每层八十多平米, 就差门窗和内外装饰了。村长说完全做好得花25000, 向仁人家园贷了9000。
仁人家园的建房模式已经从创立时的“合作建房”发展到如今的“储蓄建房”,在干海子实行的就是典型的储蓄建房模式。当时第一批10
户人家, 每户拿出900 元, 凑够9000(2004 年这些钱足够把一幢房子的全部材料买来), 仁人家园再配两户,即18000 元, 这就有了盖三幢房子的钱。第一年,
全组10 户人共同帮助三户人家把房子盖起来。第二年, 用同样的储钱方式, 再盖起三幢。今年是第三年, 轮到村长和另外三家。用这种储蓄的方式, 大家合作互助, 三年就可以盖起10
幢新房子,这在过去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到的。仁人家园配的每户9000 块钱,可以按10年还清(这是还款期最长的,以后就变成了五年),每家每年只要还990 块, 那多出的90
是作为工作人员每个月两次跟进项目的10% 费用。
村民都说, 这种贷款方式太适合我们了, 没有仁人家园,这几年村子的变化不会有这么大。采访时,
问到还款的事情,村民几乎是同一口径: 当然要还。“因为这个项目还要帮助别人, 不仅给我, 是为了运转, 多有一户人造房子是更好的。”
村长觉得, 仁人家园是在真心帮助他们,“他们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认真,资金各方面管理得比较好,比如我要进材料,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
一是一二是二。”在农民盖房时, 仁人家园会有工作人员帮助设计他们需要的房子, 材料的用量和预算, 一起去市场买材料, 但钱是农户自己管理, 自己安排好出纳和采购。在他们熟悉了这些过程以后,
工作人员就让他们自己进材料了。
从2003 年开展项目到现在, 干海子已经有19 户盖上了新房。有的农户并不想盖新房子, 只想让原来的户子整洁一点,工作人员就灵活处理,
设计了装修项目, 贷给每家3750 元,房子就整修一新了。
干海子属于石腊它行政村, 村主任张明成说仁人家园跟我们这个村子是心连心的。有趣的是,在昆明的仁人家园办公室,工作人员提到干海子时也是满脸依恋:
村里人太好了。苗族人能歌善舞, 每次团队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打篮球,“太好玩了”, 他们都说。坤克带着我在村子里拜访那些参与建房的人家, 走到哪里都有村民热情招呼坤克,
拿出最好的腊肉招待, 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小兄弟一样, 再也不是小米渣了。
“我们和小陈的关系好啊!”村长对我说。
为什么?“小陈这个人来这里只一年多一点, 但是他处人
是很好的, 不管老小。”
听起来像个老好人。其实坤克心里有自己的主见, 比如盖房的时候有些人不来上工, 引起别的农户不满,
造成些矛盾,这种情况下他不说话, 听听别人的理由, 然后让小组自己去处理, 结果组里自己定了处罚办法, 在储蓄金里扣个五块十块什么的, 那人以后就不误工了。再比如团队到村里的时候,
原定要盖房的人家什么工具都没准备, 而那么多人已经等了好久。遇到这种事情, 坤克哪怕心里着急, 但绝不上火, 他会不动声色地把团队领到别的人家, 回头再来找这户屋主谈心,
听他的理由, 说明自己的难处。这个屋主明白以后, 下次再有团队来,他什么事情都积极地帮忙。
这就是坤克说的尊重和理解。他说现在在干海子他特别轻松, 那些小问题村民们自己就会解决掉了。
用心待人是基础
村民们喜欢坤克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他眼里不只有项目,村民遇到别的困难, 他也会想办法帮助, 比如他会找机会跟机构申请一点钱来帮大家买建房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一茬一茬接着用。
除了给麻风村的人盖房是免费的以外，在其他地方，仁人家园资助的建房人必须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但是遇到真有困难的人怎么办? 想别的办法。村里有一户人家从小是孤儿, 家里穷得有时都吃不饱, 坤克到处写申请给朋友、外国人还有政府, 多方争取, 虽然筹到的资金不够盖房,
但让他的房子有了瓦屋顶。这件事情, 全村人都看在眼里。所以, 这个“小米渣”在村民心里是有份量的。
当然, 坤克是有老师的, 颇有点傲气的坤克提起他来就满心佩服:“我还没见过比他幽默的人, 聪明,
办事能力特强,我就跟着他, 他叫我到哪我就到哪, 我知道绝对没错, 那些村民对他太认可了。”
坤克说的是仁人家园在昭通的工作人员张灿。张灿神在哪里呢?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2006 年,
年三十晚上九点多, 天下着大雪。突然有人敲门, 张灿开门一看, 是盘河乡头寨村的黄英满。张灿说你怎么不和家人吃团圆饭跑城里来了, 黄说我是来还钱的, 已经过了交款时间。
张灿很感动, 从村里到县城都是山路, 大雪中赶路是很危险的。
其实, 不只是黄英满, 在昭通, 别人收不上来的钱, 张灿出面准能收上来, 仁人家园在昭通工作的那些村庄,
人均收入都只有二三百元,90% 的人都有出外打工的经历。每年1 月和10 月, 收款的日子, 那些到了北京、上海打工的人, 会主动到银行把钱打给张灿。
云南是仁人家园最早开展工作的地区, 从2002 年到现在,已经在昆明、昭通、文山、武定等地都设了项目点。而昭通则是云南开展项目最早也是最大的地区,
从2002 年3 月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上百家房子在一条线上, 都是石头的。”坤克说。他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 那个地方的人性格脾气都比较躁, 他跟着张灿学到很多东西。
就比如还款吧, 仁人家园规定必须还款是为了破除人的依赖心理, 建立诚信, 在诚信的基础上才会有自信,
也让村民更有动力积极主动地去挣钱。国家和一些机构在贫困地区实行的小额贷款, 其实还款率很低, 甚至有人赖帐, 而仁人家园在国内的还款率却是百分之百, 这是非常不容易,
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在张灿看来, 这没什么特别。许多小额贷款的工作人员, 农户都见不到, 也对他们没有感情, 只要有一户不还款,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张灿说一定不能让第一例出现,
一旦有了苗头一定要严厉压制住，比如板下脸, 吓唬人家“不还款, 拿封条把你的新房给封了!”
但严厉只是一时的手段, 张灿说,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你真心实意对他, 说到就做到, 他也不会轻易让你失望的。张灿是建筑专业出身,农户有时建房到夜里一两点,他也都盯着, 防止出什么问题; 谁家孩子上学有困难了, 资助几十一百的;在高校组织学生捐旧衣物送给需要的人家......
这点点滴滴对村民的影响非常大。张灿认为, 村民如果见不到你, 怎么会对你有感情, 没有人情, 谁又买你的帐？
建房只是药引子
药引子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引导其它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 起“向导”作用。那盖房子的向导作用是什么呢?
王师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2003 年2 月, 王师到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梨树脑村去开展项目, 那是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
只有十户人家, 七几年从别处迁来。村里一半是坡地一半是平地, 挑水要走
用王师的话说,“十户都是兄弟, 年轻, 又不会计划生活,有点钱就用掉了。”曾经当地政府给过他们玉米种子,
但过段时间再来, 什么苗也没看见, 问种子呢? 村民“理直气壮”:吃掉了。干部一听气坏了, 说你们自生自灭吧。
王师一边帮他们盖房子, 一边慢慢灌输一些理念, 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致富。先是叫他们种果树, 还跟农科院联系提供当年栽种当年挂果有经济收益的果树,
可他们不愿意种, 说人工划不来。
怎么办呢?
“最后我想了一个招儿, 鼓励他们用电, 刺激他们消费。”王师就蹿掇他们用各种电器, 说你们现在资源越来越少,
没有柴了, 用电磁炉炒菜、用电饭煲煮饭更方便。还以个人名义担保,找当地卖电器的老板把电器赊给村里人。结果一个月下来,电费15 块钱！原来只有一块二都交不起, 这可怎么办,
电也用顺手了, 只好去找点事情做做。王师见此, 趁机跟当地搞建筑的老板说好, 农闲时让村民去打工。组织他们到广东打工也愿意去了, 也愿意种果树了。
现在再去梨树脑,“每次都有腊肉吃” !
文/ 寇延丁
勇揭细菌战真相的小女子王选已是新闻人物, 显为人知的是:日本的民间团体与NGO
早就致力于揭开细菌战的真相, 而且提供了王选最初的费用。久而久之王选觉得中国人在细菌战诉讼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于是她努力申请成立相关NGO,
并试图在国内筹集经费, 然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用人进行细菌试验”,“人造鼠疫、霍乱、炭疽并大面积播撒”,“解剖活人”, 细菌攻击二十多个省，百万人致死...... 中国民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仿佛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盖子,
骇人听闻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日本和美国联手掩盖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呈现在世界面前。提到细菌战诉讼,人们立即会想到王选,那个在日本的法庭上、在国际会议上慷慨陈辞的中国女子。
细菌战调查与诉讼的日本开创者们
王选是1995 年8 月加入到细菌战调查中来的。在此之前, 日本民间的细菌战调查就已经开始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惨绝人寰, 日本政府对此一直秘而不宣,战后美国为了得到日军的细菌战资料,
与日本人一起隐匿了这段历史。纸里从来都包不住火, 更何况是这样的惊天罪恶呢。静冈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从1980 年起十几次自费到中国调查侵华战争事实,拍摄了六部纪录片《侵略》在日本播放,
观众250 万余人。在调查中,森正孝发现了细菌战的真相, 并发起成立“日本细菌战历史揭露会”,有600 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加入其中,
十数次自费来华调查取证, 组成了原告律师团为中国受害者义务代理诉讼, 并多方募集资金, 先后资助21 名中国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出庭。
在日本国内,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除调查战争罪行之外, 日本和平运动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支持受害者在日本进行战争赔偿诉讼。到目前为止, 在日本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赔偿诉讼一共有70 多起( 其中23
起由中国受害者提出), 所有的诉讼都得到日本和平运动的大力支持。每一个对日民间诉讼案都有一个律师团, 每个律师团还都设有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 有相关的证人和自己的后援团。仅以细菌战诉讼为例,300
多位日本律师参加了40 多次开庭诉讼和20 多次来华调查取证, 律师团团长为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 土屋先生是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 还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
律师团事务局长为一濑敬一郎( 他是最早到中国进行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律师, 还代理了重庆大轰炸案, 而他的父亲、曾经的侵华部队炮兵中队长却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为天皇尽忠),
日本的证人中包括许多著名学者、记者和前侵华老兵, 还有众多的诉讼后援团。
这些日本友人承担了与诉讼有关的款项筹措、送往迎来、出版《裁判细菌战》、收发邮件传真甚至买盒饭等相关事务。每次诉讼前,他们都要先为中国的原告和证人、记者、声援团申请签证资料并提供经济担保, 有时还要负担日本证人出庭的费用, 他们还要抓住开庭和中国受害者到日本的时机联系国会议员,
向日本国会提出申请,在日本众议院的议员会馆召开揭露细菌战罪行的会议( 至今已召开10 次以上)。
细菌战开庭42 余次, 每一次都会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王选在西松建设劳工案胜诉后写道:“如果没有日本律师义务劳动, 日本和平运动全力支持,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
包括掳日强制劳工, 几乎都没有可能去日本法院打官司。”
这些日本和平人士所有的工作全都是义务服务, 并且自己承担相关费用, 既出力又出钱, 有人不惜为此贷款负债, 在右翼势力猖獗的今天, 还要承受着谩骂威胁甚至生命危险。在2004 年的一次反战集会上,
时年81 岁的细菌战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和82 岁的证人、前731 部队士兵筱良雄相约: 细菌战诉讼一定要打到底, 不打赢, 我们两人决不能死去。
“后来者”站到了最前沿
中国民间对日本细菌战的关注也早就开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浙江义乌崇山村当年遭细菌战攻击, 全村1236 人中有403人死于鼠疫,1994 年8 月10 日, 三位浙江义乌崇山村农民将一封万余人签名的索赔书寄交日本驻华大使馆,
要求日本为当年日军细菌战道歉和赔偿。但他们的要求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受害者不甘就此罢休, 想为自己承受的苦难讨还公道, 却不知道那个天遥地远的“日本国”是怎么回事。
森正孝等反战人士需要到义乌进行调查取证, 他们不懂汉语, 外事办提供的翻译又听不懂义乌方言; 日本方面希望更多地深入受害地区, 但是, 当地人对“日本人”心有余悸, 不信任他们,
许多
义乌崇山村, 是王选的家乡, 她的叔叔就死于鼠疫。从小,王选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噩梦般的鼠疫, 后来又到崇山村插队落户四年。王选1987 年留学日本,
并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她的丈夫经营着自己的贸易公司, 他们正准备要个孩子, 王选还想去美
这时,“细菌战调查”出现在王选的视野里, 她的人生自此改变。
“忽然一下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 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 拼命了解日本社会。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全部意义。” 王选以一种忘我的姿态投入到细菌战调查和后来的诉讼中,
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初九年, 她所有往来中日之间以及到美国查阅资料、参加国际会议的费用全部自理, 还自费为国内高校复制大量细菌战资料, 甚至自摇腰包支持国内大学生加入细菌战调查,
有人做过统计, 王选为此花费百万以上。
有人说“王选一个人抵一百万的军队”, 王选改变了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进程。
几乎所有对日诉讼案件中, 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他们大多是年高体弱的农民, 没有文化, 语言不通, 更不懂日本的法律。本来都是原告委托律师打官司, 但在对日诉讼中,
作为原告的中国农民不仅不具备与被告“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往往也不是诉讼的主导, 只能被动地跟在帮助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后面, 甚至连赴日出庭的钱都是由包括律师在内的日本友人筹集的。王选最初也只是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
她是日本调查团的翻译, 还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员,是调查团最好的帮手, 但不是调查团的正式成员, 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 没有中国的原告。
但是,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目的也是不同的。面对细菌战问题, 日本左翼人士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 而王选说自己不懂政治。中国的原告认为赔偿和谢罪一样,
是当然的诉讼请求, 但有的日本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日本律师这样想, 有观念的不同, 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中国人自己的官司, 自己应当知道要什么, 细菌战诉讼是中国受害者控告日本政府,
应当让中国人自己发声。王选开始“抓权”:“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这个抢来的身份使一个原本柔弱的江南女子,站到了斗争的最前沿。
让诉讼超越法庭
二审宣判后, 中国原告当庭抗议, 继续向日本最高法院控告日本政府。
有个问题已经被问了无数遍, 再一次被提了出来: 国家都已经放弃赔偿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打这个官司? 也有人说, 告也没用,三审的结果是明摆着的,国内的许多媒体也都以“败诉”作为报道的标题。但王选不这么看。通过诉讼,
日本的法院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使用过细菌武器, 全面认定了原告方面提出的受害申诉,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用到“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一类的词, 就凭这一点,
王选说: 我们胜了。
细菌战诉讼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日诉讼中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久、影响最大的诉讼。中国原告42 次走上日本法庭( 其中18 次, 原告只有王选一人到庭),
一次又一次向法庭、向这个世界描述60 年前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第一次开庭时,“细菌战”还是一个少有人知的字眼, 除日本本国媒体外几乎没有境外记者的身影, 中国新闻界对此未做任何报道。一审宣判则已吸引了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BBC、CCTV
等世界顶级媒体的关注。随着诉讼的进程, 每一次开庭之后, 王选、律师和原告身后, 都排满了等待采访的记者, 全世界都因此关注细菌战, 诉讼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
细菌战的事实是随着诉讼开展而一步步被揭露的, 让罪恶以及与罪恶有关的其它事实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诉讼团也随着历史的黑幕一层层揭开、在与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较量中成熟, 除历史问题之外,
在细菌战诉讼的进程中还追加了对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罪的请求。律师团长土屋公献说: 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进步。
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他说这句话,也许是在律师团与王选的又一次“争吵”之后, 针对的是王选嫉恶如仇的性格, 针对的是她的坚持、执拗和怒吼。而我借用这句话, 想说的是王选对细菌战诉讼和诉讼之外所做的贡献。王选告诉乡亲们:
我们不能总是用日本人的钱, 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 不能总依赖别人。日本方面的钱也是市民团体一点点化缘化来的, 王选和朋友们一起去找企业, 找朋友, 想方设法筹钱。最好的时候一次筹到了10
万元, 可以够10 位原告去日本的路费, 也有许多时候只能筹到50、100 元, 甚至一分钱都拿不到。细菌战诉讼至今已有200 多人次受害者到日本申诉、作证,
除去受害者自己承担的部分, 其余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筹来的。
王选把许多一辈子没有离开乡村的农民带到了世界面前。乡亲们跟在王选身后走进陌生的城市, 在集会上、在法庭里发言, 将失语半个世纪的中国受害者的声音带到了东京的法庭上, 带到了日本游行队伍的前列, 带到了日本内阁, 带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
王选还将细菌战诉讼法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在中国,细菌战研究薄弱成为诉讼掣肘因素。在王选的努力下,1999 年3 月, 上海社科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 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
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随着王选锲而不舍的努力, 随着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国内相继召开,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院校加入到相关调查研究的行列中。
更为可贵的, 王选超越了仇恨。
我曾经问过王选你的目的是什么, 她给我的答案是: 和解。
被誉为民族英雄的王选常说:“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不仇日。”在日本的法庭上, 在抗议游行的发言中, 王选还常说这样一句话:“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王选通过她的演讲、她的专栏和博客,
不仅揭露细菌战的事实,也向中国人民介绍日本和平运动的朋友们。王选带领着中国的受害者, 从调查、诉讼, 走向了诉讼之外,“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
就是为了和平, 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劳工案与细菌战案, 说起来是“两件事”, 但又是“一件事”。
1998 年, 中国原告向广岛地方法院诉讼“西松建设”, 一审判决西松公司存在强掳和强迫劳动等违法行为, 但以“10年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2004
年, 广岛高等法院以“《中日共同声明》中并未明确写入放弃个人索赔权”为由, 二审判定原告胜诉。“诉讼期限”和“放弃索赔权”是中国民间诉讼中都要面临的问题, 这是日本高等法院在类似案件中首次判决中国劳工胜诉,
影响不言而喻。西松公司不服判决, 日本最高法院受理了上诉理由中“放弃索赔权”一点, 又将宣判时间定在了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她为细菌战诉讼十年奔波, 耗尽百万家财, 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 她的人生已经与细菌战诉讼联系在了一起,
诉讼将往何处去? 王选将怎么做?
在漩涡的中心, 那个平常语速极快、容易激动的王选, 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气定神闲: 在你日本这里判得不好, 没关系, 我们就到联合国, 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高处不胜寒
美国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足以使整个日本沉没。”但中国没有第二个王选, 也许是因为王选走得太快了, 她“早生了五十年”。
高处不胜寒, 王选也曾发怨言:“这么大的中国, 让我一个女的去和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但是,说归说,怨归怨, 说完了, 甩甩头, 该干的还是要去干,
因为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责任感, 有危机感。
许多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 日本政府几年前通过了一项法律, 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当年日军战败之前, 曾动员各细菌战部队大增产, 准备施放出数以吨计的各种烈性致病菌以及带鼠疫菌的300
万只老鼠和跳蚤, 企图灭绝中国及其邻国。可以说, 今天存活在亚洲大陆的人, 都是幸存者。那么,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人, 又是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呢？2000
年, 美国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 解密600 万份二战文件。在众多前往查询的学者中, 王选是第一个中国人, 平时身边每天都会有十几位日本人, 到了双休日更多。不论是在美华人还是在美留学生的数量,中国都远超日本,但是,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王选一直是唯一的中国人。中国人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倘若失去历史, 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
战后60 年, 在东京的“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国际集会上, 韩国来了两位议员, 台湾地区两位, 菲律宾一位,日本四位, 中国内地只有王选一人,
而且“没有身份”:“各国都是NGO 的身份, 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 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 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 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提到自己的身份,
王选的话里,总是充满了酸涩和无奈。
能有NGO 的身份, 一直是王选梦寐以求的。从诉讼刚一开始, 王选就在努力, 希望注册一个民间组织, 获得社团法人身份, 并成立一个基金会,
能够把关注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
汇集起来, 资助那些有意调查的人。但是, 八年过去了, 九年过去了, 如今细菌战诉讼已经踏入了第十个年头, 抗日战争那么难八年都打赢了, 细菌战原告团已经成为了一个闻名世界的存在,
而王选在国内注册的心愿, 仍然没有实现。
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们要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要到联合国去,但是,到联合国去必须首先具有民间组织的身份才行。浙江、湖南、江西、山东、山西、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细菌战幸存者及其家属,
已委托王选为代表, 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协会”,但愿这一次, 他们能够成功。
直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 俄罗斯才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战士死亡之外, 平民死亡是最难统计的, 这是一件需要全民族来做的工作。中国有二十多个省遭细菌战攻击,
死亡百万人, 但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成为开庭诉讼和历史记录的依据。必须像崇山村的鼠疫死难者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他的住所、身份、年龄、发病时间、症状和死亡时间,
有相关的证人和证言。这需要有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 而民间又没有一家这样的NGO 组织。与王选合作多年的南京师范大学
王选走在了法律界、学界的前面, 走在了体制的前面, 却走不过时间, 细菌战180 位原告已有55 位辞世。让王选心急如焚的是, 绝大多数幸存的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其他的战争受害者都已过古稀之年,
很有可能连姓名和经历都不待留下就会被时间带走。从云南到黑龙江, 从浙江到内蒙, 疲惫的王选、孤独的王选、被使命感和危机感压得透不过气的王选奔走在细菌战受害地,
自己在拼命地做, 也呼吁人们行动起来, 抢救历史: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 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调查、整理出来, 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 本文图片由王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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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里外那个“帐篷小学”
文/ 达娃
村庄的历史——英雄的故乡
看过电影《可可西里》的朋友都知道, 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英雄叫索南达杰, 自发组织反盗猎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的队长。
索南达杰的家乡, 就是“高原绿洲”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索南达杰出生于这个偏僻的小村子,1987 年, 他曾任索加乡党委书记。
索南达杰的牺牲, 引起了整个治多人民的震动。从他牺牲那一天起, 县里各家各户为索南达杰点酥油灯, 并24 小时念经。在县城外一块草场上, 出现了献给索南达杰的刻着佛经的嘛呢石,嘛呢石的数目与日俱增,很快形成一个特殊的嘛呢堆。那是治多人民在永远超度他,
纪念他。
抽签上学
2002
年冬天,UYO( 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会长扎西多杰的一次讲演, 打动了“热爱家园”一批志愿者的心。扎西多杰同样来自索南达杰的家乡——莫曲村。何洁、邵劼、唐虹这些热爱藏区和藏文化的人当即决定,
为这个英雄故乡的小学校做点什么。
2003
年, 第一批志愿者启程去莫曲村做全面调研, 包含社会、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 大家当时对将来要做什么还是含糊的。
村中建于2000 年的小学, 最初只有几顶帐篷, 所以又被称为“帐篷小学”, 志愿者则称它为“村校”。学校里只有两位教师, 每个年级招20 人,
挤巴巴地能容60 个孩子上学。
在莫曲村, 达到学龄的孩子当然不止这么多。村民们依靠一种抽签的办法来决定孩子是否学。凡是7—13 岁的孩子都由父母抽签, 决定当年是否能够读书。表面上看,
今年抽不上签的孩子明年后年都有机会, 但志愿者访问时, 却好几次碰到因年龄超过13 岁而永远失去了读书机会的孩子。
学费也是独特的: 每个孩子交一头带牛犊的母牦牛和三只羊。此外,每个家庭每隔三年还得交两只羊作为学校维持费用。这些费用对一个普通牧民家庭来说并不低, 但几乎所有的牧民都表示,
只要可能, 无论自己怎样艰苦, 都要把孩子送进学堂。
最初, 学校只有两位老师: 孟德和闹布。一个27 岁, 一个23 岁。他们是莫曲当地仅有的两名高中生。
老师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但说起教学, 对这两位老师来说,真是勉为其难。他们几乎不会说汉话,汉字更是个大障碍,但他们得教汉语语文课本。二三年级的数学题, 老师们很难算得清楚。没有合适的教材,
不懂得教学方法, 没有教具, 换了谁来当老师, 都难。
老师每个月只有400 元钱的工资, 而当地公办教师工资在1400 元以上。除了土生土长的莫曲人, 谁都不愿留在这里。
1000 粒装阿斯匹林和一次性用品
志愿者们发现, 牧民生病的比率非常高, 近3 个月患病率为100%。牧区家庭100% 在家中生育,100% 对目前的医疗状况不满意。民众的卫生知识极度缺乏,
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十分强烈。莫曲离最近的医疗点( 县医院) 车程正常为14 个小时, 遇雨雪则可能行程数天, 而且那儿也只能做切开引流等小手术。村校则根本没有医疗卫生人员,
对学生生病束手无策。
在一户人家, 志愿者发现一个1000 粒装的过期阿斯匹林瓶子, 牧民们不认识上面的汉字, 不知道这药能治什么病。但这是家里唯一的药物, 不管哪儿不舒服,
它都是唯一的选择。
第一次进入村校, 志愿者们就注意到, 啤酒瓶、易拉罐、可口可乐、乐百氏, 各种塑料瓶散落在草原上, 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风中飞舞。志愿者还惊讶地发现, 一次性用品已在帐篷里“流行”,
牧民们用它来招待尊贵的客人: 一次性杯子,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纸巾...... 法会或赛马会过后, 草原上遍地狼藉,白花花的全是用过的瓶瓶罐罐和一次性用品,极其刺目。这些物品,
在生态脆弱的草原上, 根本无法被消化掉, 哪怕埋在地底下, 再经过几代人恐怕也无法腐烂。
在藏民族的游牧传统中, 搬家后只留下奶茶和牛粪, 他们不会给草原环境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可是如今, 人们只为了一顿饭的方便, 却留给草原如此大的负担。
“我们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吗?”
最初, 志愿者们只想做一个教育援助计划, 解决当地孩子上不了学的问题。全面调研后, 通过和扎西多杰、UYO 的讨论,2004 年项目逐渐转化成一个“三位一体”的高原社区援助计划,目标是通过牧场经营为学校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
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并推动学校成为当地文化教育、医疗、经济的中心。项目包含了教育援助、医疗援助、牧场经营、环境保护、本土文化保护, 着实成了一个大项目。最初,
这令团队成员也大为吃惊:“我们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吗?”尤其学校的牧场管理,志愿者们可以说一窍不通, 可是牧场又是项目中最重要的一块内容。
2004
年, 由上海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治多当地的UYO 和莫曲村三方合作的“高原绿洲”项目正式实施。
三年多来, 志愿者像参加接力赛一样, 一点一点地去靠近这个复杂而高远的理想。高原绿洲前后汇聚了150 多名志愿者, 核心志愿者有二三十人, 先后4
次去到项目地。项目负责人何洁为了项目两度辞去工作, 老奚在去项目途中父亲去世未能返回, 老封的爷爷也于旅途中去世。更多志愿者为了这个项目, 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出国机会、和幼小孩子相聚的机会......
同时, 更多的矛盾也在生成: 关于项目做还是不做, 怎么做? 项目的钱是否会让村民形成依赖, 如何在文化上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 医疗项目按照什么模式去操作,
怎样去信任和与合作方合作? 争论和异议弥漫在高原绿洲项目内, 几年中, 项目在争议中开始, 在争吵中进行, 在纷争中结束。
14 条“军规”与数牛羊
“你们做事的方式我们是尝到了!”项目结束前,UYO 秘书长扎西老师意味深长地说。这句话或许可以翻译成: 你们把我们整惨了。
藏族是一个追求自由、散漫、不讲求规章的民族, 那种挥鞭驰骋天地的灵魂岂能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 可是, 高原绿洲却把上海式的制度管理引入当地。一个学校管理制度就有14条, 从校长、老师、学生、牧工、厨工、医生管理,
到教学、学籍、财务、教学用具、档案、安全管理等一应俱全。这对以前不知制度为
但和学校管理相比, 学校牧场的管理要困难得多。《牧工管理制度》中, 对牛羊数字统计台帐、牛羊宰杀制度、牛羊繁殖、牧工奖惩等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每天由值日生统计牛羊头数,在每头牛羊颈背打上学校标志的烙印或红印章,
宰杀牛羊时需有第三者在场并须签字, 牛羊成功交配并受孕后牧工需及时向校方报告...... 这些制度, 都是牧工们“闻所未闻”的。“天性散漫的牧工哪里受到过这种约束,
他宁愿不要你那个工资,也不想受到束缚”, 到项目期末, 牧工几乎不愿意再干, 校长兼村委书记香巴很头疼, 一直在召集村委想办法解决。
项目实施后, 校牧场有了专项资金购买牛羊。可是, 大家都只知道牛羊的大概数目, 到底有多少头, 牧工、老师们都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去数牛羊”,
志愿者奚志浩说,“钱小鸥和许正黄昏时去数牛羊, 那时牛羊回家了。站在山坡上,阳光明晃晃的, 牛羊像河流一样流动, 你拥我挤的, 哪里数得清。”派了好几个人, 数了好几天,
眼睛数花了, 还是数不清,只好毛估估作罢。“藏族就是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做事方式,你要较真, 难!”做过一年项目负责人的老奚对此深有体会。
30 天汇不出去一笔钱
高原绿洲由两个机构(热爱家园和UYO)、三个地方(上海,治多县城, 莫曲村) 操作。上海项目组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和推动, 提供资源, 对外联系, 监督评估等工作,UYO
和村校负责具体实施。由于语言不通, 距离遥远, 文化差异大, 管理难度很大, 最大的就是沟通和财务。除了每年夏季派志愿者去一次项目地外, 项目平时的沟通只能通过电话实现,
遇到暴风雪或其他天灾, 县里唯一的电话线被切断后, 上海和治多就会彻底失去联系。县里没电, 各家各户自己发电。遇到急事要发传真,“对不起, 我们得先发电”,UYO
的索尼总是这样抱歉地说。于是, 在电话里都能听见那边轰隆隆的发电机的吼声,然后, 传真机才开始“刺啦刺啦”地工作。县城里, 有时有网络, 有时没有。上海今天发的电子邮件,
两周后他们才收到也是常事。
最麻烦的是财务。由于项目经费由热爱家园管理, 每一笔钱都只能从热爱家园的帐户打到UYO 的帐户, 这个过程给双方的工作人员带来极大的麻烦。热爱家园的出纳Jeson 深有体会。2006
年底, 最后一笔尾款36000 元想通过UYO 的农业银行账户打过去，可是, 上海的农行怎么都查不到治多分行。后来才知道, 这个分行不再办理电汇业务了。不得已,
只好把这笔钱通过邮政汇到个人帐户上, 再转到机构上。“虽然有你们几个志愿者担保, 但这样操作的风险很大, 说实话。”Jeson 为了这笔36000 元的尾款,
打了几十个电话, 跑了十几次银行,前后花了一个月时间。
收不到钱, 那边的事情没法开展, 扎西在治多的办公室拍桌子的声音, 老奚在电话里也听得到。在当面和志愿者总结工作时, 扎西还为钱和帐的事“声色俱厉”,
何洁委屈得当庭泪下。“这种沟通的成本太大了”。
学生乐队在黄昏演出
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第四次来到新建起来的村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莫曲村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黄昏, 夕阳在西沉, 草原上沐浴着吉祥的红光。志愿者们在做晚饭, 牛粪的青烟袅袅地从烟囱飘摇向青碧的蓝天。隔壁, 喇嘛们的念经声, 从虚掩的门缝飘出来,
为草原的黄昏增加了宁静和肃穆的气氛。忽然, 窗外传来歌舞声和吵闹声。志愿者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 到门口张望。
一群身着艳丽的藏袍和头饰的女孩子、着高统皮靴和藏袍马裤的男孩, 正在志愿者们的屋子前面, 边舞边唱。英俊的高个子男孩土丁次仁抱着红色的吉他, 站在队伍的中央。两个为首的女孩指挥着整个队伍,边唱边跳。女孩子的声音清脆高昂,男孩子则高亢嘹亮。他们不断变换队形,
舞蹈忽疾忽徐, 忽轻柔忽刚烈, 忽奔放忽内敛。志愿者们都看呆了。活佛和喇嘛们纷纷停止念经, 走出来, 站在黄昏的余光中, 观看这场演出。年轻的昂噶活佛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地盯着孩子们看, 他的眼神里, 又热烈又温柔。每一首歌结束, 他欢笑着把糖散发到孩子们手中。糖散完了, 他给孩子们散一元的纸币, 一把一把地给孩子们纸币。
“三年前这些孩子那么害羞, 一见我们就跑, 好像我们是怪物。如今,他们却能为我们表演一整场节目,太不可思议了!”邵感慨道。
保护传统文化是高原绿洲项目最核心的价值观。两年来,项目在村校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 包括藏族传统手工课以及藏族歌舞课, 请村里擅长编织的东永和能歌善舞的东多来做教师。学生们的手工编织和绘画作品被运到上海,经过志愿者钱小鸥、戴易等人的精心制作,
变成了美丽精致的艺术品。其中两幅作品在热爱家园年会上, 拍出了5200 元的高价。收藏此作品的, 是深深热爱藏族文化和藏族人的何洁。
格萨尔王艺人
每次进村校, 都有格萨尔王艺人与志愿者们同行。UYO 副秘书长
化研究的学者, 他专门负责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工作。
2006
年7 月的一个晚上, 十点多了, 学校里忽然人声鼎沸。一打听, 原来艺人查娃开始说唱了。一间学生宿舍, 从地上到双层床上,坐满了人。查娃滔滔不绝说了三个多钟头,
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一样, 一个格楞都不打。
莫曲村校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村民和孩子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格萨尔王艺人。现在, 莫曲村的所有大型活动如赛马会、法会、村民大会、六一儿童节都在村校举行, 格萨尔王艺人也来到学校,
为孩子们讲授《格萨尔王传》。通过这样的民间聚会,通过村民的集体传承,把知识和信仰更深地印刻在孩子们心中。
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保护的UYO 还计划让艺人们不定期地到村里为孩子们讲课, 教孩子们记忆和背诵格萨尔王的故事。村校几个三年级的孩子已经会小段朗诵《格萨尔王》。也许很快地,
在莫曲村校的课程表上, 就会出现“格萨尔王说唱”这样一门课。
两任活佛的期望
在精神层面上, 高原绿洲项目和两任活佛有关。
因为
对志愿者来说, 对藏区风景、藏族人、藏族文化感兴趣是参与项目的最初动机, 与格萨尔王艺人、活佛的交往使志愿者感觉到藏族文化的神奇魅力。何洁认为, 这一点是“志愿者对高原绿洲项目的兴趣能很持久的一个原因”。志愿者郝利琼说,“一旦我们去了解、结交藏族朋友,
和项目地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使我们感到我们和当地人是在一起的, 命运相关, 生命相连, 纵要放手, 也欲罢不能。”
10 万亩牧场
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第一次“游览”了占据几匹山的学校牧场。夕阳余晖中, 牧人们在山间挥鞭呼唤着牛羊, 成群的牛羊簇拥着排队回家, 妇女们忙着招呼牛羊进圈, 一边娴熟地挤着奶。吉普车颠簸着从这个山头开到那个山头,10
万亩牧场何等辽阔!“活佛保佑, 今年无灾无害的, 牛羊长得都好”,牧工喜孜孜地告诉志愿者们。
村校搬家后, 村里划拨了最好的一块草场作为学校牧场,学校可以养更多的牛羊了, 孩子们的伙食也可以稍微改善一些了。不过, 在志愿者们看来, 这块牧场是未来学校的“钱袋子”,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何洁常常强调这句话:“我们总有一天要退出,
我们走了后, 学校怎么办, 怎么维持? 那就得靠牧场。”
在高原绿洲的项目设计中, 牧场是很独特的一块, 在项目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2004 年, 奚志浩、唐虹等志愿者开始制定牧场管理细则, 严格的《牧工定产合同》制定出来了。牧场共雇用了3
户牧民, 在项目初期, 学校共有60 头公牛、30 头母牛和160 只羊。目前, 牧场已有牛130 头, 羊400 多只。
近两年内,牧场已开始产生一部分收入,学校牧场的牛羊、羊毛、奶子、酥油开始少量产出。志愿者们期待, 有一天, 这些收入可以支撑学校更大的开支。
项目吸引了政府的目光
2003
年, 志愿者第一次去治多, 就拜会了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 并谈了他们想做的事。三年多来, 莫曲村校引起了治多县教育局的关注。他们首次默许了像莫曲村校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存在,
开始对治多县所有的村校实行资金扶持, 并派有经验的公办老师陈松过来帮助村校。不仅如此, 县教育局已经把治多所有的民办村校纳入到政府管理范畴。
UYO
会长扎西同时担任着县教育局副局长, 他对14 条学校管理细则评价很高:“现在我们6 个乡的中心小学都没有这样的管理, 甚至治多县也没有。我们认为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
目前莫曲村校各方面在同类学校中都是最好的, 制度出效益了。”扎西还说,“我们准备把这个制度移植到别的学校去”。
更让人高兴的是, 在项目末期, 村校诊所已经被政府确定为新型乡村卫生试点村, 政府将在村校投资修建诊室, 并提供药品和医生培训机会。“这和高原绿洲项目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觉醒了”
第一期项目快结束了, 志愿者们要走。村委会开了一夜的会议, 讨论学校和村子的前途, 干部和村民代表都没睡觉。村委书记兼村校校长香巴首先发言:“高原绿洲做了三年, 若让我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真的提不出。上海的志愿者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 我们心里只有感动。高原绿洲项目让我们也学习到很多。首先, 受项目的影响, 村两委变得非常的团结, 我们决心团结一心做好学校的管理工作; 其次, 我们开会也讨论,‘我们要清醒起来, 不能再沉睡了’, 我们要努力地做好村里的事。这些, 都是高原绿洲项目的副产品, 非常好!”
一名家长代表红了眼睛, 他动情地说;“家长们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 老百姓看到学校这么好, 都很高兴。其次是医疗点, 现在地方小, 药品少, 医生基础比较差, 希望你们能继续扶我们一把。我们会一直等下去, 等到你们的到来!”
文扎也认为,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分草到户之后, 牧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合作的感觉, 高原绿洲项目的实施, 使村民们又坐到一起, 为了共同的事情互相商量, 这无意间起到了联结村民, 让村民来参与村子里的公共事务的机会。今后如果村里要做一些经济方面的事情, 可能要容易得多了。
(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改 变
何洁:可以说, 高原绿洲几乎完完全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前, 我为自己设计的是一条在商业公司的职业道路, 从一个职位做到另一个职位, 但是现在, 我已经完全改变了, 只要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做NGO,以此为我人生的主业。做我喜欢的环保、教育、扶贫等工作,因为, 只有在NGO 工作中, 我才能焕发出更大的能量、智慧和热情。对此, 我已经有很坚定的信念或信仰。
奚志浩: 高原绿洲之后, 我的“良心变好了”。我们做金融的,以前有利可图的事才会做, 现在我常常会做些“无利可图”、没有回报的事, 做了心里还挺高兴。
张国锋:2003 年去青海的那次行程, 那种天地带来的震撼、当地人的坚韧乐观, 尤其是我们这帮人把一个理想变成现实的这个过程, 这种感受一直在我身体里保存下来了, 并且在这些年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内心的力量, 让我有勇气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做合乎自己内心需求的事情。
封曙历: 做完这个项目,自信心增强了, 这么复杂的项目都玩下来了, 没有啥做不了的。同时, 我也认识到, 有些事情我是做不了的,比如医疗项目, 现实就是那样, 你没法按照你设想的去走,要做妥协。我个人也不再那么偏激了。
徐瑛、唐虹、徐琼、邵、郝利琼......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了。
高原绿洲项目的技术难点
如何处理三方合作机制中和第三方UYO 的关系?
高原绿洲项目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于, 它是一个由热爱家园、UYO、莫曲村校三方合作完成的项目。志愿者们的知识、资源、资金以及理念优势与UYO 的本土优势( 对地域的熟悉,
文化优势,政府资源) 结合, 才使项目有了良好的效果。客观地说, 这个项目缺了UYO 或者热爱家园的任何一方, 都做不起来。
“在对项目的理解上, 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希望在每一个小项上都能贯彻这一主张, 不能为做项目而做项目”, 何洁希望这些NGO 观念:比如可持续、环保、节省的观念同时能够影响到UYO
的工作方式, 可是,“有时候很难”。
热爱家园的刘永龙比较悲观:“这种模式的劣势是沟通成本太大, 各方的不足效应叠加, 反而效益很差。过程中我们恰恰时常感受到了劣势, 而不是优势。”
经过三四年的摸索, 何洁认识到，“最重要的是, 大家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 就有合作的基础。其他理念的不同都是正常的,是可以通过沟通的办法来解决的。”
老奚则说:“你可以理解他们, 你就可以跟他们合作。”
志愿者团队的管理问题
高原绿洲项目前后三年的管理全部依靠志愿者完成, 前后有七八十名志愿者参与过项目, 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充满了能人和分歧的团队, 对项目来说至关重要。
高原绿洲项目最早有何洁和奚志浩两任项目负责人, 他们的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简单地说, 一个是典型的民主管理, 一个是专制的“
何洁不同意老奚的观点:“在NGO 你是没有被赋权的。你可以自己拍板, 一个人说了算, 但志愿者也可以转身就走。NGO 工作并不由权力来决定, 一个志愿者项目的凝聚力是通过充分的参与感实现的, 只有志愿者感到他得到认可, 尊重, 感到他的想法被重视,他才可能做下去”。
不过, 或许更重要的是封曙历所说的,“志愿者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了参与式的方法,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也是更质朴的参与式方法, 并且始终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在充满挑战的同时, 这种真正的自主管理使很多志愿者相当有成就感。“但真正的参与式方法最后还是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形成决策的核心, 从而保证效率。但我们这种自发的参与式管理并没有形成一种核心, 所以常常出现决策难的问题。”封曙历说。对于NGO 项目, 这或许是个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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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志
1 死亡
曾令凯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 但她知道他快要死了。
2006
年11 月的一天,31 岁的曾令凯被发现癌细胞从右肺脑转移后, 又转移到了左肺, 遍布整个内脏。他躺在靠窗子的病床上, 痛苦地等待着第9 次化疗。前8 次化疗过后,
头发几乎掉光, 只剩稀疏几根。他下肢瘫痪, 剧痛时常来袭, 白色的被单拽成了条形。汗水片刻就会渗满额头, 他已经无力擦拭。窗子外是重庆阴晴难测的天空。他的妻子坐在一旁。他说,
等病好了以后, 一定要和她生个孩子。
但主治医生告诉病人家属, 这基本上是个奢望。他的生命之灯濒临熄灭, 最多还有半年可活。
实际上, 生命期限比医生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月。
躺在病床上时, 曾怀疑自己是因为常年在药厂车间工作, 吸收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从1999 年8 月19 日, 他的同一个车间, 同一个岗位上的工友韩卫东死于肺癌后,
死就像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 笼罩着药厂车间。至今已有4 名男工友因病而死, 其中3 名已经确诊为肺癌,1 名疑似肺癌。距离最近一个病人的死亡时间, 刚好11 个月。
“为什么同一车间里的人得的都是这个病? 而且毫无征兆。”曾对前来照顾自己的哥哥说。
这些按照时间排列几乎是每年一例的死亡数据, 让所有药厂职工闻之色变。曾猜测, 他和他的同事正是死于此间。他要求回工厂做职业病鉴定。但在跟厂方交涉的过程中, 却发现在中国现行的115
种职业病中, 他的病例找不到依据。工厂发言人也表示,“上述工人之死, 跟药厂毫无关系。”但曾和他的家人一直没有过放弃努力, 他坚持站在媒体面前说,“一定要讨个说法,
为了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这个病太痛苦了,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
在他死后10 天, 卫生部向全国九省的卫生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全国所有KP 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生产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分布状况、检测情况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影响以及现有职工的健康状况。
同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重庆市卫生局对曾令凯所在药厂的调查结果, 就生产KP 的原料氯甲酮等物质的毒理性进行调查研究。
“目前我国只是把一些危害程度较高的工种列入其中, 对于一些觉得致病因素与工作环境有关、但在职业病目录里并未收录的情况, 只能存疑, 或在学术上进行讨论,”重庆市职业
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说,“假如职工想通过诉讼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因为没有法律支持的充足证据, 基本上这条路也走不通, 至少在现阶段难以看到光明的结果。”
曾和他的工友们的死, 或许可以为中国职业病的目录增添内容。但身后事, 他已无从关心。在几乎是与生命做最后赛跑的时间里, 曾令凯并没有等到答案。死亡像座大山,
将疑虑挡在了生命线外。
2 工作
曾令凯的工作是用小铁铲将一堆堆化学原料和酸碱液体缓慢投入反应罐, 在形成升温反应同时, 他要时刻盯住这些粗笨杂乱的瓶瓶罐罐,保持高度注意力,以防它们出现剧烈反应。以至于两天一个反应周期过后, 它们可以生成氯甲酮液体,
倒入下一个反应罐。这样, 每个月他可以挣到一千块钱左右。
在KP
车间里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 轻轻地、呵护婴儿般倒入反应罐。如果操作不当, 用力过粗, 或者原料增减
无序, 都会引发剧烈反应。化学液体从沸腾的罐子里溢出来,烟雾腾空, 弥漫了整个车间。这时候, 烟雾里飘荡着辛辣刺鼻分子,“味道大得遭不住, 活性炭的防毒面具失去了作用,
贴到脸上火辣辣的”。
全体工人必须快步跑出车间, 等烟雾散尽后才能重新回到岗位上。此外, 反应过快和原料没有烘干, 也会导致这些意外的发生。在事故难测的车间里, 氯甲酮液体在反应罐里又呆上两天后,
蒸馏出了苄酮, 最终将制成解热镇痛药物运送到国内外的药店里去。
不过曾不会考虑这些, 在这气味难闻、烟雾笼罩的48 小时的工作中, 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 曾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 厚厚的工作服从头到脚都是灰尘,
疲惫不堪。当他脱下这身沉重的衣服时, 则会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们”。那些腐蚀性极强的液体渗透过帆布手套, 在他焦黄的手掌上留下灼伤的印记。
从18
岁到31 岁, 曾都在KP 车间里拼命苦干, 没有休息过一个年假。重庆市日益高涨的消费水平和地产房价, 使得他仍然处于温饱一线。他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 不敢有任何生活外的花销。甚至婚姻,
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3 年前,28 岁的他和同村的姑娘结婚, 并把妻子也带到了药厂做临时工。
“他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的哥哥曾令才说。这是在19 年前, 父亲在决定由两个儿子中的谁来顶替自己进厂当工人附加的条件。最终, 小儿子入选。在一年前, 他终于当上了班长。但比以前更忙了,“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从车间里回来, 如果有电话来了, 随叫随到, 哪怕是半夜,” 妻子王小平说。
“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 除了上班, 其余时间里就是待在家看电视, 他每天都去楼下的公园打太极拳, 身体一直很好。”他以为一切都会很美好。
在去厂职工医院照X 光时, 发现右肺上方有一团状阴影,医生建议外诊; 5 月12 日, 在解放军医院西南医院做纤支镜检查, 确诊右上小细胞肺癌; 之后一共做过6
次化疗, 一直在吃中药治疗。2006 年9 月2 日, 发现小细胞肺癌脑转移;10 月
12
日, 转移到左肺;
医生诊断,他的肺癌已经是晚期,只有半年的时间活命了。在这期间内, 医院所做的也只是药物维持, 而非病理治疗。
虽然没有得到确切告知, 病人似乎隐约感到了不祥。他对
哥哥说,“这次, 我可能真的不行了。”
3 工友
在重庆市洛碛镇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 曾令凯的老同事韩卫东的遗像反挂在墙头, 他59 岁的老母亲毛国芳从面前走过, 不敢正视照片里那张年轻的脸。
韩卫东是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KP 车间, 死于肺癌的第一人。死之时, 才28 岁。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具体日期已经淡忘了。毛国芳回忆说,在进厂8 年后,1998 年, 韩卫东开始咳嗽,“最初以为是感冒,总不见好, 而且越咳越厉害, 有时还会咳出血来。”韩最初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这个错误的诊断一直维持到他死前几个月,
才被“确诊为肺癌, 一经发现, 已经是到晚期了。”
“他问我,‘妈妈, 我是早期嘛, 还是晚期?’我没法回答他,只是说, 儿呀, 不管早期晚期, 你都要正确对待。他痛的时候,用力抓紧木床两边, 两只脚在床板上乱蹬,
咯噔咯噔的, 病床摇得快要散架, 他掏心裂肺一样叫着, 打一针镇痛剂都不行,要两针。”
在1999
年8 月, 韩开始安静下来, 他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经过一年的病痛折磨后, 这个28 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孩,他头发掉光了, 虚弱得连说话都在喘气, 他对母亲无比依赖。他的三个哥哥也在药厂里上班。在他发病前一年,
他的父亲——一位连队指导员转业的老军人死于病患。他的新婚妻子, 瞒着他把肚子里怀孕三个月的孩子打掉了。他为此非常愤怒, 高声厉喊要跟她离婚。
毛国芳劝他说,“儿呀, 你自己都快要死了, 还找她离什么婚啊。”这样一想,眼泪又流出来了, 毛国芳赶紧把它们擦掉。
韩卫东去世的具体时间是在1999 年8 月19 日, 离他29岁生日还差4 个月。
他是个人缘很好的人。至今, 曾令凯的妻子王小平仍能回忆起丈夫向她介绍这个苦命朋友的情景,“他们都喊他韩四,他人很聪明, 又老实, 很会下围棋。”
为此, 他还成为同事李忠伟儿子的干爹。当他的死作为一个正常死亡的病例, 慢慢被人遗忘后。仅仅过了一年, 李忠伟也死于肺癌。
“最初是在2000 年2、3 月份发现身体不适, 咳嗽, 一直以为是感冒, 后来咳到后背前胸都痛, 痰里带血丝, 一检查,说已经是肺癌晚期。去世的时候也已经是卧床不起,
大小便失禁, 纯粹瘫了, 肌肉萎缩, 坐不起来,”李的妻子郭昌贤说。
此时, 第三例肺癌患者刘书华也被医院确诊出来,KP 车间是“致癌车间”的说法至此传开。在治疗了一年多后,39 岁的刘书华于2004 年2 月去世。曾令凯知道,
自己的生命将跟这些昔日伙伴们一样, 会在某天突然掐断。“都是挣扎了一年多, 然后一个个死去。”
2005
年12 月, 被确诊为肺癌时, 他咳嗽的频率明显比以前增多, 而且引发全身肌肉疼痛。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同样也在剧烈咳嗽的工友闵绪海说,“你也去检查吧, 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
但被闵拒绝了。闵是个胖胖的相貌憨态的男子,至今单身,在他34 岁这一年中,“一直用手捂着嘴大声咳嗽, 连续不断地吃药。”他在刘书华家里看别人打麻将时,“咳得就要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闵绪海曾经流露过,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不敢去医院检查, 他害怕这一切得到证实。
4 疑窦
“我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死”, 曾令凯穿着蓝色条纹的病号服侧躺在床上, 示意哥哥帮他翻过身子, 他声音轻微柔和,伴随着不时的咳嗽,“我还年轻。我有一个妻子,还想生个孩子,还有父母要赡养。但我要的只是一个说法。”
曾令凯说,“都是年轻力壮的, 最小的才29 岁, 最大的39 岁。为什么别的车间别的岗位没有这么多? 为什么得的都是这个病?”在他生病之后, 这些问题取代了工作时候的专注,满满地塞在脑海里。
这期间, 药厂陆续把正式工员工调出了KP 车间, 从社会上招收了一些协议工补充到这个岗位上。“这个数量大概占了一半之多,”车间一名班长说。
“老工人都晓得那个岗位危险不愿意去, 但协议工就不是人吗?”曾令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病房里, 所有人都知道他最多只有半年存活的生命, 唯独他自己不知道。哥哥曾令才在东莞打工, 国庆节当天, 他赶到重庆来照顾弟弟。这番话让他很难受,
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弟弟讨回公道。之前,2005 年9 月, 当曾令凯萌生这个想法时,却被厂里的财务熄灭了。
他打电话给哥哥说,“如果要做职业病鉴定, 厂里将停止支付医药费。”
他当时打印出来的清单显示, 每天的治疗费用大约都在一千元左右。哥哥劝他说,“还是治病要紧, 只要给医疗费咱也就算了。”
但这次, 他终于横下心来,“就算不给医疗费, 我也要讨个公道。我死了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得这个病太痛苦了!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
“当时只是怀疑, 都是那个岗位, 都是在那个医院做的手术, 医院也觉得是职业病。”在工人刘书华死后, 他的妻子刘桂英也曾去申请职业病鉴定, 厂里也同意,
但当时她只有一个
人,
又要找厂里填表, 很麻烦, 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 最后放弃了。
在西南医院周围的一家茶楼里,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曾令才对面, 他一挥大手, 打断对方的话说,“你不要跟我说赔偿, 这病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令才说,“我弟弟是不是职业病, 去鉴定就可以知道。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厂里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做过职业病鉴定, 要说职业病,我在厂里工作这么多年, 鼻子都烂掉了, 这算不算啊?”唐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随后,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否认了“以不支付医疗费为要挟职工放弃做职业病鉴定的说法。”
他说,“目前, 我国公布的职业病一共有115 种, 我们公司的生产没有会导致肺癌的原料。现在导致肺癌的情况一共三种, 一是砷, 二是氯甲醚,
还有铬酸盐, 我们都没有。因此从职业病的角度来看不存在这个因素。”
在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办公室, 曾令才寻求职业病鉴定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王永义认为,“所做鉴定的职业病必须是国家法定职业病目录里面涉及的种类, 比如职业性肿瘤中只有8
种列入名单, 而涉及肺癌的为5 种, 分别是氯甲醚所致肺癌、砷所致肺癌、焦炉工人肺癌、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 此外, 甲醛、盐酸及水蒸气共存时产生的氯甲醚导致的肺癌也算职业病。如果单位没有使用上述致肺癌的物质,
根本就不能提起职业病诊断。”
“这些人都是无病无灾的, 身体都好, 怎么会无缘无故得肺癌死掉呢? 怎么会跟药厂工作环境无关?”曾令才说。
5 调查
曾所在的药厂始建于1965 年, 原名西南合成制药厂。2003 年7 月北大方正成功控股西南合成, 公司更名为“重庆西南合成制药( 集团) 有限公司”。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出口基地及新兴的制剂工厂,
以生产维生素、抗生素、抗菌素、解热镇痛药、胃肠道药等八大类二十余种大宗原料药为主。目前有渝北区洛碛镇、江北区寸滩、南岸区弹子石三个制药分厂。
西南合成制药厂源于国家三线建设。60 年代初, 从东北、上海、山西各省药厂抽调出来的职工, 奔赴重庆洛碛镇, 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设成全副盛名的“化工小镇”。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始终保持了“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情结。至今,在败落的洛碛镇, 仍可以找到当年鼎盛时的“小香港”的痕迹。
1996
年, 药厂效益开始滑坡,2000 多名职工搬迁到位于寸滩的总厂后, 药厂元气大伤。但至今仍有4000 多职工家属住在镇上。KP 车间正是在此时搬至寸滩。后来死于肺癌的工人,都曾在洛碛镇车间和寸滩新车间待过。
“也许那时候就已经感染了,” 李忠伟的妻子郭昌贤说。那时, 她在KP 车间二组, 夫妻俩隔着一个操作台, 可以望到对方的身影。出现故障时, 几乎是同时拔腿逃离车间。
一位药厂车间维修工证实,“当年在洛碛镇的KP 车间,设备更加简陋, 化学原料泄漏, 管道堵塞故障时有发生。一出问题, 车间里顿时烟雾笼罩, 辣得没头没脑。”
他们也承认, 搬到寸滩后, 以及被北大方正收购后, 药厂环境有所改善, 但酸碱性液体仍然会迅速腐蚀管道器具, 造成气体泄漏危害。
郭昌贤说,“厂里的体检制度、规章制度还是很健全的,
但没怎么执行过。原来在洛碛老厂, 还有疗养, 现在‘连最基
础的保健都没有’。”
这些, 都没有被纳入后来卫生部门的调查当中,“他们根本没找过我们了解情况,”死者家属说。
2006
年11 月下旬, 在媒体报道曾令凯和他的工友们连续死亡事件后, 重庆市卫生局和劳动局对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 车间进行了调查, 至今没有公布结论。
重庆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吴颖说,“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不负责对媒体公布, 主管领导正在开会, 不方便联络。”
药厂发言人表示,KP 车间目前正在检修, 公司一直致力于给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并非亡羊补牢。公司对环保投入相当大, 光污水就花了 8 千万处理,
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但死者家属开始质疑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 是造成肺癌的元凶。多聚甲醛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基于受热时放出的甲醛, 甲醛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体, 是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对人体的健康影响表现在刺激眼睛和呼吸道,
造成肺、肝、免疫功能异常。国外报道, 浓度为0.12mg/m3 的甲醛, 使儿童易发生气喘。在1995 年, 甲醛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确定为可疑致癌物。
苯为无色透明、有芳香味、易挥发的有毒液体, 是煤焦油蒸馏或石油裂化的产物, 常温下即可挥发，形成苯蒸气, 温度愈高, 挥发量愈大。职业活动中, 苯主要以蒸气形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短时间吸入高浓度苯蒸气和长期吸入低浓度苯蒸气均可引起作业工人身体损害。
氯仿有麻醉作用, 在以前作为麻醉剂使用。但是由于其对心脏和肝脏有较大的毒性, 已不作为麻醉剂使用。
动物实验发现, 氯仿有高胚胎毒性和轻度致畸性, 可诱导小白鼠发生肝癌, 但目前尚无人体致癌的研究资料。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和美国把氯仿列为对人的可疑致癌物。
虽然在中国目前的职业病目录中, 导致肺癌的化学原料,并不包括这些。但在KP 车间里, 工人时常接触上述原料。KP( 酮基布洛酚) 是广泛使用的新一代解热镇痛药物, 国内生产企业众多。曾令凯和他的工友的死亡事件,
引起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2006 年12 月7 日。国家卫生部发出《对酮基布洛酚(KP) 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卫生局进一步了解国内生产酮基布洛酚(KP)
同类企业职工的健康状况, 查明职工健康损害与劳动环境危害的关系, 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
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发言人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接到口头通知, 卫生部有关专家将于2007 年1 月前后进入药厂调查。
6 后事
所有这些, 曾令凯都不可能知道。但死亡来临, 还是有所征兆。2006 年
之前他也说,“等病好了以后,我回到农村老家,自己种地,播上种子, 种上蔬菜, 自力更生, 农村的环境和食品是没有毒害污染的, 还可以照顾父母, 以尽孝心。”
那时候, 曾令才不断安慰他,“你没事的, 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之前病人说话的语气平和, 像是在讲述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这次, 他的语气坚决不容辩驳。曾令才知道, 一定会出事。果然, 三天之后,“弟弟死了, 眼睛睁着, 直直地盯着我,
嘴巴张开, 想要告诉我什么, 但什么也没说。”
最后, 曾令凯被装在一方小小的盒子里, 回家了。他死的时候, 他的妻子, 隔着玻璃门望着他。她还年轻, 才25 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办理丧事中的曾令才又和药厂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了一起。曾提出弟弟死了, 要赔偿30 万。这个数额, 是他找到一个维权律师按照正常的职业病赔偿计算出来的。
意料之中, 被唐华拒绝了,“只能出2 万,”他说。
曾令才愤怒地和他吵了起来。
“5
万,”唐华加码说。
最后双方在10 万的底线上达到了各自的平衡, 药厂并且答应将曾令凯的妻子, 由清扫卫生的协议工转为车间正式工。唐华强调说,“这个10 万不是赔偿金,
而是药厂出于人道给受难职工的帮助。”
“你不能跟其他人讲厂里给了10 万块钱,”这是药厂的要求。在曾令凯之前的数位死者家属也在关注着这件事, 如果他们找上门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药厂一次性付给曾10 万元“援助费”。曾令才将弟弟的血汗钱一分为二, 分别给了父母和新寡的弟媳, 然后又回到广州打工。弟媳也开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学着适应。一段时间里,双方都认为,“事情已经平息,”药厂发言人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但远在洛碛的毛国芳还是听到了风声,“他们说曾令才处理好弟弟的事情就走了, 真是没义气, 只顾自己。”最后, 这些事情她亲自从曾令才口中得到证实。“他们把关于赔偿了多少钱的消息,
封锁得很紧, 连曾经是韩四生前的朋友都说了谎,”老太太埋怨说,“你怎么能让你弟媳又进到那里呢? 药厂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韩卫东死的时候, 药厂给了2000 元安葬费和一次性半年工资补助4000 元。其他死于肺癌的职工也是大致如此。如今,这些遗孀们都纷纷改嫁, 另组家庭。李忠伟的儿子和刘书华的女儿也分别有13
岁和14 岁, 他们对父亲的死亡, 甚是陌生。
只有闵绪海的父亲,50多岁的老人闵帮贵越发陷入孤僻中。闵绪海是他的独子, 死的时候仍没结婚。老人不与人接触, 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屋子里, 或者出去趴在工厂的围墙上眯着眼睛
想事情。他甚至不愿提起那段往事, 他说,“死了就死了, 有什么好说的。”
10
万元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希望。郭昌贤说,“一直想找药厂问个究竟,我丈夫的死是不是职业病?他不能白死啊,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到现在, 他们在等待卫生部的最终结果。而曾令才则把所做的事归结为了替弟弟偿还遗愿。他记起弟弟跟他说过,“我死了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他说,“从1999
年的韩卫东, 到2006 年岁末的曾令凯,都在等待。”
7 处罚
曾令才似乎看到了曙光。2007 年1 月25 日至26 日, 卫生部派人对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督办,要求重庆市卫生局依法依职责履行查处职责, 进一步做好监督取证工作, 查处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有关处理情况要向相关部门通报。
随后, 重庆市卫生局对西南合成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立案调查。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重庆市卫生局依法对西南合成予以罚款15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 鉴于西南合成KP 车间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和硫化氢、三氯甲烷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等严重问题, 重庆市卫生局已提请重庆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该公司KP 车间。
对于卫生部的通报, 西南合成表示, 目前公司已按要求履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并已对KP 车间进行停产整顿处理, 在职业病危害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前将保持停产状态。
令人们感到意外的是, 西南合成3 月12 日发布遭卫生部处罚这一重大利空消息后, 公司股价不跌反涨: 当日盘中一度涨停, 最终以平盘报收; 次日则收于涨停。从3 月1 日到3 月
13 日, 短短9 个交易日, 西南合成股价累计上涨了68.87%。
西南合成董事长戴泽宇认为, 卫生部之所以处罚他们, 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职业病防护职责, 而职工是不是因为工作环境而患肺癌死亡,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论证。
一份《关于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可能被媒体问及的问题》中, 关于病因部分, 详细列出:“4 名职工均死于肺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卫生部下达的文件精神, 均未
指出四名患肺癌职工死亡与劳动环境危害有直接关系。”
“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虽然法律上对职业病鉴定有明确的程序规定, 但是重庆仅有的两家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以及卫生主管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时至今日, 曾令凯们仍死于不明肺癌。
(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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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国庆
一九七Ｏ年初,我下乡到内蒙兵团2师20团。20团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全年从土地溶化到土地结冻,可以施工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当时团以及各个连队领导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从四月份起,“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平整土地大会战”接踵而至。战士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都有一些知青,他们把城市里的流氓作风带到了兵团。他们不遵守纪律,偷懒耍滑,结伙斗殴,严重影响了全团的秩序和生产建设。
记忆中是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那天屋外边格外安静,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被通讯员叫到连部。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的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要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团党委亲自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这就是考验你的时机。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老是管歪风邪气的“邪”字念“牙”),
十分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破坏连队建设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竟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
说完给了我一根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崭新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提搂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切坯”盖起的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班长,三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个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提搂一根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见人已到齐,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门外一摆手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男生。年龄和我们一样,十七八岁。
一排长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承认不承认?”刘胜利说:“毛主席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一班长说:“可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这就是反对毛主席!”
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刘胜利说:“这么大的兵团我破坏得了吗?”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四十八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称过,只有四十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一班长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
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这是哪的话?”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
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自个儿积极直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噜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玩儿闹”,满口都是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见状都楞住了。刘胜利却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铁签子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着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他,为什么要抢在别人前第一个打他。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私仇,甚至说还是不错的朋友。他是很落后,甚至是个纯粹的“玩儿闹”、流氓。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我不知道。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的立场,为入团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有的,逃脱不掉!
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也抬不起胳膊为止。
刘胜利确实是贱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
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瞄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下。木棍应声折成两节。他抡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里的半截又折成两节。手里的木棍只有一尺来长,不能再用,他丢在地上,捡起地上折断的半截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节。
这一下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想起那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立即求饶:“哎呀妈呀!”“我服了!”“饶了我吧!”
一班长,三班长,四班长和那些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听见求饶,反而更加气愤，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倒在地上缩成一团的刘胜利一顿暴打。
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崇高。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所有的铁锹把都断成一尺长一截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于是就有人到隔壁伙房拿来擀面杖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再一会,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像落在麻包上,只有“噗噗”的声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像一条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又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滩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然后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压:40/20,心跳:23/秒,体温:42,全身95%皮肤受伤及皮下积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头皮撕裂......
当晚打了强心剂,防破伤风针。第二天刘胜利头肿得铁桶大小。接下来,“两个教育运动”在连里铺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被打的男生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康英华的头发几乎被揪光,只稀落落地剩下几绺,一片黑一片白的,让人们辨认她是个女人。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起不来,干活老拖班里的后腿儿。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被揪到女排,这是“姑奶奶教育运动”的特点:利用年轻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丢脸的弱点,特意让女生教育他。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
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头上、脸上都是血。
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也抬不起胳膊为止。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政委在“两刘胜利确实是贼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个运动”开始之后的动员大会上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法宝。”
此后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入了团。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记得是历史系。正常情况下他们(包括指导员和政委),应该都还健在,想必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吧?如果天良尚在,应对这些事有所忏悔吧?
康英华被打之后不久回天津探亲,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曾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跟我家是邻居。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经常不穿衣服就跑到街头,哭着,喊着:“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后来,为了逃避再回到兵团,嫁给了郊区农民。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
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刑入狱。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
对不起,当年,我曾经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难以排除我是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但现在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为了“要求进步”,为了将来选送大学,尽早离开那个地方。这些是难以逃脱掉的!
但是这些私欲都被正义、崇高的理由包装起来,使自己的虐待欲得到发泄找到理由。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也许对你后来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我能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甚至就连说“对不起”,也是出于自私:为了减轻一点负罪感。
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补记:2002年,于永胜在青岛醉死街头。享年大约五十二岁。2005年,刘胜利病逝。享年五十二岁。我不知道他们早逝跟当年挨打有无什么必然联系。)
任国庆天津卫国道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内蒙兵团，1975年转到河北省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大学，1982年-1985年教中学，1985年-1993年在天津外语学院教学。现在在美国做计算机工作。
文/曾金燕
贫民窟一般指的是一个聚居场所,它的定义有各种争议,根据联合国专家组建议的“操作型定义”,贫民窟具有以下特征:
1. 安全用水不足;
2. 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不足;
3. 住房建筑质量差;
4. 过度拥挤;
5. 无保障的居住权。
换句话通俗地说,一片居民区,如果房屋条件差,脏乱拥挤,居民的住房权随时有可能被侵犯或剥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贫民窟”。
2006年10月和11月,我分别访问了泰国曼谷与印度孟买的贫民窟。曼谷Klongtoei Port(意为“居住在铁路旁的社区”) 和附近的贫民社区,被挡在高大美丽的广告牌下,外人从曼谷繁华的街道上经过时,并不能看到背后的贫困人群。KP社区沿着一段货运铁路线建立起来,大概有500多个家庭。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移动人口,他们强制占有了土地(泰国的土地是私有制,可以买卖)并建起了简易居所,并渐渐地维修加固,有些人已经在此居住60多年。至今大部分人愿意支付土地使用租金给政府,但是政府不收租金想把他们赶走,因此他们自发组织管理社区并与政府和社区工人所在的工厂谈判抗衡。历届政府多次驱赶该社区的居民试图收回土地,却最终失败。目前社区里有一个家庭主妇组织,还有社区委员会。家庭主妇组织非常活跃,他们和曼谷的其他50个贫民窟以及7个区域性贫民窟工作网保持了积极的联系。
Ba 是一位戴眼镜身穿黄色T恤的老年妇女,在社区居住了60多年,很有威信。她去印度贫民窟访问回来后,成功动员大家出资建立社区的储蓄基金,为紧急需要资金的老年人和社区居民提供小额借款。Ba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政府在她所拥有的土地上建高速公路,她认为这是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好事,捐出了自己的土地且没有向政府要求更多。政府向Ba颁发了一张纸,上面写着Ba是一个好公民。带着这张纸Ba来到城市却得不到任何政府的帮助。她和其他来到城市的农村移民在一块政府所有的土地上建起居所,依靠打工生活。渐渐的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社区。
进入社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贫民窟。尽管有一些居所根本谈不上是房屋,但也有房子建得不错;尽管空间狭小拥挤,但家家户户都把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保持进屋脱鞋的传统习惯。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摆放着花盆,一些花儿正开得鲜艳。小区通水电,有公共活动室、广播、小诊所和托儿所。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只需支付极其少量的伙食费。小学和中学的孩子进公立学校念书,只需支付少量的杂费;如果生病,可在公立医院接受便宜的治疗;如果完全失业,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完全免费就医。社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多忙着干活。社区的广播经常播放一些公共信息,让我想起中国的公社。
难道我访问的不是一个贫民窟吗?和曼谷居住在宽敞明大的广告牌围着公路不让行人发现背后的贫民。但是泰国政府“不敢”像中国那些地方政府那样一夜推平拆迁区。有趣的是,尽管贫民们是非法占有政府的土地,仍然能够持续获得政府和社会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抵抗危机和风险。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们自发组织管理,每个成员在社区享有平等的公民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持有10年以上房屋所有权的贫民窟居民才有权参加曼谷的选举或被选举。社区委员会的委员变动,他们也一并通知当地的政府管理机构。Nu说目前最大的危机和不安全感来自于土地的使用,他们不知道政府最后将会如何处理这块土地,因此一部分人重建了房屋,另一部分人犹豫着要不要对房屋进行建设投资。
来自中国的学员对访问的贫民窟惊叹不已:这不就是中国的城乡结合部吗!这个贫民窟的管理和运作,是远远强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啊!我身边真正的贫民窟是北京南站附近的立交桥下和火车站附近的墙根和空地,那里一年被扫荡几十次,有时候一夜两次。无处可去的人被粗暴地打骂、暂时关押、遣送,更有甚者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院。Nu说KP社区在曼谷是普通的贫民窟,但比泰国南方的贫民窟要好得多。依据宪法,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在泰国,穷人们自发组织管理,挣扎着过更好的生活。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旦贫穷,没有改善的机会,被欺压,永远相对更贫穷。
抵达孟买的第一个星期,我在震惊中忍受痛苦的煎熬。我们住在邻近机场的一个狭小但干净整洁的旅馆,附近是据称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每天行走在街头,看着四周低矮破旧拥挤的贫民窟建筑,或者街头破布和棍子搭建的临时居所,以及一无所有躺在街头睡觉的大批女人、老人和孩子,我觉得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是一种罪恶。某天外出在离旅馆不远的街头拐弯处有条水沟,看见一个母亲用棍子支起两块布作为遮挡,为她几个孩子清洗身体。几乎每天外出都能遇到乞讨的孩子敲打汽车窗户,某天我们在车里把饮用水给了一个年幼乞讨的女孩,结果来了更多的孩子,要走了剩下的水和所有带着的少量食物,孩子们包围了车想要更多。尽管印度本地人Ashish一再警告我们不要给街头乞讨的人任何东西,因为一旦给了一个,就会有一群围着你。可是当我回头看那群街头孩子小心翼翼地轮流喝我们给的饮用水并露出愉快的笑容时,一点点的欣慰、更多的痛苦和负罪感涌上心头。我明白就算把所有的东西给乞讨者,也不能解决问题,可是那么多人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我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做更多。
看着街头孩子们喝水的瞬间,我感觉到圣雄甘地,觉得自己以前不能理解的一些“极端”的禁欲观突然开朗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一个普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也不会在一大群的同胞缺衣少食时,自己却享受刺激感官的美味和衣着,从而大量地占有、消耗自然和社会资源。更何况忧国忧民、爱人如己的甘地呢!
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孟买有6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的居民中,大概有20%的人居住在稳固但条件差的建筑内,包含1947-1960年之间政府建立的房屋;20%-25%的人居住在临时建筑的房屋内;还有55%-60%的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更不稳固的、条件更差的居所内,没有水电和公共厕所。但是许多研究机构认为,目前将近70%的孟买人居住在贫民窟,因为政府没有把街边居住的大约100万的人口计算在内。
随着孟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人从乡村和小城镇涌到大城市。1981年以后,进入孟买的农村人口减少了,贫民窟人口增长主要是市区和贫民窟内部的人口增长。由于缺乏良好的、具有远见的市政规划,缺乏基本的供水、供电、排污和绿化设施;由于许多移居者收入低,无力建设更好的住房;由于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产权、居住权或建设权,即使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贫民窟居民,也不愿意花钱投资在居住条件改善方面;再加上由于数量众多的庞大的贫民窟,政府无力补偿居民进行房屋重建;导致城市许多居民区变得越来越拥挤,不适合人类居住。贫民窟的居民,不同程度上面临随时被政府拆迁、无清洁水源和合理排污措施带来的健康威胁、居民失业、家庭低收入导致儿童大量失学、无足够食物营养不良等问题。
小学老师X英语好,我们交流很方便,X邀请我们到她家小坐。X有气质显得漂亮,40岁左右的模样,她的儿子和丈夫都去世了,她与一个在技术学校念商业专业的女儿相依为命。X的家很小但是很干净,室内包括楼梯所占的空间大概
.走到Pipeline社区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供应孟买全市水源的大水管旁,人们用硬纸、塑料、布、棍子支起“家”。“家”低矮,非常小,刚好够家人平躺下。“家”里空空如也,最好的情况是拥有锅、勺、碗和一些衣服。没有电,通过偷偷地凿市政输水管一个细小的出水口获得水源,几个男孩在臭水湖里玩。一个母亲抱着幼小的婴儿在门口看着我们,皮包骨的小婴儿也看着我。这个脆弱小生命游离的眼神却击痛我,我心中默念特丽莎修女的名字,获得勇气和信心走完接下来的路程。离开Pipeline时,看见一个青壮年男子在大水管的阴凉处躺着,背对着我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似乎正在睡觉。印度正午强烈的阳光照着大地,我却感到沁骨的悲凉。年轻人,孩子们,老人们,我们不要放弃希望!我时刻鞭策自己,过更简朴的生活,更加努力地为社会服务,因为还有这么多和我们一样有尊严的人,却在忍受饥饿、干渴和居无定所。
现在印度政府急切地宣称要把孟买建立成中国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我暗问要奋斗多少年?除了历史基础,上海地处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周边城市和工业区的发展为上海的繁荣提供了支持;土地公有和强制拆迁为上海建立摩天大厦提供了便利;国家政权对上海的重视为上海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而孟买首先要解决占人口总数70%左右的贫民窟问题,民主政治在这些问题上成了弱势者的保护伞,强制拆迁或血腥驱赶在印度行不通。在印度人眼中,任何一个政府导致的死人事件都是“大事”,而公开自由的媒体报道又能为受害平民提供支持。土著人Hement说政府执政党没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有的只是每5年一次的选举机会。孟买是无法复制上海的。除非孟买所有的人民得到适宜的就业机会和住房安置,人民能得到发展的好处而无需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孟买无法一蹴而就成为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一切只能慢慢来。
文/邬烈兴
泰国有着许多的世界第一。在曼谷,我见识了世界第一也是迄今唯一的主题餐厅“安全套”餐厅。
安全套蛋糕由数百只安全套做成
座落在曼谷的商业闹市区,这家叫做“Cabbages andCondoms”的餐厅门面不大,里面却是别有天地,分别有室外的花园区、室内有空调的区域,还有一个酒吧区。但是最特别的,不仅是这个餐厅奇怪的名字:“大白菜与安全套”,还有餐厅里所有与安全套有关的一切:墙上的装饰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安全套,不同的材料、颜色、形状、口味,只要你能够想象出来的,甚至你不能想象的都有;安全套边上的墙面,还摆满了各种闪闪发亮的输精管手术用具;菜单上所有的菜名也都和性以及安全套有关,餐前小点被叫做“前戏”; 一道叫做“安全套沙拉”的招牌菜其实是上海炒面配各种泰国草料;在饭后当客人买完账单后,取代一般餐厅会给客人的饭后口香糖,每位客人都会得到一只免费的安全套;在餐厅的门口,还有免费的安全套可以随便自由索取;最妙的是,餐厅里设有“输精管切除手术吧台”,只要在隔壁的输精管切除诊所做了手术的男士,都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一杯免费的饮料。
这家餐厅的创始人是今年66岁的Mechai
Viravaidya,他是泰国的前任国家公共卫生部长,在他主持泰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期间,了解到泰国的计划生育形势之严峻,于是他在1974年创建了一个非盈利性质的组织“Population and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简称PDA,“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联合会”)。这个非政府机构主要致力于计划生育和安全性行为的全国推广。
第一家“安全套”餐厅是1987年在曼谷创建的,就开在PDA曼谷总部的隔壁。除了通过以主题餐厅的形式向顾客宣传安全性行为之外,所有的利润都用于PDA的项目运作。在为PDA筹款的工作中,Mechai迅速地意识到,基金会和私人不会永远为PDA越来越多的项目买单,如果要让PDA可持续地存在发展下去,必须想法自力更生:“在现今这个消费时代,大部分的钱都在消费者的口袋里。”Mechai这样认为:“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可以赚到消费者的钱,然后用之于社会公益。”在餐厅的名字里之所以还有“大白菜”,是因为大白菜是泰国随处可见的蔬菜,便宜又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MechaiViravaidya 希望安全套在泰国就像大白菜一样,便宜又流行而被大量使用。
Mechai这样形容餐厅的幽默风格:“我希望能够消除以前计划生育和安全性行为宣传给人带来的严肃和沉重印象,而代之以干净有趣的形象。我希望人们接受避孕套就象他们接受肥皂和牙刷一样轻松自在。有时候我震撼人们,有时候我让他们欢笑。最重要的,是让人们能够开始思考并且作出反应。” 这种将严肃的安全性行为教育以有趣快乐幽默的方式推广的形式,很快就被泰国人以及到泰国旅游的外国游客所接受。目前,“大白菜与安全套”的第一家总店,在每年11月到2月的旅游旺季,每晚都有四五百的客流量,其中90%是到曼谷旅游的国内外游客。
而著名的背包客圣经《Lonely Planet》也把“大白菜和安全套”列入向游客重点推荐的餐厅之一,各种泰国和国际媒体包括各种语言的网站,20多年就没有停止过谈论和介绍这家餐厅。Mechai
Viravaidya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在牛身上宣传安全套
现在,“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早已经走出首都曼谷,在全泰国不同的地方一共有11家连锁店,甚至走出国门,在日本也开了分店。新加坡和美国的分店也正在进行中。MechaiViravaidya 的理想是要将“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开遍全世界。一共12家的“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每年都要免费派送660万只安全套,每天的平均免费派送数目是1500只,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伴随着这个商业模式的成功,泰国的生育率也从没有PDA和安全套餐厅时候的3.2%,12年以后降到了1.1%,以前泰国平均每对夫妇生育7个孩子,现在则降到了2个。
目前PDA有多达三十多个项目在运作。主要的项目包括付钱给泰国的农民让他们在自己的水牛身上画上预防艾滋病和使用安全套以及计划生育的宣传画、派出多达12000个志愿工作者到16000个边远的泰国村庄去宣传安全性行为和派送安全套、派出众多的有安全性行为宣传画的巡逻面包车到各个工厂和学校区宣传等等。
而这众多的项目总投入的70%来自包括“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在内的一系列赢利经营。
由于在Mechai Viravaidya领导下的PDA各个项目的努力,包括分布在全泰国的11家“大白菜与安全套”餐厅的影响,泰国的男性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明显增加,泰国的艾滋病发病率从1991年的140000例,减少到了2003年的21000例,整整下降了高达75%,这不能不说是光荣的安全套的胜利。
也有一些对这种宣传形式的批评,认为“安全套餐厅”这种大张旗鼓地宣传安全套使用的方法,间接鼓励了泰国年轻人婚前性行为,“
文/杨家宁
是奥斯卡影帝? 是赛车协会全美冠军? 是社会企业家, 全部利润都捐给慈善团体? 都是! ——寥寥数语是对保罗·纽曼的深刻刻画
“是时候放弃了”
在大陆,公众对保罗·纽曼的了解可能局限于他是美国影坛上少见的常青树。保罗·纽曼以其健美的体魄、古典型的相貌被标以马龙·白兰度第二和詹姆斯·迪安的继任者。1956年,他在罗伯特·怀斯执导的影片《回头是岸》(Somebody Up There Likes Me)中饰演美国拳王罗克·格雷西亚诺而一举成名。在那个充斥着公开丑闻和坏男孩行为的世界里,他在银屏上下始终保持着清新的形象。进入70年代,保罗·纽曼开始大胆尝试另外一些角色。转向更为成熟、简朴的表演风格,更加注重对角色的深度理解。但他总与奥斯卡“小金人”擦肩而过,7次提名,7次落选,但他对电影执著的追求却从未气馁。
1986年,保罗·纽曼迎来了一生转折点。他与汤姆·克鲁斯共同出演了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执导的《金钱本色》, 保罗出色的表演对影片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61岁的保罗以此片终于获得了第59届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拿到了小金人。1994年他又在《大智若愚》中,凭着精彩演出第9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2002年7月,保罗与影帝汤姆·汉克斯(TomHanks)联袂出演了奥斯卡最佳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的黑帮片《毁灭之路》,一头银发的保罗以老辣无比的演技,将黑帮老大“老头约翰”的形象刻画得形神兼似,第10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眷顾。
保罗还是一个狂热的赛车爱好者,曾4度夺得美国赛车协会全美冠军,在他70高龄之际还曾创纪录地获得过佛罗里达州一项赛车的冠军。两个领域里的成功,让保罗的身份令人羡慕:在众星云集的好莱坞,他是无人能比的赛车王;在高手如云的赛车场,他是独一无二的影帝。然而2005年3月这个以意志坚强孜孜不倦追求著称的好汉第一次提到了放弃。保罗
·纽曼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我一生最钟爱的有两件事情——表演和赛车,不过我想,是时候放弃了。今后,我将更加专注于慈善事业。”因为,保罗最为成功的身份还是美国最著名的调味品公司“纽曼私传”的大老板。这是一家独特的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将每年所有的盈余捐献给公益事业，甚至不留第二年的运营资金,隔年靠银行贷款支撑运营。
二十年下来,这个公司捐献了多少钱?二亿美元。
浴盆里的奇思妙想
保罗一再强调“施比受更有福”。1993年,保罗将一处旧农场加以改造,以“健康和快乐”的名义正式举办了首届“小店铺”露营会。露营期间,身患癌症、肌肉萎缩症的孩子们将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体验骑马、游泳、爬树、踢英式足球等各类活动。该系列露营会随后在美国加州、佛罗里达州和法国等地成功举办。他表示,“如果我这一生能留下些什么,那就是露营会”。正如赫本说她最自豪的并非手捧奥斯卡小金人的一瞬间,而是抱起非洲贫困儿童的时刻。伊丽莎白·泰勒说最骄
傲的时刻,并非扮演埃及艳后,而是她坐着轮椅出席慈善演出。“纽曼私传”的诞生不是在流水线上,而是在浴盆里。“纽曼私传”乍一听有点私家配方的意思,而事实上,这的确是保罗自己得意的“私人秘笈”。每年圣诞节,他都将自己做的沙拉酱装在旧酒瓶子里,送给亲朋好友当圣诞礼物。1980年12月,圣诞节前夕,保罗和他的老朋友A.E.哈奇纳在地下室将沙拉酱灌进旧酒瓶子里封口后发现还余留下一些原料,这时正在洗澡的保罗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把剩下的卖了呢?于是保罗和哈奇纳把自己的沙拉酱摆在了当地小店里。
自从第一瓶沙拉酱摆上货架开始,保罗就没依那些专家说的“必须要做的事情”按常理出牌,甚至有些背道而驰。最为
夏典型的就是保罗坚持了两个原则:第一,保证品质,不添加任何人造成份或者防腐剂;第二,不以营利为目的,税后所有销售收入捐献给全球的教育和慈善机构。但是保罗和哈奇纳对商业一窍不通,1982年,两人求助于美国最大的销售公司,但对方开出30万到40万美元的推广、广告、公关费用后,两人决定自己动手实施生产、销售,先由哈奇纳出去做调查,保罗出4万块种子基金。由于生产量小,没有一家瓶装厂把他们当回事,好不容易找了当地一家叫Andy
Crowley的小型瓶装厂。两人拒绝了Andy提出的添加化学防腐剂,以延长产品的保质期的建议,并对Andy的要求非常严格。半年以后,Andy决定不再跟两人合作。此时一个开超市的朋友Stew建议以保罗的肖像印在商标上扩大广告效应。并且Stew在超市外面打了个大广告牌:“欢迎,保罗·纽曼”。不到两周,“纽曼私传”就卖出了1万瓶。而Andy迫于Stew的压力,再次和两人合作。第一年销售收入就超过了300万,利润是40万美元,并且正如约定好的那样,利润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此后每年他们将利润都捐给慈善团体,二十多年来,纽曼有机食品公司已经捐出二亿美金给教育团体和环保团体,其影响力不仅是因为金钱的援助,更是引导其他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政策,走向更美好的境地。毫无疑问,纽曼有机食品公司从一份沙拉酱食谱起家,慢慢成为颇具规模的食品公司,二○○二年营业额高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这一路走来,为社区百姓提供不少工作机会。从农夫、卡车司机、包装员到送货员,很多家庭都参与了纽曼有机食品公司的生产过程,而公司的慈善金也反馈给这些家庭所在的社区。保罗说:“我拍戏,做食品公司,赚了些钱,用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世界上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帮助,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现在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明星之名助力公益
纽曼是公益事业的生手,但出手不凡,首先是产品自然、健康,不添化学成分,发起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念与坚持。在公司发展最困难时期,两位创业者始终坚持使用天然原料,不添加防腐剂。现在公司不但推出了一系列的有机产品,而且所倡导的“享受有机生活”理念提供了十足的生活智慧和实用的环保建议,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和追求。麦当劳已经与纽曼公司合作,“纽曼私传”将提供有机咖啡给麦当劳。其次是发起者的名气,保罗·纽曼是影坛常青树,其肖像印在商标上给92 予了商品极大的广告效应。而哈奇纳与海明威长达14年的莫逆之交让哈奇纳将这段冒险时期记录于《海明威老爹》(PapaHemingway)一书中。该书已被翻译成28种不同文字,在34个国家出版。哈奇纳为此蜚声文坛。最后是真心并大张旗鼓地推动公益活动,为产品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有人会说明星既然想做善事,那就自己安安静静、或者不留名地做好了,何必搞得路人皆知呢,实在有炒作之嫌。但不可否认,明星的慈善活动经媒体报道后能产生更大的社会示范效应。保罗也经历了从“真正的慷慨,要默默付出才算”到“宣扬是为让更多人参与”公益思想的变化。当顾客看到商标上的“利润都捐给慈善团体”宣传话语时也知道购买“纽曼私传”的产品间接也支持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何为社会企业
“纽曼私传”是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一种。社会企业这个词近些年才出现,却可以追溯到1601年伊利莎白济贫法中所规定的贫民习艺所等。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企业的认识有四个维度。一是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强调领导者的特征、威望和能力是促进团队献身于社会计划的重要因素。二是创业(entrepreneurship)性质,即社会企业内含的企业营利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社会企业应置于非营利组织(NPOs)的背景中,社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涉及交易的形式,仅是一种组织形式的创新。但更多的研究则坚持社会目的和经济目的“双重底线”的观点,社会企业在实现社会使命时,必须具有某种形式的收入产生机制。三是从社会企业的功能出发,将社会企业视为社会变革的触发剂。因而社会企业不但应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而且应关注大的社会系统及其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才能引入新的范式在社会配置中形成互相增强的变革。四是将社会企业视为营利性企业在跨部门合作中的社会责任行为的体现形式。其中蕴涵着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二是企业和NPOs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观点是扩大了社会企业的内涵。
“纽曼私传”让我们更多思考中国的公益现状。目前政府和社会的捐赠数额都极为有限,而且随着NPOs的发展,对资源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如何从捐赠依赖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甚或自给自足发展是NPOs所面临的主要课题。NPOs的企业化发展是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方案。“纽曼私传”仅是NPOs企业化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有学者称这种形式为“补充型社会企业”,因为这是以外在企业的形式为其他慈善组织提供资金。其企业行为并不直接产生社会收益。与此相对的是“整合型社会企业”,即企业的经济行为直接产生社会收益。如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所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推行的“微贷”项目。该项目的对象为贫困群体,以格莱珉银行的流动资本贷款所带来的收入正以成功的商业运作帮助贫困家庭战胜贫困。著名的罗伯茨基金会(The Roberts Foundation)也将这称为“非营利企业”(Non-profit Enterprise)。该种企业是一种收入产生的机制,其成立是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工作或训练的机会。
“纽曼私传”带来的是对社会企业的全新思索。
文/威廉· 曼彻斯特夏
“ 两千年前在雅典, 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 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 你和谁一伙?’”19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忱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4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忱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威胁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
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
纳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 中国合作学社的试验
文/刘斌
近几年来,房价节节攀升,许多人沦为“房奴”,一些人于是自发地组织起“个人合作建房”的浪潮。这启示着我们,面对强势的资本与追利残酷的市场,平民百姓也可以另辟蹊径,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梦想。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人意识到了市场与资本的危害,乃借鉴流行于欧美的合作主义思潮,试图把中国建设成“合作共和国”。在他们提倡多年后,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也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运动。
往事已然成空,而梦想犹在。沿着合作先行者们的足迹,也许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叹息,还有汗水凝结的教训。
中国合作之父薛仙舟
1900年前后一个叫薛仙舟的年轻人和朋友们试图推翻腐败的清廷,“每阅新闻,辄义愤填膺;遂与同志奔走国事冀挽狂澜,备历艰险,几损其生。”曾在汉口和北海两度被捕,脱逃后游学美德英三国,期间他接触到了当时在欧美流行的合作主义。
十九世纪末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时期,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虽然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仍有不少人试图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查理·季特为代表的法国尼墨学派构建了合作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生产,而不是为消95费而生产,导致了无序竞争而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合作主义主张“由结社的消费者将生产与贸易工具,逐渐地集产式地收回来;用一种制度代替现行的资本主义的、竞争的经济制度,此种新制度,乃以消费者的集体为出发点,而非以牟利为目的。”首先广泛设立消费合作社,然后由消费合作社共设批发合作社以降低商品价格,条件成熟时再由批发合作社设立工厂生产,并设立农场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逐渐实现由合作社控制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
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年青人薛仙舟认定这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又废除剥削的理想社会,从此一生都在努力尝试使中国成为一个合作化国家。
1911年归国后,薛仙舟和别人聊天似乎永远只有一个固定的话题,友人回忆“每逢相遇的时候,只谈他所注重的合作,即使讨论,也不过讨论合作而已!”他已经从一个流血革命论者转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合作主义信奉者,但屡屡遭受挫折。在北大担任教授时,他准备发起一个由北大师生组成了消费合作社,因得不到响应而告失败。1914年,郁郁不得志的他南下复旦公学任教,希望在南方播下合作的种子。这时,命运女神突然眷顾了他,他收了一个准备出国而跟随他学习德语的学生,一个后来让他成为了“中国合作运动之父”的学生——陈果夫。不久,“五四运动”的爆发又给他送来了一群受到民主思想熏陶的复旦学生。他们憎恶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想创立一种没有剥削实行民主管理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在薛仙舟的影响下,他们相信理想制度就是合作主义。1921年12月,他们将自己“《平民》周刊社”改组成了“平民学社”,宣布宗旨是:“宣传合作主义,提倡民众教育,发展平民的经济。” 平民学社当时不是特别显眼,才坚持了三年就因成员毕业而解体。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生,四年后当他们在陈果夫领导下重新聚集时,几乎主宰了中国合作运动之后二十年的命运。
陈果夫力推合作主义
一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端,使得战后中国各种反资本主义理论涌现出来。如果不是命运垂青,作为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合作主义也许会跟其他学说一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得不到任何实验的机会。它的再次被发扬光大要归功陈果夫。作为“陈家党”的头子,他对合作运动的热衷在国民党高层中是绝无仅有的,合作运动的每一项重要决策都能看见他的影子,乃至于陈立夫在回忆他时都称“合作事业是他一生所关注的事业”。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受陈果夫委托,薛仙舟拟订《全国合作化的方案》,交给了蒋介石和胡汉民。该方案被称为继康有为的《大同书》之后最具理想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薛仙舟把他的社会理想嫁接到了三民主义理论之中,把合作主义设计成民生主义的实现方法,宣称要达到“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把中国建设成“合作共和国”。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案在国民党的会议上没有被讨论。薛仙舟病逝后,陈果夫和原平民学社的核心成员在1928年组建了“中国合作学社”。在他的推动下,合作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之中获得了合法地位,合作运动被列为了国民党下级党部工作纲领之一,被表述为“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由此,官方倡导的民间合作运动在全国展开。
中国合作学社推动合作着眼点不在改善下层生存状况,而是旨在建立分配合理的经济制度,完成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因此,他们选择了季特提出的“从商业到工业再到农业”的“三步曲”。从1928年到1930年的三年中,学社大张旗鼓地鼓吹在城市消费合作社,以求尽快完成“第一步”。怎奈何西洋的理论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各地应景似的建立起来消费合作社往往蜕变成了机关学校的集体商店,普通民众则仿佛置身事外,对于一帮官员学者的甜言蜜语无动于衷。很快,在提倡者失去热情后,这些“集体商店”也坚持不下去了。
光福镇走出中国的合作路
直到这时,一直在江浙农村埋头指导成立信用合作社的实干成员的声音才在学社中开始成为主流。在1930年10月陈果夫在浙大发表演说:“我国现时候最宜多多注意,厥为农业合作。农业合作之中,尤以生产运输及信用这几种方式为要。” 合作学社抛却了对英法模式的纯粹模仿,开始用主要精力探索农村合作经济之路。
1931年2月,中国合作学社呈请江苏省政府把吴县光福区设为合作实验区,由学社代为计划并指导一切合作进行事宜。光福镇位于吴县西部,三面滨临太湖,水路纵横“水路距苏州城五六十华里,有小汽船通行,朝发午至”,盛产蚕桑。在成为实验区之前,已成立了15个养蚕合作社,1930年春天各社还联合举办过一次鲜茧合作运销,取得了成功。1931年4月,正式成立了合作社联合会,并经营制种干茧两部,规模之大,可以与吴江开弦弓(即“江村”)制丝合作社相媲美。该年春季,各社就联合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借了二万八千元建筑费,造成了巍然大观的养蚕合作社联合会。
联合社初期何以能这么繁荣?据实验区主任马家骥回忆:“光福合作事业,在民十八年开始提倡,当时只有养蚕合作社两所,嗣因蚕桑场供给技术指导,以及茧市趋涨,以及合作运销的种种关系,社员鲜茧就得到最高的售价。一时社员及普通蚕户,均能信仰合作社的利益。”可见,蚕户积极组社是为了获得技术指导,而合作社则通过垄断技术而垄断了改良茧的销售。
通过技术催生合作化
二三十年代,日本改良蚕茧在国际市场异军突起,但是大部分中国的蚕户仍在生产土茧,使得中国的丝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节节下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一些蚕校和农技推广机关在江浙农村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的方法。1929年,吴县合作社指导所和吴县蚕桑场约定:“凡蚕户欲受技术指导者,必先组成养蚕合作社始可。”合作社由此垄断了先进的养蚕技术。联合社成立后,更是对从制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保证了科学养蚕。联合社制种部提供蚕种,实行共同催青。各合作社还实行稚蚕共育,分组进行,每六户一组;每天早晚采桑两次,送交合作社检验应用;共育之人工,由社员分任,每社员至少派练习生一人到社;稚蚕到三龄开叶后,分发各户。指导员还指导消毒。联合社还购买意大利的新式干茧机。优良的茧质确保了蚕茧的竞争力,“合作社所产茧子,品质既佳,复能一律,为丝厂所欢迎,价格因得上腾。”
联合社又以社规保证了市场主导权。1930年《各社联合运销规程》规定:“各社社员未经本联合理事会特许前不得私自出售鲜茧。”违反者,轻者赔偿全部售出金额,重则除名。合作社垄断改良茧的销售,造成了私商所开设之茧行只能收购村民所产之土茧,土茧大多品质低,量少,无法与合作社竞争。
农民也懂得不组织起来就会受到商人压榨,然而眼前利益往往会战胜理智,面临诱惑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1933年,当合作社为了积累公积金和偿还债务而开始对盈余进行提成分配时,社员就发表了不满:“以为习惯如此,不必还什么债,也不必提什么公积金,甚至于发生怀疑,造成各种离奇的谣言。” 1935年,合作学社发现:“联合会及各种养蚕合作社,各种会议,停止已久。会社之间,每多隔膜,事业进行,颇多困难。”
随着私人制种场的开办,制种部从1933年开始连年亏损,以至曾一度关闭。当1935年实验区由中国合作学社完全接管时。首先继续采取以利益吸引社员的方法,改变社员养蚕习惯,推广饲养早秋蚕和晚秋蚕。其次,召集各社理监事举行谈话会,希望他们生成内在的结合力。再次,在交通冲要处张贴合作壁报,宣传合作常识和消息。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年养蚕合作社就增加到了25所。
联合社的业务从1930年到1935年间取得的很大进展,养蚕合作社由1930年的15所增加到了1935年的25所,鲜茧的生产总额也每年都有增加,由1930年的459担增加到了1935夏年的3104担。在1935年的秋蚕运销中,普通茧行收购鲜茧每担27元,合作社的茧价36元。从表面上看来,联合社在与私营茧行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
但光福试验还未达到合作学社的目标,因为是特种合作社,不具备在全国推广可能。它还是表现出了许多局限。例如,在生产方面,为保险起见,联合社的业务至于合作干茧,未敢进行合作缫丝。
运销合作社的兴起
1933年前后,在湖南、浙江埋首合作事业的陈仲明对消费合作进行了修正,提出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农村运销合作社“农民在急需款项的时候,可以向合作社通融,在收受农产品的时候,加以严格的检查,按其优劣分等去贩卖”,“运销合作社因获利丰厚,就得聘请技术专家,采取进步的生产技术,和适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同时要在城市中发展消费合作社,“如果在各重要城镇各大集团、工厂、铁路等组织大规模的消费合作社,把消费品的种类数量……专向运销合作社直接订购……”,就可以免去双方受中间商人盘剥的弊病。陈仲明模式的成功取决于消费社与运销社双方的合作与共同发展,由于消费社的不成功,只有运销合作在江浙等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0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合作运动存在两种体系:一种是英法为代表的消费合作体系,即消费合作社——批发合作社——批发社所设工厂、农场;另一种是丹麦的农业产销合作体系,即生产运销合作社——特种运销联合会——国内外商家。合作学社参照这两种体系并融合变通,1932年在上海创办了批发合作部,定位为中国的批发合作社以及国内生产社与消费社业务交流之枢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实际上只经办了浙江兰溪桐油运销、永嘉软席运销和代购陇海铁路员工消费合作社百货米粮等很少的业务。
真正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要属江苏省的合作运销体系。1934年,江苏省创立江苏省合作社农产运销办事处,先是附设于江苏省农民银行。整个运销流程是:农民向当地的苏农分行索取《农产运销委托书》,填好后寄往上海农产运销办事处,或无锡农民银行,由合作社或农民自行从陆路或水路将农产品运至苏农在上海或无锡的仓库。运销办事处向各会员社通报市场行情,合作社可以自己决定农产品何时出售,也可以设定价格或期限委托办事处代为出售,办事处只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基本会员需用款时,由办事处证明可向江苏农行借款,农行协同保险公司为合作社办理运输保险。
1936年5月,江苏省运销合作社保证联合社成立后,争取到了轮船招商局和铁路运输方面减免运费的优惠,为方便各地合作社掌握上海市场行情的变化,联合社还与上海交通电台合作,每天播报上海市场主要农产品的价格。
三十年代,市场还未完全深入交通不便的乡村,运销合作社的建立活跃了农村经济,在许多地方,私营企业与运销合作社往往相伴而生,拓宽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而且,运销合作社在苏农的资金支持下,可以抵御部分金融资本的控制,使得社员不必因急于还债而贱卖农产品。合作社也抬高了当地市价,农村社会整体受益。
然而,它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因为农民的合作意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一旦外在的助力消失,整个合作运销网络容易成为徒有虚表的官僚机构。
三种合作路线之争
抗战前十年全国各家合作理论都有实验的机会。1930年代,中国还存在另外两种声势很大的农村合作理论,即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信用合作派”和以行营为代表的所谓“生产派”。
在由政府主导的合作运动展开之前,民间赈灾团体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就开始在河北农村推广信用合作社了,抑制高98
利贷,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义赈会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于
于把农民从金融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们主要发展信用合作事业。为了获取农民对合作社的认同感,弱化合作社“外来物”的形象,他们尽量从老合作社中选择吃苦耐劳的朴实老农作为合作指导员,拉近指导员与社员之间的距离。同时,他们坚持社员在合作社中发挥主体作用,义赈会只是从旁扶助,完全由社员自己掌握合作社业务,既减少了合作社对义赈会的依赖又增强了社员的责任感。五年多的试验证明了信用合作社在抑制高利贷,帮助农民恢复生产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合作学社成员对于推广信用合作社的作法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信用社只能发挥消极的救济功能,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同样,合作学社也反对1932年之后在行营卵翼下发展出来的所谓的“生产派”的做法。该派以四省剿匪行营的临时政府机构主导,更多体现了政府的推行强力,为了对抗根据地推行的土地政策,行营派的合作主张显得较为激进。此派领袖李安陆创立一套借鉴日本“利用合作社”而扩大化的理论,宣称以利用合作社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最终实现由利用合作社来经营农村一切的经济事业和社会事业。为了标榜自己适合中国国情,他自封为“生产派”“消费派”“信
,给其他派别分别带上、用派”、“教育派”的帽子,认为中国主要面对的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生产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的问题。因此,他自称“利用合作社”理论才是民族本位的合作理论。合作学社调查部主任陈仲明斥之为“乌托邦”。
这纷乱的局面自然不完全是合作学说的分歧所造成的,政治的角力才使得这原本单纯的经济运动变得扑朔迷离。
起初三派之间并没有正面的冲突,义赈会的章元善、行营派的李安陆、熊在渭等人在合作学社的拉拢下,都加入了合作学社。1932年前后,当蒋介石确定以合作社为救济“收复区”经济的手段,在鄂豫皖赣四省推广合作事业后,行营一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羽翼渐丰,独树一帜。合作学社的核心成员属于二陈的“CC系”,行营一派则属于杨永泰、熊式辉等人的“新政学系”。这两个合作派别的矛盾表现为在理论上争正统。行营派标榜自己是民族本位的合作理论,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合作学社为免被攻击为“照搬西洋的理论”,他们开始抛弃“合作主义”的提法,自称为“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运动”。
几乎与此同时,华洋义赈会也卷进了这场对合作运动控制权的争夺中。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的孙科,邀请在华北利用合作社赈灾颇有成效的华洋义赈会南下赈灾。章元善带着空白章程和一群特殊的指导员——老合作社的老农南下赈灾,他再一次显示出了他的合作指导办法的实用性,由此被国民党内高层所赏识。
华洋义赈会则由于总干事章元善被借调为实业部合作司司长,而掌握了1936年至1937年间全国合作行政的领导权。但是,合作学社的成员却在1938年之后主导了全国合作行政,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
1935年,国民政府试图统一全国的合作事业,控制权之争就此被激化。而其中冲突最严重的是中央党部与合作司之间的矛盾。
党化合作运动的企图与失败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施法》中规定合作运动是地方自治开始后所要推动的一项工作。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在设计地方自治组织时,就计划将合作组织与政治组织相结合。在训政体制之下，国民党中央一直把合作运动看成是与地方自治密切相关的一项工作,确立了“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原则。中央党部一直视合作化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培训了大批党员成为合作指导员分驻到各省党部指导合作事业。
1935年9月成立的实业司击破了中央党部的梦想,合作司不但主管合作社的登记和监督事务,它还拥有对合作运动的指导权。章元善企图建立起全国合作行政体系,企图以行政的指导体系让“党部指导”变得名不符实,他要求各级政府设立合作事业主管机关,为此实业部还于1936年12月设立“合作事业技术人员讲习所”。对此,中央党部自然不会善罢甘休。针锋相对地创办“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并且通令各地党员参与或发起组织合作社。——中央党部的目的不但是要控制合作运动的指导权,而且还想直接由中央党部垂直管理各地合作社,对合作社实行彻底的党化。其背后的目的,是在当时训政往宪政转化时,国民党一旦失去中央的党的政治权,也可在合作社这个“经济与政治结合体”中仍控制地方的实权。幸好行政院长蒋介石此时更看重合作事业的实效,因此在实业部的要求下,行政院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坚持了政府主导的原则,要求民训部修改《指导办法》中与《合作法》及实业部命令相冲突的地方。合作指导权名正言顺地从党部转移到了政府方面。章元善胜出。
合作不能政治化
除了政治上的角力,合作学说之间的矛盾也同时被激化。行营一派又抛出了“合作政治运动论”,主张“合作运动与政治运动并进”,“以保甲组织来推动合作运动发展”,攻击合作学社及义赈会等奉行的国际合作联盟认可的“罗须戴尔原则”(包括政治中立、自愿结社等原则)为“不进步”的合作理论。1935年,南昌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在“有村必社,无农不员”的原则下,建成了村合作社——乡镇合作社——县联合社构成的全县合作网。
合作学社这一次反击显得底气不足并自相矛盾,显示出了与政治结合之后的无奈。合作学社把建立合作化社会理想建立在国民党政治助力上,合作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于对三民主义和其他国民党理论的解释。因此一方面他们希望政府在政策、法律方面给合作社以保护和优待,并借助行政力量以“训政”促进合作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建立合作社独立的金融体系和业务体系,不满意合作社依附于政府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合作月刊》的编者伍玉璋反对“合作政治运动论”时,又不敢坚持“合作中立论”,只得以“在一党政治下的中国,合作中立论不中立论都是反革命”来辩护。当他主张防止合作社“只有社务,没有业务”,而反对合作组织政治化坚持主张结社自愿时,江浙两省却在1935年也开始试验“以保甲推动合作”,并于1936年在江苏正式推广。为了团结全国合作者, 1936年9月,合作学社增设合作青年部,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合作青年运动的宣传。但是,在外人眼里,它本身就是“CC”（陈立夫、陈果夫）系的组织。
相对而言,章元善坚决反对以行政手段代替老百姓自发的合作化行为。他的反击有力且有效,章元善坚持:“政府虽然尽力提倡,但是仍然要保持合作的本质。所以始终以引动为手段……政府虽是提倡,但是合作社的系统,他是仍然要维持的;合作的本来目的,他是仍然要保存的。所以政府提倡工作,仍然从基础入手。他的方法,仍然做宣传合作意义入手。从这起夏点来引导人民自动组织单位合作社,为整个合作系统的基础。有了单位合作社,还要指导各级联合社的组织。这是政府以往提倡合作的步骤。并不是先由政府办高级的联合社,再行设分社,造成一个真正本末倒置,由上而下的局面。”
1936年,实业部提出修正《合作社法》,废除了“利用合作社”这一名称。同年十月,在实业部长吴鼎昌的支持下,实业部拟定《合作行政设施原则》十五条,要求各级政府引动而不许代动,合作社的组织体系宜自由长成而不可勉强图速。
合作司与合作学社都赞同政府对合作事业的扶持,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章元善坚持的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是一种循序渐进由培养合作习惯入手来发展合作的方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成立的合作社是根基较为稳固的。但是,志向远大的合作学社成员反对这种“慢慢腾腾”“小打小闹”的合作路线,他们迷信制度的威力,他们一直试图设计一种内容宏富、构思精细的合作制度来向全国推广,幻想以制度来解决农业经济的一切问题。1938年,当他们终于可以自己主导合作运动的发展时,他们企图在全国建立起一套整齐有序的合作社系统。1940年,行政院明令公布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要求合作社与地方行政区域相配合,在每乡镇设立合作社,每保设立分社,在县设立县联合社,并逐渐实现合作社由县联合到省联合和全国联合。40年代初,在寿勉成、陈仲明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和一些省区的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为成立全国合作社联合社做准备。1946年,筹设近5年的中央合作金库正式成立,由此建立了全国合作金融体系。薛仙舟设想的“合作共和国”的框架似乎隐然成形了。然而,把组织发展置于优先地位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在促使合作网络迅速形成的同时却也造成了合作社生命力的衰弱。1946年,首任合作事业管理局长寿勉成反省说:“中国合作运动有30年的历史,其最大缺点在不重业务,专重组织,以致对全国经济建设的贡献不大。”这可说是对他们主导的合作运动的中肯评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就此终结。合作化试验也中断了。抗战胜利后,内战汹汹,人心惶惶,合作化更无从谈起。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场旨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运动,从未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交锋,因此无从设想合作主义者是否可以实现他们的宏愿。
惟其先行者的教训,或可为今天行动者所借鉴。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用什么照亮心灵
文/寇延丁
邱建生, 公益界一位默默的实干者, 历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 理事,法人代表。2003 年7 月参与创办学院, 晏阳初研究会总干事。 本文记者讲述的是邱建生人生长久的孤独探索, 寻找同行者, 直到创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在最困难时苦苦坚持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
邱建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黑, 硬被太阳晒出来的那种黑,没有一年两年的功夫是晒不到这种火候的; 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惜言如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乡建论坛上,作为主办单位代表居然全程一言不发,让人称奇。我的采访也因此变得格外艰难,后来,连邱建生自己都感觉到了什么,向我解释:“我这人,比较,嗯,木讷。”并笑了一笑,一个黝黑的、带着歉意的笑。也许是因为黑,邱建生的两只眼睛显得格外亮且黑白分明,就像是一双食草动物的眼睛,带着食草动物般的善良、执着和忍耐。
那本书, 那本书
邱建生来自福建,客家人,1995年毕业于集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高中时代他读的是县里的中学,住校的几个男孩子在宿舍里聊得激情澎湃,全都是豪气干云的抱负,这个说将来要成立一个民主党,那个说要建立一个工人组织,而邱建生说的是他要成立一个农民党。邱建生家世代务农,从乡间走进县城,已经让他真切感到广大农民仍被排斥在物质的富足和现代文明之外,他觉得这不公平,不合理,应当改变。
进入大学之后,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邱建生最多做过三份家教,也去建筑工地打过工,交了不少工人朋友。那时困扰他的还不是累和穷,而是苦闷,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不能形成思想碰撞的氛围,就写了很多征友启事,征笔友,搞读书会。
毕业后的最初两年,邱建生说“完全被浪费掉了”。尽管他被分配到受人羡慕的国有企业,工作也很清闲,可大家在办公室里谈的全都是与思想无关的话题。虽然他也有意识地做点什么,比如早起锻炼,做一些社会调查,但总觉是在无所事事中浪费青春。幸亏还有几位谈得来的朋友,一直在通信,并出一些内部交流的小东西,算是在现实洪流中保留了一点自己的精神生活。
1996
年, 邱建生看到一套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思想家的书,其中那本关于晏阳初的书改变了邱建生的人生。
那本书, 邱建生读到潸然泪下, 就像《平凡的世界》一样给了他一种直达内心的感动。晏阳初所做的一切如同撕开了夜幕的闪电, 照亮了他, 让这个一直处在对抗型思维理念中的年轻人看到了另外一条路,他非常迫切地想得到更多与之有关的东西。
谁能与我同行
1997年邱建生辞职到了北京,在肖家河租了房子,到北大做游学人,听政治学、教育学方向的课,拜访研究晏阳初的学者和晏阳初在北京的后人。
那段时间,邱建生一直处在奔波的状态,左脚踏下去是“寻找”,右脚则是“碰壁”。听说一位女知青程炜带着自家的30万元回到曾经插队的山西农村搞扶贫。他找到了程炜所在的大山深处的村庄,希望能在那里做志愿者,当老师,或者做别的都可以。但那时程炜正在经历最困难的时期,无力解决吃和住,必须自己种地解决吃的问题。他身上只剩几百块钱了,粮食从种到收却需要好几个月,如果留下怕是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只好回来。后来他又去过一次河南,因为他从一本书上看到河南有位女老板要办一所农民大学,从河南回来后得了一场大病。
一年后,邱建生铩羽而归,又回到福建,找了一份工作,安顿下来。
这段时间里,邱建生办起了“中国乡村网”,宣传晏阳初的思想,他还在朋友和企业间筹集资金,出版了赛珍珠采访晏阳初后写下的《告语人民》一书。邱建生在最后附上了自己草拟的《中国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计划》:“我们向那些在孤独和穷困中仍坚持理想并有志于乡村建设的朋友发出召唤,我们相信一群为了共同理想而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将产生伟大的力量,并创造伟大的功绩。”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
邱建生想注册一个晏阳初研究会,但没能通过民政局批准。很快到了2000 年, 总觉得这样下去毕竟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 心有不甘的邱建生又辞职了。
有位文化公司的老板想出一套乡村建设方面的书, 邱建生再一次来到北京。计划中的丛书第一组是“走进农村”, 邱建生策划十几本书, 在约稿的过程中认识了温铁军。老板变卦,书没出成, 邱建生再一次辞职,
进入《中国改革》杂志社。
把“温三农”拉下水
当时,《中国改革》农村版正筹备创刊, 邱建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编辑, 采访, 下基层, 干得很舒心、很顺畅。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得到
2003
年春节, 邱建生和负责大学生支农调研的刘老石一起, 带学生到晏阳初工作过的定州市( 原定县) 翟城村过年,乐坏了村支书米金水, 本来他就一直在琢磨怎样利用这里丰厚的历史资源成为当地发展的契机。
米书记提到有一所废弃的学校, 村里人一直想把它用起来, 这个消息让邱建生喜出望外。邱建生带着办一所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己任的学校的想法去找
翟城, 播种梦想
联系捐赠的桌椅, 自己动手装车运回来, 为即将到来的志愿者跑旧货市场买床铺, 一遍遍跑定州县城办理学院的注册手续, 接待来访的各界友人...... 最初学院只有邱建生自己唱独角戏,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乐在其中。
翟城有种植辣椒的习惯, 学院联系专家来给村民讲辣椒管理, 尽管下着雨, 一下子来了二三百人, 教室坐不下就在门口装了一个喇叭, 许多人打着雨伞站在外面听; 支书带人义务为学院修整宿舍、清运垃圾,
开来一辆大铲车平整球场; 村里还将50 亩好地免费提供给学院, 供学员实习及做可持续农耕的示范田...... 那是学院和村子里的蜜月期。邱建生也在学院度过了自己的蜜月,
他将女友接到了翟城, 把家安在学院里。
尽管头一年学院一切尚未进入正轨, 占地60 亩的校园空空旷旷, 常常只有邱建生夫妻两人, 但他是快乐的,“雨后的田野在夕阳的抚慰下分外清新, 有青蛙在田里的深处叫着,
成片成片的柳树苗在微风里摇动着, 我想起中学时在学校外的田埂上漫步的情形, 久违了的感觉, 多美的感觉呀, 唯有在自然里, 我的呼吸才自由起来, 我的心灵才快乐起来。”(
摘自邱建生日记)
度过了一个萧瑟的冬天之后, 晏阳初乡建学院于2004 年
来讲课的还有五年来致力于合作社的民间专家姜柏林, 翟城村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仅派出八人参加了这次培训, 学院还特别为村里开了小灶。从4 月20日到5 月3日,利用晚上时间,姜柏林为翟城村民举办了关于农民合作社各方面知识的培训。5
月4 日, 翟城合作社成立, 共有134 户社员每人交纳100 元股金加入合作社, 温铁军提供了一万元启动经费, 邱建生作为独立监事协助合作社开展工作。
最初一个月, 合作社组织了四次义务劳动, 大家翻出了生产队时代搁置已久的彩旗, 还有人开出了自家的拖拉机供集体无偿使用, 大家边干边唱, 真有一种热火朝天的场面;
合作社的八位理事隔三差五聚在一块, 自家责任田里长满了草也顾不上除; 合作社文艺队开始在村里开展文艺活动, 整天歌声笑声不断。邱建生一有时间就往村子里跑, 对这里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家乡。在那段时间里,
合作社是村子里最热门的话题, 没入社的村民觉得“合作社的社员好像高了我们一个层次”, 而社员自己则说“我现在都不敢随便骂人了”。
乡建学院也随着春天的来临拔节生长, 资金到位了, 修了教室, 换了门窗, 建起了电脑室, 开放了图书馆, 活动一项项开展起来, 学院首期学员回乡后建起了八九个合作社。
在冬天里梦想春天
2004
年的秋天来到了, 学院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季庄稼, 也收回了许多失望和疑问。这帮城里来的学生娃把村子里好好的地给种砸了, 地里的草比苗还高, 而且, 更大的麻烦是作为学院实验区的翟城合作社遇到了问题。
七十年前晏阳初和平教会来到翟城, 通过推广良种良法和成立合作社, 让农民收益几年内实现了翻番。尽
2005
年的春天已经来临, 学院仍然没能走出冬天, 甚至有越来越冷的态势, 村民像对合作社失去希望一样失去了对学院的信心。直到我去的时候, 已是2005 年8 月, 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
却听到“乡建学院的冬天”这样的说法, 还说“小邱的日子不好过, 不仅有学院和村里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不支持, 甚至有可能在这里办不下去了。”白天邱建生一直都有事,
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村子里的人, 远远看着他们, 一样黝黑的面庞, 一样憨厚的笑容, 一样撩起身上的汗衫去擦额头的汗, 邱建生真的是已经“农民化”了。后来他说要去村里参加合作社的理事会,
我正想了解合作社的情况, 晚饭后与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村子里。
在漆黑的乡间土路上邱建生骑得飞快, 显见他对这条路极熟悉。进了村, 一路走走停停与人打着招呼,
在巷子里拐来拐去, 先去小诊所看了正在那里输液的食堂大师傅, 然后到了开会的地方, 刚拿出凳子坐下, 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很亲热地叫着“小邱”一拐一拐走了过来, 邱建生跟她说了几句, 告诉她自己要开会, 开完了会再跟她聊, 会后确实又过去跟她聊了一会儿。
那天, 五六位理事监事讨论了合作社建筑队的事, 怎样为当地辣椒找销路, 还谈到了如何为合作社引进项目, 都是些议而不决的老话题, 糟糕的是那次会议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好, 好像合作社是邱建生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
在合作社成立四个月时, 他就说:“在合作社面前有太多的陷阱和实际的困难, 陌生的市场、不信任、争吵、不守时、嫉妒、与村两委的矛盾、政府干预等等都可能使合作社陷入困境”, 可见这个合作社的推动者已经发现了许多问题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随即又说的是:“请让我们相信合作社本身具有的光辉将能驱散这些阴霾, 因为‘它不是在刚强中,乃是在柔弱中成长的’。”
邱建生这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奇特的, 他的文字、笑容以及困境之中不屈不挠的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总是会让我联想到羊,坚忍, 执着, 对幸福心怀感激, 对磨难无动于衷。
邱建生惜言如金, 特别对难处都一带而过, 我问他和村里的矛盾、合作社的存亡、与主管部门的麻烦, 他都不愿说, 相反倒是谈起了未来:“我们现在正在筹划乡村建设基金会, 为真正的乡建运动做前期的准备、人的准备和资金的准备。当年晏阳初时代仅在定县就有数百位高级知识分子, 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乡建队伍从学历上看还是非常弱的, 算是
二三流的人才吧( 笑), 期待能有所突破。我们还要面对一个自身团队建设的问题......”
如果是别人在如此处境之下说这些话, 我会觉得是痴人说梦, 但邱建生不同。接触晏阳初眼看十年了, 不管是出书、办网站、组织沙龙、筹办研究会还是创办乡建学院或者基金会,
他一直都是在围绕着晏阳初式的乡村教育理念做事情, 在一次一次寻找、碰壁的同时一点点接近自己的目标, 对于这样一个坚忍执着的人来说, 也许真的所有的困难都不重要了。
用什么照亮心灵深处
在邱建生筹办时期的日记里, 记录着他的困惑、对问题的反思和总结, 但几乎找不到对困难和艰辛的描述, 如果一定要捕捉情绪的痕迹, 会发现在描写乡村的时候, 时时流溢出一种宁静的喜悦。谈到他的乡建日记给我的感觉, 那种“幸福感”,邱建生笑了:“我是从本性出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 我没有奉献感、崇高感、悲壮感、自我牺牲的感觉,没有,真的没有,乡村建设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我打算做一生的一件事, 我用了很多年、碰了很多壁才走到这一步。相对而言, 遇到什么都不重要, 能够做这件事本身让我觉得幸福。”
提到这种幸福感, 是邱建生说得最长的一段话,“做乡村建设,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应当有平常心。很多人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对中国、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有自己的思考, 也许像我
以前一样怀着一种改变社会、建立一个全新世界的宏大抱负。但是来了之后, 他做的其实就是最最平常的事情, 种地、垃圾分类、印材料、买菜、和农民打交道,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面对生活中最琐碎无聊的事情, 许多跟‘乡村建设’这个概念不相干的事情, 甚至是跟你的本性、你的初衷、你原来的期望是有差距的, 你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做? 所以要有平常心,用平和心态对待这种落差、对待日常的琐碎事。同时还要有一种平常心对待乡村建设这个大概念。做乡村建设, 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 不是在做奉献或者做什么高尚的事。尤其不要觉得你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而别人不是, 于是就是一个天然的道德权威了, 有自豪感, 或者觉得具备了某种发言的资格, 这一点尤其危险。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面对, 不是说路上有个坑,我跨不过去但我可以绕过去,这是你自身的问题,躲不过去的。搞乡村建设,心态很重要,‘献身’乡建的想法要不得,‘奉献感’、‘高尚感’、‘牺牲感’要不得, 如果做乡建的人本身的问题没解决, 我想他所进行的乡建也是很成问题的。”
晏阳初时代中国的问题是愚穷弱私, 现在看看还是愚穷弱私, 究其根本是一个“人”的问题, 看遍了邱建生的文稿, 我只看到了两个字:“教育”。在最近的一篇《翟城合作社读书小组发展计划》中他是这样写的:“我们有很多关于农村发展的措施, 比如村民自治、费改税、取消农业税、三下乡、公司加农户、合作医疗等等, 这些措施好像风一样从农村的大地上吹过, 带走一些树叶和灰尘, 然后农村复归平静, 麻木、怨恨、腐化、衰朽、猜忌、无助、自私、疾病与纯朴、善良、诚实、亲情、热诚、智慧、体力、吃苦耐劳。这些原料是农村厚重的地基, 一阵风两阵风是奈何不得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即使是新中国以后, 百姓仍是百姓, 社会的病症一一都可在历史中找见。我们有很多的改革、有很多的起义、革命, 但这些改革或革命没有发生在人的心灵上, 所以经过多少的制度变化、朝代更替, 我们的问题仍在低水平上重复着。革命必须发生在人的心灵上,除了教育,我们能找到第二条路吗? 所以在实质上, 乡村建设就是教育的建设。”。但我同时也发现了, 他对教育目标的理解是变化的,在1999 年的计划里, 教育的目的是要‘成就中国大国地位’,而现在则有了不同的理解:
“十几年来, 我自己的思想观念发生着变化, 不仅是从革命到改良的跨越, 也是一个对教育的作用重新认识的过程。一切问题自人而生, 除文盲, 做新民,‘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民主建设的基础, 可以培养一批有公民性格的人。”我问邱建生“培养有公民性格的人”是不是教育的目的, 他摇头:“‘大国地位’不是终点, 乡村建设不是终点, 公民意识也不是终点。能够让人的心灵发生变化、变革, 人的实现才是终点。这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不仅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 也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我自己。”
说到这里, 邱建生稍稍顿了一顿, 转头看着门外的远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清澈如水, 却不能“一望见底”, 有一种我的探寻无法抵达的东西:“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就我们这么几个人长期在一起, 经常性地沟通和碰撞, 有时候也会暴露许多人性的问题, 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我自己就要时常面对自己内心黑暗的一面, 我的内心的斗争。扪心自问,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内心透亮的人, 但我见到过这样的人, 那么, 应当是有一种途径, 能够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我也在用各种方法调整自己, 我发现很多有信仰的人, 包括晏阳初, 他们的内心是安详透亮的。我现在正在看《圣经》和《世界文明史》, 想从中找出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人的内心透亮, 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我希望首先能够找到一种东西照亮自己的内心, 照亮自己内心深处那些黑暗的角落。这也可以算是我的自我教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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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云标
今年五一劳动节时, 一些青年志愿者在我们村活动, 他们问我:“你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农村?”“这是我第五百零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我笑着和几个可爱的阳光青年开玩笑。
自从2000 年我们组织维权协会、乡村文艺队、老年人协会、农业合作社以来 , 不知来了多少记者, 官员, 学者, 志愿者。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有许多关注
, 是共同的。
为什么留在家乡?
其实和当时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 我充满了对城市文明的向往。 当年回家, 我只是为了参加律师考试的。回到家乡, 听到许多“农民负担”的故事, 看到许多“农民负担”的故事,我的内心被搅得不得安宁,
觉得应该做点事, 做起来以后, 我觉得很投入, 甚至有点奋不顾身, 再后来和我一起投入一起奋不顾身的是一大群父老乡亲,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让人投入,让人奋不顾身的事情并不多。
我们的力量是什么?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 我们团队的力量就是我们团队的合作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团队生活中, 尽可能尊重每个社员平等的表达权利。
有个小故事, 去年我们团队讨论农资经营方案时, 大家争议很大, 有时候就象在吵架。那天的会议开了很久。整整一个下午。有意思的是, 那天会议形成的决定
, 在执行过程中大家都很卖力。我们的经营额比上年提高了三倍。这个会议的决定, 当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想法和意见, 但重要的是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尽可能尊重每个人平等表达的权利
。这样的决议,形成的时候, 慢而无序, 但执行的时候却快而一致。
还有一个小故事,今年5 月份,我们团队开了一个交流会,要求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要把部门工作情况向大家汇报, 接受大家的公开咨询。当财务负责人汇报了工作后,
他又对正在主持会议的团队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样的场面让现场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觉得很紧张, 但会议并没有因为主持人受到严厉的批评而中断，因为团队负责人的意见被当众推翻或被当众批评，这样的事在我们合作社并不新鲜。我们一直在思考:
一个团队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 强悍的权威? 他聪明绝顶, 一言九鼎, 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 没有人可质疑他, 他代表整个团队思考和决策, 每个团队的成员都不需要思考,
逐渐变成愚民、顺民。我们希望自己变成愚民?
我接触过一些团队,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团队领袖在团队成员面前很“强”的, 整个团队往往是比较弱的, 团队领袖在团队成员面前比较“弱”的, 整个团队往往是较强的。我们是要领导者个人强呢?
还是要整个团队强呢?
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作民间组织的哥们, 走到一起, 把酒话辛酸, 说起工作上的困难, 往往都会说: 政府不支持, 运作缺资金。我们的团队也一直备受地方政府的刁难, 资金也紧张,
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问题,最困难的问题是团队的治理。一个治理有问题的组织,政府愈支持, 就会越依赖这种支持, 渐渐失去其独立性和合理性。
什么是治理呢?简单地说,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国, 民间组织成长的政策环境、筹资环境都相当恶劣, 民间组织的工作被称作是: 做不可能的事……
所以团队的发起阶段, 要有特别“傻”的人出现, 他“傻”到很看重自己内心的直觉,相信人心的力量,痴情投入去做“不可能的事”。人“傻”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完成“聪明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这些“傻瓜”往往是感性而有理想,
能行动敢担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权威”。在团队艰难的发起阶段,这些“傻瓜”以其忘我的投入、无私的奉献而自然获得团队成员的认同。所以在团队发起阶段往往都是人治，显然,
这样的治理与发起阶段的团队是相适应的。
制度如何诞生?
而重要的是, 当团队有了相对稳定的成员, 有了明确的方向, 有了具体的项目之后, 发起阶段的“人治”还能自然地延续吗? 因为人治的基础是领导人的道德,
而道德是靠不住的,建立在个人道德基础上的人治是不可持续的。而道德的另一个负面, 是它遮蔽了制度的重要性。
团队的宗旨, 愿景, 使命, 梦想的实现要靠制度来保障。制度提供一种可持续的解决之道。
当然这个制度首先必须是大家共同认同的, 不能是一个或几个领导人关起门来造出来的。它应该是大家争论出来的, 争论赋于制度公信力, 有公信力的制度, 大家才会去自觉地尊重它。
写出来很漂亮, 说出来很动听, 但执行起来却复杂, 烦琐也不是好制度。比如说投票制度吧。我们团队有一次骨干会议,讨论一个事情, 争论非常热烈, 不同意见的双方,
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半天都无法达成共识, 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的经验是, 首先要让大家充分地滔滔雄辩, 大家把要说的都说了,也就是先让不同意见双方进行充分地信息沟通,
这样子, 如果还没有一方可以说服另一方, 我们就用站立场的方式来民主表决, 就是请大家支持甲观点的站在左边, 请支持乙观点的站在右边, 只要两分钟, 大家都参与了,
结果也一目了然……民主对于团队是一种制度安排, 对于行动的民众, 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生活是简单、生动、有趣的。
从个人权威到制度权威, 实质是团队权利资源的重新分配, 依制度的方式保障团队权利合理下放到团队的各个层面,这对于团队的领导人是个痛苦的考验, 他要求领导人必须放下个人英雄主义的优越感,
必须放下领导人的居高临下, 必须放下领导人的控制欲, 他应该懂得节制, 只在制度赋与的空间内行动, 他必须要接受团队在制度范围内作出的各种决定, 包括对他不利的决定……
说到具体的事, 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第一: 开会说事, 领导人最好不要先发言。当然这个发言不是指协作会议时程序式的发言, 而是说观点性的发言。讨论说事, 就是想听到多元的不同声音,
如果领导人先发言,会对大家有很强的心理暗示: 领导是权威, 咱和领导观点不一样,就不要说了,大家都不说,就很难讨论起来了,不讨论,按照领导个人的意志来, 又在不断强化领导的个人权威。
领导人在大家形成不了讨论时, 要鼓励不同声音表达, 大家讨论很热烈时, 要协助大家讨论不偏离主题, 注意及时总结大家发言, 协助大家就争议的关键问题展开讨论。
第二, 开会说事, 不管领导人听到自己认为是多么荒唐、幼稚的观点, 最好都不要直接给予严厉的批评。你可以分析你认为不正确的原因, 或者把这个问题交给其他参与者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领导人的生硬批评, 会使其他与会人员, 再要表达不同声音时, 充满顾虑。
第三, 宽容地面对挑战者。 做团队工作的哥们都知道,一些同志当面不说, 背后意见一大堆, 这对于团队的工作是很有危害的。 面对这样的异议挑战,
权威的领导人常常会习惯性的采用对抗做法, 去平息异议, 而对抗往往会让团队内部产生很大的分歧。 我们觉得, 领导人可以主动地找异议者谈谈, 交谈最好是要创造一个轻松独立的空间,
比如一起吃饭先不要直接谈异议者的异议, 可以先一起说说团队的工作,气氛融洽时可以坦诚地请对方说说对团队工作的看法。 对方说时尽量不要打断, 认真倾听。
制度它应该还渗透着我们的理想, 文化, 价值观。
我们不认为成文的制度能涵盖一个鲜活团队的所有问题,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要靠文化,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团队治理的第三个层次——建设自己的团队文化。文化是一个团队心灵最深处的颜色, 它决定一个团队的个性,
理想, 价值观。文化是不断发展成长的。团队的不同阶段, 文化取向也会不同。我们团队在早期维权阶段,“勇猛”,“反抗”是那个时代鲜明的个性, 现在搞乡村建设,“合作和平等参与”是我们主要追求。
团队的文化建设是贯穿团队整个成长发展过程之中, 这是一个无法一蹴而就速成的慢慢积累过程。
团队文化的形成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然积累，团队慢慢成长过程中, 形成的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团队形成的一个文化传统是监事会更多是与理事会合作做事, 而不是专职监督理事会工作,
监督的权利被更多地分布到一线成员那里。另一种是有意提升, 主要靠制度, 活动, 项目不断培养加强的文化价值。我们团队为了提升大家的民主意识, 平等参与的意识，就会在制度上要求每个部门具体的工作，要认真听一线成员的意见与想法。每年的选举都要特别认真地筹备花很多时间成立选举委员会,
动员大家来投票。
我们是怎样面对困惑的?
团队建设发展的路,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走着走着, 工作的困难, 生活的艰辛, 人就会变得愈来愈困惑：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松松垮垮没有力量。
2006
年的下半年, 我们也面对着这样的困惑。我们开了一个交流会, 大家一起回忆我们团队八年来走过的路……那次会议开得很长, 大家四个小时都没有休息。大家谈起维权的恐怖,
成立合作社的艰辛, 开办有机农场的辛苦……
一些老社员回忆起一些具体的故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些新参加的社员说：“没有想到, 我们合作社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
那次会议后, 大家的工作热情高了许多。
人说, 忘却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 可人都是健忘的! 唤醒的记忆, 让大家清楚我们肩上的使命。
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让田野上的劳动者活得有尊严, 有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