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在警方奉令压制下“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流产，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刘京生、李卫平专业维权梦碎损失重大。

北京知情人士向中国人权报告说，由于北京警方遵照“上级”指令，强硬要求刘京生、李卫平等取消新闻发布会，原定4月18日下午3点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成立新闻发布会被迫中止。同时警方还以“朋友”的身份“劝告”他们，要尽快结束“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的生命，明确表示这是“上面”拍下来的板子。刘京生等如果仍然要开展中心的维权咨询工作，决不可能得到基金会支持的钱，只会使自己蒙受的经济损失越发惨重。据知情人士向中国人权介绍，刘京生等人成立“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过程中，获得了欧洲的一个基金会和美国一个基金会的积极回应，并与一个外国驻华使馆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会谈过。

知情人士向中国人权介绍说，刘京生和李卫平成立的“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是获得北京市政府部门行政许可证的。在2005年3月21日，刘京生和李卫平等人，专程到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进行成立这一专业事务所的相关咨询。李卫平在3月23日根据规定，通过网络取得了事务所名称预先核准，该事务所法律注册的名称是“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随后刘京生等人开始了忙碌的公司筹备工作，并在3月30日确定了事务所的工作地址。

3月31日他们收到了办理手续的通知，并在4月1日拿到了北京工商局的行政许可证。

刘京生、李卫平等人之所以成立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和效率考虑：中国社会的公民维权事件日益普遍严重，商业运作模式能够更好地保障维权事业的成功与发展。而开展咨询中心工作的主导意识则是，第一事前预防胜于事后修补，第二是政策制定重于执行。咨询中心具体要做的工作包括：协助维权的公民依法维权并增强和明确维权意识；对握有侵犯公民权利资源的公务员教育培训，使公务员明白什么是人权，为什么必须尊重人权，工作中如何做到既完成任务又很好地维护公民权利；通过专业维权工作力图影响政策的制定，虽然无法杜绝突破政策的侵权行为，但由于政策涵盖面的提高，侵权行为将受到较大制约因而必定大幅减少。

刘京生、李卫平等人专业维权的设想和注册成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赞赏和支持帮助。他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张贴的招聘志愿者广告，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反响，并通过面试筛选吸收了五名志愿者。4月4日和5日两天，他们又采买齐全办公设施并迁入办公地点，并于4月8日正式拿到工商执照，事务所只等4月18日新闻会后正式运作。但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关照也与日俱增，最先警察表示只要遵守法律其他不管，随后又表示刘京生还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可以接受采访发表言论。不过之后再谈话的字里行间透露的意思，都是要求咨询中心主动放弃新闻发布会。4月14日之后却情况突变，友谊宾馆以不成立的理由撕毁了举办新闻会的会议室租借协议，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对咨询中心的催问不再回应，而北京公安局警察强硬表示必须停止新闻发布会，致使中国民间的专业维权事务所功败垂成而流产了。

刘京生是中国著名的人权民主活动分子。早在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时期，刘京生就与魏京生一起创办了《探索》民刊，并因此与魏京生前后被捕，遭到了超过半年的关押。1989年北京的“六四”屠杀之后，刘京生又与胡石根、康玉春等数十人一起，创办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并因此而被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2004年才获得提前假释离开监狱。李卫平是毕业于中南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六四”中国政府屠杀民众之后愤而辞职，后来因为组建自由民主党被判刑3年。李卫平一直在努力摸索维权和建立公民社会的途径，开办北京华夏公维咨询中心，进行专业维权的创意就是来自李卫平，因此李卫平在咨询中心占有51％的股份。咨询中心在北京警方的干涉压力下流产，给刘京生、李卫平造成经济和精力付出上的重大损失，使他们对于民间专业维权不得不重新思考。

中国人权很赞同刘京生、李卫平专业维权的努力，对于中国政府迫使这一尝试夭折深为不满。中国的维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阻止民间社会专业的依法维权，不仅使中国的维权问题更为复杂、尖锐，也造成维权缺乏社会主动参与的一方，使维权问题先天不足和缺少有活力的因素。中国人权建议中国政府撤销对咨询中心的干涉取缔做法，并从政策法律方面打开、保障民间专业维权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