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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
二00五年六月于斯洛文尼亚布莱德
各位会友：
此报告是继续已发给会员的第七十一届国际笔会大会前三天的报告一，介绍之后数天的情况。
十七日（星期五）
上午廖天祺参加妇女作家委员会的活动。
我和张裕参加了“流亡作家网络”的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避难城市计划，图书馆或大学的驻馆驻市作家计划，帮助流亡作家作品的出版等。世界上对避难城市计划感兴趣的城市已经越来越多，达到了六十多个。今年初在挪威斯塔万格市还召开了全世界的避难城市的协调会议，并争取纳入国际笔会的轨道。
下午大多数代表都到首都卢比尔亚纳参加那里的观光游览活动，参加了一个前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女作家米拉•米哈里奇（1912 - 1985）以及卢比尔亚纳市长的招待会。王怡张裕廖天祺都去了，直到晚九点才回来。我则因为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和国际笔会主席商量，坐奥地利笔会秘书鲁西的车到离此约一百公里的火车站去接下午坐火车来参加会议的国际笔会主席格鲁莎和奥地利笔会主席，利用车上的时间交谈。还记得去年挪威大会上我和张裕曾经和这两位主席一起晚餐讨论格鲁莎是否接受中国文化部长的邀请访问中国的问题。我当然赞同他去访问，但作为国际笔会主席他应该和我们的国内会员见面。主席表示，他不会放弃这些基本原则而接受邀请。
我们的谈话结果一直持续到晚上，我和国际笔会主席格鲁莎、奥地利笔会主席乌尔夫岗、新当选的瑞典笔会主席林奈一起晚餐。
十八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十点，第七十一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正式开始。国际笔会主席格鲁莎在其简短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王怡，几乎全文朗读了我给他写的介绍，并以王怡名片上的印章文字“千年暗室一灯可明”作为发言的结语。主席的发言我们将全文翻译另发。此外，国际笔会秘书长（或称国际秘书）在其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笔会在国内外的活动（发言将翻译另发）。
大会的程序包括对过去一年中去世的国际笔会会员的哀悼，特别应该提到的前国际笔会主席、美国笔会会长阿瑟•米勒等著名作家。此外对设立荣誉副主席的规则，丹麦笔会也联合我们笔会提出了修正案，增选有世界威望的作家担任国际笔会荣誉副主席，以扩大国际笔会的影响。此修正案已通过，明年在柏林召开的下届国际笔会大会上，我们就有可能推选有影响的中国作家出任国际笔会副主席。
午餐时，秘书长特别建议召开中国问题的会议。除了张裕和瑞典笔会国际秘书、悉尼笔会的朋友介绍他们访问中国并接触所谓“中国笔会”官员的情况，以及有关香港会议的设想，我们提出的主要工作建议是各国各地区笔会都可派人访问中国，可以会见我们的会员或者狱中作家的家属。此外，建议把香港会议提升为国际笔会地区性的会议，而不仅仅限制为中国或中文笔会。
下午的会议主要讨论工作委员会的提案。我和王怡五点离开，参加一个斯洛文尼亚笔会副会长组织的活动。我们和几个马其顿笔会、古巴流亡作家笔会及捷克笔会的代表先去参观一个斯洛文尼亚著名作家路易丝•阿得密奇（Louis Admic）的故居，然后去附近一个小镇的图书馆上朗诵作品。可惜我们事先不知道这项活动，没有准备，所以我们都没有准备好自己的作品及翻译，只做了发言。不过，从会上听众提问来看，只有听众对我们提问，还是对中国问题最感兴趣。朗诵会后镇长请我们晚餐。
廖天祺晚上七点去德国使馆参加招待会。德国笔会明年将主办在柏林召开的下届国际笔会大会，德国大使表示对各国笔会代表的欢迎。
十九日（星期日）
今天上午是过去的国际笔会大会没有的新增项目，也是新秘书长上任以来的改革措施，即召开了工作讨论会（Workshop）。我王怡参加了有关“笔会和世界”为题目的工作讨论会，主要是研究如何扩大国际笔会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也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我根据我们颁发自由写作奖的经验，建议国际笔会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共同设立自由写作奖，每年在国际笔会上颁发，从而提升国际媒体对大会的注意，也促进翻译出版工作（各国笔会提交参选的作品自然都需要翻译）。
下午继续全体代表的会议，以我们笔会为主多个笔会参加提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获得大会全票通过，包括过去投过弃权票的尼泊尔和日本笔会都投了赞成票。在选举新理事时，谋求联任的日本笔会理事崛武昭出乎意料地落选，使国际笔会理事会中亚洲笔会首次缺席，加上南美候选人的落选，形成了理事会几乎完全被欧美掌控的局面，让人担忧，也是对国际笔会理事会的打击（因为日本笔会在筹款方面有很大作用，日本笔会落选并非理事会的愿望）。
晚上，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在湖滨的大饭店（Grand Hotel）举办酒会宴请全体代表。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本人也是剧作家，是斯洛文尼亚笔会会员。在已经实行民主的国家，政府已经基本代表民意，所以在民主国家，笔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并非罕见。日本笔会大概对竞选国际笔会理事失败很失望，都没有来参加酒会。
二十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举行的是国际笔会全体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最紧张的半天。我们笔会要求让王怡做大会发言的事情，直到此时都未能最后决定，而会议议程已经超过了时间。我们事先商量好了策略，如果时间不够，就只要求让王怡做简短发言，而散发发言稿。国际笔会当然非常重视王怡的出席，也一直考虑安排。实际上王怡的发言成了大会的压轴戏。大会结束前，秘书长告诉我，请王做最后的发言，而且不是象一般代表那样在台下发言，而是被请到出席台上。王怡和我及准备做翻译廖天祺都登上主席台。我先简短发言，感谢了国际笔会为王怡出席大会提供的帮助，也告诉大家王怡不久就要回国，会把国际笔会大会的信息带给我们国内的会友，我们希望他平安到家。然后王怡做了简短发言，而廖天祺读了她翻译好的发言稿的精彩片断。虽然发言简短，但发言结束后全场代表几乎都起立鼓掌，国际笔会主席特地站起来和王怡握手，这些都是其他代表发言都没有的动人场面，成为会议的小小的高潮。会后，很多代表都来和王怡握手，并要求把他的发言翻译成他们的文字（如法文、罗马尼亚和捷克文等）。王怡成了大会的明星。
高潮还在继续。大会结束后，下午有记者招待会，王怡和我又被请到主席台上。我简短介绍了王怡之后，王怡再次发言，表达国内自由写作群体的信念。大会散发的新闻公报，两次提到了王怡出席国际笔会大会的意义（全文已经翻译另发）。
当晚，斯洛文尼亚笔会在湖滨的大饭店举办告别晚宴和舞会，有传统的斯洛文尼亚编钟演奏，还有从湖上荡来小舟上斯洛文尼亚著名女高音演唱当地民歌。代表们欢舞畅饮直至深夜才散。
我在下午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中曾经提到，布勒德见证了国际笔会历史上的很多第一次：1965年布勒德国际笔会大会第一次有苏联作家出席，而四十年后的布勒德国际笔会大会又第一次接待了直接来自中国的独立作家，为笔会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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