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及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大选中大获全胜，而且赢得这样“离谱”，出乎所有人预料。
    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对小泉没有好感。中日两国关系，因为小泉的原因，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但是小泉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他是战后一位最值得世界重视的日本领导人。我们可以不喜欢他，但我们不能不重视他。考虑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与日本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小泉领导下的日本改革在某些方面可以成为中国的老师。
    ——希望这句话不要吓着某些人。
    其实，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日为师的。雷颐先生介绍说：当时“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群情激愤，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 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而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后来康有为在向光绪皇帝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更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当年就连光绪皇帝也赞成“以强敌”即日本“为师资”，今天，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自然也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从日本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日本今天尚还不是我们中国明确的“敌人”。
    这种学习，首先在于一种可比性：中国与日本都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
    中国改革的情况是大家都清楚的。日本改革的情况也和中国差不多。小泉纯一郎是2001年4月在“改革无禁区”的口号中就任日本首相的。2001年5月初，他在国会发表演说，声称自己将要推行的改革是“新世纪维新”，并称要进行经济、财政、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堪比“明治维新”，日本媒体称其为“小泉革命”。
    小泉的经济结构改革将主要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小政府大社会，二是引入市场机制。强调要将日本建成一个“小政府、大经济”的国家，强调要对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实施坚决的瘦身，对政府所属的各类经营性机构实施坚决的民营化改革。小泉认为，只要民间企业能承担，其经营活动就应全部交给民间企业去做，以加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其具体内容则包括了金融、保险、政府精简、减少公共财政支出、国企民营化等诸多领域。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小泉进行的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场改革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的改革所要面对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经济结构，以及伴随这种结构所形成的既得权益结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日本的改革：其难度决不低于中国的改革。
    面对同样的改革任务，小泉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和“说了就做”的切实作风。。小泉上台一改日本政坛派阀政治的传统，他是一个“不沾锅”，被称为“一匹孤独的狼”，与日本自民党内的派系没有太深的关系，因此，他在推行改革中也就不怕伤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与自民党派阀政治、金钱政治、密室政治格格不入。小泉具有日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特征之一即深刻的危机意识。其实，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加重，但日本经济远未到当年中国改革面临的经济崩溃的地步，而且小泉前几任的首相虽然口头也高喊改革，但无不在积重难返的情势、改革与增长的矛盾和利益集团的牵制中望而却步。但是，小泉肩负着日本国民的希望上台后，真刀真枪地搞起了改革。就任首相伊始他就提出要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做法，表示要与以往各届内阁划清界线。他一再强调，不推进改革就没有自民党的存在，不推进改革，就没有日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年来，在金融改革、政府财政改革等方面确实取得了成绩，日本的经济也一改多年的负增长而有了较大的起色。虽然几年来小泉的外交方针不被大多数国人认可，但他的国内政策和改革主张，他的“亲民战略”，以及他的改革实际动作和效果，不仅得到了自民党大多数议员的强有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人心思变的日本广大国民的欢迎。小泉执政以来，小泉本人和其内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这次众议院大选是一次非常明显的公开投票，不仅是对邮政改革，也是对整个改革计划。因此，自民党内的反对派现在真正被制服了。而小泉不但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使自民党在十五年后再次单独在众议院过半，而且他也成了日本在位时间第三长的首相。
    二、改革的决心和舍我其谁的胆略。小泉充分认识到他所进行的改革将面临的巨大困难和痛苦。比如小泉要搞财政改革，就必须限制国债发行额，从而难以再通过大幅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景气；要加快对不良债权处理（这只能说是金融改革的“前奏”），也会引起企业破产增加；至于邮政事业、道路公团以及其他特殊法人的改革，更容易激化内阁与自民党、政界与官僚间的矛盾，进而引起政治上的“阵痛”。上台后，他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为此，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好言相劝小泉：“您大概不会愿意作为一位‘痛苦先生’在历史上留名吧。”对此小泉的回答是将不惜一切代价，对日本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革，而且在改革中不设禁区，所有领域都可以涉及。小泉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取得金融改革的初战胜利后，面对他视为改革中心的邮政改革被参议院否决后，不惜孤注一掷，作出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的决定。而在这次大选中，为了推行他的改革路线，他甚至不惜与利益集团一刀两断，态度坚决地表示如果现状的自民党不能支持他的改革，他就要“打碎自民党”，为此他开除了37名“造反”的自民党议员，并派出各种“刺客”去封杀保守的各反对派议员，并取得大胜。他提出这次大选也是自民党的新生。而且我们确实看到，随着小泉的胜利，自民党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自民党中长期大行其道的金钱政治、密室政治有望得到改变。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位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推行利国利民的改革中，也会有这样的境界和胆略！
    三、改革的精心设计和严格的决策程序。小泉以往的改革，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成功的如解决银行的呆账和坏账问题。到今年3月，日本银行坏账的比例下降到2．9％，和2002年高达8％的坏账比例相比，金融风险已经得到了缓解。又如政府支出：小泉执政的4年时间里，日本政府的公共开支减少了20％左右。不那么成功的如社会保险的改革。但不管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改革，都是遵循了严格的决策过程和精心的设计。这一点也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有很大不同。比如，日本邮政改革从时间上讲，其方案计划于2017年最终完成，其中什么时候做什么、达到哪些阶段性目标是精确设计的，这样就保证了改革的清晰与操作的明确，也不会操之过急。同时，所有重大改革的方案都在民意机构讨论表决，这样就使得各种相关利益者有了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机会。当改革方案不被现有的民意机构通过时，可以通过解散民意机构重新大选来另起炉灶，不但真正“问政于民”，而且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从小泉身上，我们也看到国家领袖个人的禀赋将对国家命运和历史走向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同时，我们看到，人民才是真正的改革（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主体和最有力的社会支持力量，而民主政治体制可以使国家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小泉已经将他的改革称为新的“明治维新”，而中国的改革也被许多人称为新的“戊戌变法”。当年的明治维新成功了，并使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当然带有军国主义色彩）；当年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并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积贫积弱之路。今天小泉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以破釜沉舟、不改革就下台的决心越过了难关；今天中国的改革也面临着攻坚的严峻形势，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怎么做呢？
    小泉实在给我们太多的教益。更可怕的是，日本有这样一位领导人，日本的将来如何岂非一目了然！中国有这样的日本为邻，是我们的不幸，但也是我们的大幸：“敌国”在且强，令我不得安然，恒生悚愓之心，并激励我们奋斗。我们若不努力，必将再为日本战胜，甚至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