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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民主基金会于2月20日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名为“异议分子与自由”的讨论会，请来了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以及车臣、白俄罗斯、缅甸、古巴、维吾尔（热比娅女士）、北韩和伊朗的异议分子发表演讲。在会上并颁发国家民主外交研究所（NDI）的哈里曼奖和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民主事业奖。
哈维尔作为主要发言人，很简洁地表达了他对“异议分子”的观点。 首先他说他并不喜欢这个词，虽然他多年来总是被如此称呼的。 “这是西方新闻界所发明的一个词汇”，他说。这个词听上去好像已经成了一门行业，其实不自由的国家中的异议分子，都有自己本行的职业，或是作家、艺术家，或是工人、医生。为了简化，如今大家都惯用它了。
哈维尔指出，各地的异议分子的追求和理念并不相同，重要的是当西方在跟异议分子打交道时，有两件事是有风险,应当注意的；其一，异议分子背景复杂，他们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只要自认是，就是了。但是这些人中混杂着间谍、疯子，因此跟“真正的”异议分子合作，帮助他们，极为重要。其二，很多异议分子和民主力量的挣扎和努力并不见得会成功。人们都喜欢快乐的结局，像捷克就有个皆大欢喜的happy end，但这并非总是如此。
其他应邀的七国异议分子也都发表简短的讲话，大家都非常推崇哈维尔，把他和他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理论奉为佳臬和精神粮食，将之当作黑暗中的指路明灯。
有一位听众提出问题，问哈维尔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能够有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摆脱了共产极权，后来又和平地一分为二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主国家，这其中的奥妙在哪儿。哈维尔微笑着缓慢地回答：“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很不好战吧。”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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