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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波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去世了，舆论的评价毁誉参半。比如，德国之声发表评论《叶利钦辞世－从民主英雄到病夫治国》。文中评价说：“叶利钦虽然打碎了苏联独裁性旧体制，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他在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也使得他的改革者形象严重受损。”
然而，对于一个仍然生活在独裁制度下的异见者来说，无论他所主导的改革因技术操作的失误而带来多少弊端，但作为领导前苏联转型的政治家，叶利钦的选择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确的。前苏联极权帝国的崩溃和冷战的彻底结束，已经作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划时代功绩而载入人类进步的史册。
首先，他与戈尔巴乔夫共同终结苏联极权帝国。尽管，由于苏共党内的权力之争，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清除出党，但他由此走向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恰恰是对戈尔巴乔夫开创的事业的最好继承。他在失去了党内的位置之后，非但没有检讨和消沉，没有等待平反或重获启用，反而更坚定地走向民间。1990年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包括众多前苏共党员的“民主纲领派”正式组建。换言之，叶利钦不再乞求体制内的改革道路，而是直接诉诸于体制外的民意与旧体制进行对抗，从而赢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和国际支持。
其次，在苏共保守派所发动的“8.19”军事政变中，面对政变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叶利钦没有退缩或逃亡，而是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走出议会大厦，登上政变军的坦克发表演讲，一举扭转了大局。这种以有可能丧失生命为代价的冒险，不仅需要正确把握主流民意与历史机遇的政治远见，更需要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不畏个人安危的政治魄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政变的军队中没有人向他开枪，也许只是慌乱中的偶尔走火，就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险了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对于一个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悲壮，也要比无声无臭的委曲求全，在道义上具有更长远的政治意义和生存价值。
再次，面对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局面，叶利钦正确地把握了政治大势：前苏联帝国的根基松动之后，靠刺刀维持的帝国必将崩溃。所以，他没有选择依靠武力来维持一个内在腐烂的大帝国，而是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分家”危机，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991年12月8日，在叶利钦的主持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存在”。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联体，正式宣布苏联解体。
第四，叶利钦领导了俄罗斯走向民主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艰巨转型。尽管在很多中国精英们的眼中，俄罗斯转型是失败的典型，叶利钦时代一无是处，联盟解体、经济衰退、供应紧张、腐败横行、寡头垄断、黑社会猖獗，等等。但是，首先，很少有人公正地指出，作为有着七十年共产极权历史的国家，刚刚进入转型期的叶利钦时代所要消化的负面遗产有多么沉重。如果普京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或叶利钦时代当政，他未必比二者更杰出，俄罗斯的情况也未必会更好。其次，经济效益的损失换来却是社会整体效益的增进：转型的纷乱换来的却是可以持之久远的民主制度，暂时的物质损失换来的却是有保障的自由。第三，当俄罗斯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之后，一向被外界病诟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走出困境，呈现强劲的复苏，而把这功绩完全归在普京一人名下实在有欠公允。恰恰相反，普京才是叶利钦改革的最大受惠者。
由此反观现在的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权贵利益集团，其规模之大和财富之多，远非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经济所能比拟。中国权贵集团一手造就了掠夺式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而他们所依靠的最大资本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制度遗产：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以，他们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式改革的庇护下，聚敛财富的理由更充分，胆子更大，手段更多，也更疯狂。更重要的是，已经民主的俄罗斯能够将寡头们的不义之财曝光，而仍然独裁的中国无法把权贵家族的掠夺放到阳光下。
中共权贵们所得到的，远远不止于特供的物质和贪污的金钱，更是合法的敛财特权——优先的市场准入资格、垄断经营、股市上翻云覆雨和把国有大企业变成家族公司等特权。从元老到新贵，几乎找不到不下海的权贵家族，他们的聚敛财富之手遍及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和所有高回报的领域。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九三期《证券市场周刊》发表马海林的《神奇的华能国际》一文，就揭露了李鹏家族怎样把大型国有电力公司变成家族公司“李家电（店）”。而这样的曝光，连权贵家族巨额财富的冰山一角都不及。所以，在没有叶利钦式政治家的中国，改革者所面对的负面制度遗产肯定比叶利钦所承袭的还要沉重，中国的转型之路将更加艰难和漫长。
仅以此文悼念叶利钦。
2007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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