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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奎德
杭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
一个新的外交风向球正在地平线升起。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各国等…….近几个月来，各主要民主国家，已经逐步在此气球下聚合。该气球的标签上清晰书写：“价值观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
这是国际外交风向的转换
最显着标志这一风向转折的，是所谓“达赖旋风”，即：澳大利亚总理、新西兰外长，奥地利总理，德国总理,加拿大总理……，似乎大家有约在先排队似的纷纷在官邸或官方正式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日本又邀请达赖往访……。当然，最引人注目的高潮，是10月17日美国国会向达赖颁授地位崇隆的金奖，布什总统亲自颁奖并致词。这种国际性统一行动，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一转向中，德国成了带头羊。其执政党最近出台的亚洲政策文件，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从2006年10月到07年年初，欧盟接连发表了三份有关中国的文件，语气冷峻；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北大西洋公约的核心——美英德法，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靠拢的迹象，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而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奥地利、前东欧国家等，也纷纷跟进，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民主国家在非洲达尔富问题到亚洲缅甸问题上，千方百计施压于北京，凸显中国与国际主流在价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敦促北京履行其奥运承诺。
传统的人权问题，日益引人注目地变成北京外交的“滑铁卢”。最近的戏剧性进展是11月6日在美国国会就师涛及王小宁案对雅虎公司的听证会。议员们对雅虎的质询以及雅虎对受害者亲属的道歉，事实上变成了对中共的一场缺席审判，吸引了全球公众的眼球。
更敏感“亚洲北约”的萌动
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
在亚洲，同样的故事在上演。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更为敏感的是所谓“亚洲北约”的萌动。9月，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在此构想推动下，亚洲将演化出某种新的地缘军事结构。
诸事种种，呈现出某种基本的战略趋向：一个“世界民主同盟”正在形成之中。
《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会议
回溯以往，其实早有预兆。苏东波之后，全球政治地图重画，政治情势凸出了建立全球“民主同盟”或“民主国际”的紧迫课题。着名政治学家、哈佛教授杭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1997年在《民主》杂志上撰文预言：“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实际上，它随后就开始付诸了实践。2000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在华沙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国际盛会，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外长和其它官员以及民间代表，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一个名为《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这个为期二天的国际会议是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马里、韩国七个国家发起的，主要发动者是波兰和美国。有一百零七个国家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分成两个平行部分，一个是由政府领导参与的主要是由外交部长为主的论坛，另一个是由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的民主论坛。
政府参与的会议，其成员是以国家的性质划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国家来决定参与国的，而且参与国达到一百零七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力量的组合体，也呈现出一桩前所未有的现象。在过去的因为利益、区域、军事等等原因以各种方式短暂联手的国际组织之外，缔造了一个以道义为联盟基础的新组织模式，它与以往各类组织的构造模式都不相同。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新形态的国际组合。
同时，由于中共是残存的最大的共产国家，华沙会议的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会议的目标，就是通过民主国际这一“世界民主同盟”的扩展，在全球棋盘下完“冷战的残局”，清扫最后的战场，促使中国等残存的最后几个共产国家，改弦易张，进入民主国际，达至全球的和平。
在全球棋盘里的“冷战残局”
但是，次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9.11”恐怖袭击，打断了“民主国际”发育壮大以及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进程。它使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战略重心转变，“民主国际”的连续性会议及其伟大历史使命，被迫暂时淡出历史舞台的中心。
时移势变，六年过去了。反恐的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大局底定，恐怖组织已是强弩之末。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集中力量反恐的这一空档，作为残存的共产政权，作为国际反恐的临时伙伴，中共身上减轻了压力，在这几年中，它借助其“低人权”和廉价劳工优势吸纳资本，作为一个仍然保持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迅速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从而诞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崛起时的类似情势，构成了对世界秩序的严重挑战。
有鉴于此，世界民主同盟的构想再次复活。各国都紧迫感到，必须提出新战略，亮出新旗帜，以因应这一历史性挑战。上述今日的“世界民主同盟”或曰“民主国际”的隐然成型，实质上正是在接续2000年《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的旨趣，重新集结民主国际。其战略思考也从以反恐及地缘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为重心转向以价值观外交为重心，发挥普世价值体系的根本优势，从而应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挑战，在全球棋盘里真正下完“冷战的残局”，影响并驱使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进入国际文明体系中。
这次西方外交转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它将塑造所谓“新新人类”的生存方式。
（原载《动向》200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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