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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梅普配与俄国的未来
日期:3/8/2008 来源:网络 作者:秦晖


普京时代前后的连续性问题

而“梅普配”未来的作为,则是个超级“悬念”。它不仅事关梅、普二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事关整个俄罗斯转轨的历史地位。

在这里首先要指出:我们这里流行的“叶利钦是搞垮苏联的罪人,普京是拯救俄罗斯的英雄”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搞垮苏联”如果是指联盟国家解体,那本身就是“列宁式联邦制”在转轨中难免的命运。这种“联邦制”一方面在法律形式上“自由”得出奇:各成员拥有自由退出的合法权利,甚至可以单独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立时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是成员国,苏联说他们就是“独立”的,这当然是为了独拿3票,但在法理上无疑埋下了弄假成真的伏笔),君不见前苏联国歌就高唱:“伟大俄罗斯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但是这些“独立共和国”都是一党专政,执政党是苏共的分支,而苏共党内则高度集权。谁有分异之念,马上在党内就被清除,根本提不到台面上。可见“独立共和国”不能弄假成真根本就是靠党内集权来维系的。一旦党的体制有变(哪怕与自由民主无关,只要一些不管持什么“主义”的宗派能够浮出水面),“自由退出权”弄假成真就几乎不可避免。因此转轨国家中三个“列宁式联邦”(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无一例外都解体了。区别只是有的好说好散,有的反目成仇。南斯拉夫解体不能怪米洛舍维奇,但解体得血流成河他当然难辞其咎。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更不能怪哈维尔,而能够好说好散则他功不可没。苏联解体的代价比捷克斯洛伐克沉重,但比南斯拉夫轻得多,叶利钦不能无咎(他最后拆戈尔巴乔夫的台显然加速了联盟解体,而且没有缓冲期的突然解体也加重了代价),但谈不上有罪。

这里要强调的是:有人说民主化一定会导致多民族国家分裂,因此多民族国家不能民主化,这根本站不住脚。转轨国家中另外两个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就维持了统一,尽管两国传统上国内民族矛盾并不更小(至少比捷克斯洛伐克大),而罗马尼亚的剧变甚至就是从匈牙利族人抗争开始的。但是,这两国在转轨前都没有搞联邦制,尤其没有搞“列宁式联邦”,没有党内集权一变、“自由退出权”就弄假成真的问题,民族矛盾可以转换成国内的人权问题,通过民主自治来解决。所以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联邦制可能也是好东西,但民主化后国家凝聚力增加了或者可以再考虑联邦;如果反过来,先联邦后民主,尤其是先有“列宁式联邦”,那的确是一民主就可能要散伙了。

而叶利钦的“罪人”如果是指转轨期危机的严重,那么一方面应该说这种危机在所有转轨国家都发生了,并非只有叶利钦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的转轨期危机比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叶利钦的一些措置失当的确与此有关(参见金雁:《千秋功罪叶利钦》,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30日)。但是,早有研究者指出俄罗斯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只有一小部分是体制转轨的“阵痛”,大部分其实是联盟国家解体、尤其是“双重经济空间解体”(苏联解体加上经互会解体)造成的,其性质可与沙俄、满清、奥斯曼土耳其等专制帝国崩溃后果相比,与其说是“转轨阵痛”不如说是“帝国后遗症”。而如前所述,“列宁式联邦”的解体其实难免,只怪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是说不通的。而叶利钦时代的“帝国后遗症”虽然严重,比起上述几国还是轻多了。梅德韦杰夫与普京都认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能避免大乱就是一大成就,的确有道理。

而普京,且不说他本身就是叶利钦这个“伯乐”发现的,“千里马”如果有功,伯乐岂能没份?至于说普京“拯救俄罗斯”,如果是指俄联邦没有步苏联后尘而解体,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联邦不同于苏联那种“列宁式联邦”、并非“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决定的,普京维护俄罗斯统一的确有贡献,但作为苏联解体进程的延续,独联体日趋离心、消亡的趋势在普京时代却更加明显,他怎么就扭转不了?就连叶利钦时代下功夫建立的俄白联盟,到了普京时代不也越来越失败了吗?

如果说普京的“拯救”是指经济止跌回升,那么这个“拐点”在1996年下半年本已初现,1997年虽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被中断,但到1998年下半年又恢复,1999年升势已经明显。普京接班后当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复兴。但更重要的是他很幸运:他既搭上了转轨国家普遍经历的止跌回升顺风车,又正好碰上国际市场油价一路攀升,而1997年大危机后卢布贬值推动出口的效应也显示出来。普京对俄罗斯近年来“经济起飞”的贡献主要是他在政治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这的确很重要,但如前所述,这并不能仅归功于他。而在经济上他并不是专家。他的第一任期内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卡西亚诺夫是个明确的自由派,现已成为他的反对派。而第二任期内的库德林、梅德韦杰夫等经济重臣也属于普京团队内的自由化分子。因此尽管普京的确干得很出色,但把普京时代的经济起飞说成是“普京大帝”的创造,是“国家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未免不着边际。

必须指出:我们这里的一些媒体有意无意把普京时代的两个现象——即“经济繁荣”与“民主倒退”联系起来,似乎俄罗斯经济的好转就是因为赶走了“民主妖魔”的结果,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不说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的“拐点”在普京接班前已经出现,普京时代一大批民主政治日益巩固的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业绩也不亚于俄罗斯——如果考虑到俄罗斯经济业绩对“石油红利”的依赖,应该说那些东欧国家的经济业绩比俄罗斯更出色。只不过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民主转轨时的经济滑坡”和“民主倒退下的经济增长”,因而对他们通常是“报忧不报喜”而已。以同属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诸国为例,新千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势头很猛,2001-2003年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7.2%、8.6%、7.9%,而2004-2006年间更加速到10.4%、10.0%、7.5%,明显高于同期“普京的俄罗斯”。新加入欧盟的8个原东欧国家,2001年人均GDP仅为“老欧洲”(原先的欧盟15国)的46.2%,2006年已经达到54.4%,明显超过了入盟时预期的“每年以一个百分点追赶老欧洲”。所以,说民主化必定促进经济增长固然不能成立,说民主化必定妨碍经济增长更是毫无道理。而对于已经渡过转轨阵痛期的国家来说,民主巩固的国家经济业绩一般都比仍在摇摆乃至“倒退”的要好。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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