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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晚耶鲁大学“现代中国法制”(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讨论会。(摄影：徐竹思/大纪元) |
康正果：奥运是中共的红舞鞋
耶鲁大赦国际请专家讨论中国法制 学生学者激烈辩论
(大纪元记者徐竹思康州报导)全球民间组织发起的“人权圣火”与中共的奥运火炬在西岸抗争之际，东岸有关中国人权的讨论与中共的“爱国”宣传也极为热烈。耶鲁大学近日发表许多有关人权奥运的讨论文章，密切关注26日将至校园的“人权圣火”；与纽约中领馆联系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履行对祖国的义务”。中共是否变好、政法系统是否应改革、法轮功是否应被镇压等论题，在日前参加校园“现代中国法制”(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讨论会的中国学生学者间发生白热化辩论。
4月10日晚，耶鲁大学著名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东亚系讲师康正果、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副主任普瑞斯卡特(Jeffrey Prescott)和高智晟自传《神与我们并肩作战》一书英译本共同编辑考克(Sara Cook) 的演讲讨论吸引了百余人，大教室中挤满中国面孔的年轻学生。耶鲁国际大赦学生艾瓦哈特(Edwin Everhart)为会议协调人。
 (右起) 高智晟自传英译本共同编辑考克(Sara Cook)，耶鲁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副主任普瑞斯卡特(Jeffrey Prescott)，著名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东亚系讲师康正果及其翻译。(摄影：徐竹思/大纪元) 专家论历史 学者现身说法
史景迁分析古今历史指出，中国的法制一直为统治者的工具，特别是当代“中共的一党制，任何时候都有权制定、改变或撤消法律，而我们今天所谈的一切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而谈。”
普瑞斯卡特以河北承德陈国清等无辜四人被以抢劫杀人的罪名判处五次死刑的案例，说明中国的法制问题重重。他后来指出，中国除了尚未健全的法制造成的不公外，还有中共超越法制外对特定人群的迫害。
《我的反动自述》作者康正果以其在文革期间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被劳教，后又因跳交际舞险些被再次劳教的经历，控诉中共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就可将“划成敌人的多余人口”“排泄”掉。
考克介绍因接受法轮功案例和退出中共而被判刑3年的高智晟律师生平，投射如此在中国坚持为民谋利的草根律师的艰辛。
4月10日晚耶鲁大学“现代中国法制”(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讨论会。(摄影：徐竹思/大纪元)
学生提问引出“红舞鞋”比喻
一位学生问，“我所知道的人都对生活满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很大成就，北京马上要办奥运。既然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要求，现有法制为何要改变？”
考克回答，“真正能了解多数中国人所想，异常困难，即便网络调查也只代表少部分有能力人的想法。一些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人可能会满意现有制度，但的确有许多人不满，有些人因为上访而流离失所。法律系统因此应该改革。”
康正果说，“西方人看到中国的发展，不过是与毛时代的比较。也就是说以前饿死很多人，现在人能吃饱了，就认为好了。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从上到下一切由党领导。”
康正果比喻，“奥运是中共穿上的一双红舞鞋，太漂亮，红得太鲜艳，舞得太快就可能烫脚，可能会致死。西方在奥运问题上，不是以中国几十来取得的成就，而是以其最不够的标准-人权，来要求北京的。”
中共的唯物与反宗教
康正果说，“胡锦涛2006年访问耶鲁时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个词在中国语汇里代表的是绝对正确和不信神，代表反宗教。中共怕宗教，因为它就像魔窟中的吸血鬼（vampire）一样，太阳一来就化掉了。所以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不算宗教的法轮功，都属于要被消灭的。”
为什么中共为西藏做了很多，西藏人并不感恩？康正果认为，“西藏最特殊的地方是每个人都信教，因此无论中共给西藏多少钱，如何修庙吸引人旅游，只要一说达赖不好就都完了。”
一位学生说，“镇压法轮功是因为那么多人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设想如果有上万人突然将纽约的交通堵塞，美国政府会怎么办？”
主持人艾瓦哈特忍不住播话说，“(美国)恐怕不会用秘密酷刑和杀害的办法。”
考克说，“这件事的背景是中共抓人在先，这些民众是和平上访要求放人和炼功的权利。这种形式我们在美国是经常见到的。”
康正果说，“ 中共镇压法轮功并非当时那么多人去中南海，而是因为这些人都是有信仰有自律的，那么多人离开时连一片纸屑都没留下，江泽民一看：这么好的组织，一旦得了人心不得了，所以要镇压。”◇◇◇
 参与讨论会的学者学生在耶鲁国际大赦征签薄上签名，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高智晟律师。(摄影：徐竹思/大纪元) 座谈会因观众的兴致勃勃与激烈讨论进行了超过两个小时。历史学家史景迁还回答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法制是否有影响的问题，他再次强调中国法制是为统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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