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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北京）
2008年9月28日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中国民主化与西藏前途》讨论会，与会者将就下列问题进行探讨：在中共现有体制下，谋求地方自治之路走得通吗？西藏之出路何在？西藏 的高度自治与中国民主化之间有何内在联系？这三个议题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在现有体制下谋求地方自治之路走不通，就会提出“西藏之出路何在”问题，进一步就 会接触到“西藏的高度自治与中国民主化”相互关联问题。从讨论的议题不难看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它可能涉及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今后的政治走向。
（一）和平解决西藏问题遇挫的根由
达赖喇嘛代表与中共统战部代表于2008年5月与7月 有过两次接触。“接触”是中共的口径，表示并非“会谈”，只是见面，中共借此提出种种前提条件，先是“三个停止”，后是“四不支持”，以此要挟达赖喇嘛一 方协助中共平息藏区反抗活动、协助中共举办奥运时有个安定环境，甚至要挟达赖喇嘛运用他的国际影响动员西方政要放弃抵制北京奥运的打算。媒体报道，达赖喇 嘛代表会后表示，“从中方代表的言论中可以肯定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的确，北京同意接触，不过是利用达赖喇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迫切愿 望，反过来迫压对方为自己的需要出力，中心是为了8月举办奥运的需要出力。这是一种巧装的反手策略。
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是非常肯定的，他要求藏族自治的愿望是十分真诚的。在此基础上，他不懈地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呼吁，而奔走。但事实给他以强烈刺激。2008年7月访美时，达赖喇嘛接受《明报》美东版记者专访，对其代表与北京磋商毫无结果而“极度失望”，对奥运后的再次磋商“已不抱多少希望”。严峻的事实揭示了中共的狡猾嘴脸，使达赖喇嘛的真诚愿望备感失落。
“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这就是症结所在。不破解这个症结，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无望的。而北京所以“没有诚意”，是由于中共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接受西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要求。
中 共是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它实行高度极权制，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构成严密控制的专制结构。由它主持政权运作时，则实施一党独裁，由党作主而拒绝由民作主。在 经济上，它坚持官办经济为主，坚持由权力操作市场运行，把这些称为“社会主义特色”。在民族问题上，它废除民族自决权，推行由共产党控制的民族区域自治。2003年5月 胡锦涛宣布的西藏工作“三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根据上述中共的本质规定得出的。所谓“民族区 域自治”，由于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必然导致大肆破坏藏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达赖喇嘛坚持必须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保护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共怎么可能接受呢？民族自决权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适原则，为联合国通过的公法所肯定，但是，民族自决权与中共的领导权相冲突，两者不可融合，民族自决权当 然被中共否定，因此，达赖喇嘛的民族自治要求自然不会被中共接受。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缘由。可以说，除了中共调 整自己的根本制度，否则，在它的统治下谋求民族的真正自治是没有可能的。
国外媒体企图磨合中共与藏族利益的矛盾，提出种种折衷方案，企图以双方的妥协求得西藏问题的解决。《纽约时报》8月24日 刊载记者纪思道的报道，提出由达赖喇嘛首先声明“接受西藏的社会主义系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底下”，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提供更多的文化与宗教自 由”，“现有的共产党控制机制可以继续保持不变”。看来，双方都有所让步，但是，两者能够和谐相处吗？政府只“提供更多的文化与宗教自由”，那么，以前要 求宗教信仰自由而结队游行示威因而判处徒刑或被枪击死亡的僧侣怎么对待？西藏自治区当局强迫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迫效忠党国的运动是否停止？干部是否允许 信教？百姓家中是否允许悬挂达赖喇嘛像？所有这些，在中共当权者那里就通不过。“更多的文化与宗教自由”，抽象地说说可以，不能具体落实。要知道，中共内 部保守的、顽固的势力（象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怎么能同意放松控制呢？纪思道还报道说，达赖喇嘛在“双方达成协议后，不会扮演任何政治 角色”，作为回应，政府同意达赖喇嘛和他的助理“可以自由进入和离开中国，并且自由地与外界交流。他可以在藏区各地旅行，并且跟公安部门配合，确保不会有 任何暴动。”这一条恰恰是中共当权者最害怕的，他们怎么敢让达赖喇嘛跟藏民接触呢？接触的结果会把他们对藏民的控制彻底冲垮。而且，他们怎么敢让达赖喇嘛 “自由地与外界交流”呢？交流的结果会把他们对媒体的控制全部冲夸。所以，主观地设想双方的妥协方案不过是无根据的幻想。
其实，毛、邓早已为达赖喇嘛回国后的出路做了安排：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虚职，长住北京。这是比软禁要宽松些的待遇。至于随达赖喇嘛出逃的10余万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当然被拒之国门以外，其前景大约与傅作义投降后其部队的下场一样。总之，在中共心目中，达赖喇嘛及流亡群体除了彻底缴械，别无出路。和平谈判云云，北京从来没有认真地、具体地设想过。
今年5月与7月的接触，如上所述，中心是为了保证奥运平安度过。待7月接触后，西藏地区的反抗运动已被中共军队严厉镇压，8月举办奥运可能遭遇的风险已经减缓，与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在北京看来已无必要。因此，据新华社消息，7月7日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指出，中央仅是“与达赖喇嘛就其个人前途问题进行接触商谈”，中央与达赖特使的会谈不涉及西藏问题谈判。国务院新闻办董云虎局长于7月15日声明，中央愿意同达赖喇讨论他的未来，但不是讨论西藏。他说，达赖喇嘛不具备代表西藏的资格。如果他曾经有，也是1959年以前。他强调，现在达赖喇嘛已失去讨论西藏未来的所有的权利。这些突如其来的声明显示，中共这个由抢劫起家并且现在仍奉行抢劫原则的政党就是如此蛮横霸道。如果达赖喇嘛于1959年后就失去代表西藏的资格，那么，从2002年到2006年双方一共进行6次接触，第4次至第6次都谈及西藏地区的实质性问题，那时的达赖喇嘛代表究竟有还是没有代表西藏的权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自掌耳光，毫不害羞，这个流氓性政党就是如此。不过，由此也就封闭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中共正式亮出“Stop”。
（二）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选择
在 争取藏族自治的抗争中，达赖喇嘛坚定不移地选择和平方式，排斥暴力方式。他希望通过谈判，互谅互让，以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达成妥协。但是，对手是笃信暴力 的政治团体，以暴力夺天下，以暴力治天下，因而对藏族以和平方式争取自由的活动不惮以残暴的武力加以镇压。中共不理解和平解决争端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流意 识，不认可异议有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不容忍弱势者要求公平待遇的合理性。这就必然形成以暴力对抗和平方式的冲突，类似过去所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 清”。可见，只讲和平、非暴力有其不适应客观形势的缺欠。
在 现实社会，和平与暴力往往交错出现。一支和平示威队伍表达自己的愿望，遇到军警棍棒阻击，施放摧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示威群体则还以砖头瓦块、推翻和点燃警 车。这是和平方式兼有暴力的冲突。瓮安事件则是以暴力形式开始，以撤换当地官员的和平方式制止了暴力漫延。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交错反映社会斗争的复杂 性。只认准一种方式，则束缚了自己手脚。尽管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有其公认性，但是，在原则上，必须同时承认选择暴力的必要性。
和 平方式是理性的选择，暴力方式也同样可以是理性的选择，暴力的实施并非都源于感情冲动、非理性。怎样做才是理性的和谨慎的暴力运用呢？暴力方式的选择必须 以保存实力为前提，赊本的生意不能做。有了这一前提，就可以在势单力孤的情况下，以准备周全的、十分隐蔽的单点突袭形式，向民愤极大的统治者施以暴力，制 造统治阶层的恐惧。以这样的行动告诫肆无忌惮的统治者：收敛些！年青的陈独秀就曾这样做过，那时形成一股暗杀风气，是颇为流行的。当然，这类的暴力选择只 能起辅助作用，不能成为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形式。
和 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适当配置，要求社会斗争是有领导的，而不是散漫的、各自孤立的。有了不同地区的、小型的统一配置，才能逐渐走向联合的、大型的统一配 置。其作用在于，将和平抗争与暴力抗争置于群众的发动与组织的基础上，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是这两种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群众的觉醒就会形成巨大的实力，罢 工、罢市、罢课、罢教成为对统治秩序的严重危胁，辅以单点突击的暴力惩治，其合力才可以推动统治者内部力量的分化、瓦解，在此基础上，他们才会认真考虑与 社会不满者对话、妥协的必要。
达 赖喇嘛与逃亡在外的西藏青年会存在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同见解。前者主张和平方式，后者主张暴力方式；前者放弃西藏独立要求，后者坚持西藏独立要求。达赖喇嘛 批评藏青会的主张不现实，一再与之划清界限，但基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允许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藏青会成员则基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往往表示屈从他的举措。 藏青会一度以非暴力方式从事争取西藏独立活动。如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确已被中共封闭，达赖喇嘛将另寻出路。有报道称，他将寻求与争取大陆社会民主转 型的力量谋求合作。这是一个恢宏的却相当模糊的设想。在奔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如何调节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的配置，如何调动藏青会的积极性，都是亟待探讨 的问题。这个问题如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西藏问题将进入别一种天地。
（200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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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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