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


克鲁格曼最近的评论预测，当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将从现在的6.5%升至8.5%。按照这个预测，那时美国领取失业金的人数恐怕要超过百万。克鲁格曼相信并鼓励奥巴马采取极为大胆的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他判断，奥巴马刺激美国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应达6000亿美元的规模才可能奏效。

不论奥巴马是否接受克鲁格曼的献策，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新政，都将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亿万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会直接影响中国农民的命运，十年前，这句话都可能被当作笑话，但在今天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正是美国酿成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正在把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工投入全球失业者的大军。我相信，由于农民工就业对出口的依赖，此次因美国金融危机失业的中国农民工，将会不成比例地超过其他国家同时期失业人数。不过，失业的中国农民工可没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失业者那样幸运，他们不仅拿不到失业补助，甚至连拖欠的工资也不能完全到手。

中国的决策者不仅像美国的决策者那样，对美国爆发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十分意外，他们也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够导致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失业措手不及。对那些一直主张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人，这次危机应让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远比他们想象要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周小川再不敢言人民币升值，而开始谈人民币贬值的可能。

如果为了支持自己的新政，奥巴马真的决定像竞选时宣称的那样，施压人民币升值，那奥巴马新政对中国的农民工意味着什么呢？这有可能意味着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令许多失业的农民工很难重新找到工作。为什么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四万亿投资计划，不可能为农民工创造同样的就业机会呢？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投资效率历来就低，而且因为中国政府的顽固倾向，就是不想让更多农民成为市民。不过，中国决策者不久就会认识到，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事实上已无法回到农村长期生活，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生活习惯，很多农民工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并不能为农民工创造足够多的城市就业机会。由此导致的政治和社会压力，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奥巴马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而必须尽可能创造出口的就业机会。

在美国方面，迅速地大幅度降低中美贸易的规模，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奥巴马很可能在认识到逼迫人民币升值不可能之后，转而要求把美中贸易与中国的人权和环保挂钩，尤其是和保护中国劳工的权利挂钩。比如说，要求对外出口企业的农民工增加社会保障，甚至提供失业救助。出于经济、政治和道义的压力，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以人民币不升值为条件，接受奥巴马的一些要求。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压力，中国当权者不会主动进行实质性变革。胡温上台以来六年来的执政过程再此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但一旦面对实质性问题，就退缩和装傻。最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所谓“新土改”，就是一个新鲜例子。胡锦涛的“新土改”最终令人大失所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既不敢给农民自治的权力，实现真正意义的土地集体所有，又不敢打开城市大门，让农民获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

中国的农民工制度，说到底，是一种现代国家奴工制度。只要在中国，农民工不论在哪里打工，都改变不了自己国家奴工的身份。这是“中国奇迹”的公开秘密，也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内需不振，不得不靠双顺差来维持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制度原因。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曾希望胡温能有所作为，消灭这一令中国人蒙羞的现象，但现在看来很清楚，胡温及其代表的精英阶层，最多只愿意改善一下农民工的状况，而无意终结这一奴工制度。

奥巴马新政对中国未来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中美经济的紧密联系，无论其政策在美国成功与否，他的变革努力都可能成为提升中国农民工权利的重要杠杆，从而成为刺激中国变革的有效压力。据中国人口学者估计，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将在未来七年左右结束。由此加剧的各种矛盾，也将为中国的变革提供强大的内部压力。因此，奥巴马新政确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从外部促进中国民权运动的发展，推动中国国家奴隶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