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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希拉里最近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华，正式拉开了美中G2时代的序幕。而这个序幕令双方都颇为尴尬。此行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当面教训中国人的一贯做法。
希拉里不仅在行前就发出明确信号，不会把人权问题置于双方会谈的中心位置，而且在整个访问过程中，都格外注意放下身段，赢取所有中国人的好感。清华大学负责组织学生与希拉里对话的孙哲教授说，“她的表现相当谦虚”，与8年前他在复旦大学见证的拜登之傲慢形成鲜明对比。（南方《人物周刊》，三月二日）
不难想象，希拉里的内心一定会有几分尴尬，这不仅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过去主张的对华政策并非这样“温和”，更重要的是，她此行的主要使命绝不是昭示奥巴马政府与世界打交道的新态度，而是要得到中国领导人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正式承诺。因此，希拉里知道，她根本无法避免中国人对美国人新姿态的这种猜测，那就是在美国人一反常态的温和与谦虚后面，是谋取中国人出让重大利益的新思维，即所谓的“巧实力”思维。
中国领导人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虽然这样理解美国人的意图，心里却很清楚，面对美国人的“巧实力”，自己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在美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金融官员马平，不慎把中国的这种无奈和尴尬对外国媒体发泄出来，说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不幸是中国的“惟一选择”。马平的议论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不得不通过中国官方媒体给予澄清。这恰恰说明中国领导人对自己的无奈决策十分敏感。
对美中两国来说，更深层的尴尬在于，正是这场困扰全球的金融危机催化了所谓美中G2时代的来临，而美中两国，对这场危害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有逃脱不掉的干系。美国对这场危机的责任是美国人自己也无法否认的。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右翼精英，一旦当权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向极端，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格林斯潘就是突出的代表人物。
中国当权精英的尴尬就在于，美国右翼精英对市场的迷信也传染给了他们。虽然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事实是中国在美国当权的右翼精英鼓励下早已因自己的“低人权”而成为国际资本的天堂，促成了对美国高度依赖的畸形经济发展。以朱镕基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经济制度的迷信和信心，外人难以想象。中国走上长期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来自于这种迷信。
现在，美国的右翼精英被自己造成的这场巨大的危机赶下了台，而中国领导人惊异地发现，新上台的左派现在来北京告诉他们，你们过去借给右派的钱都花在了错误的方向，所以才有今天的灾难。如果你们不再借钱给我们来纠正他们的错误，美中两国就面临一起沉船的危险。
问题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何向自己的国民作解释呢？他们敢告诉中国人民，虽然美国人比你们富得多，但如果我们不把钱借给他们，不去支持奥巴马激进的能源改造，激进的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我们中国人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这恐怕是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无法接受的逻辑。
美国新政府“巧实力”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知道专制的中国当局不敢，也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做任何解释，而中国多数人民一时也搞不清楚把血汗钱借给美国与自己的利害究竟是什么关系。
那么，中国究竟该不该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呢？情理上，当然不该，因为中国穷人太多，福利也落后太多，那为什么还要借这么多钱给美国人花呢？唯一的理由，就是自认中国的体制和领导人没有本事用好这些钱，这正是当年朱镕基的决策逻辑。
美中G2时代的尴尬之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两国经济之高度依存并非基于清醒的国家利益，而是精英短期功利和意识形态偏执驱使的结果，这不仅给两国经济，也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而美中之间政治互信和相互理解之严重不足，将难以支持两国政府应负的巨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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