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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彤
四月一日中共党魁胡锦涛作为国家元首，将第二次御驾亲征伦敦G20峰会。比较去年十一月首次华盛顿的G20峰会，中国领导人似乎从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集体甦醒过来。二月总理温家宝出席寒冬中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访问欧洲四国，被评论「硬气」地批评了美国为首的金融机构，已经在为胡锦涛四月的欧洲之行进行铺垫。G20是个只有一天的世界强势国家的元首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峰会，谁也不能指望一天之内能够拯救地球，但却是胡锦涛和奥巴马的初次交手的机会。
胡锦涛出席伦敦峰会前，中国官媒高调宣传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三，已是世界第二大政治强国，有意挑战美国。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三，去年年底，德国智库「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与民意研究机构diamap共同开始的一项民调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政治强国。老二和老一握手，不要指望像二十年前江泽民见到小他二十岁的克林顿一样，乐得手舞足蹈。几天之后胡锦涛也要首次会见也小他二十岁的奥巴马，胡锦涛摆出的姿态手里像是挽着个篮子，要向奥巴马分鸡蛋。中国究竟是真的要用人民币挑战美元，还是增加谈判砝码，够国际观望一阵子的。
中共备战伦敦G20峰会，已经不同于华盛顿G20峰会，是有目共睹的。温家宝三月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十三日记者会上，他与去年九月做了比较：「那时，世界还是一片迷茫，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也看不清楚。现在，时间过去不到半年，我们已经提出了一揽子应对计划。」「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做了长期的、困难的准备，我们预留了政策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应对更大困难的方案，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他以美国最大债权人的身份，「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他回击「人民币贬值不属实，任何国家不能施加压力。」
三月二十三日胡锦涛将带到伦敦去的中国政府高级金融团队开始发声，当日十七时四十分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了行长周小川的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而五分钟前，该文的英文版先行发布，题目更为直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他倡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明显指责美元作为当前国际储存货币的不可靠性。他认为，可以充分考虑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特别提款权」（ＳＤＲ）的作用，并具体给出了拓宽ＳＤＲ使用范围的四条建议。周小川的文章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次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即在头版上写道：《中国瞄准美元》。中国各门户网齐声赞扬：「符合中国目前的身份和地位。」
一天之后，周小川又在央行网站再度发表题为〈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的文章，反驳一些美国官员指摘中国储蓄率高，令资金大量流向美国，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说法。再次重申，「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
二十四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以来第二场黄金时段记者会上回应周小川，称美元眼下格外强劲，全球投资者将购入美元视为安全投资，而美国经济则更为稳健。他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
二十五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中国计划终结美元时代》。三月二十五日，欧盟贸易总司司长大卫．欧沙律文在布鲁塞尔接受中国《财经》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西方世界一致婉拒「中国提案」的默契态度。二十六日英国《金融时报》由ＦＴ评论家联合撰写的专栏，发表评论《美元时代未落幕》。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周小川第三篇文章〈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宣称中国金融改革的经验，比其他国家好，可供参考。
此时中国最有权威的《财经》杂志承认「大部份西方国家对周小川的建议并无多少热情。」不仅如此，就连金砖四国的巴西总统对待此次G20的东道主布朗访问，虽然大发牢骚「这次金融危机是白皮肤／蓝眼睛的人制造出的，却让其他人承担。」也没有对中国的主张回应。唯一例外的是俄罗斯。
三月二十七日中国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透露了中国官方在G20会议中的原则及可能立场，表示中国愿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资金。呼吁该组织改革配额制度。
王岐山承认中国经济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进出口幅度大幅下滑，保八难度大。
中国政府的高管们在伦敦峰会前，如此高调发声，提出自己的计划，明知不可为，也要高调讲出来，作出大国崛起的姿态，目的何在？王岐山文章承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既来自于我国以扩内需、保就业、调结构，实现保增长的高目标要求，亦来自世界经济衰退以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等因素形成的外需萎缩。」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调研室主任朱明春在《二○○九宏观经济高峰论坛》讲：「一到二月的工业增加值是很低的，我们应该按天比更合理一点，百分之五点几。我们知道工业增长值和ＧＤＰ相比，一般是一比一点四左右。生产除了去年比重略微上升以外，前几年比重都在下降。在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只有百分之五点几的情况下，ＧＤＰ会达到什么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最差的是「进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进口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下降。去年和前年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往上涨。」现在美国一双耐克鞋只需十一美元。进出口占ＧＤＰ百分之九左右，下降百分之十影响ＧＤＰ一个点。按照这样计算，保八难度相当大。
朱明春说：「在人均三千美元的时候，日本、韩国已经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均收入是一比零点九左右，而我们城市和农村相比是三点三四比一，收入差距非常大。」中国一次分配里面劳动收入比重最近几年是连续下降的，收入偏低，最重要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导致基尼系数过大，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发展慢，对收入也是很不利的。北京市最近公布北京人均收入○八年达四万四千七百一十五元。认为收入没有这么高的职工不在少数。纺织等收入低的行业和金融等收入高的行业年工资差高达一百万。两极分化造成拉动内需的极大障碍。
三月中国政府还出手了一项大手笔，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否决了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的并购案，汇源股价下跌，抽回果品上游基地的资金，集中精力回到生产与销售的环节。原先「为中国农民的亿万吨水果找出路，解决果农卖果难的问题，是汇源的使命。」这一下成为空谈。
外资占税收比例很大，但水准很低。影响中国经济的还是自身问题：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差、拉动内需困难。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在《二○○九宏观经济高峰论坛》上，对影响中国经济最大一块「外需」讲了三方面的问题。一，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九九五年前后，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两个百分点左右。在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那些年，外商投资税收增长占我们国家税收增长比重非常大，工商税收增长最大贡献是来自于外商投资。
第二个方面，中国外商投资处于非常低的水准。在国际上，跨国投资百分之八十是发达国家，并且这一部份投资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并且管理设备也是最高的，同时经营也是最为规范的。但恰恰在我们国家外资来源里边，发达国家占的比重非常低，到现在为止，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对华投资占的比重大幅下降，最高的时候超过百分之三十，但是最近几年，到了百分之十几。美国对华连续几年都是二十多亿美元，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出价是二十四亿。但是美国对外投资都是几千亿，对华投资连一个零头都不到。美国人现在要侵略我们，哪个领域没有进来啊，从汽车到饮料，美国哪个大企业还没有进来？到现在为止，美国人对华投资已经三十年了，对华投资存量也就是六百亿美元左右。美国对外投资总存量是两万两三千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中国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假如说美国人拿对外投资不到百分之一就可以把中国企业打垮，我们民族经济竞争力就是这种水准。还不要说三鹿毒奶粉事件出来，大家都去买进口奶粉。
第三个方面，保增长仍应高度重视利用外商投资。马宇认为：「外资力量即使相比国有投资来说，还是好处多、坏处少。你用财政费那么大劲做投资，还是拿我们自己的钱去做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用别人的钱促进我们的增长呢？从投资效益角度来说，毫无疑问外商投资效益比国有投资要巩固。」
如此看来，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不是国际金融危机，而是中国内部管理问题。此次胡锦涛到伦敦要发高声，无人应和，还在你无权力说「不」。
(原载《开放》2009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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