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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年轻的非洲》（Jeune Afrique）周刊2009年6月最新一期（6月7日至13日，总第2526期）刊登了该刊特派记者艾豪（Pascal Airault）最近前往北京和上海调查后撰写的中国非洲战略调查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题目叫做《中国在非洲的做法》（Afrique, la méthode chinoise），全面分析了从60年代中国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在外交部设立非洲司，到近年资本输出大举进军非洲的战略演变过程。
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的非洲战略重心越来越向经济层面转移，但大体上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60年代制订的联合“第三世界”对抗西方的政治策略。直到现在，中国的非洲战略仍然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各种决议案投票中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二是从非洲获取足够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三是在贸易上打通全面进军非洲的道路。
文章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通常都是由中共第一把手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委员会作出的。目前执掌这一委员会要职的是69岁的资深外交官李肇星，李过去长期在非洲担任外交官，出掌中共外交政策委员会显示非洲问题在中共决策层占有重要地位。而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似乎是力主打“非洲牌”的中共最高决策人之一。从2004年1月到2009年2月，胡锦涛5年内先后访问了18个非洲国家。
从外交布局来看，目前中国在整个非洲大陆共设有47个大使馆和9个领事馆。中国外交部非洲司看起来虽然只是部职下面的一个司级部门，其地位却非同小可，几乎直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挥，人事安排也颇重用有非洲背景的外交官。最近出面执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张明，过去曾担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熟悉非洲事务。而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身边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戴秉国，似乎也是中共非洲政策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今年5月21日，戴秉国藉“世界非洲日”在北京举办活动之际，向“非洲朋友”重申了中国非洲政策的目标和期待，并特别“感谢”非洲国家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戴秉国同时强调“尽管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仍一如既往把非洲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履行自己的所有援助义务。”
文章评论说，戴秉国短短几句话就几乎概括了中国非洲政策的全部要点，即政治考量仍会放在第一位，其次是经济危机不影响中国继续打“非洲牌”。1960年中国外交部设立非洲司时，最初是以世界革命的名义支持非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反叛武装，后来逐渐转变为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来避免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北京通过向非洲提供一些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捐赠及援助，的确达到了拉拢非洲国家的目的；最明显的是，北京借助非洲国家的支持，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功阻击了西方国家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动议。
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北京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时，总是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要他们（台湾），还是要我们”。文章认为，多年来北京实施这一招果然奏效了，1993年以前至少有10个非洲国家承认台湾并与台湾结为邦交，现在只剩下四个（冈比亚、斯威士兰、布基纳和圣多美），而且这些国家还不知能坚持多久。
除了政治结盟的需要之外，近年中国对非洲期待似乎更大，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北京进军非洲的步伐更大了。文章指出，自从198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工厂的全面运行加快了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往来，并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中国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目前中国石油需求超过三分之一来自非洲大陆，而中国也跃升为非洲大陆的第一大供货商。自2000年以来，中非贸易额已翻了十倍，去年达到107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非洲政策也有一些调整，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在继续维持政治结盟关系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和资本输出，由此形成了某种全方位的非洲政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从过去多见的单纯无偿援助转为有条件援助，多数经援及合作项目都附有由中国企业承包工程的条款。与此同时，北京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非洲去投资，投资范围包括商业、建筑、采矿、农业及旅游。这一政策从江泽民时代就已开始。目前到非洲扎根的中国企业已近900家。
文章指出，很多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非洲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鼓励向外“移民”。据刊载于法国《当代非洲》（Afrique contemporaine）杂志2009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介绍，中国重庆地区因城市扩建，有1200万农民将失去他们的土地，而当地有政商官员认为，这些失地农民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最好是劳务输出，把他们送到非洲去。
但是，中国的非洲政策，尤其是资本输出和劳务输出，越来越受到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批评。一名非洲国家驻北京大使表示：“我们不需要中国的小商店，也不需要中国的纺织品，更不需要中国的劳务，这些东西摧毁了我们本国的行业。我们也有自己的居民要养活。但是我们主张共同投资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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