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7月15日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讲话，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五项方针。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全文开始）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2009年7月15日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国务卿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外交政策发表讲话

2009年7月15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克林顿国务卿：非常感谢，理查德。我很高兴来到这些新分会。我常常去设在纽约的总部，但在国务院附近有这样一个分会非常好。我们从委员会得到很多建议，因此，这意味着我不必走太远就能得到我们应如何行事、如何思考未来的教诲。

理查德刚才所讲的，可以说是我针对我们面对的种种问题发表过的讲话的缩略版。但我看到这里坐满了不仅很多朋友和同事，也有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的人士。所以说，收件箱从来不会不满。

我到国务院上任前不久，一位前国务卿打电话对我忠言以告：做事不要贪多。这听起来是一个明智的忠告，如果做得到的话。然而，今天的国际议程严峻无情：两场战争，中东地区的冲突，暴力极端主义和核扩散的持续威胁，全球衰退，气候变化，饥饿和疾病，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上述所有挑战都影响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它们也都威胁着全球的稳定和进步。

但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而对未来心灰意冷。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的那些动因——经济的相互依赖，开放的边境，以及信息、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的快速流动——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动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面临同样的挑战，我们有机会、也肩负着神圣的职责，来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与其他国家协作解决上述问题。这就是美国在当今世界所承担的使命的核心。

然而，有些人将其他国家的兴起和我国国内经济的困难视为美国威力衰减的迹象。还有些人根本不信任我们的领导作用；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急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和我们的原则。但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问题不在于我国是否能够或应当发挥领导作用，而在于我国将如何在21世纪发挥领导作用。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老一套公式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考美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保卫国家，扩大共同繁荣，并帮助更多地方的更多人发挥他们的天赋潜能。

奥巴马总统已引导我们跳出一贯的思考模式。他开启了一个以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接触交往的新时代。向前迈进，运用美国独特的优势，我们必须通过伙伴关系来促进共同利益，并通过我们的典范作用和使人民获得力量，来推动共同的价值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建立起为战胜威胁、应对危险和把握21世纪各种机会所必需的国际共识。只要我们信守我们的理念，并采纳符合时代要求的战略，美国就将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因此，我们将运用美国的领导作用建立伙伴关系，解决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将推行能够调动更多伙伴和取得成效的政策。

不过，首先让我说明，尽管决定我国外交政策的理念至关重要，但对我而言，它不单纯是一种理性思考。16年来，我有机会、实为有幸，作为第一夫人、参议员，现在又作为国务卿，代表我国出访海外。我看到过儿童挨饿的肚皮，遭人口贩运的女童，正在被可治疾病夺去生命的男子，被剥夺财产权或投票权的妇女，以及没上过学或没有工作、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年轻人。

我也看到，希望、勤奋和智慧如何能够克服最艰难的障碍。将近36年来，我一直在国内倡导儿童、妇女和家庭的权益。我走访了全国各地，倾听我国公民日常关注的问题。我遇到过为保住工作、偿还贷款、承担孩子大学学费和支付医疗保险而挣扎的父母。

我的所为和所闻使我确信，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给人民带来成效，其中包括前途有赖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底特律失业汽车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他们缺乏机会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那些亲人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及其他地区冒着生命危险为国效劳的家庭、以及应得到更光明前途的每块土地上的儿童。这些人——在美国有数百万、在全世界有数十亿——的生活和经历、希望和梦想，必须成为我们决策和行动的指南；是他们激励着我和我的同事以及我们每天的工作。

在处理外交政策重点时，我们必须同时兼顾紧迫的、重要的和长远的目标。然而，即使我们不得不同时一身多职——这是个非常有性别特色的词（笑声）——我们也必须重点分明，奥巴马总统已在布拉格和开罗、莫斯科和阿克拉等地所发表的演讲中阐明了这些重点。我们希望扭转核武器的扩散，防止它们被利用，并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威胁的世界。我们希望在与全世界穆斯林接触联系的同时，孤立和击败恐怖主义分子并抗击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希望鼓励和促进各方努力，谋求并实现中东的全面和平。我们希望通过加强我们自身的经济、促进强有力的发展目标、扩大自由平等贸易、以及增加带来良好就业机会的投资，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我们希望应对气候变化，增强能源安全，为实现一个繁荣的清洁能源的未来奠定基础。我们希望支持和鼓励保护人民权利并为人民做实事的民选政府。我们将捍卫各地的人权。

自由、 民主、 正义和机会是我们各项重点的立足点。有些人指责我们将这些理想作为采取与其含义恰恰相反的行动的理由。另有些人说我们过于经常地表现为盛气凌人，专横傲慢，只谋求扩张我们的势力，而牺牲别人的利益。 这些观点确实助长了反美情绪，但它们并不代表真正的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在近几年来有失基础，但这种损害是暂时的。它有点像我的肘关节——正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笑声）

无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黎巴嫩、 在伊朗还是在利比里亚，那些受民主鼓舞的人，那些懂得民主不仅限于选举，而是还必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新闻自由，建立强有力、称职和独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致力于使民主产生实效——这些人会看到，美国人民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对手。正如奥巴马总统上星期在加纳阐明的那样，本届政府将支持问责与透明的治理方式，支持任何地方致力于建设民主体制的人。

我们对待外交政策的方式必须反映当前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过去的世界。采用 19 世纪权力协调或 20 世纪权力平衡的战略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不可能返回冷战遏制时期或单边主义时代。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有两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决定着我们的世界：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世界上各种挑战。这些问题过于复杂。 有太多角色在争相发挥影响——从正在崛起?大国、到公司企业、到犯罪集团；从非政府组织到“基地” （al-Qaida）组织；从受国家控制的媒体到使用“叽喳网”（Twitter）的个人。

第二，大多数国家对同样的全球威胁——从不扩散、防病到反恐——感到担忧，但出于历史、地理、意识形态和惯性等原因，也面临着非常现实的障碍。 它们面临这些障碍，妨碍着将共同的利益转化为共同的行动。

因此，这两个事实要求建立一种不同的全球架构——这个架构明确给与各国进行合作和履行自己职责的动力，同时对袖手旁观或制造不和与分裂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

因此，我们将运用美国的领导能力，克服被这个委员会等一些机构的外交政策专家称之为的“集体行动问题”及我所说的合作障碍。因为，正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一样，没有美国的参与也无法应对任何挑战。

我们的做法将是： 运用现有的各种机制并予以改造。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将运用我们的实力召集各方，运用我们的能力连接世界各国，运用我们良好的外交政策战略建立旨在解决问题的伙伴关系。我们将超越国家关系，为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创造为解决问题作贡献的机会。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将通过把不同的伙伴为共同关注的问题团结到一起而促进我们的利益。它会使逃避责任或滥用权力变得更加困难，但会让任何愿意承担一份公平责任的国家、 团体或公民在桌前有一席之地。总之，我们将通过促使更多人参与更大合作，通过减少竞争、进而让重心从多极世界移向多伙伴世界而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知道，这种方法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将对我们的目标保持清醒头脑。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希望我们成功或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 有些人会大力谋求破坏我们的努力。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伙伴关系会成为抑制或阻挡那些负面举动的强大同盟。

对于这些敌人和可能的敌人，我要说：我们注重外交和发展，但它并不取代我们的国家安全武力。我们愿意对话，但它并不是可被人利用的软弱表现。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以有力手段，而且在必要时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来保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利益、尤其是我们的人民。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选择，也不是一种威胁 ；它是对所有美国人的一项承诺。

建立全球合作的架构要求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使用??确的手段。 我经常谈到"灵活实力"，因为它对我们的思维及我们的决策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明智地动用我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召集与连接的能力。它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我们的创业与革新能力，以及我们的新总统及其领导班子的能力与信誉。它还意味着在决策中运用古典的常识。它是原则与务实的结合。

"灵活实力"可体现为五个领域的具体政策方针。首先，我们准备更新和建立与我们的伙伴进行合作的手段 ；第二，我们将致力于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有原则的交往 ；第三，我们将把发展提高到美国实力的核心支柱地位；第四，我们将在冲突地区采取民事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的行动；第五，我们将调动美国实力中的关键资源，包括经济实力和榜样的力量。

我们的第一点方针是与我们传统的盟友、新兴大国和多边机构建立更强有力的合作机制，并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以一种务实、有原则的方式开展这种合作。我们不认为这些合作机制相互间有什么矛盾。各类机制之间是互为补充的。

我们首先给近年来受损的基础联盟注入新的活力。在欧洲，那就意味着改善双边关系，与欧盟建立更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并使北约获得新的活力。我认为北约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联盟。但它是为冷战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北约是一个东起波罗的海、西至阿拉斯加的拥有近10亿人口的民主共同体。我们正在努力调整其战略理念，以使它在本世纪同上个世纪一样发挥效能。

同时，我们正与同我们有重要条约关系的盟国，如日本和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其他伙伴国家共同努力，以增强我们与这些盟国的双边关系以及跨太平洋机构。我们是一个拥有跨大西洋关系的国家，也是一个维系跨太平洋关系的国家。

我们还将特别强调鼓励主要的和新兴的全球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在处理全球议程方面成为全面的合作伙伴。我要强调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以及我个人对此的承诺。这些国家对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推进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经济增长、气候变化等等——极为重要。我们在与这些国家寻求共同点的同时，也将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原则。

这个星期，我将前往印度访问。访问期间，印度外长克里希纳（Krishna）和我将拟订一个基础广泛的议程，要求采取政府各部门全面参与双边关系的做法。本月晚些时候，盖特纳（Geithner）部长和我将联合率团参加与中国的新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不仅将涉及经济问题，而且将涉及我们共同面临的各方面的战略挑战。今年秋季，我将前往俄罗斯，推进将由拉夫罗夫（Lavrov）外长和我担任共同主席的两国总统委员会的工作。

举行这些会晤和其他一些会晤的事实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取得成果，但这些会晤可以启动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合作渠道并缩小存在分歧的领域的进程和关系，消除任何虚幻的成分。我们知道进展不太可能来得太快，在前进道路上也不可能不遇到障碍，但我们决心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下去。

我们为之建立全球和地区性机制的世界已发生巨变，因此，这些机制也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造和改革。如总统最近在意大利出席八国集团（G-8）会议后所说，我们正在寻求“行动的效率和能力与广泛包容性相结合”的机制。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World Bank)，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到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G-20）,从美洲国家组织（OAS）和美洲国家首脑会议（Summit of Americas）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所有这些机制以及其他机制都有各自的作用可发挥，但它们能否继续保持其生命力和实际影响则取决于它们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及其成员在出现问题时作出迅速、负责任的反应的能力。

我们还将广泛对外接触，不仅限于各国政府，因为我们认为与人民结成伙伴关系对于我们21世纪的治国方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发表的演讲是与人民进行自下而上的直接沟通的优秀范例。我们还随之制定了综合性议程，涉及教育交流，促进对外接触和企业创投等。在我访问的每一个国家，我都寻找机会支持公民社会，并与当地公民进行接触，无论是出席巴格达的民众议事会——该国的第一次此类会议，或者是参加拥有广大年轻观众的当地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还是会见民主活动人士、因战争守寡的妇女或者学生，都是如此。

我任命了一些特使，专门集中应对一系列具体的挑战，其中包括首位全球妇女问题大使，还有一位大使负责建立新的公共-民间伙伴关系并与美国犹太人社区接触以增加他们在故乡的机会。我们在国务院正努力确保我国政府利用最?有创新精神的技术，不仅跨越国境进行表述和聆听，不仅促使技术不断更新和发挥作用，而且特别为那些经常被置于边缘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是因为直接与人民进行接触会鼓励他们接受与我们的合作，使我们与他们的政府和他们本身的伙伴合作关系更加牢固、持久。

我们还开始对我们的伙伴采取更灵活、务实的态度。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看法一致。坚持我们的原则不应妨碍我们在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共同的努力。因此，我们不会对我们的伙伴说，非此即彼，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也不会坚持认为他们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与我们为敌。在当今世界上，这种做法在全球属于谬误的行为。

我们在北韩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促使安理会取得共识对北韩的挑衅性行动作出反应，我们投入了大量外交资源。我无数次与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中国外长交谈，请他们谈他们关切的问题，明确说明我们的原则和最后界线，寻求前进的道路。这样做的短期成果就是安理会一致达成两项具有实质内容并让北韩承担后果的决议，继而促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共同积极参与，同我们一起说服其他国家遵守安理会决议。我相信，这样做的长期成果是各方将为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可验证的无核化进行更坚定的共同努力。

培育这样的伙伴关系并使其发挥全面广泛的作用需要时间和耐心，同时还需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这并不意味着在紧迫问题上拖延时间，也不能以此为托词，迟迟不为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成果的工作进行努力。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说过一句话，成为我最欣赏的名言之一。他说：“政治是用力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既需要有激情，又需要有眼光。”眼光决定了激情和耐心。当然，有了激情，我们就不会为无所作为寻找借口。

我非常清楚，单靠时间是不能治愈所有的创伤的；想一想巴以冲突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失时机地作出努力以实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在两个国家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我们一直在做以色列人的工作，以解决定居点的问题，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并创造能够导致建立一个独立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环境。过去几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在定居点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一方面期待以色列方面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作出相关决定在政治上极具挑战性。

我们知道，要使实现和平取得进展不能仅仅是美国——或以色列——的责任。终止冲突要求所有各方都采取行动。巴勒斯坦人有责任改进和延续在安全问题上已经采取的积极行动；对煽动性行为采取强有力的打击行动；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有意义的谈判更难以进行的行动。

阿拉伯国家有责任以言辞和行动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步骤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让公众做好准备接受和平及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地位。沙特提出的受到20多个国家支持的和平建议是一个积极步骤。但我们认为还需作出更多的努力。为此，我们要求接受这项建议的国家立即采取有意义的步骤。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侯赛因（Hussein）国王跨过了重要的门槛，他们的敢作敢为和远见卓识对以色列的和平拥护者起到了动员作用，为签订持久的协议铺平了道路。通过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支持和给以色列人一些宽容，无论这种宽容多么有限，阿拉伯国家可以发挥同样的影响力。为此，我要对相关各方说：发出和平的呼声是不够的，你们还必须采取行动，反对使冲突永久化的互相仇恨、互不包容和互不尊重的文化。

我们的第二点方针是以外交为主导，即使在对待敌对国家或与我们有分歧的国家时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我国的利益，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与我们的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不应害怕或逃避接触。然而，有人认为这是天真的表现，或是对这些国家压制本国人民的做法表示默许。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要接触可能促进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价值观，放弃接触就是不明智的。通过谈判可以洞察这些政权的想法以及某个政权最终改变其行为以换取国际社会接纳的可能性──尽管这一可能性很小。利比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尽最大努力寻求对话后，一旦劝说无效，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更有可能愿意施加压力。

考虑到这一点，我要就伊朗问题说几句话。伊朗选举所释放出的能量令我们十分赞叹，但政府竟然动用暴力压制伊朗人民的声音，逮捕和驱逐外国记者和公民，切断通讯线路，试图掩盖其行动，这令我们震惊。正如我们和八国集团伙伴所明确表示，这些做法应受谴责，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所继承的伊朗关系，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它。我们知道，拒绝与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打交道并没有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减少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或改善伊朗对待本国公民的方式。

总统和我都没有幻想与伊朗展开对话一定能够取得任何成功，而这种前景在伊朗选举后的几个星期内无疑发生了改变。但是我们也知道提出与伊朗接触和给伊朗领导人明确的选择的重要性：要么作为负责任的一员加入国际社会，要么在进一步孤立的道路上走下去。

直接对话是提出和解释这一选择的最佳手段。这正是我们向伊朗领导人提供一个明确无疑的机会的原因：伊朗无权建设核军事能力，我们坚决予以制止。但如果它能够让国际社会重新相信它只把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那么它确实有权拥有民用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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