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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
8月30日，在第45届众议院大选中，民主党大败自民党，毫无悬念地轻取单独过半的骄人业绩（截至北京时间31日零时，在全部480个席位中已突破300席），成为继自民党之后担纲日本政权的执政党。至此，民主党，这个成立11年、整合多种政治势力、曾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发动夺权冲击的政党终于修成正果——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
而自民党，这个自1955年以来，独步政坛达54年的政治巨兽，在经历了1993-94年的短暂瓦解之后，又经过15年的调整过渡期，终于黯然走下执政宝座，与民主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朝野乾坤大挪移——日本政治风水的逆转既在情理之中，同时亦蕴涵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诚可谓意味深长。
此番选举，从解散上届众院到投票，有长达40天的时间，可以说朝野两大党都为选战做足了功课。全国有近1400万名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为69%，高于上届大选的67.51%。有些地区，因预报台风来袭而不得不提前4小时投票。那些不惜利用法定休息日的宝贵余暇，在席卷列岛的狂风豪雨中，奔赴各个投票点，行使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力的选民们，其行色匆匆的身影和执著、严肃的神情，汇成了人心向背的潮流：投票前一天，日本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以“国民的审判”的表达来定位这次举足轻重的大选。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选民选择对自民政治说“不”。这既是国民的选择，也未尝不是自民党离亲叛众的结果。作为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大政党，自民党早已习惯并过于依赖一党独大、独步天下的优越感，躲在政、官、财构成的被称为“铁三角”的特殊结构中，利权独享，世袭蔓延，黑金丑闻不断，把纳税人的信任与委托视为理所当然，不思改革，形成了相当顽固的“金属疲劳”，乃至对当下重要的社会、政治议题及国民的心声丧失反应能力，一系列亟待措手的经济、社会改革或迟迟无法出台，或推行不力，甚至胎死腹中，白白延误改革时机。对此，国民和舆论的焦虑、批判由来已久，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后小泉”3年，三任首相“走马灯”，其中两任以极端不负责任的形式中途“撂挑子”；麻生首相虽然“善始善终”，却停留在某种虚幻的自我感觉中，误判形势，不止一次错过解散众院的绝佳时机，终于拼光了本已所剩无几的政治资本，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终结者”，与其祖父、前首相吉田茂54年前以保守联合一手开创“1955年体制”的历史定格构成了反讽强烈的对比，颇令世人平生某种今夕何夕的时空错乱感。这种情况下，“政权更迭”已然不仅仅是虎视眈眈的在野政敌民主党志在必得的口号，而且是广大选民及党内外政治反对势力“倒自民”的现实潮流和动力所在，麻生政权后期铤而走险，在极低支持率之下“超低空飞行”的惨淡经营也反证了这点。
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民党不战而败，是“国民的审判”的败北者；相形之下，民主党虽然是胜出者，却几乎不战而胜，相当程度上是自民党“失政”的受益者。这里，不仅民意的向背昭然若揭，民主主义的游戏规则也开始作用：你玩了那么久，却玩得如此之滥，就该换人来玩。因此，很多选民之所以挺民主党，并非出于对后者的信赖，而是由于对自民党极端的不信赖。
正是这种政治动力学关系，也构成了选民对民主党的期许和压力：自民党既是惨败的对手，同时也是前车之鉴。毋庸讳言，作为从前世今生到政治成色都与自民党相当“靠色”的保守政党，民主党在政策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而且客观上，日本在当下也缺乏更多的选择余地。除此之外，民主党所接手的，是一个肌体已陷入高度疲惫，某些指标已被视为高危的经济体：7月，完全失业率高达5.7%，刷新战后记录；通缩进一步加剧，比去年同比进一步收缩2.2%；年自杀人数超过3万；3人中便有一名是非正式雇佣的派遣劳动者……而在4年不增税（民主党对国民的承诺）、同时背负总额为GDP的1.7倍的天文规模国债的情况下，何以兑现“民主党版”的民生政策？如此深刻的矛盾，即使对执政经验老道的政党来说，也不啻天大的难题，对执政经验等于零的民主党来说，这真真正正是一次“从零出发”的严峻试练。
在安保政策方面，虽然民主党的主张历来与自民党有所不同，但迫于现实需要，上台后摒弃所谓中日美“对等外交”的思维，实现日美关系大于对亚关系的“转型”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纵然如此，这与过去自民党的外交政策并无多大不同，就中日关系而言，应该不至于倒退（但也难有大的突破）。
民主党的崛起，必将深刻改写日本政治格局，同时也会为东亚政治地图注入新的活力。而另一方面，吃此一败的自民党，尽管暂时下野，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在战后日本社会根深叶茂的社会资源，在产业、农业及安保政策上的“遗产”，远未成“过去时”。视日后民主党的执政实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本国民来说，此番大选最现实的收获，是初步呈现两党政治的转机。而这种转机能否做大为英美式稳健的两党政治格局，还有待于日本国民及政治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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