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拉里·克林顿
克林顿国务卿2009年1月21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发表讲话，阐述互联网自由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宣布将把增进“连接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外交目标。以下是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新闻博物馆（Newseum）
2009年1月21日（星期四）
非常感谢，艾伯托（Alberto）。不仅要感谢你的赞誉和介绍，而且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个重要机构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很高兴来到新闻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见证了我们最珍视的一些自由。我十分感谢能有此机会谈谈如何运用这些自由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项挑战。
虽然我并不能看到你们所有的人——因为在这样的场合灯光照射我的眼睛，而你们都在背光处——但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和老同事。我要感谢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Overby）光临新闻博物馆，以及我在参议院时的老同事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两位参议员，他们两位都为《表达法》（Voice Act）的通过作出了努力。这项立法表明，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政府部门，坚定地支持互联网自由。
我听说在场的还有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参议员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众议员洛雷塔·桑切斯（Loretta Sanchez）、许多大使、临时代办和外交使团的其他代表、以及从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黎巴嫩和摩尔多瓦等国前来参加我们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的人士。我还要提到最近被任命为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nors）理事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所长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毫无疑问，他在阿斯彭研究所从事的支持互联网自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但在开始谈这个议题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过去八天来，海地人民和世界人民携手应对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这个半球曾历经磨难，但我们目前在太子港面临的困境鲜有先例。通讯网络在我们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用说，当地的通讯网络遭受了重创，在很多地方被彻底摧毁。地震发生后仅几个小时，我们就与民营部门的伙伴发起“海地”（HAITI）短信捐款活动，使美国的移动电话使用者能通过发短信向救灾工作捐款。这项活动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慷慨。迄今，该活动已为海地的抗震救灾筹集了2500多万美元。
信息网络在救灾现场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星期六，我在太子港会见普雷瓦尔（Preval）总统时，他的重点目标之一是要努力恢复通讯。幸存的通讯设施不足以帮助当地政府官员相互联络，非政府组织以及我们的文职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运作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高科技公司设立了互动地图，帮助确定救灾需要和目标资源。就在星期一，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和两名妇女通过发短信呼救被一个美国搜救队从坍塌的超市的残砖碎瓦下救了出来。这些事例只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
信息网络的扩展正在为我们的星球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系统。在海地或湖南发生什么情况时，我们其余的人都能从当事者那里实时得知。我们还可以实时作出反应。灾后迫切希望提供帮助的美国人和被困在超市瓦砾下的小姑娘以一年以前乃至一代人以前还想象不到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今天，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几乎整个人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中间任何人——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孩子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出很多人每天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将这次讨论的内容发送给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很多方面，信息从未像今天这么自由。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今天都有更多的方式把更多的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即使在集权国家，信息网络也在帮助人们发现新的事实，向政府更多地问责。
例如，奥巴马总统11月访华期间与当地大学生的直接对话包含了网上提问，突显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回答一个网上提问时，他强调人民有权自由获取信息。他说，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越强健。他谈到获取信息的权力如何有助于公民向自己的政府问责，激发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和创业精神。我今天来这里发表讲话正是出于美国对这一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的信念。
由于人们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并非无条件地造福人类。这些工具也正被用于阻碍人类进步和剥夺政治权利。正如钢可被用于建造医院也可用于制造机枪。核能可为城市提供动力也可摧毁城市。现代信息网络及其支持的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恶。有助于组织自由运动的网络也能使“基地”组织得以煽动仇恨，挑起针对无辜者的暴力。具有开放政府信息和促进透明化潜力的技术也可被政府劫持，用于镇压异见，剥夺公民权利。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对信息自由流通的威胁激增。中国、突尼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在越南，使用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站的权利突然消失。上个星期五在埃及，30名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被拘留。这批博客作者中的一位是巴塞姆·萨米尔（Bassem Samir）。他有幸获释，今天也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这些技术的推广明显地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尚无法预知这样的改变将对世界人民的人权和幸福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新技术本身不会在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中选择立场。但是，美国要做到立场鲜明。我们支持一个允许全人类平等享有知识和思想的互联网。而且我们认识到，在世界上建立何种信息基础设施将取决于我们和其他人为之确定的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我们确保思想自由交流的责任可追溯至和众国诞生之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字字镌刻在这座大楼前那块50吨重的田纳西大理石上。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为捍卫刻在那块石头上的价值观付出了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四项自由”演讲时发扬了这些思想。当时，美国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此外还有信心危机。但是，对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没有贫困、没有恐惧的世界的憧憬冲破了他那个时代的重重困难。多年之后，我的楷模之一艾琳娜•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努力使这些原则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奠基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继往开来每一代人的北斗，引导我们、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向前。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反思这个传统。我们需要确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我们的原则同步。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奥巴马总统讲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让和平建立在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几天后在乔治敦大学关于人权的演讲中，我表示我们必须探索途径，把人权变成现实。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子世界中保护这些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其他的网络，有些帮助人员或资源的流动，有些辅助志同道合的个人之间的交流。但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表达自由。这种自由的定义不再仅仅是公民前往市政厅前的广场批评他们的政府，而不担心遭受报复。博客、电子邮件、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开启了交流思想的新途径，也为信息审查带来了新目标。
甚至就在我今天向你们讲演的此刻，某些地方的政府审查人员正在竭力将我的话语从历史的记录中删除。但历史早已作出裁决：这些手法注定失败。两个月前，我在德国参加了推倒柏林墙2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各国领导人向这个屏障对面那些英勇的男女志士表示敬意，他们曾经通过散发被称为“地下刊物”（Samizdat）的小册子来阐明反对压迫的道理。这些传单对“东方集团”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用心提出了质疑。许多人因散发传单受到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声音帮助穿透了“铁幕”的钢筋水泥和带刺的铁丝网。
柏林墙象征着一个分隔的世界，代表一个时代。今天，这堵墙的一些碎片就陈列在这座它们理应归属的博物馆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它取代了分隔，象征着联系。但是，就在网络扩展到世界各国的同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以虚拟的墙壁代替了有形的墙壁。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宣言》告诉我们，人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媒体不受疆界限制地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由于这些限制手段的蔓延，一个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降临。为穿越这种阻隔，个人视频和博客文章正成为当今时代的“地下刊物”。
正如过去的专制政权一样，有些政府正在打击那些利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思考者。在伊朗总统大选后的游行示威期间，用手机拍摄的一位年轻女子遭血腥屠杀的斑驳画面成为通过数字技术对该政府暴行提出的控诉。我们已看到有报道说，当生活在海外的伊朗人在网上张贴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批评时，他们在伊朗的家人便成为报复的目标。尽管政府普遍采取严厉的恐吓手段，但伊朗英勇的公民记者们继续利用技术向全世界及其同胞报道他们国内发生的事件。伊朗人民为自身的人权呐喊，同时也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正在重新诠释如何通过技术传播真理和揭露非正义现象。
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言论自由有其限度。我们不能容忍煽动他人从事暴力的人，例如此刻正利用互联网在全世界宣扬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的“基地”组织成员。那些以种族、宗教、族裔、性别或性取向为由攻击他人的仇恨言论也应受到严厉斥责。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均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进行抗击。我们还必须解决匿名发表言论的问题。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招收恐怖主义分子或传播被盗窃的知识产权的人，不能让他们将其网络行为与其真实身份脱钩。然而，对于那些为了和平的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的人士，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权利和隐私的托辞。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言论自由可能是最明显会遇到各种挑战的一项自由权利，但并非仅此而已。信仰自由通常涉及个人与造物主对话或不对话的权利。这是一种不需依赖技术的交流方式。然而，信仰自由还体现了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一起集会的普遍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类集会常见于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和寺庙。今天，这类集会也可能在网上进行。
互联网有助于不同信仰的人消除相互间的分歧。正如总统在开罗所说，宗教自由对于人们能否共同生活至关重要。在我们寻求扩大对话之际，互联网蕴涵着巨大的希望。我们已开始使美国学生与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年青人为讨论全球性挑战相互联络。我们将继续利用这个工具，支持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相互讨论。
然而，某些国家则利用互联网打击和压制宗教人士。例如，去年在沙特阿拉伯，一名男子因在博客上刊登介绍基督教的文章，被捕入狱达数月之久。哈佛大学一项调查表明，沙特政府封锁了许多介绍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乃至伊斯兰教的网页。包括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利用类似手段限制获得宗教信息的途径。
这些技术不得用于惩罚和平的政治言论，同样也不可用于迫害或压制宗教少数派。祈祷往往在更高层次的网络进行。然而，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通讯技术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祷的能力，以及与拥有共同信仰的人集会和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信仰的能力。正如我们促进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一样，我们也必须努力促进在网络上祈祷的自由。
当然，还有无数人的生活并没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益处。在我们的世界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才智有可能普及众人，但机会并非如此。从长期获得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在人民缺乏途径获得知识、市场、资本和机会的国家，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会十分艰难，有时则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可发挥调节器的作用。通过向人们提供获得知识和潜在市场的途径，各种网络可为那些缺乏机会的地区创造机会。
在过去一年中，我在肯尼亚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那里的农牧民在开始使用移动银行技术后，收入提高了多达30%。在孟加拉，30多万人报名通过手机学习英语。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获得小型贷款并与全球市场接轨。
世界上经济地位最低的亿万人民有可能在生活中效仿上述取得进步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对农业所起的同等作用。现在，小小的投入便能产生巨大效益。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能增长将近1%。具体而言，如果以印度为例，那将相当于每年近100亿美元。
与全球信息网络连通就好比踏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阶梯。在这些技术问世的最初几年，许多人以为它们将在世界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划出鸿沟，但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今天共有40亿只手机在使用。手机使用者中有很多是小贩、人力车夫和其他历来缺乏受教育及其他机会的人。信息网络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手段，我们应共同使用这些技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不再有匮乏之虞。
我们完全有理由满怀希望：当人们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时，他们将能取得巨大进步。但毫无疑问，也有些人正在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实现其阴暗目的，而且将继续这样做。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犯罪集团、性犯罪者和独裁政府都妄图对全球网络加以利用。正如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趁机实施阴谋，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也要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和恐吓。当我们努力增进这些自由时，我们也必须打击妄图利用通讯网络进行破坏并制造恐惧的人。
各国政府和公民必须保持信心，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核心环节的网络是安全且有韧性的。这不仅仅是几个小黑客污损几个网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网上银行业务、电子商务活动以及保护亿万美元知识产权的能力就全都岌岌可危。
面对破坏这些系统的活动，各国政府、民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当黑客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非法牟利攻击网络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进行跨辖区的合作。儿童色情以及遭到贩运的妇女和女童所受的剥削通过互联网为整个世界所见并为剥削者借以牟利，对这种社会弊病也应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欧洲理事会在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方面的努力及其他方的类似努力促成了对此类犯罪起诉的国际协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还希望为此加倍努力。
我国政府及国务院已经采取措施寻求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国务院有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有关人员一直在协同努力。我们还在两年前设立了一个专门协调有关网络的对外政策的办公室。我们致力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应对这一挑战，并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世界性议题。奥巴马总统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国家网络政策协调员，来帮助我们更紧密地协调工作，以确保每个人的网络都是自由、安全和可靠的。
某些国家、恐怖主义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明白，美国将保护我们的网络系统。那些在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破坏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从事网络攻击的国家和个人将承担后果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靠互联网连通的世界里，对一个国家的网络的攻击就是对所有人的攻击。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间建立行为准则，并鼓励尊重全球网民。
最后一项自由或许是罗斯福总统与夫人多年前所思考和论述的自由的必然内含，它源于我前面已提到的四项自由，这就是连接自由：政府不应阻止人民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连接自由如同集会自由一样，只不过它是在网络空间。这一自由允许个人上网，聚集，希望还有合作。一旦上网，你不必是大亨或摇滚乐明星便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对孟买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大规模的公众反应是由一位13岁少年发起的。他使用社交网络组织了献血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大型跨宗教信仰的吊唁簿。在哥伦比亚，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召集起全世界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恐怖活动发出抗议。这些抗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怖主义示威活动。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经历了十年军事行动中人数最多的弃甲和脱队事件。在墨西哥，一位对毒品暴力行径忍无可忍的公民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像滚雪球一般发展成遍及该国所有32个省的大型示威活动。仅在墨西哥城就有15万人上街抗议。因此，互联网能有助于人道社会抵制鼓吹暴力、犯罪和极端主义的人。
在伊朗、摩尔多瓦以及其他国家，网上的组织动员已成为促进民主、使公民对可疑的选举结果表达抗议的重要工具。甚至在美国等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些工具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这里2008年的总统选举。（笑声）
与这些技术相连接的自由可以帮助转变社会，但同时也对个人极其重要。我最近被一位医生的故事所感动——我不想说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千方百计要为女儿的罕见疾病作出诊断。他征询了20多位专家的意见，但仍然没有答案。最后，他是靠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了确切的诊断并找到了治疗方法 。这就是不受限制地使用搜索引擎技术之所以对个人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今天概述的这些原则将成为我们对待互联网自由及其技术使用问题的指导方针。我要谈谈我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这些原则的。美国致力于为促进这些自由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美国是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反映全球各种利益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当人民之间和国家之间合作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受益。当冲突与误解造成国家间的不合时，美国肩负着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可以抓住这些随相互连接而来的机遇。我们作为如此众多技术的诞生地，有责任确保它们从善使用。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能力，以推行我们在国务院称之为21世纪外交方略的规划。
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重点并非易事，而适应新技术也鲜有捷径。当电报技术开始使用时，它给外交界许多人带来严重焦虑，因为天天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指示不是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欢迎的前景。但正如我们的外交人员最终还是掌握了电报一样，他们也在为掌握这些新工具的潜力而努力。
我引以为豪的是，国务院已经在40多个国家展开努力，帮助那些声音被压制性政府扼杀的人。我们也在努力使这个问题成为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我们正在将互联网自由纳入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后提出的第一项决议案中。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