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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没有出席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而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当地许多记者认为，这表明"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他们形象地比喻说，"在驾驭全球安全的驾驶舱中，新崛起国家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列奥纳德（Marc Leonard） 在《南德意志报》发表文章，从这次会议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不久前，西方还希望，中国融入国际机构后，将认同世界秩序。西方的理由是，如果不让中国进入现行世界秩序，中国就会试图推翻这一秩序，并设计另一种秩序。但在北京看来，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二元选择。中国总是想从现有秩序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为自己的行动保留活动余地。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机构改变自己，而是精心炮制了多边外交原则，改变了国际秩序。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采用实用战略。它加入国际机构是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为了支持这些机构全面实现其目标。这一做法直到不久前都不存在问题，因为中国谨慎使用自己的权力。例如，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经常发出怨言，但对西方决议更多投弃权票，不投反对票，除非提案涉及台湾。
过去几年，中国的立场有了变化。2007年和2008年，北京分别对安理会的缅甸决议和津巴布韦决议行使否决权。多哈世贸谈判时，中国与印度一起，使有关全球贸易体制的商谈遭到失败。中国制止对伊朗的制裁，同时扩大对伊朗的投资和贸易。在与力量削弱的美国谈判时，强大起来的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再做出让步。中国不惧怕自己与西方的关系恶化。"
列奥纳德的文章认为，"西方的政策还没有适应北京的这些变化"，西方各国政府应采取"更坚定的原则立场"。为此，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步是结束无条件地让中国融入国际机构的原则。如果我们向中国开放市场或邀请它加入国际机构，中国就应该以具体行动做出回报。
第二，欧盟和美国等自由国家应更好合作。如果北京抵制国际社会的强有力共同行动，那么欧美应把这一切在全世界公布于众，中国可以决定是否愿意使自己的声誉付出代价。
第三，西方国家必须使用更大的外交能量，接纳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国进入自由同盟，扩大自由集团的经济和技术优越性。这并不是要放弃容纳中国的原则，而是换一种形式容纳中国。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表明，如果中国违背基本原则目标，就不能听由中国自由进入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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