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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70年，美国一直希望领导和发展一个开放、民主的国际秩序。冷战期间，美国在西方推进多边主义，而与前苏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1991年以来，美国鼓励全球化和民主的发展，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与两位布什(Bush)总统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这个发展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中国在变得更为富有之际，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民主化迹象。金融危机削弱了公开市场的吸引力。而艰难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人对国家建设和推进民主产生了怀疑。
如今，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在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护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接纳，能否不损及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在美国相对实力衰落的时候，它是应该准备在国外多做一点还是少做一点呢？
奥巴马(Obama)政府最初认为，最佳策略是拉拢中国加入这一秩序，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核心利益。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些建议可能成了一剂催化剂，催生了他们本想防止的结果。中国政府感到，此次金融危机加速了自身的崛起，因此实行了更自信的单边外交政策。
中国的行动理清了美国政府的想法。在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的推动下，美国的亚洲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2010年，美国加深了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包括越南、印尼和韩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和价值，美国也不再不愿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
这在海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009年，对于邻国争相宣布拥有主权的南海，中国开始扩大其主张。2010年3月，中国官员将南海称为“核心利益”——这一字眼此前仅限于中国对西藏和台湾的主张。中国随后进行了军事演习。在亚洲其它国家的支持下，美国应之以大规模外交攻势，组织亚洲各国联合反对中方立场，支持多边解决方案并展示了海军实力。
海上争端是一个更重大问题的一部分。对美国相对衰落的认知，可能会增强（而非降低）对美国实力的需求。新兴强国会重提那些被认为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在警惕注视邻国崛起之际，同盟国会越来越多地呼吁美国施以援手。中等实力的国家可能会设法增强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带来未知的后果。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维持当前太平洋秩序的行为，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他仍缺乏战略“路线图”。随着亚洲局势的改变，他最新的主要政策声明——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看上去有些过时。这项战略假定新兴国家想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却没有就这些国家不这样做的局面制定相应计划。这样的结果与美国的战略思想相左，最终会导致外交政策失灵。
奥巴马政府应继续与新兴国家交好，但现在需要新的保护战略，确保即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决定破坏当前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国际秩序也能承受住外部压力并有效运转。要做到这点，美国需要建立新的地缘政治合作和联盟；印尼和印度是不错的候选者。若想在中国及其它国家侵犯开放的核心原则（包括海洋、空中和网络空间的自由）的情况下，这些原则仍然不会倒下，美国必须寻求欧洲的支持。对于愿意承担更大责任解决共同问题国家，包括韩国以及（在一些问题上）越南和土耳其，美国应赋予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向那些不愿这样做的国家施加压力。
鉴于财政方面的困难，美国还需制定更佳战略，而不仅仅是扩大支出。正如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在他的小说《豹》(The Leopard)中所言：“如果我们想保持现状，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
本文作者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研究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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