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社论版主编海亚特（Fred Hiatt）近日发表了评论文章《难道我们要等待30年 中国才能实现人权？》（Do we have to wait 30 years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指出奥巴马对中共的妥协，虽然使美国免于采取措施的麻烦，免于牺牲一些利益，但是也阻碍了中国朝向真正民主的方向发展。


人权律师高智晟被中共政府失踪


评论说，当奥巴马总统在1月19日表示，希望“30年后，我们将看到”中国在尊重人权上“有了进步”。我想到了在前一天来看我的耿和。43岁的耿和，这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她不知道她的先生高智晟现在是死是活。

她知道的只是，在过去五年里，他一直被中国国安人员多次折磨着。

还有就是，他最后一次露面是九个月前，然后中共特务又一次把他带走了。

她相当肯定的是，他没有被指控犯罪，但是中共政府拒绝透露他在哪里。

高智晟不是普通持不同政见者。他在中共政府的眼里显然更具威胁性：一名严谨遵循中国法律的律师，同时是持不同政见者、信仰团体、共产党镇压的其他受害者的代表。

耿和告诉我说，“对他来说，作为律师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他在伸张正义，诠释法律，让公众看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看来，这样的人在中国没有生存的空间。”

耿和曾经希望奥巴马提起她丈夫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关注可能会帮助到他，因为奥巴马的话可以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

去年她在《邮报》特稿中写道：“我担心下一代中国律师。我丈夫的失踪是否会阻止他们成为维权律师呢？我想像会的。但是如果美国愿意为我丈夫出声，也许会改变这一点。”

“我8岁的儿子天宇，上周惊讶地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个律师。在他看来，律师是被政府关进监狱的人，而不应该是政府本身的领导人。他问我，这是否意味着总统奥巴马能帮助他的父亲获得自由。我告诉他，我希望如此。我们正在等待。”


奥巴马的错误期待


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和胡锦涛在私人会晤中谈论了人权问题，稍后又举行了两人联合的新闻发布会。我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帮助高智晟和其他异见者。

当我问起奥巴马是否曾和胡锦涛提出高智晟的案子，白宫发言人给我寄了电子邮件说：“总统提到了他在过去提出的名单，名单中包括高智晟。”

但是可能有更大影响的是，奥巴马在即席回答里明显显示出他接受了中共自己对镇压找到的合理化藉口：即“中国处在和我们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权的一部份，是能够谋生的权利，有足够的食物吃”，最重要的是，他说：”过去30年来中国有了进步……我的期望是，30年后我们将看到更多进步和更大变化。”

这种论调的可怕之处不只是要求高智晟的两个孩子等待30年实在太过漫长，还在于它的假设是中共虽然缓慢但正持续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因为存在国家变得富裕的同时会进步的假说。

这种思路惊人地呼应了布什政府对俄罗斯在过去十年中的论调，而普京却在同时让俄罗斯的自由越来越少。

当然，布什政府也有正确的地方，俄罗斯与苏共（gulag）劳改营教养院的时代比起来是自由多了，奥巴马也有正确的地方，中国今天比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更自由一些。

但是《自由之家》上周发布的报告中显示，过去十年中世界的自由在退步，就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主导了这种倒退。

正如最近国务院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仍然很差，在一些地区甚至更加恶化。”

自从胡锦涛在2002年成为中共党的书记，对互联网自由、对民主活动家、宗教信仰的自由、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在不断加剧，而且，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是对诸如依法行事的高智晟律师等人的镇压。

就像俄罗斯在邻近地区一样，中共在缅甸和柬埔寨等邻近国家推进独裁，阻碍民主。


美国应该何去何从？


问题在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否认识了独裁者的成功倒退，并寻找战略来对付它。这种战略将会是困难的。它们可能要求对其他目标做出牺牲。它们也可能会失败。

另一种方案——假设在30年后中国人权情况会变好，就轻松地免去了美国应该采取任何行动的义务。它消除了任何失败的风险，也同时也消除了（使中国）向高智晟之路前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