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是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是刘晓波的《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日文版出版的积极推动者。他指出：中共当局恐惧的是，刘晓波背负着天安门事件的死者的声音与支持《零八宪章》的生者的声音，并且将二者合而为一。始终批评中国的“强制沉默”与日本的“自愿沉默”这种虚伪的“战略互惠关系”。在《刘晓波：作为我们的问题》一文中指出：1刘晓波的问题，也提出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对当代中国认识本身批评的再检视的问题。2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极为敏感的日本，也许，忘记和搁置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了．3在共产党政权下，“天安门母亲”们的存在和持之以恒的行动，真是一个奇迹,这一坚持不懈的活动，正是中国朝向未来踏出的重大一步。4中国的民主化，正是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公民之时。中国的层出不穷的“公民权运动”，或者说民主化运动，应当从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的运动中来审视。中国的民主变革并非意味着一国的变革。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和招致国际批评之后，仍将刘晓波囚禁在监这一事态毫无改变，正说明，以日本为首的诸国不希望动摇与经济大国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因此，中国才敢于这样。这其实是相互欺瞒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你骗我，我哄你相互依存的虚伪的国家关系，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战略性互惠利益关系。只有中国民主化，才能本质性地解决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国民主化，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解，必须由和平转换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就是中国实现和平。和平的中国是东亚和平的最大基盘。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我们应当知道，为中国的和平，东亚的和平，都不能将刘晓波囚于狱中，我们还应当知道，我们要求中国政府迅速释放刘晓波，不是维持那种虚伪的关系，而是缔造真正的日中关系。这，也是改变我们自己虚有其表的民主的契机。

2010年６月一个梅雨绵绵的天，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和维权问题的河内谦策律师和作家自由媒体人麻生晴一郎自费从东京赶到大阪，在大阪律师会馆义务举办“思考如何支持中国维权律师研讨会”。之前他们已经在东京举办过一次．大约有二十多人参加。但在大阪，对这些问题关心的人更少。只有笔者和笔者的两位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就佩戴黄丝带的普通市民，还有一位关注北朝鲜问题的大学教授参加。河内老律师和麻生携带大量的日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种资料以及横幅,足有几十公斤沉重。虽然参加者极少,麻生还是非常详尽地报告了中国维权律师所处的境况和他们积极参与的问题。

麻生毕业于日本一流大学—东京大学,因为在中国旅时邂遇农民工而改变一生的命运。麻生近年始终关注中国艰难成长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大地从南到北、风尘仆仆，当今中国大多数的维权律师、NGO组织人士、独立知识人都是他的朋友。他深入中国底层农村艾滋病村，以自由媒体人身份不断向日本社会报告来自中国民间的正在萌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维权运动。他说:“我们正因为对中国抱有贴近感,因此为我们对中国问题应具有批评的眼光.这才是真正的中日友好”。

近日,子安教授与河内律师、麻生晴一郎以及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对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问题深表忧虑.他们说“到了我们日本民众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发起了日本公民请愿的签名征集,预备近期递交日本外务大臣,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展开积极人权外交，促使中国迅速释放唐吉田、滕彪、冉云飞、刘晓波等狱中人士，“中国确保自由与人权，是中国公民与我们日本公民携手共创和平与共生的亚洲的大前提”。

战后的日本，众多的日本知识人和市民对中国人民内深感负疚，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对中国政府发言，亦怕被说成“干涉中国内政”，加之对“文明大国”汉字和历史文化的憧憬，以及日本人天性中“沉默是金”的寡言少语，大多数人无意识地遵守日光东照宫“三猿”规则：“不闻、不看、不说”，极少对中国问题发表声明文。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石川淳、川端康成、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四名作家联名发表《关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声明》，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时刻变化的政治权力侵犯了学问艺术的自律性，作为邻国作家，实在无法坐视。

这次签名征集，不限于作家和知识人，亦非任何组织策划，而是一次“自立的市民”自愿支持和请愿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