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开始，在苹果（Apple）还在因为创记录的季度利润而得意之时，其在中国组装热卖产品iPad和iPhone的工厂被媒体曝光存在剥削工人的现象，使得外界的关注点集中到了苹果的合约供应商──台湾企业富士康（Foxconn）身上。《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作家克雷格‧斯蒂芬（Craig Stephen） 评论文章表示，中国制造业的条件恶劣，让中共的领导层也将为之感到不安。

文章表示，在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幕后，有大约1.2亿农民工在辛苦劳作，他们大多在条件艰苦的厂区里生活和工作。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民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差不多成了二等公民。

斯蒂芬表示，眼下，首当其冲的是苹果。他引用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喜剧中心电视台（Comedy 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里，把苹果巨大的利润幕后的富士康工厂讥讽为“恐怖工厂”（Fear Factory），这次公共关系事件对苹果造成的打击因而又被推高了一个层级。

斯蒂芬表示，苹果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幽默而令人震惊的新闻标题背后，有关中国大陆工厂的很多真相被揭露了出来，这足以令苹果的客户感到被冒犯，并最终对该公司的金字招牌造成损害。

苹果的首席执行长库克（Cook）已经对有关供应商不安全工作条件的报导表达了极端愤慨，并且承诺要加强审计。苹果只是以富士康为组装供应商的众多国际公司当中的一个，其他公司还包括诺基亚（Nokia）、戴尔（Dell）和微软（Microsoft）等。

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工作和生活的员工数量超过了30万，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2010年的时候，富士康工厂就曾发生过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当时媒体对此进行过广泛报导。富士康在中国的雇员人数逾100万。

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不但给员工加薪，还开通了帮助热线，拉上了安全网，防止员工跳楼。因为规模巨大的缘故，富士康每每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

但斯蒂芬认为，农民工面临的苦闷前景是，他们被阻止加入这个新的中国。由于数十年来存在的户口制度，他们不能像当地人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居民福利。

斯蒂芬在文章中表示，这正迎合了省级政府的需要，他们不愿承担提供这类服务的成本，不愿承担为像富士康深圳工厂这样众多工人流入所需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与此同时，他们却仍在从位于当地的企业获得税收收入。

在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初，这样一种体系或许还能说得通。但将一批永久的“劣等公民”当作工厂的“炮灰”，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这样一个庞大户口制度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它使农民工家庭难以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估计有5,800万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由亲戚或福利院照顾。

斯蒂芬表示，中国缺乏推进户口改革所需的政治共识。不仅是企业从户口制度带来的顺从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省级政府也得到了好处。任何改革都将意味着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从共产党机构中分配出去。

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会辩称，他们只是在遵守中国等国家当局制定的规定。但斯蒂芬质疑：“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它开始冒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苹果消费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