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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克利福德·克雷柯夫：美国外交的新转向与中美关系
摘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有一个不祥的转变。奥巴马政府以及在可预见未来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一种对抗和倾向遏制中国的政策，一种所谓的“硬遏制”（hard containment）政策。胁迫性外交与政治、心理和经济战，都被视作与中国对抗的合适政策工具。
一、导论
首先必须指出，笔者对美国目前外交政策持坚定批评态度，认为美国应该倡导其国家传统和爱国传统，以及强调在国际法所规定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开展国际合作、互惠互利的外交政策。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各媒体一直在热炒所谓的“回归太平洋”，所谓奥巴马总统将成为“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以及“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但是，众所周知，美国自1784年以来在亚太地区一直存在。[1]
如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有一个不祥的转变。奥巴马政府以及在可预见未来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一种对抗和倾向遏制中国的政策，一种所谓的“硬遏制”（hard containment）政策。胁迫性外交与政治、心理和经济战，都被视作与中国对抗的合适政策工具。
美国的霸权视角并非致力于各大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合作走向协同，而是组织和控制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合奏”，以施加某种新的世界秩序。[2]
40多年前，费正清教授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为了共存，我们必须在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中寻求一种新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费正清教授所提及的侵略性存在于美国政治中的“帝国派”（Imperial faction）当中。必须认真分析这一团体的运作，其中包括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成员的工作，从而了解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
在美国，其实有相互竞争的两种外交政策观点。一方面是“帝国派”所主张的霸权视角，它倡导一种实质上是“单极”的和由华盛顿“领导”的世界上进行对抗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是传统的视角，认为当前是一个新兴的多极世界，其中主权、互利互惠以及相互尊重必须是主要原则，为此应该倡议一种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政策。
霸权政策视角产生于杜鲁门政府时期，当时美国的“帝国派”决定继承前大英帝国的全球角色。这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错误的和不必要的军事化，其起源是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68号报告（NSC-68）对全球战略的规划。[3]在过去这些年里，全世界已经看到了这种战略在朝鲜、越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战争中所产生的结果。
二、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美国
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而且很自然地也希望外国人在意这一点。但是，中国人在意美国的历史吗？每一方都应该努力在历史背景下理解另一方。相互理解可以增进和平的希望。
看待美国历史的一种传统美国视角会强调主权独立和经济福利的目标，以及包围、内战和分裂的危险。自从合众国建立以来，美国的核心利益就包括贸易的自由以及由此衍生的海洋通航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贸易，指的不是所谓的英国“自由贸易”理论，而是指对美国人来说的一个实际问题，即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外国合作伙伴进行自由贸易。
从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视角来看美国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1609年到1776年的殖民统治时期，美国并不是被完全“孤立”于世界政治。事实上，美国的安全面临着挑战，因为美国各个小殖民地为大西洋所环抱，处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北部是法国和英国，西部和南部是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法国）。欧洲政治、外交和战争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都有直接影响。美国从未从世界政治中孤立。
1756到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时期，大英帝国击败了法国，消除了美国在加拿大的潜在盟友，使得美国面临威胁。这样，大英帝国对美国的权利进行限制，进而在对美国经济和地理上的潜力进行限制的方向取得重要进展。这是引发美国革命的原因。
美国在1812年战争中的胜利，阻止了英国试图扭转革命成果的阴谋。因此，美国能够增加人口并发展自己的国家，并在1850年成为仅次于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反动分子们也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打破美利坚联盟，从而消除美国对这两个帝国的经济威胁。
英国和法国密谋通过内战分裂南方和北方来实现“分而治之”。法国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置于墨西哥的宝座上。英国则两边下注，资助南方分裂主义分子和北方极端废奴主义者。一种可能情景是，德克萨斯州将独立，成为位于南北双方以及在南方邦联和墨西哥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家”。另一种可能情况是，德克萨斯州和美国其他领土合并成一个类似墨西哥的更大国家。但是，由于林肯总统的领导以及联邦军队取得的胜利，这种阴谋最终失败。美国得以保留下来。
在美国内战后，前殖民势力又启动了不同的方案。在德国崛起和英、德帝国竞争的背景下，前殖民势力试图通过易受英国影响的各界精英来争取美国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的某些精英受鼓励发展出一种有利于伦敦的帝国前景，而不是维持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共和国。
1898年，美国的“帝国派”对西班牙推行了完全不必要的战争，把菲律宾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英国悄悄地支持这一行动，因为它估计这将制约德国在太平洋扩大影响，并会促进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关系在后来的欧洲战争中对于英国将是有益的。
美国“帝国派”的崛起和建立主导优势发生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在1900年全国选举期间，当民主党对共和党公然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发起挑战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那些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们被媒体称为“孤立主义分子”。
民主党很快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带领下也成为了“帝国派”。这是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转变。外交政策方面的这种转变（显然有华尔街的影响力，也有英国影响力的渗透）体现在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中，更不必提共和党了，使用所谓的“软实力”与威尔逊时代使用的硬实力相结合，在“使世界安全从而民主”的面具背后进行政治、心理和经济战，以及使用军事力量。[4]
在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必须进行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帝国派”提出自负的、不可持续的政策，以在一个他们寻求建立的所谓单极世界中成为全球霸主。传统的爱国人士则建议，作为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和负责任的大国，美国应该在尊重主权和国际法的新兴多极化世界中，与各国和平共处。
布什政府发动了不必要的和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据估计将花费美国三万亿美元。“帝国派”并未从朝鲜和越南战争不必要的和昂贵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事实上，从政策和人事方面来看，在历史上的反共“中国游说团”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再到现行的“管制中国崛起”政策中，都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5]
三、当前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战略
美国最近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的更新进程，始于2005年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然后，美国被不必要地牵制在中东，引发国际舆论急剧转向对华盛顿的不利。因此，“帝国派”采取措施，计划在2008年总统选举后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
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更新努力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中。该项目的领导者在共和党方面是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民主党方面是安东尼?莱克。[6]该项目汇集了许多美国政策专家的意见。令人奇怪的是，还有一些来自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参加了该项目。该项目导致无论哪个政党赢得2008年大选，更新的既定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都能准备到位。[7]因此，关于2008年大选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基本轮廓，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新的跨党派政治共识。美国各种有影响力的智库和研究中心在加入自身的强调重点的同时，都积极响应这一共识。
奥巴马政府采用了“普林斯顿项目”的政策建议，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该项目的主管成为了国务院政策规划署的主任。
目前，“帝国派”就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达成了共识，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美国将继续成为全球霸权，并相应地在其“领导”下组织国际体系。
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西方建立并延续到冷战时代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路线，将会延续下去。“西方价值观”和“规则”将支撑全球秩序，其他所有国家要么认同他们，受制于政治和心理战、胁迫性外交、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武力的制约等。
中国的崛起将由美国和北约组合的力量所“管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日益加强，形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全球联盟以及一个跨太平洋的民主国家联盟。在未来，全球的民主国家联盟和跨太平洋的民主国家联盟可以整合成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性安全联盟。
其次，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以便能够重新关注亚洲以及亚太地区，特别是通过沿着冷战时期“NSC-68号文件”路线的倾向于遏制的政策而“管理中国的崛起”。
在地缘政治的概念上，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帝国派”在以一种修订的形式延续冷战时期“NSC-68号文件”提出的遏制政策。早在19世纪，麦金德教授（Halford John Mackinder）曾根据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设计这种冒进的政策，以“管理”欧亚大陆。观察美国目前与中国和俄罗斯相关的战略，可以断定麦金德教授的思想又在发挥威力，而且得到了19世纪美国海权主义者马汉的补充。[8]
以修订版的形式回归的“冷战”，其核心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对立。
第三，要加强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续已久的关于国家主权的国际法原则必须废止。考虑到预防战争和军事干预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以“塑造”“自由的国际秩序”，这将使得威斯特伐利亚规范的残余被连根拔起。例如，近年来所谓的“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概念已有这一意向。
为了加强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人倡议无视有碍行动的国际法以及作为国际法所在地的联合国。因此，绕开联合国体系以加强所需要的国际秩序，需要通过美国领导的“意愿联盟”（包括特设的和制度化的）。北约已经将这种方式应用于巴尔干地区以及北非地区。预防性战争也在讨论中更广泛地成为解决伊朗问题的选项。
在“帝国派”的内部，关于何时使用武力以及使用多少，也存在一些差异。好战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派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使用胁迫性外交、军事力量和预防性战争而拒绝国际法律规范方面都主张用到极致。如今，共和党几乎全在新保守派的影响之下。这在分析2012年选举时应该考虑在内。
四、中美关系
目前美国霸权政策的逻辑不可避免将使得“管控中国崛起”政策成为对抗与冒进遏制的政策。
因此，以奥巴马总统最近访问亚太地区为标志，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张。华盛顿接近决策层的观察家表示，白宫已完成一项重要的中国政策回顾。这将导致白宫更多重视人权问题以及加强冒进的遏制政策，强调在太平洋的军事集结，特别是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多个智库、学术界人士和新闻媒体正在被动员起来以支持这项政策的转变。[9]
关于中美关系，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在霸权政策的逻辑下，中国必然被迫接受华盛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念。这代表“西方的”和“民主的”价值观，而中国被期望于采取这些政治和经济的价值。根据这一逻辑，亚洲模式的选项必须被排除在外。
此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逻辑需要用西方所谓的“保护责任”所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来替代传统的国际法。中国被预期要接受国际法的根本性改变，以纳入有限国家主权的概念。
其次，在美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各方主导的派别都公开主张与中国对抗。这一点从美国的日常新闻节目中就可以看到。
第三，与中国对抗的围堵战略已经清晰地得以体现，比如美国在阿富汗的基地，在澳大利亚的新基地，对美国、印度及日本三国结盟的讨论，与东盟国家的密集活动，向台湾出售武器，新的海空军事原则以及在太平洋增加军事部署，等等。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也可以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来观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对俄罗斯的新对抗是齐头并进的。
第四，对于美国的“帝国派”而言，与中国的对抗也包括资源战争。世界已经看到美国对苏丹和伊朗的政策。反苏丹的政策有两个效果：首先，潜在地在碳氢化合物（石油）方面对中国进行施压；其次，包围和在战略上削弱埃及。这种积极的围堵政策旨在通过排除埃及在尼罗河盆地地区的影响遏制和削弱埃及，从而在战略上引发埃及的供水（即尼罗河）问题。
美国日益刺耳的反伊朗政策可能因为以色列的行动而引发一场战争。正如最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坦率地警告，美国并没有控制以色列。以色列是在华盛顿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外国游说团之一。还有些人想要通过对伊朗的战争作为限制中国影响力以及获得中东资源的一种手段。
第五，美国针对中国的日益对抗性的言论，不仅仅是2012年选举期美式“国内政治”呱噪一时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述，它所反映的是“帝国派”受其追求全球霸权驱动下所推动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的转变。
五、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希望看到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能够一同努力转变目前的国际体系，使其适应于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为此，大国之间应该相互合作和协同工作。例如：
（1）必须基于充分尊重所有会员国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来振兴联合国机构。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已经腐朽，如果不是崩溃的话，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修改，包括固定的汇率制度、多种货币储备、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职能的分离、抑制外来危险的金融工具（如衍生工具）以及加强和保护国内资本市场的工具。
（3）主权国家必须规范金融市场，而不是任由金融市场主宰主权国家。国际金融投机资本主义已经使世界处于当前危险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之下。这无疑是一次采取严肃和适当的政府间合作行动，以保护国家免于不稳定和遭受“赌场资本主义”的抢劫。
（4）发展必须着眼于生产性的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例如，必须开展在国家和国际规模的大型长期基建项目建设。
六、结束语
正如前文所述，华盛顿霸权政策新阶段的核心在于亚太地区，指向遏制中国以及对抗的升级。白宫的政策、美国国会的情绪、国家的话语以及新闻媒体都反映出美国在进入2012年的选举周期的歇斯底里政治（the politics of hysteria）。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仍需在国内和国际“实事求是”，从而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
另一方面，还有那些在美国，包括在政府内部及之外的反对上述政策的人。我们相信，美国必须采取参与建设一个公平的多极化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这种观点虽然在精英政治层中只是少数派观点，但它是为广大的美国民众所支持的。
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能够出现一个和平的多极化世界，中国和美国能够与其他大国协同合作，不仅对亚太地区的问题，而且在其各自感兴趣的特定领域以外的全球问题上同样进行合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将会有，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一种“有益的力量平衡”，将会有涉及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双边和多边的互利合作。这样一个世界将充分反映合理和永恒的原则，比如中国在若干年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建设一个新的多极世界过程中，存在积极的中美关系，并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在我们的时代以及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略。作者：小克利福德·克雷柯夫博士（Dr. Clifford A.Kiracofe，Jr.）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国际研究和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华盛顿和李大学（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政治系客座教授；新世界研究所（New World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法律事务助理、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专职工作人员。2012年1月和5月，他两次造访中央编译局，并就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交流。）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来源日期：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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