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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今天（2011年1月4日），虽然我们的身体隔离得很远，但能够看见彼此的面貌，听见彼此的声音，这可以体现我们已在21世纪。如果我们在谈话交流中能闻到彼此的气味，那就可以说我们在一起了。我很高兴有机会能与你们这些有智慧、有远见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对话交流。
整个状况一定会渐渐发生变化，到时我们不仅能相互握手，面对面谈话，也能闻到彼此的气息。我坚信会有这样的一天。我刚刚与十几位来自中国国内的佛教信众会面，向他们问安并作了简短的佛法简介，他们非常欣慰。
滕彪的问题：
汉藏民众之间、汉藏知识份子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对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是非常重要的，您是否愿意促进、如何促进这种交流和理解？您认为阻碍这种交流和理解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达赖喇嘛：我在6•4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就试着与中国知识份子接触和交流，也呼吁美国、加拿大等地的藏人，希望他们加强与华人的接触。但是，由于对方始终抱着疑虑的态度，交流进展不大。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与华人朋友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有更多的中国人关注我们，在过去两三年里，我在不同的地方至少与三百多名中国知识份子会面交流。所以，汉藏民众之间、汉藏知识份子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很大裨益。当然，开始见面时，也有人表情不那么和睦，然而透过多次交谈，相互了解之后，会变成好朋友。
今天，我们透过网路视讯相互提问、交流，这样的互动有很大的意义。我平常与华人和西方人谈话时，会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制度需要透明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就西藏问题而言，如果社会机制和决策机制等完全透明，我们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我们寻求的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从未有过我胜他败的想法。
江天勇的问题：
维琪解密最新公开的美国外交电文，说到您曾对美国驻印度大使表示，“冰川溶化，森林消失以及采矿导致水源污染，这些问题不能再等了，但是在政治问题上，藏人可以再等5到10年。”这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是否意味您在战略上有调整？具体是怎么考虑的？
达赖喇嘛：犹如我之前所提，我们的“中间道路”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我个人最大的担忧是，要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特别是西藏高原的生态遭到破坏，亚洲各大江河的源头将会受到巨大影响，几十亿人口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线民的六个问题：
一、推友lotusseedYang的问题：
达赖喇嘛，请问你怎样看待阿沛•阿旺晋美这个人？他曾经是你派去与中共商谈的代表，并签署了《十七条协定》。虽然没有得到你的授权，但你事后也予以承认。阿沛•阿旺晋美此后却似乎一直站在你的对立面，成了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代言人。
达赖喇嘛：我在1950年之前就认识阿沛。熟悉阿沛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当时，我也认为阿沛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可以信赖的人。
《十七条协定》签署之后，我首次在拉萨见到阿沛时，他告诉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个协定，如果不签，西藏就会武力“解放”。但是最后签章时，他虽然带有多基官印（西藏政府昌都总管印章—译注），却没有使用，协议上盖的是中国方面仿刻的印章。
1979年，在邓小平的思想大开放时，我派了一个参观团代表到西藏。当时我的代表们在会见阿沛时，阿沛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过去西藏噶丹颇章政权的辖区，从未向清朝政府，或国民党政府交纳过税赋。”这些话，充分表明阿沛的民族之心。
1989年，阿沛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人大会议上公开表示，关于达赖喇嘛认证、坐床等是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导之说，纯属编造，不是事实。事实上，达赖喇嘛的转世认定是依照宗教仪轨和西藏摄政王的决定，坐床典礼没有所谓的主持，这些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编造的。
正如阿沛所言，虽然坐床典礼时我的年纪很小，但记得清楚，当时参加典礼的贵宾有英国代表、中国代表、尼泊尔代表和不丹代表，他们平排而座。阿沛对这些事实作了清晰、公正的表述。
所以，去年阿沛往生时，我们也举行了悼念阿沛的佛事活动，当然有人批评这样的悼念，但我们了解在充满恐惧的时空环境中，说一些违心话是不得已的。因此，我完全信任阿沛，现在他往生了，我也时常为他祈祷。
二、石家庄climbingxie的问题：
尊者：是否您对一些流亡藏人的行为也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发生？又有何打算？
达赖喇嘛：大约十五万左右的流亡藏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西藏事业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当然有不同的想法，这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实施民主的制度，保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我一再主张的理念。
的确，流亡藏人社会是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西藏青年会，他们的立场是争取西藏独立，他们批评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有一次，我和青年会的几位负责人见面，我跟他们讲，如果按照中国中央政府的愿望，我应该把你们抓起来关押才对，然而我们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不能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围。
三、上海推友@trotrotro的问题：
我想起请问大师：非暴力与不合作的抗争在对付中共的过程中是否有效？如果您认为有效的话，藏人又从非暴力与不合作中获得了哪些实际的收获？
达赖喇嘛：我们以非暴力为根基的中间道路的立场与中国政府谈判，虽然至今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然而，得到了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学生、以及关注和了解真相的民众的极大支持，这可以说是一个收获。
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仍有很大困难，但如能加强与中国知识份子与民众的交流，相信更多的人会支持我的立场。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有一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部分中国知识份子会面，详细介绍了我的中间道路立场。当时，与会的中国朋友几乎异口同声说，如果中国民众有机会了解你的真实想法，那么可以肯定，中国人民会支持达赖喇嘛。
四、推友@gnaij的问题：
达赖尊者，请解释为什么活佛转世制度有可以改革的余地，我对改革一事会否偏离世尊教诲存有疑虑。
达赖喇嘛：首先，我劝请这位提问者多读读佛教的经典。印度没有转世认证的制度，泰国、缅甸、中国等很多佛教国家，也没有转世认证之后的祖古（化身，中国内地多称“活佛”—译注）制度。
当初在西藏，一个小孩因为清楚地记得他的前世，所以这个小孩被认证为前世的转世。后来转世认证的制度，恐将逐渐变为社会阶层的区分，所以我就开始公开讲：喇嘛（上师—译注）和祖古是有区分的，可以分为：是喇嘛而不是祖古;是祖古而不是喇嘛；即使喇嘛也是祖古的这样三类。
透过自身的闻思修达到具格的才是“喇嘛”；然而，有的“祖古”虽然修习未合格，但因前世的名声而在社会中享有一定地位，自身却没有任何喇嘛的功德。还有很多败坏风气者。因此，四十年前开始，我就呼吁西藏社会应限定转世的认证，除非确有具格，不然多了反而不好。
就达赖喇嘛转世而言，西元2001年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行政首长之后，结束了达赖喇嘛延续四百多年的“政教领袖”权责。
就我个人来说，早在1969年我就发表正式宣言，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需要与否由人民决定，如果需要，应该怎么选定等，不一定完全要按照过去的惯例，而可以考虑现实的情况，这些均符合佛陀的教理。
当我讲到转世，尤其是达赖喇嘛的转世时，西藏境内也有某些人指责我的说法违背佛教；最近与中国朋友会面时，他们也表达出同样的疑虑，我告诉他们我的佛法程度应该比他们好（笑）。
五、推友@AndyShuXin的问题
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对你有很深的愤怒乃至仇恨，请问您会对这些人说些什么？
达赖喇嘛：曾经有人问我，中共说达赖喇嘛是魔鬼，对此你有何感？我开玩笑说，我是魔鬼，看我头上长着角（做头上长角的手势，笑）。中国境内的民众情有可原，他们只能听到夸大的一面之词。
比如，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时，我特别叮嘱相关团体和个人：举办奥运，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愿望和梦想，对此绝对不应干扰；关于奥运主办权方面，我在美国华府访问时，曾有记者问我对奥运主办候选国的看法，我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中国理应获得主办权。
然而，中国政府大规模地宣传达赖喇嘛干扰和破坏奥运，因此很多民众不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各方面的情况作详细研究、了解。我和中国留学生会面时，常常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用两只眼睛看；用两只耳朵听。
六、湖南推友@gangeswater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上一次达赖喇嘛转世中，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参与了认定和坐床仪式，那么尊者您认同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吗，您认为台湾政府可以在活佛转世制度中再次发挥相应的作用吗？
达赖喇嘛：这个问题已在上面回答阿沛的问题时讲过了。总体而言，我在访问台湾时就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当然，未来中国大陆与台湾海峡的统一与否，应由两岸人民作决定，关键是，要保护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繁荣的经济，以及教育体系。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我们之间不仅隔着地理的千山万水，还被权力设置的重重障碍分隔，这种网路视频交流虽然互相看着不像同处一室那样清晰，却能打破封锁，也不需要跨国旅行的成本。如果您觉得这种方式可行，我相信很多中国国内人士都乐于利用这种方式与您继续交流。
达赖喇嘛：很好，如够你们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和汉族朋友们透过网路进行对话、交流。我常常讲“汉藏大团结”，如够我们有机会经常对话，就能相互了解，相互的了解是相互信任的基础；有了信任才能有团结；有了团结就能解决困难。
你们能很清楚的看到我吗？能否看见我的白眉毛（贴近镜头手指眉毛，笑）？谢谢你们！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译者）！
── 原载 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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