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就国际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以下是讲话的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讲话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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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11年2月15日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为题发表讲话

2011年2月5日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国务卿克林顿: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十分高兴能再次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过去近20年时间里，我在不同的背景下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时光。我要特别感谢纳普（Knapp）校长和勒曼（Lerman）教务长，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阐述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关注，而且我知道也引起了这样的关注。或许在我今天的演说中，我们可以开始一场更加热烈的辩论，对我们从电视机上实时看到的需求作出反应。

1月28日午夜过后几分钟，整个埃及的互联网被屏蔽。在此前四天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埃及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有一个新政府。整个世界，从电视机上、手提电脑上、手机上和智能手机上注视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来自埃及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大量涌现。通过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新闻记者传递现场报道。抗议民众协调下一步的行动。各阶层公民在国家的这一历史关头相互交流着希望与担忧。

世界各地亿万人民作出了实时反应：“你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同你们在一起。”而后，政府动用了切断机制。手机服务中断，电视卫星信号遭到干扰，几乎整个国家都无法上网。政府不愿意人民相互交流，不愿意让新闻媒体向公众传递消息，当然不愿意让全世界目击一切。

埃及发生的事件让人们联想起18个月以前在伊朗发生的另一次抗议活动，那时，在有争议的选举结束后，成千上万的民众举行了游行。伊朗的抗议者也通过网站进行组织。手机拍摄的一个视频显示一位名叫妮达（Neda）的女青年被一名准军事部队成员打死，在几个小时内，各地的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

伊朗当局也利用了技术。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通过查找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成员的网上档案追踪他们。而且，如同埃及，伊朗政府曾一度完全关闭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在当局查抄抗议者住宅，袭击大学宿舍，实施大规模逮捕，虐待并向人群射击后，抗议活动终止。

但在埃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尽管网络被关闭，但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人们通过传单和口头传话组织示威游行，他们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与世界联络。五天后，政府的行动有所收敛，人们在埃及又可以上网了。随后，埃及当局力图通过互联网控制抗议活动，下令移动电话公司发亲政府短信，逮捕博文作者和抗议活动的网络组织者。然而，在抗议活动进行了18天之后，政府失败，总统辞职。

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和在伊朗发生的事情——伊朗本周再次使用暴力对付争取基本自由的抗议民众——远非仅仅事关互联网。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都是因为对生活中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极度不满而举行抗议。他们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而当局则跟踪、阻止和逮捕他们。这些都不是互联网所为，而是人的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公民和当局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反映了互联技术的力量——它一方面发挥了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成为扼杀或压制这一变革的手段。

目前，一些方面正在就互联网是一种解放力量还是压制力量展开辩论。但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得要领。埃及之所以鼓舞人心并非因为他们使用推特作为联络手段，而是因为人们走到一起，坚持要求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伊朗的情况之所以恶劣并非因为伊朗当局使用脸谱来跟踪和逮捕反对派人士，而是因为其政府时时侵犯伊朗人民的权利。

因此，无论这些行动让我们倍受鼓舞或义愤填膺，均是我们的价值观使然，包括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感、由此衍生的各种权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项原则。正是这些价值观驱动我们去思考我们前行的道路。现在有20亿人上网，接近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活在不同类型的政体之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然而，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

互联网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公共场所——世界的公民广场、课堂、市场、咖啡馆和夜总会，我们所有20亿网民以及每时每刻还在增加的人们都对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其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为了保持一个能够给世界带来最大利益的互联网，我们必须认真讨论一下有关指导原则：现有哪些规则、哪些规则不应当存在、理由是什么；哪些行为应加以鼓励或阻止，如何去做。

此处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一如我们不应告诉人们如何使用任何公共广场，无论是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时报广场（Times Square）。这些公共场所的价值来自于人们能够在那里从事的各种活动，无论是举行一次集会、出售蔬菜、或是私下交谈。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并不也绝不应当服务于某一特定议程。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们每天要在网上走到一起，进行安全与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来指导我们。

一年前，作为该愿景的一个起点，我曾呼吁全球承诺保障互联网自由，以保护网上的人权，就如同我们在网络以外保护人权一样。个人自由表达其观点的权利、向领导人请愿的权利、基于他们的信仰进行礼拜的权利——这些都是普世权利，无论是在公共广场还是在私人博客中行使。集会与结社自由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常常在网上聚集起来谋求共同利益，正如聚集在教堂或工会大厅一样。

我把网络上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共同称为相互联络的自由。美国支持世界各地人民享有这一自由，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因为我们希望人们有机会行使这种自由。我们也支持让更多人上网。另外，由于互联网必须平稳、可靠地运行才有价值，我们支持当今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使互联网能够经受跨越网络、边界和区域的各种形式的干扰而始终保持畅通。

在我讲话后的一年来，全世界人民继续使用互联网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在网上揭露政府腐败，俄罗斯的民众在网上跟踪荒火并组织起志愿消防队，叙利亚的孩子们利用“脸谱网”(Facebook)揭露老师对他们的虐待，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组织帮助父母们寻找失踪孩子的大规模活动。

与此同时，互联网继续在许多国家受到多种限制。在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内容，把搜索请求重新定向到错误页面；在缅甸，独立的新闻网站被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所破坏；在古巴，政府正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内联网，而不让其公民进入全球性的互联网；在越南，批评政府的博客作者遭到逮捕和凌辱；在伊朗，当局封锁反对派和新闻媒体的网站，打击社交媒体，并为迫害其公民在网上窃取他们的个人身份资料。

这些行为反映出一种复杂且极不稳定的局面，在以后数年中，随着更多的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与互联网连接，情势必将变得更为严重。我们今天所作的选择将决定未来互联网的面貌。企业必须选择是否以及如何进入那些互联网受到限制的地区的市场；人们必须选择在网上如何规范自己的行动、哪些信息可以与人共享以及与谁共享、哪些观点可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各国政府则必须选择是否履行它们保护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承诺。

对于美国而言，选择一清二楚。在互联网自由的尺度上，我们将自己置于开放的一端。我们认识到开放的互联网会带来种种挑战。它要求有基本规则，防范不端和有害行为。就像所有自由一样，互联网自由也会引起紧张，但是我们相信其利大于弊。

今天我想要讨论几个我们在保护与捍卫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时必须应对的挑战。我会率先指出，我本人或者美国政府都没有全部的答案。我们甚至不确定我们知道全部的问题。但我们致力提出问题，协助引导对话，不仅捍卫普世原则，也捍卫我们人民和伙伴的利益。

第一个挑战是实现自由与安全。自由与安全通常被视作平等而对立：拥有其中一个越多，另一个就相对越少。事实上，我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安全，自由是脆弱的。没有自由，安全是压制性的。我们的挑战在于找到恰当的尺度：有足够的安全让我们享有自由，但不使其过多或过少而危害自由。

为互联网找出这种恰当尺度至关重要，因为带给互联网史无前例的力量的那些特征——开放、平等效应、广度与速度——也能让有害行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恐怖份子和极端份子集团利用互联网来吸收成员、策划和发起攻击。人贩子利用互联网来寻找及诱拐新的受害者使之沦为现代奴隶。儿童色情狂通过互联网利用儿童。骇客闯入金融机构、移动电话网络以及个人电子邮件帐户。

因此，我们需要有成功的战略来打击这些以及其他威胁，但又不至于限制互联网最了不起的特征——开放。美国正在网上积极追查与遏止犯罪份子和恐怖份子的活动。我们投资于本国的网络安全，旨在既预防网络事件，也减少它们的影响。我们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空间的跨国犯罪。美国政府倾注投资，协助其他国家培养各自的执法实力。我们也批准了《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Budapest Cybercrime Convention）。该公约确定出各国必须采取的步骤，以确保互联网不被犯罪份子与恐怖份子利用，同时仍然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

在我们竭力防范攻击或逮捕犯罪份子的同时，我们继续坚持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美国有决心制止网上和网下的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在这两个领域中，我们都将依照我们的法律和价值观来追求这些目标。

然而，其他人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安全经常被用来作为蛮横镇压自由的借口。这种战术在数字时代并非新技俩，但是随着互联网赋予政府新的能力来追查及惩罚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它现在带来新的影响。那些逮捕博客作者、窥探公民的和平活动、限制公民上网的政府，可能宣称这是出于安全原因。按照他们的定义，这也许甚至是诚心实意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错误路线。那些箝制互联网自由的政府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人民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但不可能永久。

第二个挑战在于既保护透明度，也保护机密。互联网强大的透明文化是基于它能够使各种各样的信息唾手可得。然而，除了作为公共空间外，互联网也是私人交流的渠道。要使这一点得以继续，就必须能够保护在线的机密交流。设想一下人们和组织机构依靠保密交流来运作的种种方式。企业开发新产品以便领先同业时会举行秘密商谈。新闻记者对某些具体的信息来源予以保密，以保护他们不被曝光或遭到报复。政府也仰赖网上和网下的机密交流。联机技术的存在可能使保密更加困难，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保密的需要。

我知道，近几个月来因为“维基解密”（WikiLeaks）的缘故，政府的保密工作已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但从许多方面看，这方面的议论并不切实际。从根本上看，“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政府文件遭到盗窃，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有人认为，这样的盗窃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政府有责任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在我国公民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对此，恕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必须公诸于众，则美国既不能为我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又不能促进全世界的人权和民主。保密通讯使我国政府有可能顺利开展工作，否则将一事无成。

请考虑一下我们与前苏联诸国为保障流失核材料的安全共同进行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具体细节实行保密，恐怖主义分子或罪犯就不太可能找到并盗走核材料为他们自己所用。再考虑一下 “维基解密”公诸于众的文件内容。在不考虑任何具体文件是否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维基解密”公布的许多电文都与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工作有关。我们的外交人员与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和公民密切合作，共同抵制专制政府的恶行。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维基解密”公布这些外交电文，增加了人们面临的危险。

保密工作对于上述这类行动至关重要，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只要敲击键盘就可以把能够造成危险的信息发往世界各地。当然，各国政府也有责任保持透明。我们获得人民的许可进行治理，但这种许可必须在了解工作性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对于在什么情况下还不能向公众公布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必须有明智的判断。我们必须经常审查我们的标准，坚持严格的标准。在美国，我们有各种法律，保证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奧巴馬政府还启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有关资料，目的是鼓励公民参与，普遍提高政府的开放程度。

美国政府为保护美国，为保障我国人民的自由及支持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拥有的能力，取决于哪些情况需要公开及哪些情况应该而且必须不予公开，对两者需要进行权衡。这杆天平应该而且将始终向公开化倾斜，但天平完全倾向一边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需要明确一点。我说过“维基解密”事件一开始就是一种盗窃行为，这种做法如同有人用公文包偷走文件一样。我们批评“维基解密”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使用了互联网。我们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承诺不因“维基解密”受到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还要说一句：在泄密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进行了干预，强迫民营企业拒绝向“维基解密”提供服务。情况并非如此。现在，有些政治人士和专家学者公开号召企业断绝与“维基解密”的关系，而其他人则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公务员是我国公开辩论中的组成部分，但表达意见与强制行动仍然有区别。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或执行涉及“维基解密”的决策，工商业可能已经作出的业务决定并非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指令行事。

第三个挑战是，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采取包容和谦和的态度。我不需要告诉在座各位：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 -- 虚假的、 攻击性的、 煽动性的、新奇的、真实的和美好的，应有尽有。

互联网上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意见和想法，既说明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又反映了我们人类的多样性。在互联网上，每一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保护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但我们说的话会产生后果。仇视性或诽谤性的话语有可能煽起敌对情绪，加深分裂并引发暴力行为。这股力量在互联网上得到提升。偏执的言论往往会被扩大，达到无法收回的地步。当然，因特网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化解分歧、建立信任和理解的特殊空间。

一些人认为，为了鼓励宽容，政府必须封杀煽动仇恨的观点。我们认为，限制言论的措施很少奏效，往往还会成为侵犯言论自由的借口。相反，历史一再证明，对付恶意言论的更好办法是鼓励更多的言论。人们能够也应该公开反对不宽容与仇恨。通过自由辩论，那些 有价值的观点一般会得到加强，而站不住脚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一般会被淘汰，这一过程或许不会立即完成，但终将如此。

这种做法虽然不会立刻使每一个煽动仇恨的观点丧失欺骗性或说服每一位偏执狂改变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效果远胜于任何其他做法。删除文字、封杀内容、逮捕发表意见的人，这些行为压抑言论，但并不触及所表达的思想。这只会迫使持那些观点的人们走向边缘，其结果是他们的信念加深，也不会受到挑战。

去年夏天，美国负责追踪和打击反犹太主义活动的特使汉娜·罗森塔尔（Hannah Rosenthal）率领美国伊玛目和穆斯林领袖代表团访问了达豪（Dachau）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不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没有人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然而通过参观这些集中营，他们表示愿意听取不同观点。此行产生了实效。他们在一起祈祷，他们用笔留下和平的祝愿，游客留言簿中的许多文字是用阿拉伯语写成。参观结束时，他们宣读了一份共同起草和签名的声明，毫无保留地谴责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犹太行为。

思想交流的平台发挥了作用。这些领袖人物并未因其过去的立场遭到逮捕或被勒令保持沉默，他们的清真寺没有被关闭。国家并没有用暴力迫使他们就范。人们只是向他们陈述事实，与他们沟通和交换看法。

美国根据法规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对某些类别的言论加以限制。我们有关于诽谤和诋毁、损害名誉以及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的法规。不过，我们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执行这些法规，而且公民有权就这些法规的具体实施提出上诉。即使大部分人认为某一言论具有侵犯性，我们也不加以限制。的确，历史上基于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理由禁止某种观点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曾因为否认君权神授或呼吁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人人平等而受到处罚。此类限制手段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今天，类似的限制在世界上某些地区依然存在。

然而，在网络言论方面，美国选择恪守我们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我们敦促我国人民言语文明，认识到其网络语言的威力及影响力。我们在本国目睹了网上的恃强凌弱言行所造成的可怕而悲惨的后果。我们这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应该作出表率，这体现于我们所确定的基调和倡导的思想。不过，作出表率还意味着帮助别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干涉和剥夺那些选择。我们以法律的力量保护言论自由，我们借助理性的力量战胜仇恨。

这三大原则并非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得到促进。它们会导致紧张关系，构成挑战。但是，我们不必作出取舍。自由与安全、透明度与保密性、言论自由与宽容——这些要素共同奠定了自由、开放、稳定的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稳定的因特网，使普世人权得到尊重，也为更大进步和长久繁荣创造空间。

有些国家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剥夺网上权利，竭力筑起永久的墙壁，把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达、社会互动等不同类别的活动隔离开来。这些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保留或压制网络活动。然而这并非易事。搜索引擎将商家与新顾客连接起来，还通过传递和组织新闻信息吸引用户。社交网络并不仅仅是朋友们分享图片的空间，人们借此交流政治观点，支持社会公益活动，或联络专业人员就新的商机进行合作。

至于那些分割互联网、封锁政治内容或从总体上禁止某些类别的意见表达的墙壁、或允许某些形式的和平集会但禁止其他形式的和平集会、或恐吓人民不让他们表达其想法的屏障，竖立起来很容易，但长期维持就没那么容易，不只是因为人类的智慧会找到绕过和穿越它们的方法，还因为互联网并没有分成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互联网，互联网只有一个。要把企图改变这一现实的屏障维持下去需付出各种代价，包括道德、政治和经济代价。短期内一些国家也许能够承受这些代价，但我们相信长期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试图在商业上开放而禁止自由表达是要在多方面付出机会代价的，包括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性、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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