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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首先在头版以“中国政权面对网民挑战”为题简介特别推出的“地缘政治”专刊内容，地缘政治专刊头版的大标题则为“力量薄弱的中国博客作家”。提要指出：新一代活动人士利用网络揭露中共干部的滥权行为。他们紧紧抓住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与腐败作斗争是首要任务这句话不放。反腐主题将是3月5日开幕的中国人大讨论的中心议题。
世界报指出，在一个受到超级监视的国度里，网络成了中国人主要的抗争地盘。活动人士利用它揭露贪官真相，但有时他们要为此冒着付出生命的危险。
但是，追猎贪官的战斗开始了！ 从中共18大闭幕到两会这一转型期，习近平需要坐实权力在民众中赢得合法性。刚上台，他就选择把反腐作为首要任务，声言把反腐行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不管你是什么贪官：“大老虎”还是“小苍蝇”格打勿论。这多少有点像“红色皇帝”毛泽东当年号召百花齐放，让群众起来检举揭发官员的腐败行为。于是，新一代所有的网络公民作者顺着显露的缺口大举进入，全力搜寻腐败的外部征兆，然后再通过网络，通过微博暴晒贪官。
脆弱的中国博主
世界报报道说，28岁的周路宝就是其中一位。世界报2月底电话联系他时，他正在奔向老家甘肃。这是一个位于大西北，贫困而依靠补助、但腐败滋生的省份。周路宝的目标是兰州市长袁占亭。周对袁的兴趣生发于2012年夏天，当时，兰州一位名叫陈平福的博主被指煽动颠覆政权。后来在网民的声讨下陈平福在12月释放，这件事被认为是极其罕见的言论自由的胜利。但是，陈平福的遭遇仍然使周路宝很愤怒。于是开始网上搜索行动，结果他发现这位兰州市长在不同场合带着五块不同牌子的手表照片。周把这些图片放到网上寻求其它网民的鉴定，原来都是欧米茄和劳力士这些大名牌。其实，网民反贪官的这一方式已经在9月份导致陕西一名贪官倒台。周路宝让自己的发现在上百个网络论坛和微博上传播，丑闻顿时在网上炸开。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官媒也立即做出回应。新华社报道这一事件时评论说：中国人网上反腐热情十分高涨。
尽管这一丑闻很轰动，而且另外一件与市长有关的丑闻也被揭发出来，但袁占亭的官位并未受到影响。为了弄清真相，周路宝决定2月初再去兰州，并希望当地司法机关调查袁占亭。但一到兰州就被盯上了。后在当地几个网友协助下他逃到西宁避风。周路宝还在微博上发出“拨出周永康这个老肿瘤”，微博也遭到关闭。人们盛传他可能已被抓了起来。2月22日，周又在网上出现了。他在微博上写道：网上动员起来的人这么多，我想他们不敢逮捕我。要想抓我，必须证实我有罪。我在阳光下，他们是在黑暗中偷偷地行动。
这位年轻人坚信：官员们攻击他的行为都会有损于这些人的政治前途。从今以后，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准备利用两会在北京举行的机会继续揭发官场丑闻。
世界报还报道了另外一位反腐斗士、“人民监督网”网主朱瑞丰的事迹。朱瑞丰自从在网上披露重庆官员雷政富色情录像实录之后，一下子爆红。为了保护自己，朱接受了许多中国媒体和外媒的采访。
世界报报道说，中国未来的国家主席会信守反腐承诺还是下令停止呢？正如在共产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民众的节日最终以全面镇压结束？1982年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常常被嘲弄，酝酿起草的未来新宪法则在不断强调“中共领导人的作用”。但是，世界报引述维权律师滕彪的话说，中国知识人和民间社会要求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这位2011年公民运动的重要人物认为，中国的改变不会来自上层，他们没有放弃特权和权力的愿望。只有来自民间社会的压力才能迫使他们演变。
中国人也许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武器─鼠标
世界报这篇文章最后指出：在习近平统治开始之初，这些冲在一线的公民记者等于在雷区前进。揭发山西运城贪官以“渗灌”新技术经验交流会为名，骗取2.85亿元人民币的山西青年报前记者高勤荣对世界报说，“有时我会想他们将采取哪种手段来杀我。车祸？谋杀？但是我不害怕。尽管我为此痛苦，也必须要同贪腐罪恶斗争到底”。
这位57岁的记者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当年他在报上披露运城贪腐大案后，他在北京遭到运城警察的劫持。后来被以伪造的证据判处八年徒刑，为他提供过信息的一位驻京的山西干部，也被关入监狱七年，出狱时遭到手持铁棍的恶棍暴打，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不过，高勤荣继续为获得公正的司法结果而斗争。他对世界报记者说：环境变了，中国的媒体比过去要自由，媒体的报道也支持他的作为。而且这些报道并没有被禁止。高勤荣总结说：“中国人也许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武器，鼠标”！
作为政治晴雨表的人大会议
世界报还有一篇关于两会的报道题为“中国人大会议，政治晴雨表”。报道指出：这个受中共控制的立法机构，胆大或胆小全看时机。
报道指出，这并不是中共的一个简单的举手机器。但它也绝不是西方国家的议会。根据1982宪法它被视为是中国最重要的机构，有时会对目前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总体而言，中共的法律就是它的法律。
说起来，2987名人大代表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开会指定国家主席和新政府，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在2012年，新的刑事程序法案只在表决的前一天才送到代表手上。至于指定国家主席和总理，这早就指定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应不会在被正式指定前出一身冷汗。
不过，世界报认为，文革结束后，随着经济发展，法治意识也渐渐强化，中国全国人大陆续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概念以及尊重私有财产的“物权法”纳入宪法体系。
但是，在胡锦涛统治的十年中，安全机构重掌大权，对敢于说话的维权律师大加镇压。投入“维稳”的经费在2011年超过了军费。然而，鉴于抗议风潮四起，这一维稳政治最后可能把中共本身置于危险的地步。
处于转型期的习近平表现谨慎，不轻于表态。既笼络法治国家的支持者，也不得罪保守派。2月23日，习近平呼吁司法应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改善立法工作，立法机构应考虑公众舆论。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表示，法律应该忠实地反映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去年12月，习近平南巡时却警告中共干部当心苏联的反面榜样重现。他说：为什么苏联共产党崩溃了，最主要的理由是理想和信仰动摇了。这是一段没有与公众见面的演说，但被一个中国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上传播。新国家主席向外显示的信息是：共产党必须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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