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的梦幻与“末世危象”


半个世纪前，当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走上流亡道路后，全世界差不多都以为，达赖喇嘛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毛泽东和中共终於摆脱了在“十七条协议”中对西藏保持现状的承诺，开始大刀阔斧地在藏民族中强行“民主改革”，随心所欲地按照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西藏。

我在阅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件和报纸的时候发现，那个时代似乎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对落后“农奴”的西藏抱着一种救世主的满意情绪.可是，普通人对藏地血腥的“平叛扩大化”、毁寺灭佛、强行迁徙、大饥荒以及西藏文革中的武斗及镇压，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他们拯救了百万农奴的梦幻之中，对中央政府派出的军队及干部在藏地造成惨绝人寰后果的种种政策视而不见。

那时候却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非常困难的岁月。年轻的达赖喇嘛告诫追随他流亡的藏人，我们无法很快回归家乡，但是我们肩上有保存藏地佛法、保存藏文明和藏文化的重任。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早已今非昔比，奥运和世博似乎也带给民众世纪狂欢的享受，然而社会上下的自我感觉却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人人都能感觉到，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或许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灾难；现在出现的一些繁华景象，很可能只是“末世危象”的预兆而已。


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


回顾半个世纪的路径，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显而易见，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可是，奇怪的是，除了一部分人断断续续地感觉到满意和幸福外，更多的人，更持久的感觉是不安、不满和焦虑.

中国社会呈现的普遍精神失落，是半个多世纪积累的结果。中共执政以来，已经有三代人从小学开始接受单一的庸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反人道反人类的阶级斗争教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新中国人”普遍崇尚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如今中国社会老少几代人都崇拜“成功人士”，而并不在乎对“成功”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心理根源。

就在这半个世纪里，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同时，展开了一条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达赖喇嘛立足於他的深厚佛法理念，对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未来，有着长久而深刻的思考。他为流亡藏人社区指出的道路，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告诉艰难困苦中的藏人同胞，根据佛法，生命轮回，世事必变，我们绝不可在困难中沉沦.无论别人怎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在道德上堕落，必须保持我们在道德上的自信，抱持内心的善念，抱持良好的动机，行善事，积善业，总有一天，事情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决不能在内心动摇这种信念。

同时，我们要学习，要开放，要转型，要改变原有的落后，还要保留好我们的文明和文化遗产.流亡藏人在到达印度后第一年，就办起了学校，盖起了寺庙，陆陆续续地办起藏医学院，藏戏和表演团体.从六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就坚持要让藏人社区向民主化转型，经过几十年努力，追随他的老一代贵族陆续和平地退出了行政管理，被新一代民选的平民精英所代替。


没有精神救赎就不会有新生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不是“法王”，不是“活佛”，他只是一个喇嘛，一个普通的僧人。他还说过，他的第一使命是促进全人类各宗教的和平共处。他在世界各地讲经说法，弘扬佛教，为每一个倾听他的普通人指出一条到达内心和平，获得长久快乐的道路。他提倡“普世责任”，指出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在各地旅行研究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钦佩和推崇达赖喇嘛的慈悲和隽智。遗憾的是，由於长久严密的封锁，世界上最大国家、最大民族的人们，对达赖喇嘛最不了解，甚至怀有敌意。如今，这个最大民族遭遇的深层精神危机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个最大民族的政治领袖几十年来轮流提出的应对信仰危机的理论，从“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最终必将消亡於无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已经是事实，仍然受这种意识形态制约的庞大专制政权，不可能有能力来应对民族精神危机.

眼下谁也无法预言，这种没有信仰、缺乏精神基础的状态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这种状态总有走不下去的一天。半个世纪来犯下那么多过错的民族，没有精神救赎就不会有新生。我对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研究使我相信，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达赖喇嘛对我们的救赎意义，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会敞开胸怀，拥抱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慈悲和智慧。


（作者新着《一九五九拉萨！》上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