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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郑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1959：拉萨！》。作者李江琳是我的好朋友，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两年前，李江琳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在她离开纽约去往印度达兰萨拉之前，我们几个朋友在法拉盛一家中餐馆为她饯行，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年半后，李江琳就把这本《1959 拉萨》呈现于读者面前。
李江琳著《1959 拉萨！》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写的序言。全书分23章，共361页，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
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作者说，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作者披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凡欲了解西藏问题者不可不读。
1959年3月10日上午，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举行和平的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天，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两天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如李江琳所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
乍一看去，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的，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藏人前去阻止，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被绑架。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自1956年以来，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在这些地方，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赴宴，结果一去不返。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但李江琳通过她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根据作者的研究，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噶厦政府陷于瘫痪，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换言之，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打的条件。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拉萨之战结束后，中共即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叛乱”，大开杀戒；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汉藏关系从此改变。
51 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邓小平上台后，着力纠正毛时代的部分错误。1979年，当局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访问团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藏人涌上街头，恸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不久前，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先生发表了他在今年6－7月第三次去藏区考察学习后的报告，其中提到，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军警的人口比例是1:1。这就是今日西藏的“稳定”，这就是今日西藏的“和谐”。
李江琳写作此书，态度十分严谨，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且以“两发炮弹”一事为例。3月中旬，拉萨的形势相当紧张。达赖喇嘛请示神谕，神谕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对于达赖喇嘛，神谕并不是他考虑的唯一因素。通常他在做决定时还要参照其他因素。就在这时，两发炮弹落在达赖喇嘛所在的罗布林卡附近。正是这两发炮弹，才是促成达赖喇嘛做出决定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两发炮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59年3月17日下午一点多种，达赖喇嘛正在和噶伦们在罗布林卡的金色颇章开会，突然听到两声巨响，有两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面。紧接着传来惊惶的呼喊：“汉人开炮了！”“汉人要进攻了！”达赖喇嘛在两部自传里都提到，那两发射向罗布林卡的炮弹是促使他下决心出走的主要原因。4月18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印度后向国际媒体发表的第一份声明，其中提到“两三发射向罗布林卡宫的炮弹”，使大家意识到达赖喇嘛面临极大的危险，因而决定出走。中国政府在随后对国际社会发表的新华社评论文章中，断然否定“两发炮弹”一事。然而李江琳发现，在30年后中共官方出版物里又承认了两发炮弹确有其事。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和1995年出版的《西藏党史大事记》两本书里都写到在3 月17日这一天，一位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迫击炮向罗布林卡发了两炮。不过按照这两篇文字，是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 首先向运输站发起挑衅性射击，甚至还说“叛乱武装”发射了30余发炮弹。这种说法又引出新的问题：
1、如果3月17日叛乱武装就向拉萨的解放军驻地主动发起攻击，那为什么1959年4月新华社评论文章却只字未提呢？
2、如果在3月17日上午，叛乱武装就发动了这么大的攻击，一直等待对方先动手的解放军为什么没有反击？
3、在当时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居然有经济警察违反军区规定擅自开炮，这么严重的事军方怎么能容忍？怎么能不对之军法处置？至少也要对事件进行彻查嘛。
4、3月17日上午，达赖喇嘛还在罗布林卡，藏人要是在这时主动发起挑衅性射击甚至开炮，岂不是引火烧身，给达赖喇嘛带来极大危险吗？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原因，曾惠山就突然向罗布林卡发两炮，那似乎也说不通。
在这里，作者很谨慎，没有做结论。作者说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等到更多的资料面世才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从这一番考证与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政府在1959年4月对国际社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天，李江琳对我说，她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我当即拍手叫好。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集体流亡。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我殷切地期待李江琳的新著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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