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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夏末的傍晚，空气中荡漾着玫瑰的香味。走过士林官邸的内外花园和凯歌堂，在小咖啡店里喝了茶之后，我们沿着花草扶疏的小路，在园中一座雕梁画栋的红色凉亭里坐了下来。
暮霭从那边山林飘过来，游人渐渐稀少，这台北市幽静的一角，愈发安静了。我似乎很专注地在和友人谈论什么。但是，另一个我却悄悄地离开凉亭，在这个花园里深深迷失。寂静中仿佛有人对我一遍遍私语：“这里曾是蒋介石的花园，……。”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一些早就遗忘的旧事，已经消隐的痛苦，慢慢地浮现出来。
◎“百年顿尽追怀里”
心绪不平，却难以与人言说。在陪同我的台湾朋友眼里，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是压迫他们台湾人的外来势力的代表。他们因此很难明白，“蒋介石”这个名字，对出身大陆的“国民党崽子”的我，以及我们一类的家庭，曾经意味着什么。
第一次听到“蒋介石”的名字，我才六岁。有一天公安局到我们家抄家，抄出了一张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影，全家陷入一片惊恐之中。我父亲向公安人员自辩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正在重庆读大学，因为毛泽东的照片在当时稀以为贵，于是他寄上一张蒋毛合影回老家，让家属把照片珍藏起来。
因为那张照片上还有毛泽东，我的父亲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他曾经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却是我们一家洗不清的罪孽。在我的惨淡少年时，我被赶出中学课堂，我被强迫做苦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档案表格上有一栏写着：父亲是国民党员。
纳粹曾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的大卫星标志，中间写有“Jude”。红卫兵曾在我父亲脖子上吊起大字牌，上面写着“国民党残渣余孽”。从小就听到老师教导我们：“万恶的蒋匪帮”如何如何。而我先天就属于“蒋匪帮”的后代，身为“黑五类子弟”，必须承受所有的歧视和侮辱。
少不更事的我常常苦恼地想：要是父亲当年不去读那个中央政治大学，就不会加入国民党了。父亲是一个刻苦读书成绩优异的农家子弟，他曾同时考上三个大学。最终他选择这个蒋介石任校长的大学，只是因为，这个学校每年给学生免费提供两套制服。
我曾经看过父亲穿制服的一张旧照。被后来的生活折磨得有点木纳的父亲，在那张照片上年轻潇洒，英气勃勃得令我吃惊。那大概是蒋介石给我的唯一的一点好感，他使穿土布出身的父亲，穿上了像模像样的洋布服装。
但是那位老校长走了，他逃到台湾，在这个美丽花园里颐养天年，抛下我们这些被烙上蒋家烙印的老老小小，在大陆沦为贱民，惨死或者苟活，遭受非人的煎熬。
“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追怀少年时烙在心灵上的旧事，我在士林官邸凉亭里的怅然与迷失，也就不难为人理解了。对于我，“蒋介石”这个名字和政治关系不大，它是和我们痛苦的家史、和我悲哀的童年联系在一起的某种象征。
◎“国民党崽子”的个人情结
汉娜·阿伦特曾经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这位自幼融入德国文化的学者，在逃出纳粹集中营之后，坚持要以犹太人身份去面对本民族的命运。
被定性为“国民党崽子”而受辱的少年经历，成了我心中解不开的个人情结。文革后大陆的民主党派开始活跃，记得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去寻找湖南的“民革”党部，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谁知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花瓶党”在吸收新党员方面，做了有关年龄和地位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年轻的我尚未符合他们的条件。
当年，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太丑的话，是可以通过出嫁改变自己的身份的。而我却选择了一个同样是国民党家庭出身的知青做丈夫。异类归于异类，贱民归于贱民。我们这一对贱民，终于在1989年“六四”镇压的关键时刻一起站出来，发出异类的呼声，而后双双流亡异国。
200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那时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权力。虽然明知此时的国民党早就不是我父亲曾加入的那个党了，但我在访问国民党党部时，仍然偷偷地生出许多感伤的情怀。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回到瑞典就把照片和马英九赠送的一支钢笔，一起寄给我年迈的父亲，我的父亲曾在中央政治大学与马英九的父亲同学，并且在台湾实习过。没想到，这些对老人来说有点纪念意义的东西，全被大陆有关方面给没收了。
葱茏的福山，此刻在鸟鸣和蟋蟀声中更加朦胧了。福山下面是士林官邸灰绿色的正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居住过的公馆。1975年4月，蒋介石就在这里去世。这个神秘的住宅至今仍未对外开放。
陷入沉思的我意识到，那位在浙江奉化出生、在这个官邸里撒手人寰的老人，尽管贵为总统，但他至死都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每日必读《圣经》的异乡人，他需要基督的信仰来稳定他的心灵。
一种共同的命运感，减少了我对这位老人的怨意。如今，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接受了死神赐予的安谧，而我们的流亡却遥遥未知归期。
◎巨大和较小的黑暗之比
“在感叹的恍惚中，咏叹起人间的悲运。”英国诗人奥登的这句诗，正是我在花园凉亭的心情写照。在这个荒诞的时代，个人悲运的涵义，常常不得不通过政治语汇来显示。许多和我有相同命运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怀有“国民党情结”。
流亡给人的好处之一，就是扩大视野。今天的我，已经不会像当年一样傻乎乎地去要求加入国民党了。那天，在台北101大楼PAGEONE书店召开我的新书座谈会之后，几位台湾朋友和我一起喝咖啡，他们谈及当年蒋介石屠杀台湾精英的历史。
我联想起半年前读过的一本书，那是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赠送的《走出白色恐怖》。康宜姐生于北京，成长于台湾。在她六岁时，原籍大陆的父亲因受台湾本土亲友牵连，被国民党政府以“叛乱罪”无辜下狱十年。蒋介石当年在台湾镇压异己的残酷可见一斑，难怪他们招致台湾人普遍的怨恨。
但同时，我以大陆人的眼睛，在这本书中惊讶地发现，康宜姐这位台湾政治犯的女儿，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时期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留学美国，这是那个年头的大陆政治犯子女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康宜姐的父亲后来赴美，其签证一度被驳回，由于蒋经国的暗中协助而终于成功。
和中共的“红色恐怖”相比，蒋家的“白色恐怖”似乎还没有完全灭绝人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的“有无”与“多少”的区别。尽管如此，侵犯人权的罪恶，仍然应该视之为罪恶。由于当时台湾遭受中共军事威胁的危急局势，蒋介石用铁腕镇压有共特嫌疑的异己，因此在有些人看来，镇压乃是不得已之举，它保证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似乎是必要而合理的。
我怀疑台湾后来的平安是由于“白色恐怖”的效应。即便如此，评价那段历史，我们首先有一个角度问题。如果仅从政治功利角度来看，也许蒋介石的做法有其道理。但是，知识分子是为社会守护意义的人，他们所持的，应该是尊重个人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立场。
在温柔的夜色中，我们漫步走出士林官邸，走进台北市璀璨的灯火之中。这个傍晚，我对一路上称蒋介石为“独裁者”的台湾朋友，多了一份理解。在回顾了自己过去的生涯之后，我也坚定了自己的理念：知识分子反对一切黑暗，不论是巨大的黑暗还是较小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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