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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
【新世纪特稿2008年4月16日】在博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不客气地训斥那位坚持认为“在西藏有严重人权问题”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他说，“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国家的问题。”
台湾的人们立即就有了反应，那里有评论说，“也许经过博鳌的胡萧会之后，台湾会觉得北京政策非常有弹性，但千万要辨清实像与错觉。在西藏政策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坚持”。
胡总书记如此不客气，如此坚持，其道理何在，他当然不屑于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口出圣旨”的感觉，“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幸亏，有一位可爱的冼岩，其《如何消除西藏的祸乱之源？》一文，将中国共产党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先前，冼岩一篇《改革30年之回顾与反思》，可以视为中共官方可以找得到的最好的观念包装，现在，冼岩不辞劳苦，把中共不便于讲得清楚、明白的西藏政策意图坦率地娓娓道来，实在是大功一件。
冼岩坦率地承认，中国政府认为“达赖的影响力才是祸乱之源，所以坚持不与其对话”。中国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对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但实际上极其强硬地不给对话、谈判以空间，这样的态度，冼岩认为很有道理，因为在他看来，西藏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加上达赖对藏人的精神控制，使西藏的结成为死结”。欲解这样“二源交汇”的困局，则只有“使源头之一消失，让一个巴掌拍不响”──“消除西藏祸乱之源的唯一真正有效办法，就是尽可能减少这一代达赖的影响力，争取下代达赖能够与中央良性互动”。
中共寄希望于下一代达赖，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冼岩的贡献，是把这样做的道理展示出来──
所谓“良性互动”，当然有条件，即藏人必须放弃“达赖集团”的“西藏自治”要求。冼岩坦率直言，“西藏不独立，只‘真正自治’，也不可能”──“如果‘西藏自治’是合理的，那么要求白人退出美国乃至美洲也是合理的”，“那些支持这一代达赖，一再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的人，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只能是：令西藏祸乱不断，血流不止”。
在冼岩的另一文章里，更为坦率：即使容许西藏自治，也只能象美国人那样，“应该赞成将藏人集中到西藏的某个县，圈养起来‘自治’”。
话说到如此坦率、无耻的份上，胡总书记那冠冕堂皇的强硬，不是就显得很充实，很有光彩了么？
一
冼岩抡起棍子横扫过去，想让中国的“知识精英”闭嘴，但是，这些“知识精英”毕竟讲出了他们的一番道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中一些人将西藏问题与整个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示了思想的深度──
王力雄认为，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刘晓波也认为，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简单说就是，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相比之下，藏人及其僧侣对于示威抗议，似乎更为无所顾忌，甚至公然展示雪山狮子旗，因为不满与绝望而决不放弃对西藏独立的追求，而军警对他们压制、殴打，甚至开枪，也同样更为无所顾忌。然而，汉藏民众的公民权利被限制在一种十分可怜的限度内，体现着问题的共同的实质。
当然，为公平起见，应该看到，冼岩对中国问题有其看法，也有其深度。他认为，制约权力，对于今日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以权力为重心”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
但是，一旦面临西藏问题，冼岩就毫不犹豫地站到权力一边，为权力辩护，斥责自治，斥责权力的制约──正是在西藏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之类）上，不仅涉及到以权利制约权力，而且藏人自治的要求涉及到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而冼岩则根本不在乎什么对立统一之普遍存在，以及“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干脆主张消灭“对立面”，把中国共产党的粗暴的执政逻辑，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语）的时候，就依靠政权力量动员民众，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即使发现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难以为继，不得不以改革开放来重新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也仍然死抱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放，以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作为一党专制的基础。
在汉族居住的地域，“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遭到失败，不得不改头换面，代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衣下畸形的市场经济，而在藏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地理及人文社会环境本来就与汉族区域差别很大，更不能盲目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实践。
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从西藏社会的政教合一、农奴制向现代社会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市场经济在西藏社会里原本微不足道，那里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且精神需求远高于物质需求，也许，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特殊考虑，即不经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而向未来社会发展，而那里的未来社会究竟如何，更不能以普遍规律的名义而生搬硬套。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于东方社会里具体的社会主义之路其实缺乏理论探索及深入思考，自己还弄不大明白，就匆忙在汉族区域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表面的暂时成功就得意洋洋，冲动地也要对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宗主权或主权，以实力为其基础。尤其是西藏，在历史上对中国的顺从，主要体现为对军队进藏的无奈和恐惧，清朝以来，这种恐惧逐渐地根深蒂固起来。中共的“十七条协定”，对于西藏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但中共在谈判中强迫西藏接受，不容提出异议，则加深了西藏的恐惧，西藏地方的权力对于中央权力基本上已无所谓制约。此后，“民主改革”借着汉区“社会主义”改造之风而迫近，达赖及藏人无力政治解决，只能武装反抗，结果当然只有失败、流亡一途。
于是就“民主改革”，西藏社会走特殊发展道路的希望破灭。不过，倘若中国汉区真是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西藏仍会提供其自治的空间，但是，汉区是在没有社会主义之“胎”的情况生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怪物，则对于西藏的所谓“民族统一”，就只能是在中央集权之下略微有些“自治”模样而已。达赖流亡了，班禅在境内为藏人说话，质疑中共的“自治”，则不免牢狱之灾。
逐渐地，与汉族区域一样，中国共产党羽翼下的西藏地方特殊利益集团生长起来。中共指派的汉人掌握党政实权，对藏人有实际影响的领袖人物都控制在北京，在中央手里，能够进入权力结构的藏人则须经过中共培养、挑选。这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与中共高层沆瀣一气，与普通藏民、与流亡的“达赖集团”之间都有愈益尖锐的利益对立和冲突，而近十多年来，中共以“近卫军”武警部队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不择手段地实施控制、挑拨和镇压，更使得矛盾容易激化。
毛泽东说“政治是统率，是灵魂”，私下里，他的说法更为生动：政治是人心。在西藏，中共的“民主改革”成功了，但时间一长，就象在汉区一样，还是渐渐地失去了民心。中共的政治是失败的政治。
不过西藏与台湾不同，无论历史上中国对它的宗主权或主权多么脆弱，毕竟，中共政权在1950年代初期就已经以其军事、政治的实力，迫使西藏达赖政府屈服，接受了“十七条协定”，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此后，“民主改革”激起民变，达赖政府及大批藏人流亡，“西藏独立”成为对中国主权的威胁，而胡耀邦在改革开放中力主落实西藏的自治，达赖喇嘛也相应地放弃了独立要求，转为要求真正自治的“中间道路”，双方之间的紧张状态其实已经出现了转机。
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更多地体现着他自己的思考、决断和个人风格，还不是中共高层的共同决策，而且实际上受到保守派党政官僚的沉重压力。这一比较开明的西藏政策被视为“右倾”，缺乏相应的政治环境使之在讨论和执行中不断改进、完善，却一遇震荡或风波就喊停、放弃，一切恢复原样，因而，它的实践是未能展开的仓促实践，是中共党政结构中的权力政治使之失败。
在汉族及其它多数少数民族区域，中共主导了经济开放，同时，不得不容忍政治与文化方面相当程度的开放，而在藏区，它的歧视之心看来就用不着遮掩了。从胡锦涛掌握地方党政大权到成为中共党魁，不仅对那里“汉人治藏”的基本格局毫无谦卑、自省之心，而且在背弃胡耀邦开明政策的路上走得更远。人们看到，他先是纵容武警部队在十年前大开杀戒，将藏人打倒在血泊之中，甚至勇于表现他本人在镇压中的武夫形象，数年后又纵容张庆黎在西藏厉行苛政，再次官逼民反。尤其恶劣的是，这一次，中共严密封锁“官逼”之真相──但事变之际在藏区的英国《经济学家》记者对张庆黎行径已有报导──却大肆宣扬“民反”的种种证据，开动宣传机器猛烈攻击“达赖集团”，不惜激化汉藏民族矛盾，以求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
中共坚决否认达赖喇嘛指责的西藏“文化灭绝”，然而，3·14事变之后，央视“新闻联播急切地报导拉萨中小学复课，许多人注意到，那镜头里的学校教室黑板上，清清楚楚的写的是汉字，那是在上汉语课。在这种时候，理应宣传的是那里实际上很尊重藏文化，但这一细节却显示，恐怕是找不到教室里教授藏文的镜头。藏人不顾危险，把子女送到西藏流亡政府那里去接受藏文化传承，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愈益自然地体现出藏文化本身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何以那样仇恨或惧怕“达赖集团”。
这时，人们看到，冼岩也迫不及待，立即将藏人的暴力行为贴上“恐怖主义”标签，对支持西藏自治要求的民间知识分子出言不逊──由此，也应该承认冼岩的思想深度，他显然也意识到了西藏问题与中国问题相联系的深刻涵义。
三
台湾问题难以解决，其实质是中共坚持打击在台湾保持着治权的“中华民国”，如此急于消灭“对立面”，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国民党掌权时还好办些，到了灵活多变的民进党在台湾掌权，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民进党携手打击“中华民国”的奇怪态势，两岸间在政治上时常出现紧张。恰恰陈水扁及李登辉等人又是操纵局势的高手，而国民党急于夺回政权，不得不改变姿态，而中共对自己的僵化、保守立场缺乏自省，致使台湾民意中离心力逐渐加强，“台湾独立”愈益强势。
西藏问题也有类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倾力打击“达赖集团”，自以为棋高一着，在达赖喇嘛主张西藏独立时还能应付，一旦达赖喇嘛改变了立场，政治上要求真正自治，精神上是一位慈悲为怀的佛教大师，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共却显露出它的僵化、顽固的嘴脸，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共以往的胜利，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对手的策略是很关键的因素，现在中共放弃了这种策略，凶狠打击转向“中间道路”的达赖喇嘛，弄得世人莫名其妙。
中国共产党自以为得计地企图“拖死达赖”，寄希望于在它操纵下产生“下一代达赖”，以消灭“对立面”的方式终结西藏自治。不过，藏区的藏族民众是否信任中共鼓捣出来的“下一代达赖”，流亡西藏政府是否在十四世达赖身后还能将流亡藏人维系于“中间道路”，都是不确定因素。中共的如意算盘是，将流亡藏人和境内不屈服的藏人逼上恐怖主义之路，他们就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是，到那时候，事变究竟如何还很难说。藏人可能会更为分化，激烈者更趋向于过激、暴力，屈服者更为沉默，似乎对中共有利，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一方面将要付出面对更多暴力及恐怖袭击威胁的代价，另一方面，消灭了达赖“中间道路”后的西藏，与强行武力占领后的台湾相比，是更容易稳定，还是潜藏着更大危险，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即使汉族民众不在乎未来也许无所不在的藏人激烈分子发动的袭击，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人们在观察美国大选时发现，白人背着奴隶制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民主党上层的白人，总是觉得自己亏欠黑人许多。冼岩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将藏人集中圈养起来“自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然而，如今支持中共政策的多数汉族民众，如果将来都对藏人（还有维人、蒙人及回人等等）走到那样的悲惨境地无所谓，不能象美国白人那样有所反省，有所改变，那么，汉族的日子，也许就快走到头了。冼岩那样轻飘飘地谈论消灭“对立面”，奈何事情的对立统一逻辑却是无情的，不会任由强势霸道的一方欺凌弱小的另一方。冼岩自以为聪明，但是他不懂“相反相成”的道理，竭力为中共“相同相成”的异想天开辩护。想想看，共产党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就逐渐地愈益严厉禁止其它政党生存，当年托洛茨基就发现，那样会使得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都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发动“文革”，十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头来还是未能改变事情的逻辑。
胡锦涛否认西藏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或人权问题，他眼中只有“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国家的问题”，更有人断言“普世价值不能凌驾民族统一之上”。这样粗暴地以“祖国统一”掩盖一切，这样武断地把普世价值与民族统一对立起来，普世价值难以体现于民族统一，表面繁荣的“民族统一”没有内在的和谐，就不可避免地在“统一”表象下不断出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胡总书记显然比不上毛泽东，他不敢承认，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就在“祖国统一”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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