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让共产党的专制文化席卷台湾
—— 评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节目进入之危害
余杰 |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刘兆玄举行记者会，宣布两岸相关政策“大松绑”方向。“松绑”政策包括金融、经济、人员、土地、交通五大项。刘兆玄宣布，在两岸教育、人员交流上，大陆学生到台就学可加长在台居留时间；此外，两岸电子媒体产业落地、大陆新闻、电视节目、电影、书籍、唱片到台，及其他大陆演艺事业交流计划，都会陆续提出。
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禁对台湾民众的福祉充满了忧虑，因为这种所谓的“开放”，乃是不对等的开放，乃是对敌对的文宣攻势的开放，此种畸形的“开放”，对台湾有害无益，将加剧台湾社会的族群及统独观念的对立，将伤害到台湾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利益，将危害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成就。因此，台湾的当政者和民众必须谨慎而严肃地对待之，不可为了取悦大陆而自我降卑。
首先，此次的情况是“彼岸开放、此岸封闭”，两岸并不同步。也就是说，在台湾让大陆“媒体”自由进入的同时，大陆却不允许台湾媒体登陆。这就好像是一场起点不对等的拳击赛：台湾方面赤身裸体，大陆方面一身铠甲，那么谁更容易受伤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开放应当平等和同步，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应当让两岸民众都能随心所欲地阅读和观看到对方的媒体及资讯，并让两岸媒体在各个领域中平等地展开竞争。显然，中共当局并没有此种自信心。他们深切地知道，长期在专制制度下被官家豢养的“伪媒体”，根本不能与自由世界里真正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的独立媒体竞争，而谎言从来也不可能永久地掩盖真相。一旦台湾媒体登陆，一旦大陆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央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不可一世的垄断机构所制造的连篇累牍的谎言，不就立刻破产了吗？
维系中共统治的两大支柱，乃是暴力与谎言。按照毛泽东赤裸裸的说法，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当年中共之所以战胜国民党，文宣方面的胜利先于战场上的胜利。中共当然深知文宣的重要性，故而一直不敢开放报禁。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一道由耗资百亿的“金盾工程”所打造的、封锁严密的“网络长城”，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进入港台的网站去浏览各种信息。中国大陆的各大海关，一直严格检查入境游客的行李，没收他们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港台版本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等。港台的各个电视台的节目，也不可能进入大陆的寻常百姓家。只有在少数的高级酒店中，客人才可以收看到部分经过严格审查的、比较亲北京的港台电视台的节目。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新兴的居民小区中，也有少数居民冒险安装家庭式的卫星接收器，俗称“锅盖”，以此收看港台的电视台的节目。但是，这些“锅盖”的存在并不完全合法，随时可能遭到有关部门的查处和拆除。
其次，中国大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和传媒。所谓的“媒体”，其实都是党的宣传机构而已。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在中共宣传部的严密控制之下，都是“公有”的（或更加准确地说，是“党有”的）而非“私有”的和“民有”的。从报刊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再到网络等，都是“党的喉舌”，而非监督政府的“第四种权力”。中共正是利用对媒体的掌控，在长大半个多世纪里，成功地对几代中国人实行洗脑，将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了 “古拉格群岛”中的心甘情愿的囚徒，以及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入膏肓的患者。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当中，都有中共所制造的累累血痕与痛史，但死难者和受害者的家人们仍然热情澎湃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仍然奋不顾身地为捍卫奥运火炬而在世界各国大打出手。这就是愚民政策的可怕之处。共产党的专制文化已经毁灭了几代中国人良知和理性，难道还要让其继续漂过海峡来戕害台湾民众的心灵吗？
在近六十年的一党独裁的统治当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反文化和反人性的政治传统，一套蛊惑人心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将这套把戏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党文化”，便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望尘莫及。学者徐贲在《见证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一文中，分析了犹太人维克多•克莱普勒的日记《我会作见证》，这本书通过一个在场证人的眼睛，让后人看到了纳粹极权统治是如何逐渐升温，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人间炼狱。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一本著作，但这本著作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的德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他发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如“犹太人”、“德国人”(在中共那里则是：“人民群众”、“螺丝钉”、“接班人”、“爱国人士”)。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如“犹太害虫”(在中共那里则是：“牛鬼蛇神”、“反华势力”)。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在中共那里则是：“巨大成就”、“伟大胜利”、“祖国万岁”)。
中国在国际上动辄以“大国”自居，却没有大国的胸襟和气度，也没有支撑大国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和思想的创造。许多到过大陆的人士都发现，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还是在困窘凋敝的内地乡村，处处都充满了暴戾之气。这是共产党长期“仇恨”教育的结果。纳粹和共产党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目的不是解放人，而是奴役人，不是让人相爱，而是让人仇恨。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就此写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青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克莱普勒清楚地看到，普通人的自觉意识很容易被麻痹，一旦麻痹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许多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士，即便流亡到西方之后，其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仍然与共产党一模一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同构性”。而要摆脱此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得像关公那样“刮骨疗伤”不可。
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并非中性的，即便是娱乐节目中也蕴藏着此类慢性毒药。在大陆封闭新闻出版领域的前提之下，台湾不可轻率地、单方面地向大陆开放媒体。如果两岸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这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一边是民主制度，一边是专制制度，就得格外小心，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个人认为，台湾方面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以两岸关系为杠杆，在允许大陆“媒体”进入台湾的同时，要求大陆对台湾媒体开放。这样，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让台湾媒体的空间和市场都有拓展；同时，也可以巧妙地推进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而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才可能放弃武力征服的野心，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两岸分歧。毫无疑问，大陆的民主化，也当然地符合台湾自身的利益。
台湾的民主尚处于成长阶段，民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从政党文化和选举文化都还需要一个提升的过程。在此一阶段，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最需要的工作乃是输入欧美的先进文明，而不是让中国大陆的落后文化蜂拥而入。在此意义上，台湾执政者轻率宣布对大陆所谓的“电视节目”全面开放，简直就是让恶狼入羊群，让台湾民众服用慢性毒药，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六日，京郊“有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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