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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嘉义县警察局依线民情报于嘉义市逮捕前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张壁坤，乃循供缉捕叶城松、张壁坤、胡沧霖、赖正亮、吴玉成等五位台大学生。2月至4月，高一生、汤守仁、林瑞昌等人逐一被处决，中华民国全面控制原住民地区。12月，前台共总书记林日高于卸任台湾省政府委员职务未久即被捕，罪名为曾经于1949年与省工委有所联系。1955年4月29日，叶城松、张壁坤等五人在台北市马场町枪决。地下党在台湾校园的影响力终结。9月17日，林日高遭枪毙，中华民国藉此恫吓警告台湾人民的意味浓厚。
至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则在1957年不幸地陷入反右派斗争当中。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中，谢雪红与陈炳基等进行激烈的斗争，谢雪红主张台湾人无汉奸论，为日据时期投效日本的台湾人开脱，又主张台湾自治论，被曲解为皇民化余毒和台独，乃遭到批斗。台盟经此风波，在台湾人民心中的政治声望尽丧，和所有历经一九五七年风暴的民主党派一样，自此不再可能与中共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权，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永远的空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党独裁的国家，此后中共一连串的倒行逆施，使得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台湾人民和地下党人彻底绝望。
历史的翻转与平反
台湾人民对于日本殖民主义的反抗可以分为左右两条路线，以林献堂为首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采纳了梁启超的爱尔兰模式建议，主张进入日本内地的宪法秩序，通过民权的斗争，制定台湾宪法与建立台湾自治议会，而左派以台共为典型，则更进一步主张联合朝鲜、满洲乃至中国等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共同通过民族的斗争，争取台湾的独立。中国国民政府或是中共，都曾经对台湾人民争取独立表示过支持，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显露出收回台湾的念头。
台湾人民对于回归中国，原是普遍赞同的，除了同文同种的亲近感之外，主要则是建立在台湾人民向日本争取高度民主自治所形成的国家想像基础之上，也就是要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不愿再做殖民者的奴隶。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人民意识到国民政府存在党国体制的积习、以及缺乏现代法治观念的官僚体系，使他们并没有能力和意愿鞤助台湾人民实现民主自治的理想。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许许多多的中国大陆人民同样不相信国民政府推动制宪与和平建国的诚意，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曾经在那个历史时刻共同携手反抗暴政，而他们也都把成功的最终凭藉寄托于中共和解放军的支持。
当美国决心协防台湾，确定两岸分裂，被分隔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台湾左翼反对运动人士可以说是望断云山秋水，眼睁睁而痛心地看着宝岛故乡重新又陷入了另一个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更者，更看着台湾人民被卷入中国的内战，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反攻的工具，但是台湾人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自由与人权去成就一个外来政权统一中国的野心？台湾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历史仇恨，台湾人民更没有理由与中国大陆人民进行战争。
然而历史像在嘲弄他们似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治理证明了那也是一个党国政权，而且其凶暴残忍曾经不下于国民党，而台湾人民却果真以爱尔兰模式在中华民国体制下某种程度地实现了百年的现代国家公民之梦。曾经是地下党一员的李登辉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首任民选总统，他的地下党同志陈炳基则是他总统就职典礼上的贵宾。中华民国以其白色恐怖的罪行向台湾人民道歉，在法律和国史上平反了地下党的革命英雄和社会良心。转型正义的价值追求正应当如此地超越国共内战中国政权之争的格局，从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性尊严的保障着眼，去重新反省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去向为自由的理想而献身的烈士礼敬。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宣读于香港《海岸线》季刊假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新傣园酒店举办之恳谈会）
民国九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八时半于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新傣园酒店二零四零室
作者为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新竹教育大学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台湾教授协会法政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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