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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在于国共合作，也不在更紧密的经贸连带，而是必须从民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随着中国崛起的浩大声势，大陆上以及全球华裔文人圈中，大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再度水涨船高。盛世话语、中国模式、反西方言论甚嚣尘上。国家权力、资本、文化知识圈三者结合，编制一出官僚资本式民族主义戏码。套句闻一多的话，是集体喧哄，“戴着民族主义的镣铐翩翩起舞”。
这种国族观点对台湾人的历史感与民主价值极不尊重。反观台湾，经过二十几年的民主化历程，我们对于反民权、反民主的民族主义论述，是相当警戒而批判的。
因此，笔者近年来主张两岸公民社会论坛，提倡两岸进步知识圈应该进行社会性的对话；而非目光如豆，胶着于经济成长挂帅论调。我最近发表的〈第三种中国想像〉，除了指出跨海峡政商集团对于两岸关系的危害，亦用意于批判民族主义，主张以“社会”这个概念，取代“民族”（收录于吴介民、范云、顾尔德主编，《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出版社）。我在文中主张：两岸若在未来进行政治议题协商，台湾须先要求北京承认两岸在政治社会制度上的差异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政治性共识。任何抹除差异认同与社会特色的“统一”，无异于暴力并吞。台湾社会必须对中国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官富民弱而兵强专制的中国政权，吞并了自由开放而民主的台湾，对于中国社会的前景将是极为不幸的挫败。因为这个吞并的举动，一举消灭了华人社会自发创造民主生活的希望。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自身的最终民主化，是良善解决台湾主权争议的最佳方案，也几乎是唯一可欲的前提。
朋友们问我：强调台湾珍贵的民主成就以及公民社会的主体性，使用华人这个概念作为沟通的切入点，提倡两岸公民社会论坛，这对中国民间进步派而言，是否仍过于“前卫”？而从台湾的角度，华人概念是否可能落入“中国的种族、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困境？
“华人社会”是一个复数概念，这个发言位置，恰恰就是在寻求两岸之间民主派的交集。“华人”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使用这个词汇的目的，不在本质化华人的族群性，而是在以华人为社会权力主体的社会之间，寻求进步对话与社会团结的沟通媒介。也就是说，社会与社会之间，不以“区分敌我”的“权力政治概念”作为（阻碍）沟通的媒介。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语言是：“中华民族”。这种国族主义观念是以汉人族群性为核心所界定出来的，一种过时、僵硬、而压迫性的概念。“华人”，比“中华民族”笼统，正因为其笼统，歧异，流动，以及边界宽松，而使得这个概念比较不具压迫性。“华人”着重社会面，强调社会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而“中华民族”则强调国族性，是一种权力政治概念，而且是强权者的权力工具。
中国为了追求中华民族的富国强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牺牲了几代人的幸福与生命。这个口号非但对境内少数民族构成压迫，让无数中国人喘不过气，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也让周边国家紧张不安。因而，“华人社会”概念的提出，有助于解放“中华民族”的压迫性。台湾社会在国民党专制的巨石下，半个世纪以来，抗拒中华民族这个虚妄而令人窒息的观念，而今，这个观念仍然阴魂不散，盘旋于中国上空。台湾民众能够移情体会：今天在大陆，追求富国强兵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带给社会与个体多么巨大的压力。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在华人所统治的国家中，都有原住民─少数民族问题（台湾，中国，新加坡等），并且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压迫与剥削。这些少数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不应在华人社会之间寻求和解与团结的过程中被漠视、牺牲。相反的，华人对自身的压迫史与被压迫史进行批判性反思时，必然会触及我们所生活的历史空间中，原住与少数民族的问题。台湾、中国皆是以华人为权力主体所建构的国家，因此，在建构泛华人公民社会民主论坛的过程中，如何将原住民族与少数民族作为对话主体，纳入有意义的互动，有待诚挚的思索与实践。
可以想见，北京若以大中华民族主义强压台湾，必定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反抗，其可能造成的历史悲剧与区域动荡，也将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倒退。类似的，台湾在帝国夹缝中求生存，也无法依恃国族论述，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贸易国家，若只单单诉诸台湾人族群情感，则过度内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然而，国民党的两岸行动纲领亦不可取，因为它和北京唱和，一样提倡“中华民族”这个落伍概念，有志一同打压多元而混种的台湾社会认同。
最近，广州人民群聚街头捍卫讲广东话的权利，何其像台湾人民在国民党专制下要求讲母语的权利？
让“社会”解放“民族”，是两岸通向真正和解、迈向华人世界秩序缤纷的蹊径。
吴介民 / 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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