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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陆政治比较熟悉的人不难发现，李登辉这套手法几乎是我党用来颠倒黑白、打击异己的惯用套路，就连李登辉自己都承认这段经历“跟大陆的权力斗争毫无二致”。但到这时候非主流派仍不死心，打算推林洋港和蒋纬国在未获提名的情况下搭档参选，国民党已然公开分裂，这无疑又壮了万年国代们的胆。而想打破李登辉这种毫无实力基础的威权统治，所需要的也仅仅是胆量而已，李登辉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
孰料李登辉竟下了一计黑手，把蒋纬国的侄子蒋孝武从日本召回，让他公开抨击自己的叔叔是“假民主秩序之名，图夺权之实，藉法规漏洞从事政治投机”，一记重拳直接打得蒋纬国生活不能自理。此后李登辉又派人去做林洋港的工作，劝诫同为本省人的林洋港不要帮外省人打击李登辉，暗示林洋港小心被当成台奸批斗。即使是今日的台湾选举，族群牌依然屡试不爽，李登辉这手效仿文革的“群众斗争路线”一下让本来就是非主流派棋子的林洋港毛骨悚然。随后李登辉又说动国民党内八位重量级元老出来做林洋港的工作，让他“大局为重”，在李登辉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林洋港和蒋纬国最终退出总统大选，导致非主流派的计划全盘泡汤，内部更是因此产生嫌隙。李登辉玩弄权谋居然玩到能把政敌直接“劝退”的地步，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只剩火影忍者里的绝技“嘴遁”了。据林洋港称，李登辉其实曾私下允诺他大家可以“轮流坐庄”，因此批评李毫无诚信。老话一句，李登辉对此拒不承认。
顺利连任总统之后，李登辉仍有两个政敌要处理，一为行政院长李焕，二为国防部长郝伯村。前者和李登辉公开不合，后者则号称哪怕台湾军队搞十年人事变动换上去的也全是他的人，是李登辉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巨大阻碍。90年非主流阵营在总统选举中溃败之后，李焕对连任行政院长仍是志在必得，李登辉阵营里也拿不出比他更像样的人选来。此时李登辉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为惊叹的决定：用郝伯村顶替李焕成为行政院长。李焕自知威望远远不如郝伯村，当下就悲叹自己完蛋了；而郝伯村表面上出将入相，好不风光，一下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实际上则被“杯酒释兵权”，李登辉趁虚安排自己的人马大举进入军界，没过几年更联合民进党将郝伯村从行政院长的位置上扒了下来；非主流阵营更是几乎土崩瓦解，被李登辉一一分化击破，此计可谓一石三鸟。由于坊间盛传之前用李焕顶替俞国华做行政院长也是李登辉的阴谋，因此戏称李登辉是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置就完成了“一桃杀三士”的壮举。
在93年郝伯村下岗之后，李登辉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可谓权倾一时无人能挡。如果单把这段经历拿出来看，李登辉似乎只不过是另一个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独裁者，但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凝聚权力、搞得“官不聊生”，一方面却又还政于民，大踏步的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化改革。
蒋经国在88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随着言论的逐渐自由化，台湾人的民主诉求越发强烈，其中很有借鉴意义的是90年3月和总统选举同期发生的“野百合学运”。在林蒋二人退出选举之前，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为了确保当选，对国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讨好，情形令人作呕。而当时的“万年国大”除了部分增补代表以外，仍是47年选出的那一批，许多人早已变成风中残烛，不是坐轮椅就是老年痴呆，有的干脆一命呜呼，国大俨然已经变成了养老院，却还不忘隔三差五的给自己延长任期、高薪养廉。到3月16日，几名台湾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打出了“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标语，学生、市民以及民进党等各个政治团体纷纷响应，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个“广场共和国”，引发了台湾历史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学运，单是学生的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六千。
不过台湾这个学运搞得是相当腾讯，其活动包括全国串联、罢课、绝食等等，明显缺乏原创性，还在广场上树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征学运的纯洁、独立等精神），连长宽高都让人觉得非常眼熟。而且这学运的背景绝不单纯，当时学生说缺睡袋，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睡袋，说缺盒饭，马上就有市民送来盒饭，可见背后应该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势力的资助。最可恨的是学生的行为极为激进，不仅公然打出“老贼下台”等激烈标语并高唱国际歌等传统反动歌曲，还编了首歌讽刺李登辉和万年国大：“你等会儿（李登辉），你等会儿……老贼无行，鼠辈横行，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马英九在广场上怀柔学生的时候甚至还被人下黑脚爆了菊，更显示出这帮不知好歹的学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这帮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成何体统，简直就是国将不国吗。可惜台湾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太薄弱了，连把拖拉机改造成坦克的钱都拿不出来，前几天还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无泪的李登辉同志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变成了软蛋，不仅没有严词发表社论，反而先是承诺学生不会镇压，在当选总统的当日（3月21号）更是把五十多名学生召进总统府“对话”，对学生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并肯定学运是爱国运动。3月22号，造反成功的学生胜利撤退，一场风波在不到一周内便完全平息，李登辉同志真是丢尽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责李登辉这个人言而无信，经常靠许诺别人官位来利用对方，回头又假装根本没那么一回事，甚至把同一个官位许给好几个人。从种种材料来看，李登辉在政府里的表现似乎确实很邪恶，但是对野百合学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职之后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释放了台湾一干政治犯，严重挫伤了台湾人民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积极性；六月份召开国是会议，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各界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商谈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辉更是加快脚步，先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单”（国民党当局过去对于异见人士的出入境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的坚决不让出去，国外的坚决不让回来，反正怎么恶心人怎么来，李登辉本人在70年受联合国组织之邀前往泰国时就曾深受其害。这种白色恐怖时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没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后肯定有来者），年底更是彻底终结了“万年国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条，“因言获罪”在台湾自此变成了历史名词。到95年，李登辉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难者家属和子孙能亲眼看到这座彰显历史公义、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纪念碑矗立在宝岛的土地上，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
当然，让台湾真正踏入民主社会的最关键的一步，在于94年7月修宪后确立的总统全民直选。非主流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发起了最后的反扑，李焕等人甚至一度连饭都顾不上吃，啃着馒头排着队，轮番抨击李登辉。不过在李主掌大权、背后更有汹涌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阻挡。由于台湾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只付出了相对它国而言极小的代价，因此李登辉又将这一时期称为“宁静革命”。
顺便一提，蒋介石当年之所以执着于“万年国大”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是在全中国范围内选出来的，如果再改选的话那就只有台籍代表，无法代表整个中国，丧失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其实大陆记者一出门不是代表亚洲就是代表世界，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执着于这个问题）。在“汉贼不两立”的方针指导下，当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之后，蒋介石甚至毅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案”，结果导致台湾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此举表面上是“输了里子赢了面子”，但除了老蒋和他的忠实臣民之外，几乎不会有外人会拿这种所谓的“面子”当一回事，所以实际情况只不过是：民国输了里子，并且自以为赢了面子。69年时岸信介尚且还劝说蒋介石接受双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布和民国断交，毕竟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除非这个“队友”人傻钱又多。40年后的今天，现实更是证明了老蒋当年的坚持几乎毫无意义，光复大陆依然没戏，中华民国所谓的“法统”在李登辉手下也早已荡然无存，台湾又开始四处砸钱想要加入联合国（最大的阻碍又恰恰是当年曾支持台湾的美国），蒋介石的角色则不幸变成了 “为了无聊的原因延缓台湾民主进程的可恶家伙”。
1996年，李登辉以54%的高票击败另外三组候选人，成功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
“我们已经清楚的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运用民主政治……今天的这个庆典，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胜利，不是为了庆祝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为了庆祝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胜利，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澎金马获得肯定而欢呼。”
2000年，李登辉主动退出连任竞选，国民党在台湾维持了55年的统治终于告一段落，华人世界也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和平交替。由于国民党选战失利，李登辉被开除党籍。当然，对于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党利益的政治家来说，这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曹长青曾问过李登辉，既然明明有机会连任，为何要主动放弃权力？李登辉洒脱的回答：
“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五：台独之父曾是统一先锋
尽管李登辉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有如此丰功伟绩，不过对大陆人民来说，单是“台独”这一条罪状就足以把李登辉“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了。其实李登辉本人对“台独”这个说法颇为不屑，他认为台湾早就已经实现了主权的独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事实不会因他人承不承认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李登辉会在99年提出大陆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什么要加上“特殊”两字，而不直接说是“国与国”呢？因为李登辉不仅不愿维持两岸分裂的现状，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为和平统一做出了建设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说，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方针叫“汉贼不两立”，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俗称“三不政策”，直到蒋经国临死前一年才开放台湾前往大陆探亲，而大陆方面对这种两边假装互不认识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满意。李登辉上台之后则开始主导“务实外交”，不再称共产党为“叛乱团体”，而是“对等政治实体”，并且迅速着手改善两岸的关系。89年李登辉首次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惯例，90年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91年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其后双方进行了大量互动，两岸关系可谓处于前所未有的融洽时期。最重要的是这份《国家统一纲领》，里面开宗明义的表示：
“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在这份纲领中，李登辉为两岸统一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划：两岸政府应相互承认对方为对等政治实体，承认分裂的既成事实。在这个基础之上，民间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陆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随后双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两岸的统一大业。
从95年开始李登辉又反复提出“经营大台湾，创建新中原”的设想，意在把台湾变成指引大陆民主化的明灯，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后由台湾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四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可以说野心是相当之大。96年当选总统之后，李登辉更是在就职演讲里对这一设想大书特书：
“今天我们在台湾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奋力追求的是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与实践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理想。五十年来，我们在台澎金马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纪之初，曾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专制、封建、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已经在台澎金马地区开创了民主、富足、进步的新局，傲然面对世人的赞誉。这不但是我们两千一百三十万同胞共同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振衰起敝，再创新机运的关键。我们相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因此，我们愿意以建设的经验，导引中国大陆发展的方向，以进步的成果，协助亿万同胞改善生活福祉，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
李登辉这个从小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人会如此高唱统一大调也没什么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学多才而闻名，对大陆的文化和历史颇有涉猎（台湾人戏称他是 “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才会学习农业经济，并有志改变大陆农民的处境，可以说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陆情结”；第二对于同文同种的台海两岸来说，统一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这种做法也符合李登辉“务实外交”的精神：“‘台独’只会断送国家的大好前途，牺牲社会的安定繁荣，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不过这种“好处”绝不会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台湾不可能去和政治状况连白色恐怖时期都不如的大陆去谈什么统一。
如果说李登辉所倡导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统一，那么大陆所倡导的则是基于“哥实力比你强”的武力吞并，一边将自己当作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不断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一边宣扬所谓的“一国两制”，其背后的逻辑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门锁里涂胶水破坏你的配电箱”。台湾当局如果接受这种名义统一，在失去美国庇护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制度能确实不受影响（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点就是不相信掌权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便解释了台湾为什么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只有透过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机制及透明化的政治运作过程，增进两岸互信，并确保双方切实遵守协议，共缔双赢新局。”两岸对统一策略的分歧，说到底其实是“制度之争”，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浓缩在了07年发生的一起事件里：某中国公民在日本成田机场朝李登辉砸了一个瓶子，而李登辉事后回答：“希望他回大陆也可以这样。”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没意识到这句话里所包含的分量。
至于究竟哪种制度比较好，我就不多加评判了。我党已经系统性的论证了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六十多年前他们也系统性的论证过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这就叫与时俱进），很多中国人民也视民主为外来的洪水猛兽。但既然双方最终的目标都是统一，为什么李登辉又会突然变成“台独分子”？
这个“华丽转身”发生在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之后，《日人民报》突然推出了“四评”系列文章，大肆抨击李登辉公然发表分裂言论的行径，大陆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这是一号人民公敌了。”而李登辉的演讲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从头到尾都在夸耀台湾的民主经验。如果你不告诉别人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讲”，我相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都看不出这玩意跟台独有什么蛋关系。日人民报能从演讲本身找出的问题，居然只不过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么寥寥数字，完全就是上纲上线，按李登辉的说法是：“中共对登辉个人发动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丶何患无辞’的诬蔑，但是登辉忍辱负重，不予理会。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解决不了累积五十年的历史问题。”
尽管李登辉曾反复表明态度，过了一个多月后中共居然又朝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数枚飞弹，台湾海峡顿时布满了浓厚的火药味。李登辉对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经打过招呼了，怎么还发那么大脾气？”他自称美国之行早就通知过大陆政府，大陆这边虽然不乐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到9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陆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台海狂扔飞弹，弄得台湾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称“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我党此举究竟意欲为何？鉴于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业的性质，而大陆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些推测：压制台湾的务实外交；阻止李登辉当选；趁机和美国恢复外交联系；鹰派抬头中共内斗的结果……我也姑且阴谋论一把：既然两岸统一之争表象下的本质是制度之争，那么双方不管做什么动作，归根结底也应该是冲着对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之下，如果对岸同文同种的台湾人也实现了民主，对我党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在94年末台湾正式确立了总统直选、完成了改革最关键的一步之后，大陆在95到96年这段时期的“文攻武吓”，表面上宣称是要反台独，实际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历史，再一次中断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通过外部的武力威胁让台湾重新进入类似“动员戡乱时期”的状态，无限期的延迟总统大选。这是我党正在香港持续施行的方针，也是最符合专制逻辑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辉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远远超过蒋介石，第二解放军叛变将领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让李登辉老神在在，深知除非发生美洲大陆被外星人转移到火星之类的重大变故，大陆根本不敢再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虽然我党在破坏台湾民主这点上失败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颇有斩获：让大陆民众先入为主的认定李登辉是个国家公敌，从而忽略其“民主统一”的主张，或者将之当作一种“明统暗独”的阴谋，如此一来便可有效的阻隔来自对岸的“和平演变”。日后我党又以同样的手法在所谓“两国论”、“七块论”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辉的原意：“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上下文来看，李登辉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削弱中央集权、加强地方自治，他在书中还说“未来的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释这根本就不是要把国家分裂成七块的意思。不过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根本就不鸟你，自说自话，爱咋咋地。
如果是从两岸统一的角度出发，那么这番“文攻武吓”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陆仅仅因为双方统一策略的不同就给李登辉扣上“台独分子”的帽子，继而以武力制造恐慌，在在显示出蛮不讲理的作风，徒惹台湾人的厌恶而已，以至于96年选举变成了一场“谴责中共大赛”。由于大陆的威胁直接冲着李登辉而来，对李登辉的高票当选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台湾民间当时便戏称说“李登辉的竞选总部在北京”。大陆以自身的行动向台湾人表明了跟这种货色谈“和平统一”无异于与虎谋皮，李登辉的“民主统一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像是“痴人说梦”，就连他自己都说：“大陆距民主主义还非常遥远，他们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双腿，花数十年的时间走过我们曾经走过的痛苦之路。”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陈水扁之类正宗台独势力的崛起。06年陈水扁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家统一纲领》的运作，一脚把“李登辉主义”踢进了垃圾堆，虽然马英九上台后又重回“大陆不民主，两岸难统一”的路线，但是长此以往下去，很难确保“李登辉主义”在台湾还能剩下多大的市场，我党俨然已经变成了台独人士的“制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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