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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再站起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反思
作者：曾建元
公元两千年三月，台湾变天，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击败对手中国国民党籍的在任副总统连战和脱党参选的前台湾省长宋楚瑜，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无法接受中国国民党落败和丢失政权的群众激动地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迫使党主席李登辉为国民党败选负起责任，辞职下台。但是，无论如何，建立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失去了政权，第一次，是被中国人民用内战赶出中国大陆的，而这一次，台湾人民则是以自由的选举促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
这固然是国民党执政史上的重大挫败，却是李登辉利用党国结构主导台湾民主转型进程、以宁静革命方式实现孙中山建国建党遗教的伟大成就，难道不也是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那一年的五月二十日，来自台湾南部乡下贫苦家庭而自力有成、并且凭借著正义感从法庭走向政坛的陈水扁，带著台湾人四百年出头天的愿望和期待，踏上了那百年来外来政权殖民统治的象征建筑。在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领唱的〈中华民国国歌〉之后，他字字铿锵地宣读了那一篇经典的历史文告，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的就职演说：〈台湾站起来──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
那的的确确是台湾乃至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陈水扁的当选，救赎了台湾人百年受到殖民压迫的灵魂，而以在地认同和普世人权重建台湾的立国精神。陈水扁也同时以全民政府的诉求，小心呵护因政党轮替而可能出现裂痕的台湾生命共同体意识，并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侵犯台湾为前提，基于维护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尊严和宪政民主的坚定立场，对国际社会昭告承诺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和东亚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现状。就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台湾人民用梦想与希望，欢悦地彩绘这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尽管陈水扁当选总统仅获得约三分之一的人民投票支持，但他当选之后，全民却对他充满期待与好感，支持率居高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敢骤然对他定性，声称要听其言观其行。那正是他利用民气推动台湾民主深化和两岸大和解的最佳时机。
然而全民政府却像云雾般地迅速蒸发。在处理第四核能发电厂兴建与否的问题上，陈水扁以迹近羞辱的方式，在邀请连战赴总统府会谈沟通核电政策的同时，让行政院同时宣布停建核四厂，此举导致举国哗然，国民党全党重新心理武装，而以立法院优势席次对抗因行政院长唐飞为核四去职以致全民政府泡沫化的陈水扁政府，并挟立法权和预算权迳行主导政策，朝野关系急速恶化。民进党政府乃倾全力于争取在二零零一年底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赢得多数，但尽管民进党终于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席次却未能过半数，此一情形，一直延续到第七届立法院，形成民进党施政上的极大困扰。
一个在民主国家内部得不到国会多数支持的政府、丧失立法主导权的政府，就不可能奢言全面改革。但是当时台湾国会选举采行的是个别选区复数当选席次的制度，这种制度先天就为小党保留了的生存的空间，因此，当时台湾的国会政治生态，绝对不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二分天下的局面，事实上，亲民党乃别立于国民党之外。尽管亲民党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光谱上乃占据著统一的一端，但在制度改革的种种议题上，特别是有关国民党党产还财于民、健全政党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亲民党的立场绝对与民进党一致，但民进党却未能利用这一形势成功裂解国民党党国遗绪，错失深化民主与扩大改革的良机，实在可惜。而民进党在二零零四年第十一任总统大选中击退国民党与亲民党联盟后，曾经又有机会与亲民党合作，因而有陈水扁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会谈，当时两党有可能在国家发展和宪政改造两大议题中达成合作之共识，但宋楚瑜继连战之后访问中国大陆，因未能坚守台湾主体立场，迅即遭到陈水扁形同羞辱羞的批判后，等同完全断绝了与亲民党合作的空间，等到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组织红衫军以反贪腐为由起而反对陈水扁，泛蓝势力藉机从此团结而起死回生，民进党反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在此，我们所要表明的，是从事改革，如何防范既得利益者的反扑，是一门政治的技艺，有几分实力做几分事，要不就借力使力。只要民进党加上泛绿势力在立法院总席次过不了半数，有关国族认同的高度象征性议题，如国家正名和制定台湾新宪法，就毫无可能会在立法院通过，那么，与其强渡关山，倒不如暗渡陈仓，先求台湾认同意识的稳定成长再说，而将施政的重点放在追求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保持领先中国大陆，根本地封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进行统一宣传的可能诱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民进党的贡献，民进党利用选举的周期，直接诉求民意，亦成功地迫使立法院通过诸多重大改革案，如禁止党政军投资民营媒体、建立公民投票制度、国会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等，此外，运用行政权强化台湾本土认同以及宪法社会教育，如促进母语和台湾历史教育、接纳台湾作为替代性之国家符号、整理白色恐怖史料，以及在公务员训练和基层村里座谈中加强人权法治内容和鼓吹台湾宪政改造等等，有效地将台湾意识与人权民主普世价值相连结，成功打造出具有全球在地化特质的台湾新世代，这不仅成为台湾未来对抗中国专制主义的后备青年军，事实上，也有极大可能成为民进党未来十年的政治资本，就像历经一九八零年代台湾新兴社会运动风潮和三月野百合学生运动洗礼的一代一样。问题是，二十一世纪新世代有相对坚定的价值感，却未必具有特定政党认同上的政治忠诚，台湾认同未必能完成转换成民进党的选票，即为一例。古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矣。然我们要指出的是，新世纪的台湾人，成长于自由民主与安定的环境，又具有丰富的全球化视野与本土情怀，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和国际的孤立，他们的世界公民身份是不受到认同的，这是幸福的台湾人唯一的悲伤。
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一向予人敌视中国的印象，这确实存在部份的误解，因为民进党作为一个根植于台湾本土的政党，它对于台湾的国家主权和尊严自然格外坚持，而正又因为这又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观、国家观和民族主义，乃至于东亚细亚各国基于一个中国政策所共同架构的国际秩序，而使得其试图突破现状的种种努力，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徒劳无功，而反招来麻烦制造者之讥。误判现实的烽火外交，连年锻羽而归的重返联合国提案，换来的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多的安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更多的外交报复，连最终台湾人民也因动员疲乏，而质疑起民进党政府的政治动机。但我人若理性看待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请不要忽略了民进党在主权以外领域的弹性。一九九九年由陈水扁主导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对于中华民国在台湾之现实的承认，置换了〈台独公投党纲〉建立台湾共和国的许诺，二零零一年的〈开创台湾经济新局决议文〉以及总统府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议的召开，废弃了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扩大了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规模，提高了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亦确认了两岸实施通航、通商、通邮三通的需要，陈水扁更建议以欧洲联盟模式展开两岸统合，并曾经在拒绝一个中国的情况下，成功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多项双边谈判。我们其实可以想像，一旦台湾人民坚持民主专制一边一国，并且使民进党执政跨过二零一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台湾独立和中国统一的政治光谱两端之间选择务实面对中华民国。
陈水扁在任期间，台湾经济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牵连，以台湾经济最主要的资讯电子科技产业影响最大，生产基地不得不移向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大陆，加速了两岸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与整合，但也因此造成台湾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最能够吸纳就业人口的制造业外移，所谓的产业升级造就的若是一批跨国企业经营阶层的都市贵族，只会导致台湾贫富差距的拉大。台湾制造业的劣势出自于劳动力价格，排除外籍劳工一体适用〈劳动基准法〉，使外劳的价格回归市场机制决定，并且立法规定工厂雇用外劳的比例以作为其雇用本国劳工的奖励与保障手段，或许有助缓和制造业外移的趋势。二零零三年台湾开始设置自由贸易港区，却未放宽外劳劳动力价格管制，厂商进驻意愿依旧不高，问题的症结很简单、很清楚，不在于进出口税则与行政流程之减免或是土地价格，只要全国性地适度开放外劳，甚至连自由贸易港区的设置都不需要，海外台商便会自动回流，使台湾产品的大部份制程在台湾进行，必然会带动出口增加，使台湾经济复苏。过去十年，产业外移又缺乏召唤台商回流的有效政策，是台湾国民所得未有明显成长的根本原因，许多对于民进党政府锁国的指摘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台湾经济是在民进党任内大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倾斜的。民进党没有拿出正确的对策，也就没有能力阻挡此一趋势，哪怕是欲以再多的社会福利政策来解决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问题，也于事无补。
新世纪第一个年代关于台湾民主最令人遗憾的事，是陈水扁与其亲族的贪腐，违反了台湾人民对于阳光政治的伦理与法律要求，也背叛了台湾人民对他和他所领导政府的信任。是台湾日益进步的政治文化和法治揭发了该一丑闻，并对贪污者施加了政治和法律上的惩治。在陈水扁还掌有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不对国民党和红衫军动用国家暴力，在他成为阶下囚时，他也力图在司法的范围内争取自己的清白。现在，陈水扁成为海内外许多人嘲讽的对象，我眼看他楼起楼倒，心中不免怅然，但我也要为他说说公道话：他是一个认真、勤政和平民化的总统，曾为台湾的族群和解、国家尊严和两岸和平而怒力不懈，他更创造了台湾史上最民主和最自由的时代。陈水扁不是圣人，他有许多人格上的缺陷，但英雄如不必以成败论，则他曾为实现你我的梦想所做的种种付出，作为这个年代的象征和集体记忆，不值得我们的再三沉吟与反思吗？
民国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五时
行宪纪念日于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新竹教育大学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台湾北社法政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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