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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在2月25日与习近平的会面中，温文儒雅的国民党人连战出招了，他当面向习近平提出：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领土，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是兄弟，共同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本着对等原则，希望共产党到台湾办电视台、报纸，同时台湾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也能到大陆办电视台、报纸，实现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言论自由。希望得到共产党和大陆同胞的支持。更有甚者，连战还趁势进一步发力，直奔国共两党互动的关键话题，提出可否让国民党先在广东、福建、海南三省建立支部，并参与五年之后的地方政府竞选。”
虽然这则消息出来后没多久就有人出来辟谣，但这则消息本身所给我们的启示似乎已经远远大于了它的真实性。这启示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并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可以互相支援的、有机统一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虽然也历经了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走向了民主政治，成功地实现了政治转型。就整个中国来看，借用共产党政权的语言表达方式，那就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过上了民主的生活，部分民主的目的是共同民主"。因此民主的台湾对大陆的政治转型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这个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台湾为大陆做些什么，正如上面那则消息里连战的表达，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整个中国的民主转型中，已经率先走向民主的台湾需要对政治落后的大陆展开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台湾自身的民主化进程对大陆的启发。接下来主要就第二方面展开论述。
个人独裁统治下的台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回归中国。然而负责接收台湾的国民党官员和军队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使接收变“劫收”，继续日据时期的高压政治，给台湾同胞带来新的灾难。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府由希望转为失望甚至绝望，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爆发了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争取民主、争取自治的群众运动，史称“二•二八”事件。这起事件是台湾同胞第一次争取民主的斗争，也是当时全国各地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反对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却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上万台胞死于非命，这次人民民主运动失败了。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主席陈诚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开始“戒严”，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按照“戒严法”的规定，1946年由“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中保障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大多被冻结，如言论、著作及出版的权利，集会及结社的权利，游行请愿的权利都已无从谈起。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机制，然而在蒋介石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同胞的选举权被剥夺殆尽，这集中体现在“总统”、“副总统”及“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国民党逃台后，为了维持“中华民国法统”、“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正统”政府的政治理念，由大陆搬去了三个“中央民意机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作为其“法统”的象征。按照“宪法”，“立法委员”任期3年，“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任期6年。至1951年，第一届“立法委员”的任期已满，依法应进行改选，但若真的进行改选，只能在台湾选出无法具备全国代表性的第二届“立法委员”，国民党所谓的“中央政府”也就无“中央”可言。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由“司法院长”王宠惠发表讲话，称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期必须至下届“国大代表”产生后才能宣告结束，因第二届“国大代表”无法产生，故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期就无限制地延长。其他两个“中央民意机构”也如法炮制，形成世人所讥的“万年国会”。至1990年“宪政改革”之前，台湾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从未改选过，仍是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人民的选举权被剥夺至此。由于长期的不改选失去民意的监督，加上逐年衰老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根本无法发挥议事制衡功能，基本上是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国民党为了象征其“法统”可谓是用心良苦，但这样的“花瓶式民主”还是民主吗？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国民代表大会”先后四次修订“宪法补充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副总统”连选连任的权利，不受“宪法”规定只能连选连任一次的限制，确立了蒋介石“总统”终身制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修订后的“临时条款”完全凌驾于“宪法”之上，成为具有最高统治效力的“太上宪法”。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副总统”严家淦递补“总统”一职。由于严家淦执政时间短，且主要是为蒋经国出任“总统”过渡，基本上是蒋介石政策的延续。
综观这一时期的台湾政治，为了“反共复国”、维护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台湾当局的政治政策基本上是大搞白色恐怖、政治肃清和特务统治，控制社会舆论，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因此台湾这一时期的民主化进程停滞不前。
一党独裁统治下的台湾和台湾的民主化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开始执掌政权。虽说在政治思想上父子一脉相承，但世界格局的变动和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已使蒋经国不能再维持其父的个人独裁统治。蒋经国本人也有较高的政治修养，是倾向于民主的开明派。蒋介石时期的种种为维护个人独裁而创设的政策被逐渐的放松乃至废除。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和改善政党形象，蒋经国推出“新政”，刮起了“政治革新旋风”。对1979末发生的“美丽岛事件”的处理过程就说明了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蒋经国在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动乱的肇事者予以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即“动乱要镇压，政治革新不能停”，表示“美丽岛事件”不会影响当局推进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美丽岛事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具有“界碑式作用”，在此事件的冲击下，国民党和党外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博弈。
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外势力一直处在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借着当局“政治新政”的契机，1980年9月27日党外势力在台北市宣布成立民进党。对于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的成立，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反对派有了政治活动中心，党外势力开始以政党的形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
1986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将从7月15日起在台湾地区“解严”，持续了38年的“戒严令”的撤销掀起了台湾民主政治改革的高潮。“解严”之后，虽说台湾同胞仍处于国民党一党专制之下，但解除了党禁、报禁的限制，增加了台湾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台湾同胞取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岛内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综观这一时期台湾的政治转型，蒋经国是在父亲的政治权力庇护下，接收父亲政治遗产上台的。但他显然缺乏乃父的个人权威，在政治格局上不可能再延续超于执政党的个人独裁统治，因此只能走发展经济的道路，并在发展中，寻求政治变革。这个变革即是结束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治，从法律上认可了反对党的存在和地位。一党独裁框架下的对反对党的存在和地位的认可，无疑是政治转型中的标志性事件，而蒋经国放弃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专制，不仅推动了台湾地区的民主发展，为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而且也成为了台湾政治转型中功勋最为卓著的政治家。
民主转型巩固阶段的台湾
继蒋经国之后，“副总统”李登辉接任“第七届总统”。李登辉主政后坚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仿效西方政治体制重组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 1996年3月，台湾地区在李登辉的主导下进行了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李（登辉）连（战）配”以54%的选票当选，民进党的“彭（明敏）谢（长廷）配”获21.13%的选票。这次直选“总统”在客观上使得国民党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执政党”转化，是台湾地区由已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的“总统选举”向“公民直选总统”转变，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结果。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497万票当选，独立候选人宋楚瑜以30万票的差距落选，这是台湾地区的执政权第一次在政党间实现了轮替。这无疑是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巩固阶段中的标志性事件。
台湾民主转型的三个标志性事件
根据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三波民主化理论，1974年至今是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迅猛发展时期，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自1978年蒋经国掌权后迅猛发展，从一党独裁统治迅速过渡到公民直选“总统”的西方式民主。这不是政治层面的孤立变化，从经济层面上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世界上各个经济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像台湾这样主要靠来料加工、转口贸易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地区而言，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更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受到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而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加速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有三个标志性事件，这三个标志性事件将台湾的民主转型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蒋经国的上台，从客观上结束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使台湾政治从个人独裁迈向了一党独裁下的寡头制威权统治。二是国民党政权对反对党民进党的存在与地位的认可，从客观上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使台湾政治多党轮替执政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三是2000年民进党的执政使多党轮替执政成为现实，巩固了台湾民主转型的成果。
台湾的民主转型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1.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下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们追求的目标有差异，但它们在组织原则上有更多的相似性。台湾和大陆都经历过个人独裁，和一党独裁（大陆正在经历）。这使得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借鉴目标更多地集中在台湾，而不是其他（如韩国、俄国、南非等）。因此笔者以为研究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意义要更大一些。
2. 大陆显然已经完成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第一个跨越，即从个人独裁向一党独裁的跨越。建国后至改革前，毛泽东在各个方面都具有无上权威，这个权威超越了共产党的权威，因此在毛泽东时期，共产党自身也沦为了毛泽东维护个人独裁的工具。随着毛的死去，其个人独裁的政治结构也土崩瓦解。邓小平上台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增强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使一党独裁下的寡头制格局延续至今。
3. 影响台湾民主化进程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跨越（即从维护一党独裁向认可反对党的存在和地位）的重要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外依赖性的增强，民间的不断抗争和开明政治家的推动，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赖性也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达到了60%强）。同时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的加剧，民间的抗争此起彼伏、延绵不绝，但大多限于经济利益和个人权益方面的诉求，公开地直接地诉求于政治民主化的抗争还很少。另外，开明的政治家虽然出现过几位（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但在掌权时期囿于个人认识或体制所限对民主化都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举措。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社会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抗争总有一天会发生质的变化。江胡都已过去，现在的习近平作为太子党（这一点和蒋经国相似）还有待于观察。在一党独裁体制下开明政治家对民主化的有效推动主要表现在对反对党的认可（可能是共产党之外的政党，也可能是共产党内公开分派），而能否从第二阶段跨入第三阶段的关键也在于对反对党存在和合法地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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