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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蒋经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镇定，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舆论的风头也一时由之改变，由谴责蒋经国，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最终，蒋孝武还是难逃干系，在这次风波中彻底失去了政治生命。当社会舆论发现并没有证据蒋经国和江南被杀有直接关联的时候，蒋孝武受到了更强烈的谴责。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得流放蒋孝武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从此淡出政坛。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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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江南命案的千夫所指，使蒋经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另一种选择。蒋经国深知，身负"独裁者二世"及"外来政权"双重原罪，若不行宪政，即使他比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客更亲民，更公正廉明，要在身后留下一个守成的独裁者的名声都极难。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华邮》董事长葛兰母夫人和《新闻周刊》编辑简洁贤等人就民进党成立的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反对党）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一直在时势的挤压下被迫让步的蒋经国，开始转而推动时势。开放党禁、报禁，令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干脆点题道："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于是，生怕错过蒋经国这个突然历史推动时刻的民主进步党在匆忙诞生。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在殚精竭虑半生，蒋经国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之举，完成了由被时势和潮流推动，到转而推动时势潮流的转折，也完成了从独夫到英雄的跨越。
蒋经国逝世那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20年来，仅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
蒋经国并非台湾转型的幕后推手
台湾的民主化并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但是，蒋经国确实从六零年代末开始知道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先在七零年代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化解这危机，但当民间压力开始超过他预期时，他以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来抑制逐渐崛起的民主运动。进入八零年代，当反对运动新一代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且爆发更多社会运动，让蒋经国在考量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相对大小后，发现镇压可能是无效的，再加上个人身体健康和其他内外因素，做出了开放的"明智"决定；他也知道，这个决定可以能让国民党和平转型，并且持续掌握政治权力。
结语：
享廷顿曾将"执政的精英领头主动改革而实现民主"视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优选，因为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最少，付出的代价最低，是最为可取的方式。然而，后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通常都会拒绝改革，直到万不得已。
正如汤因比所言，"挑战是催生文明的首要条件。"台湾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并非出于蒋经国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持续不断抗争的结果。只有自下而上的抗争，才能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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