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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是可怕的，仿佛是地狱旅行。但中国的劳改队比但丁在神曲里所描绘的地狱还要可怕得多，尤其是对于异常孤立的政治犯而言。除了生存的艰难、肉体的折磨、疾病的摧残；还有精神的苦痛、心灵的煎熬、灵魂的悲怆。没有朋友，没有同志，只有两种人类渣滓：赤裸裸的禽兽和冷酷残暴的专政机器。在这两种禽兽的包围下，劳改犯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就麻木、就残废了。
有一次洪哲胜告诉我，很多台湾人不信任大陆人，认为他们是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兽性太多，人性太少。初听令我惊讶，后来仔细反思确实如此。在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我们的确是象野兽一样无知无畏。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简直是白日说梦。当今世界最无耻、最无礼的种族，已经非中国大陆人莫属了。我们在这种豺狼当道、野兽横行的环境里长大，独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雅纯洁吗？恐怕难乎其难！
以我的经验，在劳改队关多少年出来后得化很多年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劳改后遗症很复杂。
特别是焦虑症。在劳改队一年接受的信息，可能还没有在美国自由生活一个星期接受的信息多。我们无法处理，不能及时反馈，便会招致埋怨。我们沉浸在没人感兴趣的激情里，沉浸在自我肯定里。的确，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政治荒漠的大陆社会里始终坚持理想，以献身般的热情矢志不移。但冷酷的事实是：几乎没人理会这些。反而是一些特务和小人在处心积虑地寻找和创造一切机会来攻击你。这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局面。等我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莫名其妙地身败名裂了。
中国劳改队不象南非监狱。曼德拉始终受到人道待遇。他可以阅读全世界的报纸、杂志，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电话，可以会见朋友，每周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仅仅是单纯监禁：身体活动区域被限制而已。而在中国劳改队，你完全是抓来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胁下苟活。这样久而久之便会患上焦虑症。出狱后不知所措，不知所以。怨恨他人喋喋不休，一触即跳没完没了。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被允许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被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他们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一切，最后就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苦行僧，象中古时代欧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修道士一样。既然，你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你又岂能搞什么政治活动？
当然，我们不甘沉沦。当然，我们会拼命挣扎。但人岂能胜天？魏京生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我对他始终都有一种异常复杂的挚爱感情。
在中国监狱里能熬过19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的监狱后遗症也特别严重。但我几乎从来没有勇气去指出。
我在广州劳教所里仔细回想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发觉自己的确有严重的问题。1991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很久都还陷在89年时的狂热情潮里，没有耐心听任何人陈述，也读不进去任何书和文章。我不能连续写100个字以上。莫名的烦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让我总是心烦意乱，总是一事无成。后来，我就陷入几乎癫狂的境地。92年以后，我企图从这种状态下摆脱出来，结果从滴酒不沾转入嗜酒成性，每天必须要喝一瓶白酒，然后兴奋起来，穷吹滥侃或追逐女人，最后精疲力竭，才能入睡。一直到93年，我才感到有所恢复。谁知94年又被抓进去劳教3年。97年出狱不久，一到美国就忙个不停。在家门之外我是个活跃的民运人士。每天独处室内，我又在更严重的烦躁抑郁里挣扎，既不能读文章，也不能写文章。10几岁的时候，我一天能读一本书，回头可以向别人复述读过的内容。30几岁时，我却不能读书了，也写不了字，几乎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每天坐在一把从大街上捡来的破椅子上，没完没了地抽烟、喝酒、幻想。除了饥饿时不得不去买上一大块三明治充饥以外，我什么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这种心烦意乱的生活我几乎无力摆脱。
2001年再次出狱后，我决心把一切都置诸脑后，平心静气，治疗我的劳改后遗症。尽管新中国累计可能有数千万这类患者，却没有一个医生会治这种病，只能自疗。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
那些嗜血如命的惯匪和现在全国城乡的黑社会头目和骨干，几乎全是监狱培养出来的，都患有严重的劳改后遗症，但是无人治疗他们，而他们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病。
我每天下棋、散步、睡大觉，心如止水。与朋友闲谈也不再争长短。
世事无常，听之任之。一年多之后，我果然感到有所恢复：首先是记忆力恢复了很多，不再拿东忘西，思维也连贯了，不再断续，特别是能坐下来完整地读一篇文章、甚至写一篇文章了。
愿天下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特别是政治犯，都正视监狱后遗症，想办法自疗好。然后，一切从头开始！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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