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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人在家中坐，祸自天上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实在太危险了。尽管安徽蚌埠曾有匪城之称，但我以前没有领教过黑社会的厉害，不知道黑社会竟然猖獗到这么可怕的程度，他们竟敢任意绑架人、殴打人，甚至当著警察的面。
今天上午，我太太接到她朋友刘红的电话，诉说她和两个分别为3岁和7岁的女儿，自昨天晚上起，被一伙流氓围堵在家里，整夜地被漫骂、骚扰，孩子不仅不能出门上学，她们全家人甚至没有饭吃，因为流氓团伙有数十名歹徒，一再威胁要毒打和杀害她们。她们已经多次向警方报警，但是由于这个黑帮团伙有政治背景，所以110巡警和群力派出所警察虽然多次到达现场，都不能解除危机。警方声称，歹徒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造出流血事件，所以他们不便介入！？
我太太心地善良，想到两个如此幼小的孩子受到这样的威胁和恐吓，怎么能够承受？就慨然答应给她们送食物过去。两个小时之后我太太才打来电话，说连她也被围困了不能脱身，对方还极其恶毒地辱骂她，还要打她。她一再报警，也没有用。
我十分著急，也十分气愤，这算哪门子事？中国社会腐败黑暗到如此地步，一向与世无争的我们竟然因为善良也被扯进去。而且警察竟然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妇女儿童的责任，任她们被匪徒围困而不管，实在太岂有此理了！于是我立即打110报警，110要求我到事发地宏业小区再打电话给他们。我急忙飞驰而去。
到了宏业小区大门口，我再次给110打电话，他们说群力派出所已派人来，让我等在那里。我站在大门口等了一刻钟，也没见到警察。我第三次给110打电话求助，他们说警员已经来了，但没穿警服，我们彼此无法辨认。他要我继续等在大门口。我又等了一刻钟，还是没有警察来到。
由于实在担心妻子的安危，我决定冒险到现场看一看，只见一伙流里流气的男女把守在刘红家门口。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接走我的太太。他们虽然口头同意，但是却仍然把守在门口。我只好敲门，没有反应。我估计是她们担心门一开，匪徒们就会蜂拥而入，所以不敢应答。他们也告诉我，敲门没用，应该喊，我就大声地喊我太太，还是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在多次敲门喊叫期间，我与他们谈话时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好，违反了法律。财务纠纷应该找法院解决，打闹只会增加更多的麻烦。其中一个姓何的流氓恶狠狠地扑过来就要打我，但被一个女人拦住。看到这伙暴徒如此蛮横猖狂，我更加担心这些妇女儿童的安危，就绕到后窗户喊叫。还是没有反应。正在我失望地转身，准备再去找110巡警的时候，一个尾随我的歹徒突然发现防盗窗有几根铁条被锯断。他急忙跑去告诉同伙，人跑掉了，他们一面喊叫著分头去追，一面突然冲向我，几个流氓紧紧地抓住我，那个姓何的女流氓疯狂地叫到：「她们跑了，我们就抓住你，除非你把她们交出来，或者带我们去找到她们！」
那个姓何的流氓还打了我两拳。就从这时开始，我被绑架了，我失去了人身自由，我被流氓团伙暴力劫持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了噩梦般的被绑架经历。我愤怒的几乎不能自持，但是黑帮人多势众，我无可奈何。这个时间是2004年11月12日下午两点半。
绑架者无端指责我前来干扰他们的犯罪活动，说我来是为了掩护被围困的妇女儿童逃走，接著又一口咬定我拿钳子剪断了防盗窗铁条。他们如此疯狂，我只好沉默地接受我被绑架的现实。而且我已经看出来，这是一伙犯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流氓，擅长于敲诈勒索，以及其他种种黑社会犯罪伎俩，善于制造恐怖气氛，从而达到犯罪目的。他们声称我放跑了被他们围困的受害者，要我拿出30万元给他们，否则就要把我活埋。
他们不断地威胁我，撕扯著我，把我强行架入一辆出租车，然后向西开。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暴徒，我的辩解只是为我带来更恐怖的威胁。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多次殴打我。我至少挨了六拳，我的额头被打伤流血。我记住了那几个流氓的相貌，几乎每一个男流氓都参与了对我的殴打。
接著他们又把我绑架到群力派出所。我以为到了派出所，我就可以获得安全了，获得自由了。但我完全错了。
原来这伙绑匪认为，一个警察也有放跑受害妇女儿童的责任，所以也要找他。黑社会公然藐视一些警察，让我大吃一惊。我这才感到前景不妙。
他们把我押到派出所后，就对一个所长大叫。那个刚才还穷凶极恶的女流氓突然哭天抢地，彷佛她才是受害者。他们在与派出所交涉期间，不停地威胁我。我受绑架的地位、和我额头上流血的伤口，任何人都一望而知，惟有警察视而不见。先后有两个警察与他们周旋，但是警察就是不问我一句话。
绑匪的势力确实很大，似乎整个派出所的警察都在回避他们。放任他们继续劫持我、威胁我、殴打我。几个警察先后都离开了这间办公室，这间警察办公室就这样变成了匪徒绑架羁押我的刑拘室。黑社会就是这么厉害。
接著两名黑社会小头目登场了，其中一个叫张建国，是一个以犯罪为生的非常粗野无知的流氓，他一进来就恶狠狠地问我的腿是不是铁腿，想不想残废。然后他就不停地殴打、威胁我，声称要用铁锤砸碎我的每一个脚指头。后来又来了一个更凶恶的流氓，声称自己是黑社会专门替人暴力收帐的，打残了无数人。他也凶恶地打了我四拳。
全部参与对我绑架、伤害、威胁的流氓有十几个。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在这伙流氓的目睹下公然进行的。听他们说话，我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老流氓支撑，此人名叫张明生，是给一位蚌埠市委副书记开小轿车的司机！看看，在这个流氓横行的城市，一个给政府官员开车的车夫就能有这么大的势力！能够让巡警支队和派出所都不敢干预、终止其犯罪活动。
他们对我实施的大部份犯罪行为，都是在群力派出所办公室里进行的。他们有人不断地走到别的办公室与所长私下交谈，回来告诉我，他们之间甚至达成了把我继续劫持到我家里，以便找到我太太，去绑架其他受害者的口头协议。
当我有机会对一个姓谢的经办警官说话时，我不顾周围威胁的目光，义正词严地指控他们绑架我、殴打我、威胁我的罪行。但是这个警官竟然认为，这不是绑架，而是扭送我至派出所。至于殴打，他则说他们声称我打了他们更多拳，我惊的目瞪口呆，就责问这个警察，他们这么多人，我会殴打他们？世上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吗？这个警察接著说我要有人证，试问，一个被一群绑匪绑架的人质还有义务去找人证吗？办公室里的十多个绑匪全是人证，还要到别处寻找吗？
后来这些绑匪又要劫持我到我家，并且要暴力占据我家。他们要逼迫我和太太帮助他们寻找和绑架刘红和她丈夫孩子。我十分担心这伙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绑匪再去绑架我的太太和孩子，因为他们也直言不讳地一再地告诉我他们的罪恶目的。到了那种地步，为了保护妻女不受辱，我也只有与这伙绑匪拚死一战。家里有铁锤和菜刀，按照法律，我有权正当防卫，打死他们。但是他们人数太多，而且他们为了预防我反抗，也专门找来两个贯于打斗的打手，就是张建国和最后来的那个匪徒。
当他们劫持我走下楼的时候，正好遇到那个谢警官，我要争取一个机会。于是我告诉他，我现在要被他们劫持到另一个地方。他稍微有点吃惊，就把我带回办公室，我再次叙述了我的受害经历。那些绑匪气的咬牙切齿，要过来打我。谢警官这回觉得不妥，就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办公室。然后他又离开了。
那伙绑匪又围上来，再次威胁我跟他们走，我坚决地拒绝了。最后，那个姓何的绑匪又给了我最沉重的一击。他用手指直戳我的眼睛。我顿时感到剧痛。手摸眼睛，我才意识到受伤了。我的眼球被戳伤，渗出血来。
后来这伙绑匪终于走了，我急忙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报警，叙述了我受劫持和受殴打伤害的经过，他们让那个谢警官又回到办公室。我要求他做一份笔录，他拒绝了，然后递给我两张纸，让我自己写。但是我找不到笔，而他又走开了。
又等了一段时间，那个所长突然回到办公室，说自己开会去了。我要求他们记录我这段受害经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带我去一间值班室，让当值的那个谢警官做了简单的报案记录。他们坚持认为我没有受到绑架，而是被「群众」扭送到派出所。我问他们，这是扭送吗？难道我有任何犯罪行为吗？难道一伙流氓可以任意扭送一个无辜者到他们想到的地方去吗？他们围困、辱骂、威胁无辜的妇女儿童，难道不是犯罪行为吗？别说我实际上除了报警，并没有参与营救受害妇女儿童的活动，就是参与了，难道在警察看来，不仅不是正义行为，反而有罪，要被流氓团伙扭送到派出所来拘禁、殴打、恐吓吗？
两名警官无言以对。当我最后要求他们派一名警员护送我去医院验伤治疗时，他们拒绝了。尽管我告诉他们绑架者临走时威胁我要派两名黑帮打手跟著我，找到我家。
伤痛难忍，我只好捂住受伤的右眼，独自前往医院。先后找了两家县级医院，我才找到一名眼科医生。途中我给太太打了电话，才得知她们早已在我到达之前分别逃出。
我虽然受了绑架和伤害，但我仍然为我太太自豪。因为一贯胆小的她竟然敢冒著被匪徒们发现劫持的危险，从虎口里救出两个小孩子。后来她告诉我，当她带著3岁宁宁和7岁的曼曼这两个孩子越窗逃亡时，她紧张的几次都差点摔倒。人们可以想像一下，这些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匪徒，都敢绑架劫持殴打我，如果逮住营救两名受害儿童的她，会有甚么可怕的结果！
噩梦般被绑匪劫持的经历虽然只有一个下午，却让我心力交悴，精神几乎崩溃。我回到家里，就准备好菜刀铁锤，危急时刻能顺手操起。年迈的父母得知我的遭遇，异常愤慨与伤心。他们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太太多管闲事，发什么善心，发什么慈悲，要为别人的孩子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深知这个社会的险恶，以及有政府背景的黑社会的猖獗程度。
我从医院回到家中，发现我太太受不了责备，已经带著两个孩子回到我们那已经不安全的家。我虽然决心控告那伙凶恶的绑匪，却不知他们的姓名，我也从未见过他们。
正好受害者刘红和他先生马志明打来电话询问，他们一再地向我道歉。我却急于弄清这伙绑匪的情况，好控告他们。
迫于绑匪集团的势力，警方显然有意庇护绑匪。何况我前不久系列报道了蚌埠退休工人集会示威、堵塞交通的情况。蚌埠警方显然对我不满。加上我又是长期受迫害的政治犯，他们更不乐意帮我主持公道。
也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以上特殊情况，使我难于讨回公道。普通民众在遇到黑社会绑架、围攻时，往往更加束手无策。压在普通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本来就是贪官污吏、黑社会团伙、不法奸商。
这段恐怖的经历使我更加憎恨这个黑暗腐臭的社会。当那些腐败的官员和警察接受每一笔贿赂时，去庇护那些黑社会罪犯时，实际上就是在鼓励他们进行更多的犯罪活动，勒索到更多的钱。而只要犯罪团伙把犯罪利润的一部分交给腐败官员，就可以不断地犯罪。黑社会发展到现在这种肆无忌惮的程度，可以说全是腐败衍生的恶果。
这伙绑匪有男有女，甚至有20岁的男女。个个凶恶无比，而且撒起谎来，造起谣来，做起恶来，眉头都不皱一下。
各级贪官污吏怎么不想一想，他们培养这么多黑社会匪类，制造这么多愚昧而猖狂的暴徒，难道不会有一天这些匪类反过来也去撕咬他们吗？一个社会充斥大量的暴徒，危险最终都会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
后来我了解的这起绑架案的起源更让我吃惊。原来马志明和刘红夫妇也是席卷中国的征地拆迁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不愿意象那些上访者那样悲惨地去到处告状，而是选择了请有关官员吃喝玩乐，结果反而被索贿。老马两年来则一直在等候征地拆迁补偿，建造装修投资共计达300万的房子，光彩大市场只给100万补偿。两口子欲哭无泪。而据说给他帮忙要补偿的人之一，就是蚌埠市委一位副书记的司机张明生。张明生狂赌成性，一次输掉了7万元，找马志明“借”。当时马没有钱，张明生就说他老婆何是放高利贷的，月息三分利。于是就安排老马借了何10万，当场给张明生拿走7万，老马后来又付了6千元高利贷利息给他老婆，实际上老马只借了他们夫妇2万4千元。一待老马的拆迁费到手，这个放高利贷的犯罪团伙就要收取15万、乃至30万的本钱和利息，我也不清楚他们是怎样计算的，可能出来高利之外还有要付给专业讨债打手的报酬。老马知道他们势力强大，只好躲避到北京，却没想到这伙黑社会流氓会围困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而我们夫妇，则是听说朋友的孩子受困，想去帮助两个无辜的儿童，却不幸触怒了黑社会，堕入如此危险、乃至我被绑架的深渊。
我多次看过由于四川警方的不作为，而被活活饿死在家中的3岁小女孩李思怡的有关文章，每次我都叹息这个社会的冷酷黑暗，流下伤心的眼泪。我也曾撰文表达过对这起事件的愤怒。而我们夫妇这次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帮助两个小女孩，受到围困、绑架、威胁、伤害，才算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都这么冷漠和冷酷，因为主持正义，守护良心实在太危险了，代价实在太大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再碰到这样残酷的打击，怎能承受的了？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才选择了冷漠和冷酷。
而我们夫妇这次毅然救援马志明、刘红夫妇的两个孩子，还因为老马当年也曾经热情洋溢地参加过89民运，并且受到过政治迫害。而还有一个更令人心疼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个7岁的女儿曼曼，是老马在街头拣来的双胞胎弃婴之一。
老马当年在街头看到两个刚出生就被遗弃的双胞胎女婴，一时良心冲动，就抱了起来，然后送去福利院。福利院却说，这得民政局批准，每天丢在福利院门口的活著的弃婴太多了，他们只能当垃圾扔掉。
老马又去民政局，找了几回才找到局长，局长说这得市长批准，他也无权。到处奔波了几天，老马才了解到，中国根本没有一个收养弃婴的地方，各地官方的民政局，都只是象征性地收养一些儿童，那也得经过地方政府要员特批，因为牵涉到支付抚养费的财政问题。
老马这下惨了，太太很不满他这样自找麻烦，最后甚至跟他离婚。3年之后，老马才找到一个愿意收养一个孩子的朋友，总算帮他减少了一半负担。后来老马又结了婚，幸亏新婚妻子刘红非常善良，竭尽心力照顾这个孩子，老马才算心里安定。但是孩子上幼儿园、上学，都需要高价。为了给孩子办个户口，夫妻俩送了很多钱贿赂民政局和公安局官员。现在这个女孩受到如此彻夜惊吓，我们夫妇真的非常担心她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所以刘红逃亡时，我们虽然自己也处在被绑架和恐惧之中，担心这个高利贷黑帮团伙随时可能打上门来，我太太还是勇敢地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晚上我与太太商定，不管付出怎样可怕的代价，我们都要保护好这个苦难的孩子，一旦那伙黑帮要来绑架，我太太就尽可能带著孩子逃出去，而我来掩护，无辜受到如此奇耻大辱，已经使我决心在家中用菜刀铁锤迎战这伙丧心病狂的流氓人渣！
我一边遵医嘱用冰块敷我受伤血肿的右眼，一边艰难地写下这些字句。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这个世界，中国社会是多么地残酷黑暗！越来越多无辜的中国人，都在被逼上绝路，逼上死路，不得不准备著与邪恶势力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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