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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北京自由人士新春团拜会记事
昝爱宗
记不得今天有没有太阳了。忙着赶路，总是不经意头顶上的天空，到底有多少明亮。 12月18日这一天，距离元旦还不到两周时间，到春节还有近两个月时间。我们这群自由 人士，却早早地搞起了一场貌似快乐庄重，实则严肃沉重的新春团拜会，就在北京东北一角一间温暖的大房子里开始了。
场面有点小阳春的意味，气氛是热烈的，言论是自由的。
我们的话题似乎与“气候”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热了冷了，自己的鼻孔最敏感，作家 王光泽说他的鼻子一受到刺激就会打几个喷嚏，确实不假，他从美国演讲回来以后就受 了点小刺激，辞去了某报社论撰稿人的职务；而律师浦志强的一句“天有点冷”，或多 或少透露了当下的实际情况，或自然，或政治。
打几个喷嚏，得几次感冒，总是人生难免的，既然不能躲得过，又何必太在意呢。
天气变化是一回事，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沉重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好消息和坏消息一样 ，都是消息，但有时候没有消息传来就是好消息，而一旦有消息传来肯定就是坏消息， 比如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的作家会员刘晓波、余杰12月13日被传唤，北大副教授焦国标想 成为“阳光男孩”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余下的无奈，早些时候同是笔会会员和记者的师 涛被捕……转眼快过年了，总有些人过得不踏实。
团拜会开始不久，来自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的胡佳就在众人的提议下，以最平稳的 速度一口气道出了一大堆好消息坏消息。比如他经常到河南艾滋病疫区，某次一赶到河 南，就受到当地“保卫人员”热情接待，那保卫人员毫不含糊地说“你从北京一上列车 我们就安排人等你了”。
当地政府如此快速反应，及其付出高昂代价动用严密的组织网络系统，却是为了封锁消 息，为了对付一个文弱的青年胡佳，难道河南全省就没有等待救治的艾滋病人需要政府 的操心吗？难道当今政府就可以把前任卸下的责任再一次推卸吗？
胡佳说，1995、1996年的时候，河南就已经有“血浆经济”了，有口号是“要想快步进 小康，全家上下卖血浆”（大意如此），买血者从16岁到55岁都有，很多人的艾滋病都 是那个时候交叉感染上的。那个时候由于卖血上升到“血浆经济”的政治高度，百姓热 情很高，很多人用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来讨好血站的人，以便尽快安排卖血。如今 ，河南疫区的严峻情况已经无法用“不容乐观”这样的词句来敷衍了。他通过调查，推 算河南省就有100万人的感染者，但具体数字官方说出来的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仅仅是 河南的38个艾滋村。事实上全国到底有多少万个感染者，有多少个村，有谁能够有能力 统计出来呢？只能是政府，但政府现在公布的数字是否就一定准确地符合事实呢？
拿全国公开的数字看：2003年、2004年官方连续两年公布的全国艾滋病感染者数字都是 84万人，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艾滋病，没有一个全国的数字。至于这个数字会不会有漏， 需要用另外一组数字来说话：国内公开媒体上提到的艾滋病感染者是以每年40%的速度 增长的，又说到2010年如不能有效控制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而眼下的 2004年底使用的数字还是2003年公布的84万，到即将到来的2005年，距离2010年尚有6 年光阴，时间并不漫长，将来艾滋病真能控制住吗？再者，如果艾滋病感染者的数字不 能如实掌握，又怎能有效防治艾滋病和避免更多的人感染艾滋病呢？人们不能坐等2010 年1000万名艾滋病感染者“如约”出现，必须把眼前的真实情况搞清楚，否则不但不能 治病救人，还危害整个中华民族。
早在1998年10月26日，就由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制定出《中国预防与控 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其中提到：“我国艾滋病感染率已呈逐年大 幅度上升趋势……自1985年6月发现第1例艾滋病病人以来，至1998年6月底，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已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676例，其中，艾滋病病人301例，死亡174 例（注：死亡率超过50%）。据国内有关专家以组分法和德尔菲法测算，（到1998年） 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已超过30万。以此为基础，用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病毒感 染人数加倍时间法推算，到200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超过120万 人。自70年代末以来，报告病例数逐年增加，1989－1992年间平均增长率在11.27－ 13.79％，而1993－1995年间增长率在20.58－24.75%。1997年报告病例数46万，发病率 为37/10万，比1996年增长了15.81％……到2010年，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 150万人以内。”
根据2004年12月8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国际组织质疑中国爱之病（ 艾滋病）感染者数据已过时”。报道称：全球爱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执行主任费彻姆 说，爱之病正在中国迅速扩散，如果官方的数字反映中国爱之病疫情稳定，那这些数字 “肯定是错误的”。2003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爱之病规划署的 技术支持下，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爱之病流行病学调查，测算出当时的中国爱之病病毒感 染者约有84万人，直到今天，中国官方仍继续沿用这个数字——中国和俄罗斯及印度一 样，已经濒临爱之病疫情大规模爆发的临界点，中国的爱之病病毒感染人数“毫无机会 ”也“绝对不可能”经过一两年的时间还维持在同一水平。造成中国卫生部数据这么快 过时的原因是爱之病疫情的迅速扩散。中国卫生部专家较早时透露，中国的爱之病感染 人数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递增。按这一增速计算，中国的爱之病感染人数早已突破百 万大关。地广人多也给当局确诊感染者带来很大的困难。例如，官方去年估计已感染上 爱之病病毒的人数约84万人，但实际上当局真正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只有6万2000人左右 ，其他人都是用流行病学理论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93％的感染者不在当局的掌握 中。中国卫生部12月较早时公布，截至2004年9月份，经检测发现的爱之病病毒阳性者 已增加到8万9000人。如果按93％的感染者没有被发现的比例计算，那在3个月前，中国 感染爱之病病毒的人数已超过120万人。联合国警告，如果中国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爱之病扩散的势头，那么到了2010年，将有1000万中国人感染上这个世纪绝症的病毒。
而对于国内媒体，如2004年12月6日出版的《外滩画报》也在报道中公开了一些更为确 切的数据：“1985年，北京发现了中国首例输入型艾滋病病例，至今共19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几乎是以平均每年30%至40%的速度递增。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公布的数据看，到2003年12月，中国出现了近84万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艾滋病 患者约8万例。这个数字处在亚洲第2位，全球第14位。”
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无论是84万，还是120万，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任何意义上的 掩耳盗铃，都是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极端不负责任。还有，任何封锁媒体的行为，都是一 种致他人于死地的可怕行为。
当然，从另外角度看，公开媒体也应该审视其公信力。如我们在媒体上不难看到这样的 口号，如“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讲或忽略该口号背后 的事实真相，如“到2005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 而不清楚如何实现这一数字，有哪些具体措施和实施步骤。
在并不遥远的历史上，如此口号式的严重警告很多，但多半会口号误国。如“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如“某年内淮河治污达标”，但淮河对沿岸人民的危害和威胁，似乎一年 高过一年。再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长的人们都不能忘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句伟大而响亮口号，仿佛全国人民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实现。后来随着2000年的 慢慢到来，实现“四化”已经没有目的性的意义了，口号慢慢淡化，成为历史。或许， 当时这一口号式的笼统目标早已实现了，或许这个“四化”从来不曾有过，仅仅是在特 定的年代起着晃在马儿眼前的胡萝卜的作用而已。可是眼下对于防治艾滋病这样的传染 病，全民政府应该以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实事求是的措施治病救人，而不 能像强调“实现四化”这样的空泛口号一样警告“如不能有效控制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 者将达到1000万人”。眼下，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如何采取有效控制的措施，只要眼下 控制得力了将来肯定也得力。但如仅仅是口号式的警告，而回避真实的数据和忽视潜在 的威胁，进行掩耳盗铃，未来将不可想象，而且不可救药。
作为非营利民间机构的创办人，胡佳把防治艾滋病等同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对待， 这个国家安全就应该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胡佳当场还说出了一些同样沉重的好消息 ，比如2003年SARS以后中央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增加了，2004年4月6日吴仪公开承 认中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吴仪副总理在避 开地方高官陪同的情况下单独约见了河南78岁高龄的高耀洁医生，听她说真话，讲实情 ；吴仪还亲自看望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张老太太，并承诺“政府不会不管 你们的”。后来，张老太太全家除仅存一个小孙子外，都因病逝去。已经被病魔折磨得 难以忍受的老太太无奈地喊着“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在临死之前还在等待着再见到 一次吴仪副总理，她知道吴仪是个好人。可是，她没有等到那一天，胡佳说，副总理兼 卫生部部长吴仪的这一承诺已经落空。
对于宣传部门和新闻管理部门对媒体反映艾滋病实情的封锁和控制，以及地方政府安全 和治安部门封锁消息的恶劣做法，胡佳忍不住指责他们是在杀人，杀人……很多艾滋病 患者得不到社会援助和社会关怀，得不到及时医治，他所去的很多村子每年都有很多艾 滋病人死去，尤其是有一次走到一个村子里，通过春联可以看出，贴红色春联的是指家 里没有人逝去，而贴紫色春联的是指三年内家里有人去世，更多贴绿色春联的是指家里 刚刚有人去世……
不过，胡佳的痛苦、无奈和烦恼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比如“国保”和安全部门对 他的“特别关照”让他不敢接受，有时候他不能去他要去的地方；每年“特别时候”他 人不能待在北京，只能到外地；有时候他的手机电话已经充值了，可别人给他打电话却 接到“你所拨的手机已停机”的提示语……
不光胡佳，就是对于独立作家笔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北京开会来说，据说都有人“特别关 照着”，而今天律师浦志强甚至开玩笑地说也应该让这些人享受会议特设的“雅座”— —以示尊重。
在一个变态社会，寻找一个常态社会的空间，总是艰难的，律师浦志强正在体验着。安 徽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起诉“为农民说实话、向世界说真话”的《中国农民调查》 作者陈桂隶、春桃名誉侵权一案，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浦志强最近掌握了一个非常有利 的证据：原告张西德花5000元钱收买证人，这一丑闻得以暴露，浦志强律师以书面形式 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正常又不正常的是，却一直没有下文。浦志强说，他希望 打赢这场官司，无论天气如何变化，都应该一如既往，先把自己的官司打好。社会风向 如何变，并不重要，而自己能够把事做好，最重要。
大约是在团拜会进行到时间过半的时候，召集人余世存和刘柠两位作家一直试图把新春 团拜会的气氛调和一下，至少轻松一些，但事实上却没有那么容易，就连我也说了哪能 法院不能叫法院而只能叫“人民法院”的道理，难道有了“人民法院”法院就可以实现 “人民打官司”、“民告官”一律免费？多多少少，我也对当下的变态社会谈出了一点 略显沉重的评论。似乎，大家的话题一下子还不能适应轻松，看来只能这样了。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这就是本 次新春团拜会的轻松主题，在沉重的语境压力下，有点时空交错的味道。由于在场的人 “五、六、七三代都有”（1950、1960、1970年代出生），不少人发出了“时光匆匆， 岁月不饶人”的感慨，尤其是三十多岁的人更为明显，我们已经不是应该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的年龄了，而是已经到了再不做就来不及了的人生关键时刻，做好做不好 ，有结果无结果，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去做，直到坚持最后。
不过，看看身边三十五六岁人的实际生存状态，使我想起《史记》中司马迁对孔老夫子 ——也就是知识分子典型人物的描述，确实有类似的同感：孔子到宋国，在大树下讲习 礼仪，有人想加害他就把大树给砍了；孔子又来到郑国，却又和弟子彼此失散了，他一 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口，郑国人形容他“惶惶如丧家之犬”，也就是说他一副疲惫倒霉 的样子，真像个失去主人家的狗。后来子贡据实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倒是他说我 像只失去主人家的狗，那可真是呵。”我觉得孔子就是伟大，其伟大之处在于对国家清 明、百姓太平有着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执着的态度，不妥协的勇气，真不愧为赤子之 心。
今天，从孔子的人生际遇回到眼下的现实生活来看，知识界五六十年代出生、三四十岁 的自由知识分子，何尝过得不是“失去主人家的狗”的生活，胸膛里何时不是藏着赤子 之心？倡导民主，看到与得到的却是反民主；热爱自由，看到和得到的却又是不自由。 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权利无法实现，掩耳盗铃之类的事端却频频发生。面临如此 种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没有民主和自由这个“主人家”，知识分子的痛 苦就会与日俱增，同样其赤子之心受到的压力更大，所以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 犬。既然孔子能够承认自己“真像”，我们后人会承认自己“不像”吗？即使是条爱国 胜于爱家的狗，也要叫唤几声。中国人民大学新聘教授周星弛不是曾经在《大话西游》 里对着至尊宝的背影说“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哟，样子好像一条狗。”作为一条有灵性 的狗，一条忠实于脚下这片土地的狗，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是难能 可贵的。
其实，自由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是大家背着沉重的历史和 现实包袱，在这么一个复杂的空间、沉重的氛围里挣扎。这就是现实，无法选择，不能 逃避——因为无处可以逃避。
几个小时过去，一度热烈进行着的新春团拜会，慢慢进入终场，曲终人散时，天色已黄昏。
走出这个名为“北京国际航空俱乐部”的主楼大门口，才发现脚下的广场上已经落上了 一层薄薄的亮晶晶的雪影，显示着众多朋友们刚刚度过的，是一段有点白色的柔软时光 ……这白色是令人清醒的，这柔软其实一点也不柔软，而是无比坚硬，无比沉重的。
2004年12月18日夜记于北京六里桥
《观察》首发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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