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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第二次“九评共产党”研讨会2月12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大纪元) | 六四幸存者王超华圣地亚哥九评会演讲
(大纪元记者李健圣地亚哥报道)乙酉年的大年初四，圣地亚哥少有的下起了中雨。可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却非常热烈。圣地亚哥第二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在这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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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亚哥第二次“九评共产党”研讨会2月12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大纪元) |
主办本次活动的是 “告别中共”大联盟、大纪元时报圣地亚哥分社、救援大陆受迫害知识分子协会、救援大陆受迫害人士遗孤协会和圣地亚哥“九评之友”协会等五家单位。到场的嘉宾包括八九学运领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王超华女士，《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吴仁华先生，泛美银团副董事长、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退休教授李瑞木先生。
几十位中西方人士冒雨前来，研讨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几位嘉宾的的精彩演讲发人深省，到场观众也表达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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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学运领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王超华女士在演讲“‘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背后”。(大纪元) |
王超华：“我是警察我怕谁”的背后
王超华女士89年曾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和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对话，是21名被中共通缉的“6．4”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90年她辗转来到美国，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王超华从去年10月重庆万州地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说起，解读被中国统治者层层遮盖住的社会政治现实。
王超华分析，万州事件所反映出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的城乡分治。几十年的城乡分治政策已经在内地的农业大省造成了独特的政治景观。基层政权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地方政权和执法机关越来越互相倚赖，并且形成以地方居民利益为代价的互惠互利关系。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警政一家、警匪一家的情况，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王超华指出，在社会生活高速商业化的地方，沿海、沿江河人口高度密集商业化发展迅猛，基层政权对于辖区内人口的控制大多是经济的管理，而不是直接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警察常常以维持治安等服务市民的正面形象出现，得到城市人口的认同，把威权矛头指向所谓他者和异类。
王超华说，对司法执法机关健康化的打击发生了三次。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是对司法执法机关健康化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不惜控制社会这样一个理念和实践极深的渗进了公检法当中。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1999年对法轮功的打击之后。只要谁被宣布为法轮功成员，被警方抓住，采取任何措施都可以不被追究。
第三个重大打击发生在说胡锦涛上任以后。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从2003年以来，政府的“公权利”进一步被破坏了。
所以到赵紫阳逝世以后，要求和执法者“理论”的做法突然好像失去了可能性。这是最近一次重新加强党的权力取代公权力带来的恶果。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措施将会给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难以弥补的重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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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吴仁华先生在演讲“从赵紫阳之死看中共的残暴制度”。(大纪元) |
吴仁华：从赵紫阳之死看中共的残暴制度
吴仁华先生是北大七七级的学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是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流亡到美国，现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
吴仁华先生说，人们说共产党这个制度残暴，往往指它对体制外人士残暴。其实它对体制内的人也是很残暴的。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为“同志”，可是他被迫害得那么惨。有人说他是“现代张学良”，其实他比张学良还惨。
吴仁华认为，赵紫阳不能算一个民族英雄，他也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受害者，同时他过去本人也是一个参与者。所以赵紫阳他本人是一个悲剧。“我尊重他，只是尊重他在八九年有良知，反对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
吴仁华指出，中共的政治迫害，实际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国的传统都是说指望能出个清官、出个好官。到胡锦涛、温家宝出来的时候，大家又觉得有希望了，甚至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胡温新政。可是赵紫阳的死把这些神话都给戳破了，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中共对赵紫阳的迫害非常残酷，连封建王朝都做不出来。所以对共产党与时俱进词的理解应该是：统治的手段改变了，更现代化了，更专业化了，更精致了，包括对法轮功的打压，对媒体的封压，对国际网路服务的封杀，对政治异议人士的监控，在卑鄙手段和方式上与时俱进了，器材更先进了，然后人员的素质更专业化了。从本质上看没有改变。
吴仁华先生以大量例证证明，中共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就像一台绞肉机一样，逼着你去整人。吴先生说，“我读了从《二十四史》一直到《清史稿》，我没看到像共产党这么残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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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美银团副董事长、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在演讲“中国股市交易黑幕揭密”。(大纪元) |
草庵居士：中国股市交易黑幕揭密
草庵居士是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圣地亚哥第一次九评研讨会他就作为嘉宾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草庵居士说，“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股市是2200多点。我就跟国内的朋友讲，你们这个股市超不过五年，就要跌到800点。他们当时说，‘你是不是美国特务到中国来搞乱中国的经济秩序？’”
每次当股市发展得不好了，中央政府就有利好消息出来了。去年出来的利好消息也很多，其中第一条就是“郭九条”出来了。“郭九条”就是九项规定支持股市的。结果“郭九条”出来之后，股市暴跌200点。政府一看这样降不行啊，已经降到1370多点了。所以就赶紧推出一项规定，就是“银行基金入市”。后来又降低交易税，这样几次下来，股市从2200点降到1100点，实际相当于以前的600点。到了什么状态呢？中国的股民投入的资金已经损失了50%以上。
中国最高法院新公布一项规定：“禁止股民和中国百姓状告证监会，禁止控告股票市场和证券公司。”这项文件已经下发一个月了，因为有位股民状告证监会，有上万名股民联名签字。结果现在禁止控告，所以各地都不得受理。
草庵居士最后说，我们谈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现状，“我觉得在经济上也要好好揭露它。股民现在亏这么多这么惨，美国这个股市跌到7000点时股民差点把这个政府推翻了。现在股民亏一半以上很多，可是这些股民还是没有一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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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退休教授李瑞木先生在演讲“一个海外台湾人对‘九评共产党’的看法”。(大纪元) |
李瑞木：一个海外台湾人对“九评共产党”的看法
李瑞木先生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的退休心理学教授，对政治、社会、宗教、教育、医学、电脑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
李瑞木说，自从大纪元刊载“九评共产党”后，一时风起云涌，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但是，台美人除了美东王能祥以外，似乎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隔岸观火、“站高山看马相踢”，很少积极参加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其实，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台湾人的切身问题，更是全人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中国，也会连带地影响到台湾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及人民的福利，更会对整个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安定、及人类的幸福，造成莫大的损害。
李瑞木指出，反共应该是台湾蓝绿两阵营的共同利基。不论台湾将来是独立或与中国统一，台湾都不可能与中国“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对台湾肯定都只有百益而无一害。
李瑞木呼吁，台湾蓝绿两阵营都应该重视“九评共产党”，让台湾人尤其是年青人及一百多万台商人手一册(或磁盘片)“九评共产党”。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比登天还难，其实，目前海外正义力量十分强大，套二句毛语录真可算“革命情势一片大好”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的败亡，是历史的应然、世界的潮流，也是指日可待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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