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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昕(中)和六四伤残人士齐智勇(左)、庞梅清(右)合影。(图片由赵昕提供) | 【专访】赵昕获释谈外界声援营救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赵昕先生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关押之后，已被释放回家。大纪元记者辛菲3月30日采访了赵昕先生。赵昕先生谈了被关押原委，并向海内外关心和为他呼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同时指出外界呼吁声援的重要性，他说，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好的。
赵昕先生表示，他出来后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营救所有的这些在押人员。他认为，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
赵昕，37岁，云南昭通人，长春大学中文系学生。89民运期间是天安门广场“外高联”领导成员。98组党期间，是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始人成员。
赵紫阳先生去世后，赵昕积极组织多方人士，上百人之多，准备一同上赵紫阳家悼念，遭警方阻止，未能成行。而后他依据法律，要求游行示威，以示抗议，也被当局拒绝。 在被警方带走前，他一直被软禁在家，从1月19日凌晨起失去人身自由，直到3月24日晚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
下面是采访实录：
记者：赵先生，您好，祝贺您获得自由，大家听说您被释放回家，都放心了。
赵昕先生：谢谢你，辛菲小姐，谢谢大家。1月21日下午5点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警察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你打完电话没多久，他们就把我手机拿走了。那是我出来之前最后一个电话了。
记者：是的。后来有别的媒体的朋友找我要您的电话，他们说打过去已经联系不上您了。
赵昕先生：是的。一直到现在，有两个多月了，跟外界都无法联系。
记者：海内外人士对您的事情非常关注，不断地在呼吁声援。
赵昕先生：我非常感谢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呼吁。要是没有大家的共同呼吁，我是很难出来的。我在里面有很深的感受，他们对我的态度上有很多转弯的时候。
记者：他们主要是以什么理由关押您的呢？
赵昕先生：他们跟我谈了四个方面：1。赵紫阳的这个事情，我们那时申请游行。他们说我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我问他们要判几年。他们说：你甭管几年，到时候判你不一定以这个罪，我们可以找其它的罪名，比如：涉嫌资助非法组织，涉嫌接受非法组织资助，等等。
2。还查了经济上的，他们把我在哪个公司工作，什么关系背景，以及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都一一调查，他们以为是国内有谁资助我了，谁给我钱了。其实是我对朋友们的接济，纯粹是我个人的工资高一点，再加上平时省一些。大家都是同道的难友，我觉得应该帮忙。
3。还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4。他们还在我家里查出几百人的名单，看我跟海内外的各种联系，包括我给海外寄的国内需要救助的人的资料。
基本上主要是查这些方面，他们能想到的都查，就是想尽力罗织罪名，最后还是没有查出什么证据，所以就放我出来了。
记者：您可否讲讲被关押的大致过程，包括您提到的他们态度的转变？这样也许可以对营救更多的中国良心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赵昕先生：好的。1月21日，他们把我带到了苍平的一个商务会馆，在那里被软禁起来了，整个24小时轮班看着我，没有任何自由，电话也被收走了。
后来，快过年的时候，有些警察回不了家。他们有的有太太，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有个警察的孩子才5岁，发高烧，也回不了家。考虑到他们也要过年，我就从2月1日开始绝食，向他们提出要求，要么把我和这些警察一起放回家，要么把警察放回家，把我送到看守所，别影响别人过年。
绝食第三天的时候，2月3日，下午3点钟左右，他们把我拉到北京市看守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我刑事拘留了。在此期间，他们几乎每天提审我。
他们很奇怪我的状态，看我入监等搜查身体的时候，我还在哼着歌，有个警官问我：别人进来都害怕紧张，你怎么会这样？我说：我非常坦然，我也没犯任何罪，而且我坚信肯定会放我出去的。他们说那不一定。我说：不管一定不一定，哪怕判我死刑，我也非常坦然，我心安理得，我觉得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后来和警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因为他们在调查我的过程中，也看了我写的文章，包括我做的事，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尊敬。
审讯的过程中，我很清醒的感觉到刚开始，他们想方设法地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后来我出来才知道，在刑拘我的当天，他们还到我家搜查，抄走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很多东西，还有通讯录，笔记本，我写的一些诗、文章，都被搜走了。他们刚开始确实是想把我整个查个底清，感觉到好象是中共想治我一下。
但是，查不出什么，预审处的官员就急了，又换了一个人过来查我，我所谓的“作案”的时间、地点、工具、过程、结果、动机、目的，想方设法想罗织罪名，但是他们还是查不出什么东西。
后来，我被改为监视居住的时候，预审处的警官对我说：赵昕，别得意，我们还要继续对你审查，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抓回来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好象没有为党国立下功勋，觉得特遗憾。他们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的恨。
他们跟我讲，对我最恨的就是1月20日，我们就已经把游行示威申请书上网了，网上满天飞，23日在计划游行处的出发点，清华西门，据他们说，聚了很多人，他们说：赵昕，你知道吗，你差点闯下大祸。我说：什么大祸？他说，23日早上，清华西门聚集了大量的人，后来他们派了好多好多的警察去，现场还抓了几个人，我后来出来听说，胡佳现场就被抓了，好象还有几个朋友，在现场也被带走了。他们觉得，要不是那么多警察去打压的话，那游行示威就成了，就要闯出大祸来了。
后来，他们报请检察院逮捕我，检察院没有批捕。3月6日凌晨，我都睡着了，他们把我叫醒，把我带到离河北非常近的一个很偏僻的荒废的村子，设施条件非常糟糕，但对我非常“关照”，整个房子，所有的门脚角落全都包上棉絮，就怕我自杀。后来他们还特意安上了监视器，24小时对我监控，两个人站在离我30公分之内，就那么时刻地盯着我，包括上厕所，洗澡，都在旁边盯着。
虽然不是监狱，但完全失去自由，而且比在监狱还难受。监狱里，好歹还可以走动，还可以跟别人聊天，他们也不跟我聊天，随时随地盯着我，非常难受。吃的伙食也是很糟糕。
我天天就人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跟他们抗争。经过不断争取，他们原来只允许我坐在床上，后来可以允许我出外面的房子散散步。争取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他们又给我买报纸，几天买一次，还给我水果吃，每天给个苹果。
我就不断地争取，我说：你们这是违法的。我这个监视居住按道理应该回家，我要见我的太太和律师。他们就说；好，我们转达。
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可以把你关押一年半。后来我才明白，监视居住半年，取保候审一年，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整个过程，我确确实实感到海内外的朋友对我呼吁比较多，他们说：赵昕，你怎么在海外认识那么多人哪。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到肯定是海外有很多朋友为我呼吁。
到最后，我逐渐感到他们也是因为压力的缘故，本来可以关我一年半，最后还是放我出来了。
记者：什么时候放的呢？
赵昕先生：3月24日晚上11点，前后加起来共关押我两个月零三天，现在是取保候审，之前是监视居住。后来把我带到派出所办手续的时候，突然又办取保候审。3月6日带我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办了监视居住，我问他们：以前我办的监视居住就不生效了？他们说：可以这么理解。
记者：那现在是取保候审，对您有什么限制呢？
赵昕先生：在中国，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给我写的理由是：还是要继续审查，所以就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出家门都要申请。取保候审，离开本地需要申请。
他们随时随地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民警、保安随时监视，电话监听。
记者：通过您的经历，您觉得国内外的朋友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吧？
赵昕先生：是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确确实实是这样。对政府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压力，那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更加随心所欲了。如果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他们就会有所收敛，对国际观瞻还是有些顾忌的。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在呼吁营救，不知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说的吗？
赵昕先生：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听说胡佳先生他们为了在一起商量怎么营救我，还被警察打了一顿，我心情就特别沉重。后来又听说，严正学被法警打了一顿，还关在笼子里游街，我非常愤怒，这简直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我出来后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为营救张林、郑贻春、师涛先生等，还有其他的所有被关押的良心犯、法轮功学员，积极努力，尽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机会出来。
记者：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在外面呼吁、海外媒体暴光，会给在押人员带来更大的压力，您怎么看这个想法呢？
赵昕先生：可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清华大学的，91、92年关在东北的监狱里，我和其他朋友为他做了很多努力和呼吁，后来他出来后，我跟他讲起外面的呼吁，他说：你们瞎折腾，我们在里面吃的苦更多。当时确确实实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很难理解。
根据我的经验，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份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越是积极地呼吁和救援，对里面的人越好。
另外，象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说，89年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确实也是想把牢底坐穿，但那时很年轻，思想也不成熟，心理上也很有压力、在里面着急、焦虑，但象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思考，确实想得很透，明白了：要想真正地坚守良知，维护正义，不仅血要热，头脑要冷静，骨头要硬，并且还要有宽大的心胸，还得有一种真挚的爱。
在这么一个腐败专制的社会，对坚守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监狱恐怕是我们唯一适当的去处了。监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份了，所以，我这次进去心态也比较好，跟大家有说有笑的。看守的人问我：你为什么睡觉总笑？我说：是吗？我只知道有一次睡觉梦见我儿子，笑醒了，其它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老笑。
同时，每天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我都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跟他们不断争取、交涉，确实有效果。
这又回到您刚才问的问题，据我所知，对绝大多数非法关押的中国良心犯来说，其实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象我们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的积极抗争，我们本身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一直在争取合法抗争的信念。对我们来说，宪法高于其它国内法，同样，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法也高于中国国内法。我们认为我们无罪，我们也没有违法，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经得住考验的，所以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往外不断讲、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其实对我们只有益，没有害。
记者：呼吁声援本身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的方式。
赵昕先生：对，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互联网还没有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被抓起来，判了很重的刑，包括89年、91年，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红色恐怖的时候，很多很优秀的朋友继续坚持斗争，百折不挠地进行抗争，努力地付出，但被抓去判了重刑，可是由于外面知道得非常少，外界的报导和宣传非常少，对他们的关心和救援也非常少，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地苦难。呼吁对于他们非常重要。
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心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积极地抗争，才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效果。
而且大家一定要团结，齐心协力。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求大同存小异，搁置分歧和争议，把当前做的大事做好，以此唤醒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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