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 贫穷的川中丘陵农村，有我的老家。我儿时的辛酸和欢乐梦幻，我乡村教师十年耕耘过的地块，因1989年的政治迫害而被迫迁徙，现在似乎在遥远着。但那泥土的味道和亲邻情愫，醇而不腻，要来弥漫我心房。 最难忘是那似秋而凉的夜空中六颗星一般照亮我生命夜空的三双眼睛，一双属于我九十岁的老祖父，一双属于我近于九十岁的祖母，另一双属于一个曾经幻想过秘密抗争的苦人。 李闯王和张献忠的农民革命、朱氏大明和爱新觉罗氏大清的政权更替及恶劣后果，是数百年前我祖先自湖广迁徙现址的唯一原因，自此以降，我们聚族而居，这些文字，至今铭刻在我宗族祠堂改作的小学校的破旧木壁上。那个曾经涉足秘密抗争的苦人，按辈行和我老祖父并列，书面的称呼该是叔祖吧。 叔祖是毛泽东乱革文化命时代我们家族中第一位初中毕业生，似乎也参加过红卫兵，今年四十多岁。印象中的他是一个穿整洁蓝服装戴毛主席像章的青春少年。回家作农民后仍爱看书，快乐而使人亲近。后来又学木匠，四处修房造屋；鼓吹自由恋爱，反对买卖婚姻；还给报社投稿，得到退稿、一大堆鼓励信和免费的文学书籍。然后结婚生子。 1988年外出打工，回来时一双手臂几乎全没了，人缩小了几圈，身高矮了一大截，面色腊黄或仓白，唯有眼睛活动而怯怯，村人叫他“冬瓜人”。 我以为这叫法固然形象，但于他悲苦的命运和悲苦的心并无概括力，因此缘故和便于叙述，我以“苦人”称。 这时的苦人的一双儿女为八岁、五岁，为他洗脸，拾掇屁股、裤带，他妻子悲极、苦极，离家出走五日而回，据她自己说是这五日她以泪洗面，最后忍不下狠心丢弃这三条相亲相爱过的命啊。亲兄弟们感动不已，剜衣角凑了几千元钱让她把儿女拉扯着。 后来，苦人经过极苦痛的挣扎，日常生活能基本自理，还能挑半担粪水上坡地浇灌庄稼。 关于苦人失去一双手臂的传说，有两种版本：一种来自他亲属和乡邻，说他在去打工的路上发了神经，因而去卧轨轧没了双臂。另一种版本来自我母亲，她听苦人说因为他曾经参加了一个什么秘密的团体而被怀疑被追杀而被迫跳火车逃命，火车开动轧没了双臂，还好捡回半条性命。他眼睛还怯怯，还担心有人还要来灭口夺命。他如此告诉我母亲或其他真关心他的人，他的亲兄弟们就发狠吼骂他又发神经。 我听说这些的时间是1989年夏末，我参加了那年的学运并是小城的头领正被清理和等待被分配工作。 1989年后，我继续从事人权民运活动遭到不断的传讯、关押和抄家，连我曾经居住过的老家也被查搜并因此小有名声。而在那老家，就有了那三双眼睛如秋而凉的夜空中六颗星一般照亮我生命的夜行，其中的两颗，正属于苦人。 回老家，必经苦人家的竹林，他定亲自为我斥骂、驱赶恶犬，他定要我留步言说。他的言语和全身都显现出对我的关爱、敬意和期待。他抽烟，我一定在路上买好香烟，替他插进嘴里，替他点着火。这时，老实说，他身上有一种恶劣的味儿让我难以忍受。我忍受着，我尽最大努力给他讲我信奉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抗争方式。我知道，他以为这未必有效，但我只能做到这些；我知道，他最为我担心。 今年正月初三，我携儿子回老家。他老远就看见我，好像是有意在等我回来和经过他的竹林。他为我斥骂、驱赶恶犬，要我留步言说： “那些疯狗打电话到村上查你有没有回老家，每天有什么活动？” 他是说国安或派出所的人打电话到村委会调查我的行踪。 我安慰和感谢着他，同时想起鬼子进村和共产党的干部想要抓超生子女的农民的预警。 他还说起他早年的事。 那是1972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又不亲密了的战友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他开始思考并臆想应该有新的伟人诞生。后来在行走江湖中偶然结识一个想改变中国命运的极秘密组织。他说他只参加了几次极边缘极外围的活动，都是不认识的人。说是要极守秘密，极听指挥，叫干什么就必须干什么。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说他吓得都忘掉，都不记得了。他说他很恐惧，他不再和他们联系。再后来他外出时总感觉到死亡和危险的影子与脚步声。他蛰居不出门数年，以为没有问题了。1988年，他、他弟弟和几个老乡远行新疆打工，死亡和危险的影子与脚步追来了……他跳下火车，火车开动，他冲过去，火车飞驰他失去了双臂，还好捡回半条性命……他弟弟站在我俩旁边，今天，他没有吼骂他又发神经。 他述说着他的无辜，他说他连门坎也没有迈进。我心想他是一个幻想秘密抗争并成为其牺牲品的苦人。 他除了担心我，还担心他已20岁曾经作过我的学生而在外打工对社会时有怨言的儿子。我建议他转告曾经作过我的学生的他儿子，绝不要卷进什么秘密什么暴力中去，不管什么名号的秘密和暴力。 我再和他讲了一些“人权”与“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以及甘地、曼德拉、哈维尔的闲话。近晌午时，我和儿子向老屋走去。我感觉那时我正行走于秋而凉的夜路上，夜空中两颗星星，那是他的一双眼睛照我前行。 我无法停止我行走于追求人权民主的道路上的脚步，我不能或不必要预算危险的时空区间，我无法选择“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抗争道路以外的其它方式来促进社会和平、渐进的转型，我们能且只能肩扛只书写“人”字的旗帜在这虚妄的世界里发出真实的、有良知的、一点点人的声音。这是我从苦人秘密抗争的悲剧命运中找到的唯一的最真实的回音。 再谈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反AB团”、“反托派”、“新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十来次“党内路线斗争”已显多余，但未来的某些政治力量的可能秘密方式所要引出的冤枉、荒谬，必不会与之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勃勃兴旺也罢，虚妄无痕也罢，可怜路上铺满太多太多苦人们的器官和冤魂。 ──《观察》首发
